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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此文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1周年】

“四渡赤水”第一子——“耳赤妙手”

——解密“一渡赤水”決策過程

王春曉

“耳赤妙手”是日本圍棋史上眾多妙手中最著名的一手，甚至被稱為“神之一手”，又稱“秀策妙手”。“耳赤妙手”典故原出于1846年7月年，年僅17歲（四段）的十四世本因坊跡目秀策[1]（1829-1862）與十一世井上幻庵因碩（八段）對弈時，當秀策下到127手時，井上幻庵因碩當即發現這一子是扭轉戰局的“神之一著”，實際上敗局已定。圍觀的眾多幻庵弟子、“吃瓜群眾”及許多“打醬油”者都不看好四段的秀策。只有一個根本就是“棋盲”的醫生，把寶押在“秀策勝”。旁觀者嘲笑他的外行之論。他說他的確不懂圍棋，但他看見了秀策落下這個黑子時，幻庵雖然表面沉著，然而陡然兩耳發赤。幻庵以喜讀兵書被人稱道，是當時圍棋界“泰斗”“可數英杰”。同時他更有不服輸的性格，在面對一個17歲少年四段棋手，面臨失利局面，其心理壓力可想而知。作為醫生，他從此處知道，這一枚子對幻庵造成的心血管的壓力有多大。故他斷定幻庵八段必失顏面于秀策四段。這就是后來在日本封為“棋圣”的秀策出道成名的成名之局。幻庵因碩當然不服輸，后又與秀策連續再弈四局均告敗北，后隱居不出。此后，“秀策流布局”影響了幾代博弈人，而因秀策連續創造了13年參賽不敗的奇跡而被封圣，這就是“秀策妙手”的典故。

我們說毛澤東“四渡赤水”的第一子是“耳赤妙手”，那就得從1935年1月30日，紅軍一局管理科（科長劉金定，下轄地圖科、偵察科）組織的一次偵察任務說起。當時軍委非常重視地圖科的工作。呂黎平將軍記得“朱總司令還強調了地圖科的作用，多次對我們參謀說，無論行軍和作戰，若沒有地圖不能查明地形情況，就等于瞎子走路——路盲，準保碰壁。”（見呂黎平《紅軍總部的崢嶸歲月》第47頁。呂黎平原名呂繼熙，葉劍英同志受命組建中革軍委時任葉劍英機要秘書，后任軍委參謀，1934年11月黎平會議前后調紅軍總部，建國后曾任空軍司令員）。毛澤東創立的“運動戰”首要的一條就是要熟悉地形道路。因此，軍委對地圖科非常重視高配得力干將。經常安排偵察科配合地圖科行動。當時偵察科科長胡底[2]（即著名“龍潭三杰”的胡底）配備的都是精兵強將。在這次任務中，在修文縣的扎佐鎮一帶被黔軍發現。黔軍報告了當時黔軍總指揮猶國才，猶國才接到這個報告頓時大驚。

“修文戰斗”也許你聞所未聞有這樣一場戰斗。這場可能還稱不上戰斗的非常小規模的紅軍偵察——測繪隊與黔軍的一次接觸，沒有傷亡，甚至有可能沒開幾槍。其實這是毛澤東指揮“四渡赤水”開盤戰役的第一枚棋子。這正如圍棋上出現的一個令對手直到終盤才恍然的“秀策妙手”。正是這個棋子，最后成為“四渡赤水”南渡烏江走出40萬敵軍圍困的關鍵轉折地。也可以說是紅軍跳出國民黨40萬大軍重重包圍的生路秘道。

1935年1月30日，黔軍在扎佐向黔軍總指揮猶國才報告，在修文的扎佐鎮發現紅軍的先遣隊在山中活動。 猶國才[3]報王家烈，可能還報過重慶參謀團。猶國才認為這個行動可能隱藏一個重要后手。猶國才畢竟是行伍出身的專業軍官，他認為毛澤東這一招可能大有深意。但王家烈素與猶國才有積怨，因為他知道猶國才與蔣再珍都是蔣介石派往黔軍的釘子。同時他也根本看不出什么門道，因為此時紅軍都已經西渡赤水，并且都快走出貴州了，在貴陽附近出現幾個紅軍，這哪里跟哪里，這難道不是大驚小怪？于是徑直回老家桐梓小水，為老母親做壽去了。

