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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工人自身的正式組織力量缺乏時，工廠內外各種非正式力量與群體便成為其組織化的重要力量。在裴宜理、韓起瀾等人的筆下，民國工人此起彼伏的抗議浪潮并不僅是國共兩黨動員的結果。幫會、行會、拜姐妹會和教會都是工人組織化和行動動員的重要力量，甚至政黨的工運動員很多時候也不得不依賴幫會、行會、拜姐妹會這些傳統勢力。

        城市幫派始終是民國勞工政治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幫派總是根據自己的利益，在各方勢力之間搖擺，時而成為組織工人、推動工運發展的重要力量，時而又扮演控制和分化工人的角色。

        底層工人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向城市幫派尋求庇護，在宏大的集體抗爭浪潮中也總是很自然地被幫派組織起來。民國幫派與勞工政治的關系，對于我們理解當代世界工廠中的勞工問題不無啟發。相比民國的移民工人，改革后外出就業的農民工，不僅在各項公共服務上遭遇歧視性的待遇，缺乏向上流動和融入城市的渠道；同時，在國家統合主義的總體格局中，他們也缺乏工會、勞工NGO之類的正式組織資源，缺乏爭取權益、表達訴求的渠道。

        在“拆分型農民工生產體制”下，工人同時面臨著制度化流動渠道與制度化表達渠道雙重缺失的結構性困境，制度能夠給予的發展空間遠比民國的同仁狹小。農民工是否也會在城市工廠周圍的幫派團體中尋求發展、庇護甚至抵抗資源，值得討論。早期對流動人口的研究表明，老鄉關系，有時發展為都市中的地緣社區，是農民工在陌生和歧視性的城市生活中尋求庇護和慰藉的重要支撐網絡，也是各種“野貓式罷工”行動中的重要動員資源。有時鄉緣關系發展為地緣幫派勢力，在農民工的日常抵抗和集體行動中，若隱若現。

幫派團體的類型

        為考察幫派團體與勞工政治、與新生代農民工組織化的關系，筆者主要在深圳、東莞、中山等珠三角城市，對警察、治安員、幫派中小頭目，進行深度訪談。[5]其中，警察既是幫派團體信息的重要提供者，又是我們訪談幫派中小頭目的引薦人和陪訪者。在復雜的珠三角城市社會中，基層干警和幫派中人共生共存，其利益關系容我們稍后再做分析。由于珠三角流動人口眾多，警力嚴重不足，在每一個社區，都存在從社會中招募而來的龐大的治安員群體，他們與城市社會中各種非正式群體有著錯綜復雜的聯系。他們的陪訪，非但不會讓幫派中人保持防范姿態，相反，在他們的引導下，我們能夠在一種拉家常的氛圍中了解幫派中的軼聞和運行規則。對工廠工人和管理者的訪談，有助于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增強對幫派、混混團伙的了解。

         根據成員的社會來源構成，筆者將幫派團體主要分為地域性幫派和非地域性幫派兩種。地域性幫派團體是在鄉緣關系基礎上，基于地域認同和共同抱團獲取資源的需要而形成，成員資格相對封閉。一般來說，成員資格會限制在特定的省、市、縣范圍內。非地域性幫派團體的形成則比較隨機，成員并不來源于特定的地方，而是在街頭打拼搶掠的過程逐漸形成組織、產生頭目。地域性幫派往往黑白均沾亦正亦邪，而非地域性幫派的形成一般純粹基于成員共同的掠奪性動機。

        毫無疑問，城市中的幫派混混團體成員，很多在鄉村就是混混。但拋卻個人品質的差異，部分新生代農民工之所以進入到幫派團體中，還是有其結構性的原因。我們將其歸納為三個方面：流動渠道缺失、消費文化風行、工廠內遷。

        新生代農民工各種類型的反抗在某種程度上，與異化勞動帶來的緊張有關。同樣，對于工廠異化勞動的不適應，很多時候也導致他們從工作現場逃離，尋找更自由舒適的工作，各種娛樂場所的工作是一種潛在的選擇。

      盡管從工廠離開到娛樂場所工作，并不能等同于工人就加入到幫派當中，但是這種傾向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幾乎所有訪談到的警察、黑社會頭目都一致認為，工廠工作辛苦且賺錢少，是工人選擇另類生存方式的基本原因。而且代際差異也值得玩味，同樣是出去混社會，兩代人的原因也不一樣，老一代的混混有相當一部分是因為找不到工作迫不得已才去混社會，但在用工荒的背景下，年輕人在城市不愁找不到工作，選擇混社會是因為對工廠工作實在沒興趣。

