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的地位,大力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武裝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頭腦,批判各種錯誤思想和陳舊落后的傳統觀念,是保持正確的政治方向,防止黨變質和國家改變顏色的根本保證。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和研究一貫是很重視的。遠的不說,就說他晚年的情況。他不顧年邁體弱仍進行理論問題研究,寫出了《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1950)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1952)等重要著作。根據謝皮洛夫的回憶,1952年斯大林對他說,現在我們正在考慮在經濟方面采取重大措施,而要在真正科學的基礎上進行經濟改革,必須使干部和青年懂得真正的政治經濟學。斯大林要求謝皮洛夫牽頭編一本供干部和青年學習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強調指出,“現在情況就是這樣:除非我們在科學的基礎上培養出我們的干部、我們的工人、我們的經濟工作者和勞動者來,不然我們就要滅亡。歷史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這里斯大林強調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實踐,把這個問題提到關系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來認識。
1953年3月,斯大林在他逝世前一兩天對剛當選為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的切斯諾科夫說:
你們應當在最近就抓進一步發展理論的問題。我們可能會在經濟方面出一些錯。但是不管怎么樣我們能夠糾正過來。如果我們在理論上出了錯,那么就會斷送整個事業。沒有理論,我們就會死亡,死亡,死亡!……
這大概是斯大林生前最后一次發出的語重心長的告誡。
列寧有一句名言: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是列寧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并用以指導革命實踐的結果。同樣,斯大林也十分重視理論的指導作用,他繼承和發展了列寧的思想,結合實際解決了一系列理論問題,保證了蘇聯的建設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并取得重大勝利。蘇聯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領導人列寧和斯大林既是革命家,又是大思想家和大理論家。
斯大林逝世后,情況發生了變化。登上領導崗位的是一些從事實際工作的人,他們原先或者做行政工作,或者做技術工作,文化水平不高,理論知識和修養很差。第三代領導人赫魯曉夫是一個連拼寫法還沒有完全學會的半文盲。作為第四代領導人的勃列日涅夫沒有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文化水平也不高,盡管有較多的實際工作經驗,但是缺乏理論知識,更談不上有什么理論修養。而對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來說,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并將其用來指導自己的工作,是一個基本的要求,否則他就無法把握住正確的方向,有可能把黨和國家引導到邪路上去。
勃列日涅夫在他患病前曾坦率地承認自己理論水平不高。根據布爾拉茨基的回憶,1965年勃列日涅夫在討論紀念衛國戰爭勝利20周年的報告初稿時說:“我很難弄明白這一切。坦率地說,我不是搞這方面工作的。我的強項是做組織工作和了解人的心理。”他強調自己是一個組織者,不是理論家。而根據阿爾巴托夫的回憶,勃列日涅夫對自己的助手們說:“寫簡單點,不要把我寫成一個理論家,否則,不管怎么樣,誰也不會相信這是我寫的,他們將會嘲笑我的。”他常把復雜的、獨出心裁的段落勾掉,有時甚至要求刪去引自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話,并解釋說:“有誰會相信我讀過馬克思著作呢?”他承認自己理論上不行,承認沒有讀過馬克思的書,這與那些以理論家自居、把秘書和智囊提供的東西說成自己的“新發現”并加以炫耀的人相比,顯得比較誠實。但是他似乎沒有認識到這是自己的一個重大缺欠,沒有想到如果不設法加以彌補,他將是一個不合格的和不稱職的領導人,會產生極其嚴重的后果。
當然,不能要求勃列日涅夫那樣的人成為像列寧和斯大林那樣的理論家。但是如果他能認識到理論的重要性,加強學習,總是會有一些提高的??墒撬粣蹖W習,對理論缺乏興趣,幾乎不讀書。葛羅米柯在《值得記憶的事》一書里提到這樣一件事:“記得在莫斯科附近的療養院休養時,我給他介紹了一本關于列奧納多·達·芬奇的生平的書,甚至把書給了他。他答應讀它。但是兩個星期后把書還給了我,說:‘這本書我沒有讀。而且我已完全沒有讀書的習慣了。’”也許有人會說,他工作忙,抽不出學習理論的時間。確實,他要參加許多會議,出席形形色色的慶典,會見各種各樣的人,工作很忙??墒撬麉s有充分時間去參加各種并不一定需要參加的應酬,而且把很多時間和精力花在打獵、開汽車兜風和其他活動上,而不把這些時間用來讀書學習。當年斯大林日理萬機,大概不會比他清閑,然而每天仍抽出時間讀幾百頁的書。問題在于勃列日涅夫認識不到加強學習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的重要性。