重慶參謀團甚至楊永泰（我們知道蔣介石的重慶參謀團主任雖然是賀國光，但實際上拿主意做決定的人則是號稱蔣介石的首席智囊、主持第五次“圍剿”中央紅軍的所謂功臣、時任重慶參謀團秘書長的楊永泰）也認為，紅軍已經西出四川，這與遠在貴陽附近的修文扎佐出現的幾個紅軍有什么關聯？估計他對貴州的地理情況也不是很熟悉，認為這不過是“土城大捷”打散的十多個人的“流寇”而已，不足為慮。猶國才則認為，毛澤東這一招可能是“秀策妙手”（即赤耳妙手）。猶國才是貴州本土軍人，他的“耳赤”說明他已經明顯感覺到毛澤東這個對手用兵的老辣。于是他于1935年1月30日，向龍云報告：

急?？偹玖铨堣b：

 

匪先頭于世（30）日由扎佐竄修文，圖由六廣渡或黃沙渡北過烏江，已甚明顯。渡江后或取道古、敘入川，或竄黔、大、畢，俟探確再報。唯黔、大、畢，僅系職部宋醒率兵一團駐防、兵力單薄，設匪由該地竄去，實慮難以應付。知聞塞注，并以奉聞。職猶國才叩。東戎。印

（見《猶國才為紅軍設向修文渡烏江宋醒一團難于應付不能應付致電龍云》，軍事科學出版社《紅軍黔滇馳騁史料總匯》第542頁）

其實這樣一個小事件當時黔軍是沒有理由和必要告訴龍云的（當時蔣介石還未委任龍云為追剿軍總司令，龍云替代何鍵任追剿軍總司令是1935年2月6日）。因為一般人都會認為這只是在貴州省內發生的一個小事件。但猶國才深知只有龍云才懂得事情的嚴重性。他給龍云的電報中的意思是說，1月30日（紅軍“一渡赤水”時）黔軍發現毛澤東曾派出偵察人員從烏江的六廣渡、黃沙渡探路了。他有兩個判斷：一是朱毛紅軍可能從古藺、敘永入川，二是可能“或竄黔、大、畢”。對不熟悉貴州歷史地理情況的研究者可能會一頭霧水，不知道其間的邏輯關系。

猶國才的第一個判斷，其實算準了林彪擬從敘永入川的意圖。林彪試圖打通敘永，過江入川，取得頭功。但林彪他不知道張國燾不配合中央紅軍的情況。中共中央在出發前，以“政治局、中革軍委”名義向張國燾發出接應中央紅軍電，“命令紅四方面軍集中全力于最近時期向嘉陵江以西進攻，以策應中央紅軍渡江。但張國燾竟然違抗中央命令，不向嘉陵江以西進攻，卻北攻陜南，使敵人得以調動兵力封鎖長江。”（詳見時任中央局組織部長兼地方局局長李維漢（羅邁）《回憶與研究》352頁）。當然，猶國才亦是不知道的，因此他的判斷是合理的、專業的。而毛澤東是知道的（后詳），故毛澤東是絕不會試圖從敘永沖擊長江防線的。第二個判斷，確實算準了毛澤東擬從“龍場九驛”經“黔、大、畢、威”入滇的意圖。顯然“耳赤”的猶國才已經看到了毛澤東用兵的老道。這一招的厲害，至少要對全局精算、推演過十遍之外才能布下此招。

當時猶國才雖然是黔軍的副總指揮，但實權在王家烈手上。猶國才畢竟是軍事專家，龍云也是非凡的專業軍人，同時也是西南人。他們完全知道朱毛紅軍打探修文、扎佐地形的意圖。1月30日龍云向蔣介石報告：“昨綜合各方情況判斷，（紅軍）必由宜賓上游渡河無疑。”（軍事科學出版社《紅軍黔滇馳騁史料總匯》第531頁）龍云的這個判斷是準確的，軍委的計劃確實有這樣的表述：即在由赤水北出不利受阻時，從敘州（宜賓）上游金沙江過江的第二方案。

