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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來，全盤西化派們一提到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總是慨嘆其被斯大林結束得過早了，甚至，他們聲稱列寧生前從未想過要結束它。由此，全盤西化派們“論證”出了一個謊言，那就是斯大林背叛了列寧的所謂“政治遺產”，因而“斯大林體制”這個影響新中國深遠的“計劃經濟怪物”，從降生開始就是錯誤的。進而，這些全盤西化派知識分子又進一步指責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說什么這是在斯大林犯下的錯誤誤導之下的更進一步的錯誤。近日，一位極有分量的高齡的全盤西化派的舊文又被重炒，他的文中再次祭出了上述陳詞濫調，借攻擊列寧-斯大林體制的僵化來否定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從而販賣焦慮，說什么“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臆想將改革引入歧途。有鑒于此，特別發布吳恩遠教授《關于列寧-斯大林體制》一文，從根上揭穿全盤西化派的這一謊言。

蘇共二十大以后，赫魯曉夫開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先河。赫魯曉夫問道：“在列寧死后，我黨各種神圣的列寧主義原則是否也得到遵守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所以赫魯曉夫號召：“要猛烈地批判斯大林在世時廣泛推行個人崇拜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完全違背馬列主義精神的不良現象。”不是說斯大林沒有錯誤，也不是說斯大林的錯誤不可以批判，但赫魯曉夫在此幌子下，開啟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先河。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在這方面繼承了赫魯曉夫的衣缽，他自稱是“蘇共二十大的產兒”，也號召猛烈地批判斯大林。不僅如此，他比赫魯曉夫走得更遠，開始全盤否定斯大林體制。當時在蘇聯學界形成一種看法：認為斯大林在經濟上違背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在政治上背離了列寧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從而把斯大林時期的體制與列寧的理論對立起來。斯大林體制被說成是“粗魯的、兵營式的社會主義”“封建的社會主義”等。認為這個體制在經濟上留下的是一份“極其沉重的遺產：荒蕪破落的農村、農業和加工工業”；政治上則是“極權的、專橫的一黨官僚體制”。所以，戈爾巴喬夫公開宣布與“具有70年歷史的斯大林體制決裂”，“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過渡。

一、斯大林體制是背叛還是繼承了列寧體制？

列寧時期所創建的蘇聯政治體制的根本性質，在1918年俄羅斯聯邦憲法和蘇聯成立后1924年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蘇聯憲法中給予規定，這就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石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體，以及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代表大會制的政體。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體制，它主張消滅剝削、消滅壓迫、實現民族平等和人民當家做主。

1936年斯大林時期通過的蘇聯憲法對上述原則重新予以確認，同時增加了一條：強調共產黨在蘇聯社會中的核心作用。就是說，斯大林時期通過憲法所確立的蘇聯政治制度的主要原則與列寧時期并無根本區別。

應當說，在斯大林整個執政時期，基本上堅持了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和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堅持了共產黨在社會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和領導地位，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在思想領域的指導地位和國家政權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保持土地、森林、礦山等資源為全民財產和經濟管理體制集中制的原則，實行國民經濟計劃化，即“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管理原則……[1]等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盡管由于時代局限，沒有把“市場”和社會主義屬性聯系在一起。但在當時，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也都是基于這個認識。

甚至赫魯曉夫也沒有否定斯大林時期蘇聯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他在“秘密報告”中談到蘇聯衛國戰爭勝利的原因時，就高度肯定了斯大林時期的蘇聯社會制度。他說：由于黨的組織工作，由于許多地方組織，由于我們偉大人民的自我犧牲的勞動，我們取得了歷史性的勝利。這些勝利是整個黨和人民付出巨大努力和積極工作的結果，絕非個人崇拜時期所說的，僅僅是斯大林個人領導的成果。