以列寧為首的第一代領導人大多自己親自寫文章和報告。斯大林繼承了這個傳統,如同莫洛托夫所說的那樣,無論是講話、文章、報告還是命令,都自己動手,沒有人替他寫,并且“他有自己的一種特殊的文字風格,同誰也混淆不了”。當然,不一定要求后來的領導人都完全像斯大林那樣做,有的必不可少的應酬的東西和不大重要的講話可以讓秘書起草,但是重要的報告和文章必須親自動手,因為這不只是做文字表達工作,而且是認真學習思考和深入調查研究的過程,這對領導人來說是很必要的。后來列寧和斯大林的傳統遭到了破壞。
曾在蘇聯解體后擔任過接收和保管蘇共中央和克格勃檔案委員會主席的沃爾科戈諾夫曾這樣說過:除了列寧和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外,后來的領袖人物實際上自己什么也不寫。我在各種檔案館里見過大量文件,這些文件似乎是屬于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其他領袖的。我之所以說“似乎”,是因為所有這些人只是現成的報告、講話、發言等等的“宣讀者”,除了千篇一律的批示以及在便條、臺歷、筆記本上的一些不大通順的記載外,自己實際上什么也不寫。
赫魯曉夫大概只留下一些帶有拼寫錯誤的批示和由他口授別人記錄的東西。勃列日涅夫除批示外,還留下了不少工作筆記,這就是他的全部“創作”。他的數不清的報告、講話、發言、祝詞、賀電等等,都是由別人捉刀代筆的。上面說過,到了晚期,就連簡短的談話也要事先由別人替他寫好,由他宣讀。為了給他提供這項服務,設立了一個以他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擔任州委書記時的老部下楚卡諾夫為首的私人秘書班子。到60年代末,參加這個班子的助手、秘書和顧問已達到20多人,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的老友戈利科夫,蘇共中央科學部部長特拉佩茲尼科夫,總書記助理亞歷山大羅夫-阿根托夫,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伊諾澤姆采夫,美國和加拿大所所長阿爾巴托夫,蘇共中央國際部副部長扎格拉金,蘇共中央有關部門的專家組組長鮑文、希什林和佩切涅夫等。這些人根據需要起草各種文件,然后送交勃列日涅夫審定。布爾拉茨基在參加討論紀念衛國戰爭20周年的報告時發現,勃列日涅夫很不喜歡自己閱讀,更不喜歡寫東西,所有材料以及給他寫的講話和報告他都要讓別人讀給他聽。在這方面與赫魯曉夫有所不同,后者在給他準備發言稿前都要口授一些原則性的想法,而勃列日涅夫從來不這樣做。而到了后期,這位總書記更不自己閱讀了,全讓別人朗讀,他半躺在安樂椅里聽著,有時打起瞌睡來。這樣產生出來的文件全以勃列日涅夫的名義發表,然后收集起來編成文集,以《遵循列寧主義方針》的書名前后共出版了九卷,大量發行,供全黨全國人民學習。其中的某些“警句”成為口號,被制成廣告式宣傳牌,裝飾著城市的建筑物。有兩句曾廣泛流傳的口號(“經濟應當是節約的!”和“我們走上了這條道路,就不會改變!”)出自寫作班子里的鮑文的筆下。根據佩切涅夫回憶,鮑文每逢情緒好的時候,喜歡指著勃列日涅夫的那些綠色封面的多卷本著作說:“蘇聯人民每到晚上在城市的宣傳廣告牌上看到的不是他的,而是我的口號!”鮑文在這里提出了著作權問題。看來,為了解決在這個問題上的爭執,需要通過立法規定誰是作者。
參加寫作班子的人員盡管都是各個部門的專家學者,有比較扎實的理論知識和較強的寫作能力,但是他們不是領導人和決策者,不了解全面情況,缺乏提出新問題和新觀點的膽識。他們或者只是把上面的原則性指示敷衍成文,或者揣度上面的意圖而進行編造,寫出來的東西四平八穩,缺乏個性和創見。由于他們的觀點和意見并不一致,最后的定稿往往是經過爭論而達成妥協的東西(這一點后面還要談到)。時間長了,公式化的傾向愈來愈嚴重,如同我們中國人常說的那樣,八股氣愈來愈濃,空話、套話、大話、假話連篇,敗壞了文風。與此同時,某些專家學者受各種思潮的影響,有時把一些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作為“新發現”奉獻給領導,這些東西經領導同意寫入各種報告和其他文件,成為指示或指導思想。這樣做,問題就更大了。
勃列日涅夫大概由于知道自己在理論上不行,便在意識形態方面依靠蘇斯洛夫。當然,他同時也離不開他身邊的助手、秘書和顧問們。這些人就思想觀點來說,大致可分為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統派和崇奉西方民主自由的自由派。屬于前者的有戈利科夫、特拉佩茲尼科夫等人,后者的主要代表是伊諾澤姆采夫、阿爾巴托夫、鮑文等人。他們之間經常發生爭論。勃列日涅夫由于缺乏理論知識和理論修養,遇事缺乏主見,于是這兩派便像阿爾巴托夫所說的那樣,展開了爭取勃列日涅夫的“心”的斗爭,而勃列日涅夫則像謝馬諾夫所說的那樣,開始“蕩秋千”,向一邊邁出一步,緊接著又向另一邊邁出同樣的一步。他不喜歡爭論,認為不同意見的爭論會影響團結和穩定,總是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調和矛盾,甚至在重大的原則問題上也和稀泥,像列寧所說的那樣,“用模棱兩可的話來回避論爭”。結果不僅問題得不到正確解決,而且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亂。