蔣介石回電龍云“龍主席志舟兄勛鑒益之兄轉來敬、艷兩密電均地悉。永密。吾兄深謀卓見，殊為佩慰……畢節既非必要。兄部駐畢節主力可速移昭通、大關方面。”（軍事科學出版社《紅軍黔滇馳騁史料總匯》第541頁）

1935年2月1日《云南民國日報》第六版報道，“蔣委員長電令貴州綏靖主任歸龍總司令指揮”。顯然蔣介石及重慶參謀團看出了龍云確有“深謀卓見”。2月2日，蔣介石正式任命龍云為第二路軍總司令。龍云立即電告蔣介石他的四個旅，將部署在貴州的“黔、大、畢”一線。

不了解西南地理狀況的研究者過去一直認為龍云的部署是“保存實力的消極避戰”，其實這是表象之談。因為“黔、大、畢”這一線，即明代烏撒奢香土司花了多年時間，從崇山峻嶺中勘開出的“奢香九驛”，僅大型橋梁就有20多座（清代重修、建了10座，即后10橋）。這條路是當時從貴州入云南最便捷的“蟲洞”（在這一帶只有這一條道可直通云南）俗稱“滇之喉”。楊永泰、龍云、猶國才這些軍事專家一開始就知道，一般而言，軍隊入川，特別是有石達開的教訓，從宜賓至瀘州入川，只要做好長江部署即可萬無一失。

當時太平天國的冀王石達開，在長江北岸并沒有接應的隊伍，亦沒有水師。而對當時的中央紅軍北渡江，雖然沒有水師，但有一個變數，就是張國燾在四川號稱有十萬紅軍，只要占領一個渡口，中央紅軍過江應該沒有問題，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因此，中革軍委的計劃是有可能實現的，并非決策上有問題。

我們從黔軍總指揮猶國才的這個電報，就可看出毛澤東的雄才偉略。因為修文的扎佐鎮這個地方，正是兩個月后（4月1日）軍委指揮“右縱隊”從目標地鎮西衛改道紫江（開陽）馬場的轉換地，也就是紅軍兵逼貴陽、挺進云南時，從川黔線接駁“茶馬古道”的路徑。也就是說，毛澤東早已經預判到：南渡烏江后無論是經息烽到修文，還是徑直由川黔線入貴陽，都不可能順利得手。這也就是毛澤東后來在鴨溪、茍壩會議上否定林彪攻打打鼓新場，制定“三渡赤水”的戰略決策邏輯（另文詳述）。

茍壩會議主要議題是討論林彪攻打打鼓新場的建議。會議雖然沒有詳細的歷史文獻記載，但我們從陳昌奉的回憶錄中知道：茍壩會議上有人提到，建議直接從鴨溪過烏江打到貴陽去。直至今天還有人借彭老總的口說“完全可以不經過三渡、四渡直接打過貴陽”。我們來看“四渡赤水”1935年3月14日動態地圖：

從“四渡赤水動態地圖”上看1935年3月14日吳奇偉的歐震90師、梁華盛92師，在毛澤東“三渡赤水”的謀略下，已經被調過烏江了。而在此前，這兩個師是放在離貴陽不遠的沙子哨（現沙文）。此處正是攔截、封死紅軍從修文扎佐進入龍里驛的中段。魯班場戰斗打響之時（14日），周渾元三個師被“釘”在魯班場。而吳奇偉兩個師（韓漢英59師、唐云山93師）被打殘，只剩下一個稍微整齊的團“躺平”在息烽（吳奇偉、唐云山亦在息烽）。另兩個師（90師、92師）已經被毛澤東的策略調至烏江北岸。

當“四渡赤水”即3月30日紅軍四渡赤水后“南渡烏江”時，紅軍佯攻息烽，攻打吳奇偉一個殘存的團，目的不僅是以攻為守，還有“攻其必救”的意圖（當時吳奇偉及唐云山還在息烽），以期調出周渾元留在貴陽的郭思演師99師。果然99師派出589、590兩個團增援息烽。因此，貴陽城內只剩下99師兩個團。這就是蔣介石在貴陽只剩下兩個團無兵可用的原因。

