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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研究蘇聯演變問題的一份寶貴材料

點擊：  作者：    來源：  發布時間:2015-01-27 23:39:34

 

 

　　【老論重溫】周新城：

 

　　研究蘇聯演變問題的一份寶貴材料

　　——讀《撒切爾夫人談蘇聯解體》有感

 

　　最近，有一個訪問俄羅斯的代表團帶回來一份材料《撒切爾夫人談蘇聯解體》，很值得一讀。全文不長，抄錄如下：

　　1991年11月，一批蘇聯煉油和石化專家出訪美國休斯敦，參加美國石油學會的會議。會議邀請的演講嘉賓是一年前才卸任的英國原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

　　會上撒切爾發表了約45分鐘的演講[ http://www.itnsource.com/shotlist/ITN/1991/11/22/T22119113]。中心內容可以稱為“我們是怎樣瓦解蘇聯的”。會議組織者可能沒有事先提醒她，在場的還有蘇聯人。所以撒切爾的演講可謂是開誠布公、毫不掩飾。從中看出，她在蘇聯瓦解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她自己對此并不隱瞞，且樂于公之于眾。她說：

 

　　“蘇聯是一個對西方世界構成嚴重威脅的國家。我講的不是軍事威脅。從本質上講，軍事上的威脅并不存在。我們這些國家裝備精良，包括核武器。

　　我指的是經濟上的威脅。借助計劃政策，加上獨特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刺激手段相結合，蘇聯的經濟發展指標很高。其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過去比我們高出一倍。如果再考慮到蘇聯豐厚的自然資源，如果加以合理地運營，那么蘇聯完全有可能將我們擠出世界市場。

　　因此，我們一直采取行動，旨在削弱蘇聯經濟，制造其內部問題。

　　主要的手段是將其拖進軍備競賽。我們知道，蘇聯政府遵守蘇聯和其北約對手軍備均等的原則。結果，蘇聯裝備花費占去了預算的15%，而我們這些國家是5%左右。這自然就造成了蘇聯要緊縮在生產居民大眾消費品上的投入。我們希望借此引發蘇聯居民大規模的不滿。我們使用的方法之一就是‘泄露’我們擁有武器的數量，有意夸大，以誘使蘇聯加大軍備投入。

　　我們的政策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利用蘇聯憲法上的漏洞。蘇聯憲法在形式上允許任何一個加盟共和國（只需憑著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簡單多數）只要有意即可迅速脫離蘇聯。當然，由于共產黨和強力部門的凝聚作用，長時間里這一權利實際上很難實現。但這一憲法漏洞還是給實施我們的政策留下了未來的可能。

　　遺憾的是，無論我們如何努力，蘇聯的政治形勢長期保持十分穩定。后來我們（主要是美國）出臺的一項重要政策就是建立反導彈防御體系。應當承認，當時大多數的專家反對建設反導防御體系。理由是其投入巨大，且不太可靠。而蘇聯可以以更少（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投入即可以‘矛’刺穿反導之‘盾’。但不管怎樣，我們提出發展反導防御體系，目的是希望蘇聯同樣建造類似高造價的系統。令我們十分惋惜的是，蘇聯政府沒有采取行動，只是限于發表政治抗議。

　　我們由此陷入了困境。不過，很快便得到情報，說蘇聯領袖逝世后，經我們幫助的人可能繼任，借助他我們能夠實現我們的想法。這是我的專家智囊的評估意見（我周圍始終有一支很專業的蘇聯問題智囊隊伍，我也根據需要促進和吸引蘇聯境內對我們有用的人才出國移民）。

　　這個人就是米·戈爾巴喬夫。我的智囊們對此人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他與蘇聯政界大多數精英關系良好，因此，通過我們的幫助，他能夠掌握大權。

‘人民陣線’[ “人民陣線”指的是上世紀80年度末至90年代初，也就是戈爾巴喬夫執政的蘇聯后期，在波羅的海等加盟共和國境內興起的、以“求主權、謀獨立”為旗號的民族政治勢力組織。]的活動不需要太大的花費：主要是一些復印印刷設備的開支和對骨干的資金支持。而支持蘇聯礦工長時間罷工的花費要多得多。