      缺乏歸屬感，也是訪談中經常提到的原因。工廠發展空間有限，在城市社會中他們又被排斥，難以融入。正如有研究指出，新生代農民工同時游離于農村和城市社會結構之外，是農民工體制各種問題層出不窮的根源。

       都市名目繁多的消費是僅靠工廠收入難以承受的，但年輕一代農民工毫無疑問更深度地卷入到消費浪潮中。我們的數據顯示，新生代工人月平均收入低于老一代，但月平均消費支出卻相對較高，月平均結余因此遠低于老一代農民工；出現消費透支的比例也更高。新生代工人不僅更頻繁地進入到各種消費、社交場所，而且在消費時也更注重品牌、品位和體驗。工人幾個月攢下的錢未必能買下一部蘋果手機。城市生活中昂貴的消費，是新生代工人離開工廠尋求另類生存方式的結構性動因。不過，城市消費對于新生代工人的另一個潛在影響可能在于，他們會就此卷入到幫派混混團體的生活方式和社會關系網當中難以自拔，毒品消費的效應大概最為明顯。

       可以說，消費既是推動新生代工人進入到幫派混混團伙中的結構性誘因，也是其重要的形成中介，無形中建構了工人另類的生活方式和關系網絡。

       在工廠內遷之后，大規模的拆遷和快速的工業化過程并不一定能給予當地居民足夠的經濟補償和發展福利，這與沿海工業城市形成鮮明對比。在那里，大規模聚集的工業發展為本地居民帶來源源不斷的經濟補償和集體產業利潤。而且，內地城市工廠周圍的本地居民在企業內外都占據比較大的比重，相比沿海，內地工廠內外存在著比較強大的本地社群勢力。很多內地城市在征地之后，能提供的就業機會有限，很多被征地的農民缺乏穩定的生計來源。即使工廠帶來一定的就業機會，本地居民，尤其是年輕一輩，未必愿意去工廠工作，這與很多外地人在綜合各種因素選擇外出務工不同，本地居民的工業化是突如其來的、被動的，他們未必在生活方式、工作節奏上做好了相應的準備。因此，在內地企業工人訪談的描述中，他們經常會談及工廠周圍游手好閑的混混群體，這些混混沒錢花的時候也會進入到工廠中，但只打卡并不認真工作，可能過段時間工廠呆膩了又出來了。

幫派團體與勞工政治的關系

         與民國時期類似，幫派團體的存在，對勞工政治和工人的組織化產生了非常復雜的影響。一方面，幫派團體為工人提供了替代性的生計來源、流動渠道和社會保護，緩解了新生代工人與農民工體制的矛盾，并且幫派在相當大程度上也是資本用來控制工人、攫取利益的重要工具；但另一方面，幫派團體的存在，又在工人正式組織力量相對缺乏的背景下，成為其非正式抵抗、集體抗爭的重要組織力量。但是，國家政權的廣泛滲透、戶籍制度的長期存在、勞工三權的缺失、勞動過程的進一步異化、信息技術的發展、消費主義浪潮對社會的廣泛入侵，又使得幫派團體在形成根源、運作形式乃至對勞工政治的影響力度等方面，相比民國時期又有很大變化：

        替代性的生計。幫派混混團體為新生代工人提供了不同于乏味的工廠生活的另外一種生計來源。擺場子、收保護費、討債、做內保看場子、老大的江湖救急等等，都是他們生計的重要構成。相當一部分幫派成員或者小混混，有自己的一份工作，混得好一點的，還可能做點小生意或開個娛樂場所。類似于擺場子之類的活兒，只是一種補充性的生計。但是，對于一些不成氣候、沒有產業的混混團伙成員而言，擺場子、收保護費、討債，甚至坑蒙拐騙、偷摸搶奪等，則構成了他們主要的生計來源。對于他們來說，從事這類活動，也算是臨時性就業的一種，只是這種生計太不穩定，他們的生活狀況也不時陷入困境，飽一頓饑一頓、蹭吃蹭喝、露宿街頭、接受老大救濟等，都是在收成不好的時候常見的混日子方式。其中，擺場子是警察和黑社會頭目提到的最多的一種臨時性生計，很多時候，由于生意上的競爭和群體間的摩擦，雙方都會不斷叫人，身邊或手下的弟兄會叫來各自更多的弟兄，網絡滾動，雙方對峙的場面迅速擴大。但是這些對峙都很少演變為真正的暴力。

        替代性的流動渠道。無論是地域性還是非地域性幫派，主要都是通過控制一些產業，為自己的成員謀得生存和發展的渠道。尤其是在非地域性幫派中，成員能在什么地段哪個行業做多大的生意，取決于其在幫派層級網絡中的位置和手下弟兄的多寡，否則，攤子太大自己也罩不住。