如果紅軍三渡赤水前90師、92師這兩個師原地不動，在沙文（沙子哨）封死龍里入口，孫渡也不必急于進至貴陽守在“黔、大、畢”，紅軍就非常被動了。

在著名的茍壩會議上研究的是林彪提出的“攻打打鼓新場”建議。打下打鼓新場后續怎么走？是走？還是守？守，當然守不??；走，從哪里走？

“會上張聞天提出遵義打了勝仗，要過烏江攻打貴陽。主席不同意張聞天的意見，說不要上敵人的當。說打關云場、打狗云場。”（見“陳昌奉1964年2月1日回憶文章”軍事科學出版社《紅軍黔滇馳騁史料總匯》第1091頁）

這可能是當時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都同意攻打打鼓新場的原因，看起來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吳奇偉的90師、92師把守在川黔公路的沙子哨一線，此時過烏江顯然不是時候。因此后來一些人借彭老總的話說“不必三渡、四渡”是不專業的，是冒險的。其實在我黨的歷史文獻上，彭老總根本就沒有這些說辭。

這就是毛澤東佯攻魯班場以三渡赤水，智調孫渡滇軍及調出吳奇偉兩個師過烏江的戰略意圖（另文詳述）。也就是說，當時紅軍南渡烏江后，只有兩條可行軍的路線可達云南。地圖科通過偵察后，在二渡赤水前后送達中革軍委決策研究桌上的偵察結果，大概應該是這樣一幅1935年貴州道路交通簡圖：

【1935年貴州道路交通簡圖】

中央紅軍南渡烏江后第一個大鎮就是流長（此地不叫牛場），流長——息烽——扎佐——沙文——貴陽。也就是說，其實紅軍南渡烏江后，要進云南當時只有兩條路走（可行軍走馬打仗的路）。

一是從息烽到修文上“龍場九驛”（又稱“奢香九驛”，起點在修文，貴陽到修文原有驛站，王陽明曾在此任驛丞）經過黔西、大定、畢節、烏撒（今威寧）入云南的昭通——巧家縣皎平渡。

另一條是南渡烏江后，從息烽到貴陽，上由湖南入貴州進云南的“茶馬古驛道”奔云南（其時即1935年上半年由云南到四川的公路尚未修到貴陽，但基本上是與“茶馬古驛道”平行、交叉的）。“茶馬古驛道”這條古驛道從湖南進入貴州的第一個驛站是鎮遠，離貴陽最近的是龍里驛。地圖科、偵察隊的任務和目的就是探清楚川黔線從哪里有路（可行軍的道路）在不經過貴陽的情況下，如何走才能接駁到“茶馬古驛道”上。具體來說，中革軍委的目的就是，需要探明將來紅軍如何從修文的扎佐，繞過貴陽到龍里驛。

“茶馬古道”，這是一條從西藏到中原的著名古道。是自古從印度、尼泊爾、西藏、云南、貴州朝貢皇帝的使團往來的重要驛道。此驛道是從云南曲靖進入貴州后經普安——鎮寧——安順——威清衛（清鎮）——貴陽——龍里司—平越——由鎮遠出貴州進入湖南境內（紅軍由湖南進入貴州時的第一站是鎮遠，即是通過這條“茶馬古驛道”入黔的。而國民黨中央軍則是由1928年修通的黔桂公路入黔的。由于中央軍的行軍道路需要能走汽車，紅軍進入貴州后，故只有與黔軍交火而未與中央軍接觸的原因）。

1935年貴州已經修通的公路有桂黔公路、滇黔公路、川黔公路（川黔公路指到重慶公路，實際上是滇、川過境貴州的一條路），于1935年初才通車。但在烏江上還沒有公路橋，汽車是用船輪過渡的。

紅軍南渡烏江后，蔣介石令滇軍立即占領鎮西衛。認為：“其企圖必將由息烽、修文經鎮西衛方向西竄。昨派白臘坎部隊現可收回。望兄率全部向鴨池河、鎮西衛、清鎮前進，并望激勵將士，兼程猛進安旅需于東晚趕到鎮西衛宿營，萬勿延誤。盼立復。中正手啟。世未貴參印。”（軍事科學出版社《紅軍黔滇馳騁史料總匯》第1135頁）