　　專家智囊中間圍繞以下一個問題爭論激烈、分歧很大：是否推舉葉利欽作為‘人民陣線’的領袖，進而推選其進入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接下來成為俄羅斯領導人（以和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對抗）。智囊團多數人的意見是反對葉利欽的提名，考慮到他的過去經歷和個性特點。

　　不過，后來經過多次接觸和約定，后來還是決定‘推出’葉利欽。葉利欽費了很大的力氣，勉強當選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隨即便通過了俄羅斯主權獨立宣言。有人發問，俄羅斯獨立于誰？整個蘇聯當時不都是圍繞俄羅斯為中心構成的嗎？蘇聯的解體真正開始了。

　　在1991年8·19事件期間，我們也給予了葉利欽以極大的支持。當時蘇聯上層少數人隔離了戈爾巴喬夫，企圖恢復維系蘇聯統一的制度。葉利欽的支持者堅持住了，并且掌握了控制強力部門的絕大部分（雖然不是全部）實權。

　　其余所有的蘇聯加盟共和國，借機宣布自己的主權（當然，多數共和國在形式上并未排除聯盟地位）。

　　這樣一來，事實上現在蘇聯已經解體了，不過在法律上蘇聯還存在。我負責任地告訴諸位，不出一個月的時間你們就會聽到法律上蘇聯解體的消息。”

 

　　大約兩周后，1991年12月8日由斯·舒什克維奇、鮑·葉利欽、列·克拉夫丘克代表白俄羅斯、俄羅斯和烏克蘭簽署了宣布蘇聯停止存在和建立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協定，即大家熟知的別洛韋日協議，蘇聯解體了。撒切爾夫人預計到的、并努力為之奮斗的事情很快就實現了。

 

　　這真是一份令人觸目驚心的材料，它披露了西方國家是怎樣處心積慮地搞垮蘇聯，他們的真實顧慮是什么，而蘇聯又是怎樣在西方導演下解體的。我們可以從中得到許多啟發，下面，我談三點看法。

 

　　必須高度警惕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

 

　　我們在這份材料里可以看到撒切爾夫人對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刻骨仇恨，充滿了非欲置之死地然后快的迫切心情。這不是她個人情緒的流露，而是代表了一個階級——一個被社會主義革命推翻了政權的資產階級的心情，他們急切地想要奪回失去了的天堂，尋找一切機會恢復資本主義一統天下。自從十月革命勝利、世界上出現社會主義國家以來，資產階級的這種愿望一刻也沒有放棄過。曾經想用軍事力量來消滅蘇聯社會主義這個“心中的惡魔”，然而一再遭到失敗，十四國的武裝干涉、希特勒法西斯德國的傾巢進攻，都沒能打垮蘇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開始，西方國家轉而采用和平演變的辦法。

　　西方國家對蘇聯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途徑是多種多樣的。從撒切爾夫人的講演中我們可以看到，和平演變的關鍵是在蘇聯選擇并支持適合西方需要的人，由他們來貫徹西方國家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的意圖，因為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他們從兩個方面著手，雙管齊下。一是在執政的共產黨內部（即在體制內）物色人選。經過多方面考察，他們選中了戈爾巴喬夫，對他下了很大的賭注。這是主要的方面。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演變過程中能夠起那么大的作用，是與帝國主義的支持分不開的。正如季諾維也夫指出的：“沒有西方的支持，戈爾巴喬夫分子和激進分子恐怕連一個月也堅持不了。他們之所以能維持下去，只是因為他們按照西方的意志行事。”戈爾巴喬夫實質上已經成為西方國家利益在蘇聯的代理人。二是帝國主義通過資金資助、輿論支持以及其他手段，培植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外的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即所謂的“民主派”（如“人民陣線”等組織），使他們的影響和力量壯大起來，以便伺機奪取政權。在這方面，西方選中了已經退出共產黨的葉利欽。蘇聯的演變正是在帝國主義支持下，黨內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改革派”與黨外以葉利欽為代表的“民主派”相互勾結（當然兩者也有矛盾，也有斗爭，但總的目標是一致的），沆瀣一氣，葬送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全面恢復了資本主義制度。這是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戰略的勝利。