勃列日涅夫是在蘇聯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關頭出任最高領導人的。從國內來說,蘇維埃國家已經走過了將近半個世紀的發展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時也犯過錯誤,積累了不少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需要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進行認真的總結,發揚成績,糾正缺點和錯誤。同時由于形勢的發展,尤其是由于科技革命的興起,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同樣需要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做認真的分析研究,明確今后的發展方向,制訂出與新的形勢相適應的戰略計劃。也就是說,為了保證此后國家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健康發展和實現長治久安,迫切需要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為了做到這一點,必須組織全黨認真學習和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努力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力求學會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研究新情況和新問題。可惜的是,勃列日涅夫由于對理論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未能這樣做。
1969年12月17日,在斯大林90歲誕辰前幾天,勃列日涅夫利用最高蘇維埃會議中間休息時間召集政治局委員開會,討論《真理報》要不要發表已準備好的紀念文章問題。當時多數高級干部對斯大林的功績是肯定的,因此提出反對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和進行重新評價的問題會得到廣泛的支持。這對正確解決這一重要問題是有利的??墒遣腥漳驌u擺不定,勉強同意發表紀念文章,強調要用“平靜的語氣”,實際上是不同意觀點鮮明地提出這個重大的原則問題,當然更不同意展開討論以求得共識。
這種回避矛盾的態度,使之錯過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有利時機。在這之后,勃列日涅夫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繼續采取回避態度,既不主張進一步進行批判,也不為他恢復名譽,而是把問題擱置起來。這樣做雖然避免了許多“麻煩”,表面上求得了一時的太平,但是產生了一系列嚴重的后果。首先,由于沒有通過討論澄清各種事實和駁斥各種誣蔑不實之詞,使得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造謠攻擊仍有相當大的市場和影響,國內外敵對勢力繼續將其利用來進行反社會主義宣傳,這對動搖一部分人的社會主義信念起了一定作用。其次,由于沒有通過深入研究和討論肯定斯大林正確的東西,就不能理直氣壯地加以堅持;同樣,由于沒有通過深入研究和討論認清斯大林的錯誤和產生這些錯誤的根源,明確斯大林建立的各項制度的不足和缺陷,就不能認識到進行改革的必要性和明確改革什么。這對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都是很不利的。此外,還應該指出一點,中蘇兩黨之間的分歧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赫魯曉夫全面否定斯大林造成的。如果蘇共能對斯大林做出全面和正確的評價,那么這就會有助于縮小和消除中蘇兩黨的分歧,加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遺憾的是,勃列日涅夫沒有這樣做。
勃列日涅夫沒有他自己明確的政治綱領。他大概只反對赫魯曉夫的主觀主義和唯意志論以及魯莽輕率的表現,如上所述,糾正了赫魯曉夫把黨組織分為工業黨和農業黨以及硬性規定干部按比例定期輪換等做法,而對赫魯曉夫重大政治錯誤和理論錯誤,或者由于認識不到糾正這些錯誤的重要性和怕引起爭論而加以回避,例如像前面所說的那樣,對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做法就采取這樣的態度;或者由于理論水平低,劃不清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修正主義的界限,同時受周圍的自由派人士的影響,把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上宣揚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以及提出的“全民國家”和“全民黨”的錯誤觀點基本上接受了下來,并提出要繼續將其作為指導思想。