最新出版的俄羅斯歷史教材全面論述了列寧-斯大林體制之間的關系。

書中寫道：蘇聯體制的“基本成分是在1917-1920年之間產生的，1920年經歷了某些變化，在1930年代末最終形成。這個體制的主要特點是：共產黨是社會的主導政治力量；黨領導政府（蘇維埃）；承認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群眾社會組織（工會、共青團等形式）被視作共產黨影響非黨群眾的工具；權力鎮壓機構；國家機構對經濟生活的集中管理；黨和國家的眾多宣傳機構力圖使共產主義世界觀成為唯一的、占統治地位的世界觀”。列寧與斯大林在執政時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策略上或許有所不同，但俄羅斯歷史教材認為：列寧-斯大林體制的實質是完全一樣的，這個體制誕生于列寧時期，而在斯大林時期最終形成，充分證明了列寧-斯大林體制的繼承性與連續性。

那種認為斯大林時期的蘇聯背叛了由列寧締造的社會主義體制的說法確實是人為臆造的謊言。

二、斯大林違背了列寧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嗎？

這是目前學界談得最多的問題。列寧晚年曾經對斯大林的作風有一個著名評價：斯大林的個人性格“太粗暴”。列寧認為，如果僅僅作為個人之間和同志之間的交往，斯大林的性格這個問題還可以容忍的話，那么，作為一個黨的總書記，他的這個缺點就很突出了。但另一方面，列寧也高度評價了斯大林的工作能力。因此，他希望能找一個在其他各方面都與斯大林一樣，或者差別不大，但對人“更耐心，更忠順，更和藹，更關心同志，少任性……”[2]的人來代替斯大林。

所以，較之列寧，學界一般認為斯大林在黨內的領導作風比較專斷，甚至形成了對他的個人崇拜。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不能就此得出斯大林違背了列寧“民主集中制”原則的結論。

首先，“民主集中制”原則包括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組織原則和蘇共黨的組織原則。

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組織原則主要指“中央和地方的關系”。蘇聯由15個加盟共和國組成，各加盟共和國有獨立自主的權利，同時它們必須服從聯盟中央的決定，這就是“民主集中制”原則（在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時代，各加盟共和國紛紛宣布“主權至上”，宣布加盟共和國法律高于聯盟中央法律，不服從聯盟中央決議，就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遭到破壞的典型表現）。在斯大林時期，不能說不存在民族矛盾和民族問題，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大規模遷徙少數民族，從而埋下日后民族問題的隱患。但從整體上看，聯盟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國的關系基本上是正常的，當時全蘇聯各地區沒有出現大的民族沖突和矛盾，不存在背叛列寧“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問題。

其次，怎樣全面理解蘇共黨內的“民主集中制”組織原則。

過去人們往往只注意到列寧晚年強調黨內民主、強調對黨內官僚主義實行監督思想的重要意義，似乎黨的“民主集中制”建設主要就是指反對官僚主義、改進民主作風……這實際上大大削弱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實質意義。

列寧晚年關于黨內民主建設的思想更為重要的一方面，是強調“黨內民主建設”不僅指改變黨的生活和工作作風。列寧認為，加強“黨內民主建設”更為重要的目的是改善和鞏固共產黨的領導，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消除國家機關、黨的機關中的官僚主義，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型國家。列寧特別指出：“所以我們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以及我們全黨的主要任務在于密切注視可能產生分裂的情況并防止這種情況發生……避免那種會使蘇維埃共和國覆滅的分裂的可能就愈大。”[3]這指的是由于新經濟政策，可能會導致“耐普曼”（即新資產階級）的出現，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的分裂；強調在實行文化革命中堅持馬克思主義思想，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利益和文化的表現”；強調堅持共產黨在“建成社會主義中的領導地位”，為此需要發展馬克思主義，克服黨內“左”右傾思想……這些就是列寧加強黨的建設、改進黨的作風的重要思想。

如果列寧關于黨的思想作風、工作作風建設的主要原則，包括保證國家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共產黨在社會生活中的領導地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思想、黨和國家機構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等能夠得到堅持，就應該從總體上肯定這一時期蘇共黨內民主建設的成績。