　　到九十年代初，蘇聯眼看就要解體，資產階級夢寐以求的事情終于實現了，撒切爾夫人得意的心情溢于言表。讀了這份材料，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到，蘇聯解體的過程都是按照西方安排好了的“劇本”發展的。我們不能不佩服他們的精心策劃。正如中央情報局一位雇員所說的：“談論前蘇聯崩潰而不知道美國秘密戰略的作用，就像調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慮謀殺。”總結這一歷史教訓，必須警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推行的“和平演變”戰略。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第一個提出要警惕和平演變的是毛澤東。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就主張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他在1953年朝鮮戰爭敗局已定的情況下，要求對美國的國際戰略作重大調整，明確提出，戰勝崛起的社會主義國家和陣營“可以用戰爭以外的方法達到”，“要摧垮社會主義對自由世界的威脅，必須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他告誡說：“不相信精神的壓力、宣傳的壓力能產生效果的人，就是太無知了。”毛澤東敏銳地覺察到，隨著帝國主義戰略的調整，社會主義國家面臨著和平演變的危險。他把杜勒斯三次講話的材料加上自己的批注發給中央領導同志，指出杜勒斯說的和平轉變，就是要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美國企圖利用更富有欺騙性的策略來推行它的侵略和擴張的野心。就是說它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1964年以后，毛澤東把防止和平演變問題正式提上日程，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實際步驟。他說，帝國主義說，對于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話講得靈不靈？我不希望它靈，但也可能靈。

　　毛澤東防止和平演變的思想，在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里，并沒有引起重視，甚至遭到嘲笑。然而過了不到三十年，蘇聯東歐國家發生了政局劇變、制度演變的悲劇，毛澤東的預言不幸而言中了。

　　蘇東劇變以后，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壟斷資產階級把和平演變的矛頭主要指向中國。鄧小平看到了這種形勢，他指出：“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1)美國不喜歡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千方百計要把它搞掉。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就職宣誓時再次強調他反對共產主義的決心。他們是絕不會放棄消滅社會主義制度這項戰略任務的，只要有機會就會把這一決心付諸實施。這類事例比比皆是。我們舉一個例子吧。我國海外民運分子和國內自由化分子相互勾結，借鑒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敵對勢力推翻社會主義政權所制定的《七七憲章》，炮制出了一份《08*憲章》，作為顛覆我國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的行動綱領。對此，美國不僅在輿論上加以支持，而且提供資金予以資助，鼓勵這些人繼續搞下去。以《七七憲章》成名的哈維爾，竟然提出要給《08*憲章》的簽名者每人發一筆獎金。事實充分證明，和平演變的危險是確實存在的，毛澤東敲起的防止和平演變的警鐘具有現實意義。

 

　　然而國內有人卻在經濟全球化、我國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貿易來往越來越密切的情況下，忘記了西方壟斷資產階級還在推行旨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和平演變戰略，甚至對提醒和平演變危險的人進行嘲笑。這是一種危險的傾向。也許撒切爾夫人的講演是對這些人的當頭棒喝，可以使他們清醒一些。

　　根據我國面臨的形勢，最近黨中央再一次強調指出，滲透與反滲透斗爭仍然十分尖銳。各種敵對勢力正加緊對我國進行滲透破壞活動，而且組織越來越周密，方式越來越多樣。他們大肆炒作自由、民主、人權、民族、宗教等議題，利用一些群體性事件、社會熱點、重大活動、重大事件煽風點火，大造反華輿論，對我們黨和國家進行造謠攻擊，始終把矛頭對準我們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對此我們決不能掉以輕心。

 

　　必須正確評價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

 

