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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黎平：知青文化研究及其意義

點擊：3726 作者：張黎平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4-01-05 09:14:30

很高興有機會來到古城西安參加這次全國知青紀念毛主席誕辰130周年及知青上山下鄉高潮55周年活動。從名單中看到，這次大會除西藏外，大陸各省市自治區都有代表參加，特別是香港知青聯也派代表參加，確實是盛況空前。這充分說明，盡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已經結束將近半個世紀，但我們當年的這些知青激情仍在，對知青生活的懷念仍在，這本身就是對哪些否定上山下鄉論調的無言回擊。

一、關于知青文化研究的有關建議

（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歷史賦予我們這代人的職責和使命，我們應該無怨無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職責和使命。我們的前輩，為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曾經拋頭顱灑熱血，圓滿地完成了他們的職責和使命。我們這代人做為共和國長子，面對祖國的百廢待興，也應該義無反顧地替祖國母親承擔起親養家糊口的職責，為民族這一大家族的發展壯大肩負起自己應有的使命。盡管我們吃過苦，流過汗，但相較于前輩的流血犧牲，我們的付出可以說微不足道。我們應該為自己曾經的奉獻而感到驕傲和自豪，而不是怪罪和抱怨。知情研究，只有站在這一高度和立場上，才能找到真正的原點。

（二）絕不能用今天的發展否認昨天的奉獻。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表明了黨中央對前三十年的充分肯定。但時至今日，仍有人試圖拿前三十年的艱苦與貧窮來說事。一些知青也連篇累牘地傾訴著當年在農村插隊時的艱難困苦，表達著不滿。須知，改革開放是在我國建立起完備的國防科技體系和工農業生產體系基礎上進行的，沒有“兩彈一星”和巨大的國防力量，就沒有我國幾十年的和平發展環境；沒有農業基礎的穩固，就沒有城市工業的大發展；沒有健全的工業體系和科技體系，改革就成為空中樓閣，這一切都與我們昨天的奮斗密不可分。不能陷入歷史虛無主義的語境，第四個饃吃飽后就否認前三個饃的作用。另一方面我們應該看到，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以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為核心的現代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在世界多極化和多中心化趨勢下以及國際經濟一體化的高潮中，使整個世界經濟進入依靠科技推動的發展快車道。我們這代人正好趕上了這個時代，才感受到今天與昨天的巨大差距。只有清醒地認識這些，才不會因今天的物質豐富就抱怨甚至詛咒昨天的艱辛。

以上兩點應該成為知青文化研究的立足點。

（三）搶救知青文化刻不容緩。我們這代人，經歷了前后兩個三十年和習近平新時代的十年，見證了共和國至今發展的全部歷程。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作為上山下鄉運動的親歷者和改革開放的全程參與者，我們看問題可能更客觀，更全面，思想也更成熟。但我們大都已到古稀之年，有的甚至到了耄耋之年。因此，如果不趁我們的大部分人頭腦尚清，精力尚濟，全面總結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功過得失，估計用不了十年，這筆中華民族史上前無古人的獨特遺產，就不會有人重視。即使后輩有研究者，也與我們這些親歷者的思想、觀點、感受完全不同，結果自然也會完全不同。為此我們應該共同呼吁，總結知青文化，提煉和弘揚知青精神，已經刻不容緩，以期引起各方面的充分重視。

二、知青問題研究必須堅持一個大前提——知青并不是文革的產物

今年盡管是毛主席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55周年，但我們在思想上必須有一個共識，即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絕對不是從1968年毛主席發出指示后起，而是從1955年毛主席發出“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指示后就開始的。這更是毛主席1939年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中提出的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道路的延續。如果不把這一大前提講明白，就會掉入一些人“知青問題是文革產物，既然文革已經被全面否定，知青問題也必須全面否定”的陷阱。