實踐證明，在斯大林時期，在解決當時蘇聯面臨的國內外重大問題上，如國內的工業化、對外反侵略、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等艱巨目標方面，正是黨的民主建設、民主作風，即“民主集中制”確保了蘇聯共產黨較好地完成了這些最重要的任務。

如果認為斯大林時期蘇共黨內民主建設“主要方面”的表現是背叛了“民主集中制”，那它又是怎么為實現黨的總路線和總的戰略目標提供思想、組織、作風上的保證的呢？

人們常以從1939年到1952年長達13年沒有召開黨的代表大會這件事來指責斯大林個人獨斷。但他并不是在所有的問題上都是如此。在《朱可夫回憶錄》中，朱可夫對斯大林在國防委員會——當時蘇聯的最高領導機構——中的民主作風有比較詳盡的描述。他寫道：在戰爭期間，“國防委員會前后召開了200多次會議，每次斯大林總是先不發言，而是來回走動，聽取意見，然后再加以總結……”

衛國戰爭結束后，在“1945-1948年，舉行了黨的區代表會議、市代表會議和州代表會議，然后召開了各加盟共和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4]，這種情況說明斯大林并非完全拋開黨的組織，僅僅依靠少數人決策。而且，要把斯大林“獨斷”的特點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去考察。

如俄羅斯科學院阿列克謝耶夫院士所說：“蘇聯現代化的特點乃是建筑在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下的動員型經濟，經濟任務必須服從于政治目的，并且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采取了非常的措施，崇高的思想與粗魯的手段結合在一起。為了完成這些任務特別強調思想上的服從，這在蘇聯實現現代化過程中起到獨特的作用。因為在一個社會經濟條件落后的國家要加速實現從農業國家向工業化國家的過渡需要動員一切資源，不僅僅是經濟的，而且也包括社會的精神力量。”[5]

2007年，俄羅斯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室主任舒賓教授寫道：“俄羅斯工業化、現代化進程開始于俄羅斯帝國時期，到20世紀60年代完成。但其中決定性的階段是在30年代斯大林執政時期。斯大林體制確實具有嚴酷性，其嚴酷的程度甚至比資本原始積累階段也毫不遜色。但只有這樣才能集中掌握建設工業基礎所必需的資源，并奠定了蘇聯工業體制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他還說道：“蘇聯實現現代化那種緊迫的、刻不容緩的特點帶來了巨大的犧牲，而這常常被一些人指責為無謂的犧牲。但無可懷疑的是，蘇聯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也是沿著人類共同的道路走的。”[6]

三、斯大林為什么放棄列寧的新經濟政策？

蘇聯在20世紀20年代內戰結束后，國內經濟面臨危機，工農聯盟的基石受到破壞。列寧果斷地施行新經濟政策，短短幾年扭轉了經濟困境。更為重要的是，列寧能夠大膽創新馬克思主義，提出利用當時理論界還認為屬于資本主義范疇的“商品交換”等市場經濟的杠桿來建設社會主義，從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

在20世紀20年代末期，斯大林認為新經濟政策已經不能支持蘇聯即將開展的大規模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因而放棄了新經濟政策。

由此也引發了學界對斯大林放棄新經濟政策的一場爭論。

一部分人認為：斯大林放棄新經濟政策是對列寧的背叛；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如果繼續施行新經濟政策，蘇聯可以不必付出在實行工業化、農業集體化中那樣巨大的代價。

如果從馬克思主義需要發展和創新的角度看，不能把斯大林放棄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視為“背叛”，否則無法解釋列寧“社會主義一國勝利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的發展。

列寧實行新經濟政策的真實意圖是什么？新經濟政策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一大發展。但列寧當時實行新經濟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市場、商品交換等所謂的資本主義“經濟范疇”來建設社會主義，而在時機成熟后就將取消這些資本主義“經濟范疇”。