　　從撒切爾夫人的講演中，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國家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實際上是相當害怕的。她提出，蘇聯對西方的威脅，不是在軍事上，而是在經濟上。她認為，對蘇聯的經濟實力不能低估，對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也不能否定。她承認，計劃經濟，加上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刺激手段相結合，蘇聯經濟發展很快，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比西方高出一倍，西方國家可能競爭不過蘇聯。她對此懷有恐懼心理，認為蘇聯完全有可能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擠出世界市場。因此，想通過故意泄露機密的辦法，夸大西方軍事實力，引誘蘇聯加入軍備競賽，來破壞蘇聯的經濟。

　　這一反映西方國家真實思想的論斷，同蘇聯以及我國某些人的判斷相距甚大，可以說，簡直出乎他們的意料。因為按照西方長期的宣傳，蘇聯經濟一無是處，面臨崩潰。也許是受西方宣傳的影響，在分析蘇聯演變和解體的原因時，某些人總是從經濟上找原因，認為蘇聯經濟沒有搞好是其根本原因。他們羅列蘇聯經濟工作中的種種問題，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社會主義搞得不好，所以垮臺了。然而撒切爾夫人并不這樣看，她并不認為蘇聯的經濟搞得不好。那么，哪種看法比較符合實際呢？撒切爾夫人沒有必要給蘇聯說好話，她說的是實情，她的判斷應該是比較客觀的。

　　我們并不否認蘇聯經濟工作中存在許多失誤，諸如片面發展重工業，忽視輕工業和農業；粗放式經營，經濟效益不高；產品花色品種少，人民生活改善不快等等。應該總結其教訓，作為我們的借鑒。但是，從整體上評價蘇聯七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時，不能不承認，蘇聯的經濟成績是第一位的，問題是第二位的。列寧曾經說過：“社會生活現象極其復雜，可以找到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的材料來證實任何一個論點。”(2)列舉點事例并不能說明問題，關鍵是要全面地考察，把反映事物本質的基礎性綜合材料作為判斷的根據。1913年蘇聯疆域內的工業總產值只占美國的6.9％，到1985年已達到美國的80％，從一個極其落后的國家一躍而成為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之一，而且蘇聯是在其國土歷經兩次世界大戰蹂躪的惡劣環境下取得這一成就的。簡單地說蘇聯經濟“沒有搞好”，并不符合實際。如果經濟搞得一團糟，蘇聯就不可能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國家就沒有凝聚力，那么面對希特勒法西斯挾大半個歐洲的經濟軍事實力發動的進攻，蘇聯怎么能夠打贏這場衛國戰爭呢？這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因此，不能抓住存在的問題就得出蘇聯經濟沒有搞好這種結論。如果客觀地全面地分析，“三七開”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毫無疑問，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引起了人民群眾的不滿，成為敵對勢力利用矛盾、制造動亂的一個緣由。但是，要把這一點說成是蘇聯演變和解體的根本原因，說它必然導致蘇聯垮臺，這是沒有道理的。既然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是第一位的，缺點是第二位的（這些缺點通過改革是可以解決的），怎么社會主義制度就非垮臺不可呢？這在邏輯上就說不通嘛。

　　有人是從否定計劃經濟出發，得出蘇聯社會主義必然發生劇變的結論的。他們歷數計劃經濟的種種弊端，認為計劃經濟是“萬惡之源”，蘇聯的垮臺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撒切爾夫人與這些人想法相反，她認為計劃經濟是蘇聯經濟獲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應該怎樣認識這個問題呢？