        但幫派只是提供了一條可能的狹窄的上升渠道，而且這個渠道處處充滿風險。一些有自己產業的幫派頭目，盡管仍然會與以前的弟兄保持聯系，接濟并利用他們，但會努力洗白，盡量避免違法犯罪的活動。過了吃青春飯的年紀如果還沒起色，回老家種田，也是比較常見的人生軌跡。當然這不是最糟的，很多混混被抓之后，一判十幾年，便基本喪失了通過幫派途徑謀求向上流動的機會。另外，從代際來看，“80后”、“90后”進入珠三角地區的混混，發展空間相對較小。因為在經歷過90年代腥風血雨的武力斗爭后，地盤已經基本劃好，“階層結構”在非正式秩序中同樣開始“固化”。

       替代性的社會保護。對于服務業大大小小的老板來說，幫派的存在，在政府治理力量不足和產業處于灰色地帶的情況下，為他們的生意提供了替代性的社會秩序。而對于外出務工者而言，在政府各種公共服務缺失的時候，幫派尤其是其中的非地域性團體，為工人提供了各式各樣的社會保護，包括臨時救濟、工作介紹、工傷維權、集體討薪等。某種程度上，臨時救濟和工作介紹彌補了戶籍制度下社會保障的不足；而通過幫派進行工傷維權、集體討薪，則是漫長低效的個體法律維權途徑的一種重要替代。

       替代性的表達渠道。工人在工廠中的各種不滿，很難通過廠內的申述渠道解決，這些渠道即便存在，也只是個擺設。因此，工人很多時候只能借助外面的力量表達自己的不滿。

幫派團體在新生代農民工中的角色

        城市的幫派團體，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組織化趨勢扮演了非常矛盾的角色。在工廠內部工會和其他訴求渠道缺失的情況下，工人選擇在工廠外請幫派混混勢力報復管理者，來表達自己的訴求。在我們收集到的一些企業案例中，這種方式確實也在一定程度上間接推動了一些工廠尤其是內地工廠管理方式的改變。同時，幫派混混團體還在工廠內外的罷工、騷亂等各種形式的集體抗議行動中，或推波助瀾，或暗中組織。當勞工NGO和工會在組織工人爭取利益的作用都被嚴格限制時，幫派團體無意中成為了勞工政治發展的助推器。

        不過，相比民國時期幫派公開廣泛的活動，當代城市社會中的幫派群體則要收斂得多，其對勞工政治的影響因此也相對比較有限。而從另外一個角度說，當工人能夠從幫派團體中尋求到替代性的生計、流動渠道和社會保護時，他們的認同也很可能會隨之發生變化，工人與資本、地方政府的矛盾，可能隨之轉換為幫派群體之間或者幫派成員與更為弱勢的底層群體之間的沖突。橫向的階級團結可能因為縱向的幫派庇護層級網絡的存在而被削弱。幫派成員并不會對底層工人群體有太多的認同和憐憫。在勞工集體抗議案例中，資本和地方政府借助幫派混混團體壓制工人的行動，這種做法并不罕見。在幫派成員的觀念世界中，參與這類活動，與平時去擺場子沒什么區別。再者，從我們對田野調查材料的梳理來看，幫派中的各種大小頭目，實質上最終都力爭轉變為各種大大小小的資本家，即便是城市最頂尖的一些黑社會頭目，也不過是控制關鍵資源的權貴階層的馬仔，因此，幫派網絡本質上也不過是資本在正式的科層組織之外，進行管理與控制的另外一套靈活的工具而已。

        對于統治精英而言，幫派團體提供了另外一種途徑的控制方式，但又隨時可能成為社會秩序中不穩定的力量。對于工人群體而言，幫派成員可能在勞工抗議行動中成為盟友，成為義憤填膺拔刀相助的老鄉，但又隨時可能轉變成城市社會的掠奪者和統治精英的幫手。他們沒有像關心農民工社會融合的學者所期望的那樣，通過自己的努力工作獲得扎根城市社會的機會，反而嘗試通過另類捷徑在灰色地帶尋求發展，盡管這一渠道危機四伏而且空間狹窄。他們的組織化趨勢也沒有構成工運人士和研究者所期待的那種促進工人團結、推動制度改變的力量。在缺乏制度化的流動表達渠道的現實情境下，游動的、無所依歸的底層工人群體，有可能從城市幫派團體中尋求替代性的生計、社會保護、表達渠道、流動渠道，盡管那樣一套秩序極不穩定且充滿風險，但是對部分底層工人而言，這種生存方式比枯燥、乏味、辛苦且毫無前景可言的流水線生產，更有吸引力。

         （本文摘自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和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新生代農民工組織化趨勢研究”課題組分報告《非正式群體與新生代農民工的組織化趨勢》，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