在新經濟政策實行之初，他多次談到“貿易自由就是資本主義”。如1921年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列寧說：“什么是流轉自由呢？流轉自由就是貿易自由，而貿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資本主義。”[7]同年六月，他再次指出：“實物稅意味著貿易自由……貿易自由就是資本主義自由，然而這是資本主義的一種新的形式。這就是說，我們在某種程度上重新建立資本主義。”[8]說這話的時候離他因病不能理事也就一年左右。即便到晚年，他的總體思想還是“利用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建設社會主義”。列寧在其生命的最后時段，仍然盼望“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9]，明顯在“新經濟政策”和“社會主義”之間劃了一段距離。這句話曾經被印成各種標語張貼在蘇聯全國各地以激勵人們的斗志。所以，他仍然把“小商人和那些利用自由貿易”的“耐普曼”稱為“耐普曼資產階級”[10]，而“資產階級”總歸是要被消滅的。

對列寧新經濟政策有深刻理解的布哈林也是這樣認為的。他在列寧逝世前后多次談到新經濟政策的實質在于利用資本主義的自由貿易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最后排擠資本主義經濟。1925年他在《到社會主義之路和工農聯盟》一文中說道：“過去我們認為，我們可以一舉消滅市場關系。而實際情況表明，我們恰恰要通過市場關系走向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和合作社將通過市場上的斗爭，通過市場關系，通過競爭，排擠自己的競爭者即私人資本。最后，市場關系的發展將消滅自身，因為既然國有企業和合作社在具有買賣、貨幣、信貸、交易所等的這些市場關系的基礎上將壓倒其余的一切經濟形式，并且通過市場把它們徹底排擠出去，那么市場本身就遲早會消失，因為一切都會由國家和合作社進行的產品分配所代替。”[11]

說列寧當時還沒有把商品經濟看作社會主義的固有屬性，并不否定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偉大貢獻，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在于不能以今天的認識來苛求前人。

最新出版的俄羅斯歷史教學參考書《俄羅斯歷史（1900-1945）》也是這樣分析新經濟政策的實質的。書中寫道：“應當盡量說明這一判斷，即新經濟政策對布爾什維克而言不能簡單說是‘迫不得已’的，但應當說是‘臨時的’的措施，能夠保證擺脫1920年末到1921年初尖銳的政治和社會經濟危機。”[12]

斯大林曾說過：列寧認為新經濟政策是長期的，但列寧從來不認為新經濟政策是永遠的。正是基于對列寧思想的這樣理解，斯大林才在他認為需要的時候取締了新經濟政策。

當然，我們不能得出結論：如果列寧能夠多活一段時間，他在斯大林那個時候也會取消新經濟政策。歷史是不能假設的。那種認為“如果繼續施行新經濟政策可以不必付出在實行工業化、農業集體化中那樣巨大的代價”的觀點，僅僅是一種“假設”。因此，我們評價斯大林取消新經濟政策正確與否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即根據社會實踐中已經發生事情的后果來判斷事物的是非曲直。

為什么當時不能繼續執行新經濟政策呢？

從農業方面看，開展全盤集體化運動是為解決新經濟政策已經不能夠給工業化提供資金和商品糧這個任務的一種替代選擇。的確，它打亂了農村生活，但當時確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的其他方案。

從工業方面看，新經濟政策的主要任務是：保證蘇維埃經濟快速向工業化躍進，構建工業化社會的基礎。但是這一任務并沒有完成。依靠新經濟政策終究不能保證蘇聯城市、軍隊、工業的糧食和原料的穩定供應，經濟杠桿不能發揮作用。工業化需要每年翻番增加的大量資金投入，而這是新經濟政策所不能給予的。這也造就了新經濟政策的命運。

所以，俄羅斯歷史教學參考書《俄羅斯歷史（1900-1945）》在有關新經濟政策這一章中最后總結道：新經濟政策不是被人為地“中斷”的，而是被其所肩負的沉重任務“壓倒”的。

這樣看來，如果把斯大林取消新經濟政策說成是對列寧的背叛也是一個臆造的謊言。

（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原標題為《關于列寧-斯大林體制》；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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