　　不能離開具體的歷史條件抽象地議論計劃經濟好與壞。按照鄧小平的說法，計劃經濟、市場經濟都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應該根據發展生產的需要進行選擇。無論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作為一種方法，都有其優點，也有其不足之處。我們的態度應該是，在一定的具體條件下，哪種方法能夠發展生產力，就采用那種方法。所以我們對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需要進行歷史的分析，即把它放到當時的國際國內的政治經濟環境中進行評價，切忌從現在的、已經變化了的條件出發來評價歷史上的事情。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斷變化、發展的社會，隨著出現新的形勢、新的問題，需要不斷調整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的制度、方針、政策。有許多事情，如果用現在的眼光來看是不盡合理的，然而就當時的具體條件而言，卻是必要的。在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蘇聯的經濟技術十分落后，而當時國際上帝國主義發動侵蘇戰爭的陰影日益迫近，國內又面臨著為社會主義社會奠定物質技術基礎的艱巨任務，蘇聯不得不開足馬力，加快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步伐。適應這一戰略的需要，蘇聯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集中起來，建設規模宏大的重工業企業、尤其是國防工業企業。蘇聯僅僅用12年時間就完成了資本主義國家花了50年到100年時間才完成的工業化任務，為贏得衛國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這證明了當時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有其歷史的由來，并起過歷史的積極作用，不容否定。戰后，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經濟聯系的復雜化，尤其是隨著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發展轉向集約發展，計劃經濟體制逐漸不適應、甚至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了，改革提上了日程。然而這不能成為否定歷史上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必要性及其積極作用的理由。一切依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這是馬克思主義分析問題的基本要求。我們不能脫離具體歷史條件抽象地對歷史上的事物說三道四。對待蘇聯的計劃經濟更應該采取這種態度。

　　順便說一下，即使在經濟發展需要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下，也不能完全排斥計劃經濟的作用。我國在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時候，特地指出，要注意發揮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把計劃與市場結合起來。黨的十四大明確指出：“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相結合的范圍、程度和形式，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和不同地區可以有所不同。”(3)可見，我們從來沒有完全否定計劃經濟的作用，不僅認為計劃經濟有它的歷史的由來，起過歷史的積極作用，而且認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仍有運用計劃這種手段的必要。

　　哪種否定計劃經濟、進而認為搞計劃經濟導致蘇聯垮臺的觀點，是毫無根據的。從撒切爾夫人的講演內容來看，她從實際情況出發，也是反對這種看法的。

 

　　蘇聯演變和解體的決定性因素

 

　　撒切爾夫人的講演表明，在戈爾巴喬夫上臺以前，蘇聯的政治形勢長期保持十分穩定，西方感到很難實現和平演變的戰略目的，陷入了困境。進入八十年代中期，蘇聯領導人更迭，事情峰回路轉，蘇聯本身出現了新的動向，使得西方感到鼓舞。用撒切爾夫人的話來說，“經我們幫助的人”可能擔任蘇共最高領導職務，“借助他我們能夠實現我們的想法。”“這個人就是米·戈爾巴喬夫”。事實正是如此。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短短六年時間，在改革的旗號下，就把蘇聯共產黨從一個共產主義式的無產階級政黨改造成為社會民主主義式的資產階級政黨，把蘇聯社會制度由社會主義改造成為資本主義，并與黨外敵對勢力一起顛覆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最終造成了亡黨亡國的悲劇。發展之快、進展之順利，出乎人們意料，甚至超出了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想象，難怪撒切爾夫人等人要喜形于色，彈冠相慶了。

　　毛澤東在反對赫魯曉夫錯誤的斗爭中，就看到了黨內、尤其是領導層出修正主義的危險性。他把警惕黨內尤其是領導層走資本主義道路和接受資產階級思想的嚴重危險，作為一個戰略思想，作為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際問題提了出來。1965年8月，他在一次談話中強調指出：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變了，一切都變了，整個國家會改變顏色。所以，他特別重視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問題。他說，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在蘇聯搞和平演變，是向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包括我們中國）、所有共產黨（包括我們中國共產黨）敲響了警鐘。帝國主義對我們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沒有指望了，但他們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變。因此我們要準備后事，要培養革命接班人。他還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應該具備的條件。盡管在培養接班人的實踐中發生了各種各樣的問題，但這一思想這不能不說是很有預見的。

　　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問題就出在領導集團、尤其是第一把手戈爾巴喬夫身上。正如我們黨中央領導同志指出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戈爾巴喬夫手里搞垮了。蘇聯的基礎設施、工業基礎都比較雄厚，資源豐富，人民的文化素質也是高的，但眼看著解體了，搞成今天這個樣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爾巴喬夫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包括取消黨的領導、拋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教訓深刻得很啊！”