然而，并沒有如蔣介石及其智囊所料“必攻鎮西衛。走黔、大、畢、威線”，我們發現，這時候蔣介石只顧了頭卻顧不了尾。朱毛紅軍主力并沒有出現在鎮西衛，而是徑直向貴陽而來。因此蔣介石除28日迭發電報：《電令滇軍趕到打鼓新場協剿電》外，當日再發《再令滇軍東移策應電》、29日發《電令滇軍兼程前往黔西堵擊電》，同日用“特軍急”向龍云發出《再催滇軍全部開往黔西堵截電》。29日9時，還寫手令派出飛機投手諭到畢節，再用人直傳尚在瓢兒井的孫渡。（見孫渡報告大定黔西移動情況）3月31日再發《滇軍急速到達黔西電》《滇軍向鎮西衛前進世（31）未貴參電》，同日再發《滇軍向鎮西衛前進世申貴參電》。表面沉靜的蔣介石，這時候不僅是“耳赤”，而且是已經“急火攻心”了。一天之內兩次催滇軍孫渡貴陽“救駕”，并限明日（即4月1日）到達鎮西衛待命。由于滇軍孫渡被毛澤東在“三渡赤水”時調至赤水河鎮、清水塘一線。往返需要多天，可憐滇軍無論怎么“兼程猛進”也是達不到的（實際上4月6日下午3時左右才到達貴陽）。

4月2日，在貴陽的蔣介石及從重慶一道來筑的“軍事智囊”陳誠、何成睿、顧祝同、吳稚暉、陳布雷、晏道剛及薛岳，也許還有美國顧問端納等一起分析軍情（此時唯獨沒有楊永泰，楊永泰經常與老蔣看法不同故被留在重慶）。當時紅軍一路寫著“打進貴陽城，活捉蔣介石”的標語。正當蔣介石擔心紅軍會進貴陽的時候，郭思演（周渾元留駐貴陽的99師師長）來電話告訴蔣介石，蔣介石還喜于色地說：“剛才郭思演從茶店來電話，說敵人從烏當過洗馬河，向龍里、貴定方向走了。”此時的蔣介石還對龍里這個地方只有“白目”毫無“耳赤”之意。也就是說，紅軍于1935年4月2日，前鋒已經向龍里方向運動了。蔣介石直到此時，還沒有意識到毛澤東兩個月前這一顆棋子的意義。

據蔣介石身邊智囊晏道剛后來回憶：“約在4月2日左右，蔣介石召陳誠、薛岳、何成睿和我一起商談。大家判斷紅軍這個行動，一是乘虛襲擊貴陽，一是仍圖東進與湘西紅軍會師，兩案之中以后者公算較大，但兩者都威脅貴陽的安全，當前應以確保貴陽為急。當時貴陽只有郭思演的99師所轄四個團的兵力，而且這四個團的大部在外圍擔任守備，城防兵力包括憲兵在內不足兩個團。原來在遵義打敗仗的唐云山、韓漢英兩部分駐息烽、清鎮，一部守烏江南岸，猶如驚弓之鳥，根本沒有戰斗力，蔣也知道這些部隊不能再作戰。其中只有駐在黔西的唐師陳金城團比較完整，薛岳限令該團晝夜兼程趕到貴陽警衛。……約在4月6日（或7日），滇軍孫渡縱隊先頭急行軍三四天走了400多里路終于照蔣的電令趕到貴陽，并確實固守飛機場。薛岳馬上領著孫渡及陸續到達的各旅長去見蔣介石。當時這些所謂‘勤王之師’‘救駕部隊’的來到，蔣真是喜上眉梢笑在心頭，嘉獎他們動作迅速，作戰勇敢，對該縱隊及各旅長均有犒賞。” （見《紅軍長征在貴州》第358-359頁）