從人類發展的歷史來看,無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奪取政權,僅僅只為建設社會主義和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創造了前提,僅僅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此后的路很長很長,還存在著尖銳復雜的斗爭,還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勃列日涅夫對實現共產主義的艱巨性和長期性同樣缺乏認識。究其原因:首先,他對共產主義事業可能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其次,他未能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分析蘇聯的現狀,結果他對蘇聯當時的社會的描述不符合實際情況,沒有看到還存在嚴重的階級斗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誠然,當時舊的剝削階級已經消滅了,社會成分發生了變化,但是這并不說明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已不存在了,無產階級專政可以不要了。實際上,階級對立依然存在,階級矛盾仍相當尖銳,階級斗爭一直在進行,只不過發生了新的變化、具有新的特點和采取新的形式而已。
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形成了一個特權階層,這些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大搞特權,肆意揮霍國家錢財,嚴重脫離廣大人民群眾,逐漸站到了人民群眾的對立面。其中有的人貪污盜竊,把國家財產據為己有,把他們領導的企業和農業變為私有領地,勾結社會上的犯罪分子進行非法的生產活動和商業活動,獲取非法的超額利潤,實際上成為新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與廣大勞動人民之間的斗爭是一場嚴重的階級斗爭,是勃列日涅夫時期階級斗爭的重要內容。大批黨政干部腐化變質,充當了資產階級的代理人,成為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的主要力量,這是階級斗爭的一個新特點。就是這些人最后埋葬了蘇聯社會主義制度。
……
以上所述可以歸納為兩點。
第一,蘇聯領導人由于沒有很好理解和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沒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蘇聯國內外形勢,因而對形勢做了錯誤估計,未能制定出切合實際的方針政策。他們空喊一些空洞的漂亮口號,自欺欺人,不思進取,錯過了改革的時機。一方面沒有及時進行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以致政權機構愈來愈臃腫,干部愈來愈脫離群眾;另一方面沒有根據形勢的變化進一步進行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使得整個經濟開始失去活力,發展速度減慢。同時未能采取有力措施解決一系列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結果人民群眾的不滿情緒有所蔓延。更嚴重的是,沒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火眼金睛識破體制內部的復辟勢力并給以有力的打擊。這樣就使整個國家在出現短時間的積極向上的發展勢頭后重新陷入了深刻的危機。
第二,沒有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銳利的思想武器批判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思想,沒有深刻揭露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階級本質和虛偽性,在與國內外敵對勢力進行的思想斗爭中打了敗仗,結果是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和受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吸引的人愈來愈多,而相信社會主義的人日漸減少。這為復辟資本主義準備了思想基礎和群眾基礎。無怪乎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才兩年多,戈爾巴喬夫登高一呼,就有萬眾相隨,蘇聯這座宏偉的社會主義大廈很快就倒塌了。這是一個極其深刻的歷史教訓。從中可以看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集團,尤其是它的最高領導人,懂不懂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不是真正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是關系到國家的前途和生死存亡的另一個重大問題。
在2006年紀念勃列日涅夫百歲誕辰時,不少俄羅斯人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一時顯得那么強大和堅不可摧的蘇聯會在他去世后的短時間內迅速瓦解?毫無疑問,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既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也給國家的覆滅埋下了禍根。問題主要出在內部,出在蘇共黨內。事實說明,蘇聯沒有被外部敵人進行的熱戰和“冷戰”打垮,卻垮在隱藏在內部的敵人的叛賣上,而這種叛賣活動之所以得逞,原因在于蘇共領導集團方針政策上的失誤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喪失了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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