1968年之所以成為知青運動的重要節點，一是由于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主席關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必須注意具體時間是在年底這一細節）；二是1968至1969這兩年，確實比較集中地安排了大量知青、特別是大城市知青上山下鄉。之所以出現這一情況，主要是由下述兩方面的客觀歷史條件所決定的，而與文革本身并沒有太大的關系。

一是建國以后，由于國內環境穩定、醫療條件和社會條件相對改善等原因，使我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口出生出現井噴式增長。特別是京津滬等大城市，由于生活水平和醫療水平等相對較高，使這一情況更加凸顯。而在此同時，教育越來越普及，受教育人數急劇增長。到六十年代底至七十年代初，這部分人（包括建國前四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少部分）大多步入成人。在當時情況下，由于我國國內經濟基礎還相當薄弱，客觀上難以安排這么多的青年在城市就業。據有關資料報道，我國在1953至1983年期間，平均每增加一個輕工業勞動力需要國家投資6250元；重工業每增一人需要20000元（參金大陸、金光耀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研究文集》上冊，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頁）。從教育角度而言，既是純投入行業，又需要具備一定的師資力量，因此，只能把有限的資金和師資資源放到普及初中教育上，而沒有條件讓大多數人去繼續入學深造。因此，響應黨和國家號召，到農村去插隊落戶就成為大多數城市青年的必然選擇。

二是在1964年由鄧小平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的《關于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提出國家每年都要安排100余萬知青到農村去插隊落戶，以解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文化、文明需求和勞動力需求。但在文革開始后，1966至1967兩年中，國家沒有安排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于是便集中到1968年后安排，主要集中在1968至1969兩年內（1968年的安排大多在毛主席指示發表之前），即這兩年基本上安排了四年應該安排的知青量。這也是導致一些人出于各種目的，將知青上山下鄉與文革聯系起來的主要原因。以山西為例，從1955年至1966年11年內，全省共接納安排知青21370名，年均僅1943名，但從1968年至1972年5年內，就接納安排75082名，且主要集中在1968-1969兩年，年均接納安排15016名，為以前年度的7.73倍，且京、津等外地知青占到62%（參喬晉湘《對山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歷史考察》）。

三、知青是改革開放的重要奠基者

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而言，農業是一切發展的基礎。而廣大知青正是這一基礎的重要生力軍，是一支必不可少的奠基者。

首先，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僅為農業生產提供了大量勞動力，而且也為推進鄉村文明起到了巨大作用。有一種觀點認為，知青到農村是與農民爭食吃。這一問題的說白了就是農村到底需要不需要知青？對此其實無需過多辯駁，單從勞動力角度看，從當時大江南北農村到處流傳的“一出勤，兩送飯，晚上還要加班干”的口號，就足以證明正是由于農村勞動力不足，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據國務院知青辦統計，我國從1962年到1979年，有1776.48萬上山下鄉的城市青年。這些知青人壯力強，下鄉不久后，通過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學習農民艱苦奮斗的精神，就成為生產隊和各生產建設兵團、農場的強壯勞動力。他們不僅在當時的農業學大寨高潮中，直接參與了農業生產，而且大多數知青成為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骨干力量；同時，知青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識，在改變農村落后的生產條件、積極推廣科學種田、普及農村初等教育、改善了農村醫療衛生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不僅為我國農業基礎逐步穩定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而且架設了城鄉之間交流的橋梁，極大地提高了我國的農業生產率和糧食產量以及鄉村文明程度。

正是由于有數億農民群眾的艱辛努力以及一大批知青的參與，到1979年，在我國人口比1949年增加近一倍的情況下，人均糧食占有量卻由同期的209公斤增加到340公斤，不僅有力地保障了城鄉供應，而且使我國經濟進入了良性循環，為工業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也無疑為知青返城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其次，知青成為工業發展的重要建設力量。根據周總理要對知青負責到底的指示精神，當時在農村鍛煉二年以上的知青，都被有計劃地陸續回城安排工作。以山西省為例，從1970年起，就開始大批選調插隊知青回城安排工作，到1980年歷年知青基本安排完畢。