蔣介石在疊發電令催促之下，4月6日滇軍終于到了貴陽。蔣介石發“魚申”電（即6日15時左右）感謝龍云告龍云孫渡已到貴陽。直至孫渡到達鎮西衛，這個時候蔣介石才如釋重負告訴龍云：“急，云南龍總司令志舟兄，歌機電敬悉，吉密。孫縱隊全部現已到達貴陽附近，徑令其暫行休息整理，東竄殘匪，已另派大軍追剿，卓見與中正相同，請勿念。中正。魚申。貴參。印。”（《紅軍黔滇馳騁史料總匯》第1165頁）

從電報看，直至此時，蔣介石及其智囊們并沒有一個人注意到毛澤東2個月前地圖科偵察員出現在扎佐的意圖，根本就沒有想到龍里有什么關系。故令滇軍孫渡“休息整理”幾天。

這幾天從重慶來貴陽的“軍事智囊”陳誠、薛岳、何成睿、顧祝同、吳稚暉、陳布雷、晏道剛等一直與蔣介石在地圖邊研究軍情。龍里！龍里！龍里！這些人中，有人才突然發現了龍里！龍里驛是離貴陽最近的一個驛站。這個地方東可經過鎮遠進入湖南，西可從安順鎮寧進入云南。蔣介石也才意識到龍里！龍里！龍里！紅軍一旦進至龍里，那就真是龍歸故里。蔣介石讓薛岳把孫渡找來，急令孫渡立即占領龍里。

孫渡滇軍經過“四夜三天”的狂奔暴走，估計剛吃了點東西不到5點。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兩個月前布局這一顆“秀策妙手”，直到此時蔣介石才如夢方醒。此時身邊別無軍隊，只得讓勞累了三天四夜的滇軍孫渡部繼續追向龍里。

蔣介石對孫渡說：“你辛苦了，本來應該休息一下，但這時的任務十分緊張。希望你再努力一把，馬上出發，向龍里方向跟蹤追擊，我已電薛伯陵由遵義東進石阡、余慶阻截。”（見時任貴陽警備司令王天錫回憶文章《紅軍長征在貴州史料選輯》第464頁）

此時，顯然為時已晚。當孫渡到達貴陽時，一軍團早已占領龍里并向都勻桂軍排開迎敵準備（見動態地圖）。中央縱隊在各軍團主力的護衛下，已經進入川黔公路接駁“茶馬古道”的通道了（如圖）。

多年后晏道剛談到了孫渡到貴陽很狼狽的真實情況：“孫渡在貴陽周旋不到一天即奉命率部向龍里前進，途經黃泥哨（距貴陽30里）即與紅軍便衣隊接觸，隨進至觀音山乃與紅軍先頭遭遇，激戰竟日。”這說明毛澤東先手占領龍里一線，出乎蔣介石及其智囊的意料之外。這一事件的史實是一個近乎戲劇性場面，孫渡在前往龍里的途中，差點被紅軍活捉。

據孫渡自己回憶：“當我在貴陽再度與蔣介石見面時，蔣對我說。“現據飛機偵察報告，共軍已轉到清水江附近一帶，并在清水江上架有浮橋兩座，隊伍正在紛紛過江，向東前進，似有向黃平、施秉、鎮遠一帶回轉模樣。第3縱隊應先開赴黃平、施秉附近防堵，如該處無共軍到達，應繼續趕至鎮遠附近迎頭阻擊。”我立即照蔣所示，轉令各旅即日開拔。我因在貴陽與各方接頭，有所耽延，乃向前敵總指揮部要了一輛汽車，前往追趕隊伍。不料車開離貴陽才三十余里的谷腳附近，忽覺汽車有被沙石打擊的響聲，我回頭一看，發現路的左側（北方）山上有數百十人的隊伍，一齊開槍向我的汽車射擊。我當即告訴司機仍繼續向前行駛，不能稍停。行約數里后，又遇有扮作田中耕耘的便衣人員五六名拔出手槍，轉到汽車路上向汽車射擊，并將汽車前面的輪胎擊壞。我命司機不顧一切向前直沖，終于沖出火網之外，查點車上衛士，已傷三死一。我因車已被擊壞，乃率其余數名衛士下車步行，令司機將傷亡人員運往龍里，并手令已托龍里的第七旅即派兵一團沿公路前來……第十八團王炳章報告，亦云途中遇有大部紅軍由北向南通過……派往龍里西北的第十四團及游擊隊，亦發現紅軍的許多部隊及馱馬行李等正絡繹不絕地向南行進。唯該團隊等因寡不敵眾不敢接近。”（資料來源《紅軍長征在貴州》第474頁）