　　在蘇聯解體后不久，戈爾巴喬夫自己就招認，他“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共產主義”，“當我親自認識了西方，我的決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的理想是走社會民主黨的道路。”他說，“我只有身居高位，才能為此有最大的作為”，因此他“不懈地努力往上爬”，一直爬到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總統的位子。蘇聯解體，他離開了蘇聯總統的職位，“上百的記者以為我會哭泣。我沒有哭，因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經達到：我消滅了蘇聯和所有歐洲國家的共產主義。”(4)在他這個蘇共中央總書記的領導下，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迅速瓦解，資本主義迅速復辟，那就毫不奇怪了。

　　應該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出現像戈爾巴喬夫這樣的以消滅共產主義為終身目的的叛徒并不是偶然的，從一定意義上說，也是很難免的。這是因為，在當前國際國內的環境下，存在著產生反共反社會主義思潮的土壤和條件，而戈爾巴喬夫正是這種思潮的代表人物。列寧說過：“機會主義不是偶然現象，不是個別人物的罪孽、過錯和叛變，而是整個歷史時代的社會產物。”(5)對于戈爾巴喬夫和他的“新思維”也應該這樣看待。毛澤東同志曾經深刻地指出社會主義國家里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他說，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是修正主義產生的外部條件，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是修正主義產生的內部條件。這一分析完全適用于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反共思潮。我們不應該把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及其帶來的后果僅僅看作是他一個人的作用，而應該把它放到國際國內兩個階級、兩種社會制度激烈斗爭的背景下加以觀察，應該看到，他的背后是一個勢力強大的階級——處心積慮要推翻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國際國內的資產階級。這樣才能觸及事情的本質，才能真正從“戈爾巴喬夫現象”中吸取教訓。

　　從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的教訓看，防止像戈爾巴喬夫那樣的修正主義分子混進領導崗位，保證各級領導、尤其是中央領導牢牢掌握在忠于黨、忠于人民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改變顏色的關鍵。為了做到這一點，決定性的事情是要培養和選擇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鄧小平強調指出：“我們一定要認識到，認真選好接班人，這是一個戰略問題，是關系到我們黨和國家長遠利益的大問題。”“要看到這是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我們有正確的思想路線，有正確的政治路線，如果組織問題不解決好，正確的政治路線的實行就無法保證，我們向黨和人民就交不了賬。”(6)他是從中國會不會改變顏色的高度考慮接班人問題的。他說：“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我們說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要長治久安，就要靠這一條。”(7)選拔、培養接班人的“四化”標準，最重要的是“革命化”，即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還是鄧小平同志說的，領導班子“要選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自己培養起來的、政治上好的、有馬列主義修養的人還是有的。”(8)一旦發現接班人有原則性的政治問題，就必須堅決調整，絕不姑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們黨兩任總書記接連栽跟頭，就是這樣。鄧小平同志指出：“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并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選的時候沒有選錯，但后來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四個堅持中最核心的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9)后來，他在1992年視察南方的重要談話中，談到培養接班人的教訓時，再一次闡述了這一點。他說：“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我們就著手選拔接班人，找好第三代領導集體，以保證黨的基本路線的貫徹執行。但找的“兩個人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10)正是在接班人問題上把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放在第一位，保證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沿著正確的方向健康地發展。

　　蘇聯演變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為慘重的教訓，它用血淋淋的事實證明了毛澤東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思想的正確性。有人指出，蘇聯是一面鏡子，如果說在五十年代初是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面正面的鏡子的話，那么，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蘇聯的演變，則是一面反面的鏡子。殷鑒不遠，我們必須認真總結蘇聯演變的教訓，清醒地認識到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斗爭遠未結束，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遠沒有過去。

　　在這個問題上，《撒切爾夫人談蘇聯解體》是一份很好的教材，它從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角度提醒我們，應該怎樣總結和吸取蘇聯演變和解體的教訓。這是這份材料的意義所在。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注釋：

(1)《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4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列寧選集》，第2卷，第57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捷克《對話》雜志，1999年底146期。

(5)《列寧選集》，第2卷，第49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22、2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9)《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2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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