這一階段，正是我國經濟經過多年積累后，有條件迅猛發展的時期。特別是正遇地（市）級以下“五小”基礎工業（電、化肥、水泥、鐵、機械）全面普及之時，因此，這些知青無疑成為推進縣域經濟這一基礎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在這些新建的“五小”工業中，處于第一線的工人幾乎都有過知青經歷。以某化肥廠為例，除廠級領導及其有關管理人員和從外調來的老師傅外，知青經歷出身的人占到全廠職工總數的78%之多；某水泥廠知青經歷出身的人占到全廠職工總數的74%以上。這些知青經受過農村艱苦生活的鍛煉，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他們保持著插隊期間火熱的激情，用辛勤的汗水助推著企業的迅猛發展。據某縣統計年報，“五五計劃”期間（1976-1980年），全縣“五小”工業占工業生產總產值的58%之多，利稅占到全縣財政收入的34%之多；“六五計劃”期間（1981-1985年），由于“五小”工業基礎性作用的發揮，推進了全縣其他行業的經濟發展，雖然同口徑占比有所下降，但絕對值增長率仍然在全縣名列前茅。

四、知青是改革成本的重要承擔者和改革浪潮的重要穩定力量

任何一項事情，都需要付出成本的。而知青的年齡和所趕上的時代，決定了知青成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擔群體。以呂梁為例，大部分知青返城后，都被分配到工商企業工作。如果還按照過去的政策，由于工人階級領導階級的地位所決定，因此當時一個八級工的工資，比有的縣委書記的還高，一般工人也比同時參加工作的機關干部要高。

但歷史步入九十年代，在第一線提拔上來的工農代言人已被逐步“淘汰”出各級領導班子后，工農代表已經失去了“頂層設計”時的話語權，工人階級的地位也急劇下降，由領導階級變為“雇傭勞動力”（以合同制為其主要標記），最后直至被淪為“勞動力市場”的商品。在一手遮天的企業廠長經理不斷深入操作下，除少數壟斷性企業外，市級以下幾乎所有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均遭私有化淪陷，企業職工普遍下崗失業。而此時，老一代職工大多已經或接近退休，而以知青及其同齡人為主體的企業中間力量，成為這種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擔者。在此同時，又推開了以“繳多領多，繳少領少”為特征的“退休養老金制度改革”。作為下崗失業職工和瀕臨倒閉的企業，自然沒有多少收入來繳納“個人部分”和“集體部分”（大多數下崗失業職工“集體應繳納的養老公積金”部分，均由職工個人籌集資金繳納），自然“退休金”很低。以致于在今天，從企業退休的知青，退休金不足同等情況下納入政策制定傾斜圈的公務員群體的一半，使企業退休的知青群體再次成為改革“成本”的買單者。

但即使政策的不公平使這部分知青群體面對幾乎陷入絕境的地步，大多數人也并沒有參與上訪鬧事，而成為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他們也沒有氣餒躺平，用插隊時培養出的艱苦奮斗精神和大局意識，忍辱負重，默默地告別企業，背起行囊，開始了自己重新創業，為改革的進一步深化開辟出一片祥和的社會環境。

這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知青為改革買單而遭遇到的這種生活窮困情況，在一些輿論的刻意引導下，遷怒于“因為上山下鄉導致自己耽誤了學業和后續的發展”。且不說在當時情況下，即使不上山下鄉，有多少人能夠擠入繼續升學行列？即使當時能夠全部升學，一個社會總是需要有大多數人處于生產第一線的，難道作為中國最大多數勞動者的農民就要受歧視？而當政治構架中沒有什么一線勞動者代表“頂層設計”的話語權時，你又能在社會發展的這塊大蛋糕中分到多少？