顯然紅軍主力已經先期占領龍里。當晚蔣介石聽到孫度遇險的消息，住在離貴陽黔靈山下不足一公里地的蔣介石一行，晚上深夜聽到了黔靈山上有槍聲，同時還有虎嘯的聲音。第二天一早，便借巡視云南追剿軍司令部飛機離開貴陽到了昆明。

我們知道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后，曾經到遵義文史館收集過關于貴州文史資料并拿走四分之一資料（見續修遵義府志扉頁），其中貴州地圖當然在內。毛澤東看到的地圖當然包括這張貴州驛道地圖：

這段歷史資料表明，所謂“算無遺策”的蔣介石及其智囊根本沒有在兩個月前看到出“龍里驛”——毛澤東“耳赤妙手”這一著。顯然兩個月前黔軍總指揮猶國才的“耳赤”根本沒有人能理解。蔣介石只能調“兼程猛進”、未得須臾休息的滇軍立即沖向龍里。此時實際上已經為時已晚。毛澤東指揮的紅軍根據地圖科偵察的道路，從扎佐、開陽、烏當繞過貴陽占領了龍里，這就是毛澤東在一渡赤水前布局的第一子。

有研究者認為紅軍北渡長江的決策就有問題，甚至認為是毛澤東進入常委后，“求勝心切，想打一個勝仗來鞏固遵義會議的成果。”的急躁癥（有眾多影視為證）。事實根本不是這樣。陳云同志在《遵義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手稿記載：“當紅占領遵義以后，政治局擴大會議即行開幕[4]。……這個會議的目的是在（一）決定和審查黎平會議所決定的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二）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見陳云《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紅軍長征·文獻》第229頁）

首先，軍委渡江計劃不是毛澤東自作主張（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也還不可能自作這樣的主張），放棄在遵義建立根據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決議的結果。同時，在蔣介石中央軍兵臨城下時，也沒有更多的選擇。這個決議有沒有決策上的問題呢？應該沒有。因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判斷其戰略計劃能成功的原因是基于如下邏輯和形勢作出的：

1、中共中央政治局相信張國燾十萬紅軍打開一個渡口接應中央紅軍應該沒有問題。雖然長江段江面寬闊水深無法架橋（長江水面寬廣500至800米作為四川人的朱德、劉伯承都是知道的），石達開那時沒有水師過不了長江，但當前四川的紅四方面軍有10萬人之眾，從宜賓到瀘州有100多公里的江面，無論如何打開一個缺口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認為中革軍委的計劃不存在決策失誤問題。

2、由于蔣介石中央軍追兵迫近，紅軍立足未穩，建立根據地沒有時間和空間。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決定離開貴州向四川與四方面軍匯合。我們知道，1935年1月7日19時開始召開的遵義會議（遵義會議召開時間見黨的歷史文獻《六大以來》）的第一議題是決定：是繼續根據“黎平會議決議”在黔北建立根據地？還是離開貴州，到四川去與四方面軍匯合，然后北上抗日。

呂黎平將軍在《紅軍總部的崢嶸歲月》一書中指出：“當時對選擇哪條路線北上，在哪個地段渡過長江，會議（指“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并沒有討論，因此在作出的四條決定中也沒有談及。這個問題是后來15日至17日的軍事會議上才討論的。”（《紅軍總部的崢嶸歲月》第111頁）

1、“遵義會議”召開時間問題。20世紀80年代有關文章開始將1935年1月8日召開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改為1935年1月15日召開的。20世紀80年代后，一些媒體上統一將這一時間作了改變。這是與黨的歷史文獻嚴重不符的。且不說黨的重大歷史文獻總匯的《六大以來》有明確記載。從我們黨的決議的執行上來說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在1935年1月1日的“猴場會議決議”（全稱：《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議》）上明確要求：“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見《紅軍長征·文獻》第194頁）