五、步入仕途和學界的知青，和人民群眾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腐敗禍水的遍地橫流

無須諱言，十八大前，腐敗已經嚴重侵蝕到黨的肌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已經到了亡黨亡國的邊緣。而正是一大批有知青經歷出身的官員及其類似的有良知官員，由于與老百姓建立起了水乳交融的血肉聯系，才手握重權不忘百姓，用自己的正義挺立起共產黨人的應有的脊梁，給老百姓帶來了一線希望之光。

如山西曾經成為腐敗的重災區，先后有十幾名省級干部被查，但有過插隊經歷的7位省級領導，無一人涉案。呂梁更是山西腐敗最嚴重的災區，據報道，僅2014年前，就有百名縣級以上干部涉案，至今已有20名余廳級以上干部（包括曾經在呂梁工作被提拔的）被查。但我們在編撰柳林知青志時，發現柳林縣有過知青經歷的13名縣級以上干部、28名科級干部，無一人涉及其中。可以說，正是由于有著一大批像知青這樣心中裝著百姓的官員，才使政治舊生態下的腐敗禍水，得到某種程度的稀釋，使人民群眾對黨和國家仍然抱有一定信心。

社會不僅需要一大批正直的官員來支撐，也需要一大批有理性、有良知的真正的專家學者來引導。有過知青經歷的人，與沒有這一經歷的人有著明顯區別。如曾經在山西插隊的一位北京知青，就是一位時刻不忘為老百姓鼓與呼的全國有名的“三農問題”專家。這與那些“現在的人哪家沒有50萬元的存款？”“不能剝奪低收入階層的納稅權利”等言論發布者的所謂“公知”“大V”們形成了鮮明對比。上世紀八十年代，寫出贊揚“百姓書記”電視劇《新星》和2002年又寫出《龍年檔案》（后又改編為電視劇）的作者，也是曾經在山西絳縣插隊四年多的北京知青。這與那些以污蔑祖國和人民為能事的所謂國際大獎獲得者，以及那些專注于寫屎尿屁的所謂作家們的所關所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可以說，如果沒有插隊期間與老百姓建立起的血濃于水的感情，這些專家和作家，就不可能喜群眾之所喜，憂百姓之所憂。事實也再一次證明，各個階層的人，都需要深入基層，了解和體諒群眾的苦與憂。

六、步入高層的知青群體，不負歷史眾望，撥正了黨和國家前進的航向

無數歷史資料證明，毛主席提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最根本的目的，就是防止新中國成長起來的一代城市青年，不知民間疾苦，養成驕奢淫逸的貴族習氣，從而因失民心而失去天下，使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陰謀得以實現。但一項偉大的戰略，往往需要若干年后才能看出其歷史價值，且時間越長，看得越清晰。

接班人問題，需要逐代過渡傳承，更是需要在幾十年后才能顯現其真正的價值。黨的十八大后，當年的知青進入高層政治舞臺。據官方統計，十八大選出的205名中央委員中，有65人有過知青經歷，占這一群體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有7位有過知青經歷，占比28%；而最高層的政治局常委中，則有4人曾有知青經歷，占比57.1%。十九大、二十大高層中知青占比也相當高。這種比例，是任何一個群體所沒有的。正因為有如此多的有過知青經歷的人參與高層決策，才有了“兩個三十年不能分割、不能互相否定”的正確判斷，才有了“一切以人民為中心” 的初心回歸。中心的改變，意味著國家大政方針的改變，因此也才有了嚴厲反腐、正風肅紀、打黑除惡、脫貧攻堅等一系列利國利民的重大舉措，使黨和國家沿著正確的航向飛速前進。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任何執政團體，都需要千千萬萬志同道合的各階層人士的價值認同和行動支持，而全國1700多萬有過知青經歷的人，無疑是習近平新時代價值認同和行動支持的重要生力軍。而且，他們的言行，極大地影響著下一代及其下下一代。這對我國社會主義事業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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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山西省呂梁市黨建研究會常務理事、特邀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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