2、1月7日至9日召開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與后來部署北上渡長江的會議是兩碼事，不應混淆。時任紅軍總部一局作戰科參謀呂繼熙（又名呂黎平。葉劍英受命組建中革軍委總司令機關前任葉劍英同志機要秘書、參謀，1934年11月調入紅軍總部）在他的著作《紅軍總部的崢嶸歲月》中指出：“《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1935年1月8日政治局會議通過）是準確無誤的。而中央‘黨史征委’《關于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對遵義會議召開時間應為1935年1月15日—17日”的記載是不準確的。雖然《決議》全文是在會后委托張聞天起草而成的，但決議的原則和基本內容，是1月8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這里，陳云傳達手稿講的“即行開幕”與通過“決議”上寫的時間，就是最準確的證據。而政治局會議與后來部署北上渡長江的會議是兩碼事，不應混淆。”（見《紅軍總部的崢嶸歲月》第112頁）

1935年1月15日召開的會議是中革軍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的會議。會議是根據1935年1月1日“猴場會議決議”，中革軍委向中央政治局報告“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如果不是，那中革軍委的重大軍事轉移行動計劃不報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直接否定了1月1日形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猴場決議”了嗎？無論是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還是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人都是有智商的，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3、《軍委關于渡江的作戰計劃》是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同意后執行的，因此“土城之戰”不是“毛澤東獨斷專行個人決策”行為的結果。目前很多影視作品、文章一口咬定“土城之戰”是毛澤東急于打個勝仗來鞏固遵義會議成果的“求勝心切”的結果，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在1935年1月15日軍事會議上，中革軍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軍委關于渡江的作戰計劃》。其中戰術要點為：迅速秘密行動、做好充分戰斗準備、以少數部隊掩護大部隊，主力盡快脫離敵人、主力應主動消滅敵人不應等待敵人來攻、控制長江各渡河點。為配合軍委行動要求：一是要求二、六軍團向貴州（松桃、印江、沼河一帶）、四川（來鳳、宜恩、恩思一帶）邊境地區發展鉗制、分散敵人的圍攻兵力。二是要求紅四方面軍向重慶方向積極行動，吸引川敵主力接應野戰軍渡江。

軍委渡江計劃同時制定了兩個方案。第一方案：是從長江的瀘州至宜賓間北渡長江（需要紅四方面軍接應、需要二六軍團配合）。然而在黨的歷史文獻《紅軍長征·文獻》上，并沒有收到四方面軍及二六軍團回電的記載。第二方案：如第一方案受阻不能實現，立即開啟第二方案：即從敘州（宜賓）以上的金沙江上游過江入川。從中央紅軍給紅四方面軍電報的落款“中央政治局及軍委”可知，顯然在“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還有一次集中召開的會議。因為如果沒有政治局會議商定，軍委不可能代替政治局署名。同時這個電報發出的時間不是目前一些文獻所標記有1月22日，而應該是1月15日至17日之間。因為該歷史文獻的原件上，并沒有發報時間。在《紅軍長征·文獻》在該條目下標有“發電年份系編者判定”的說明，這顯然是不正確的。因為1月22日中央紅軍已經在向土城方向行動了。從一局局長伍云甫的“長征日記”可知，路上沒有發四方面軍電報記錄。

5、在歷史文獻中，沒有二局破獲文件并錯譯情報的記載。在執行軍委計劃離開遵義前，中革軍委雖然沒有對蔣介石“川江南岸追剿計劃”具體部署的全面掌握（因為1月15日二局破獲到何鍵“刪午”電令，但其中并沒有川軍部署）。這里還需說明一下，在查閱整個《紅軍長征·文獻》及其他黨史文獻1月19日至2月1日，沒有二局破獲文件并錯譯情報的記載。誤譯情報、只出現在影視作品和文藝作品中。并沒有歷史文獻支撐。

6、關于二局情況也有必要順便說一下。1932年由于顧順章的叛變，在國民黨黨務調查科臥底的錢壯飛身份暴露。錢壯飛回到江西，任軍委二局首任局長。曾希圣從上海到江西后，紅軍也曾建立過兩個二局（前方二局和后方二局），長征時合為一個二局，曾希圣為局長，錢壯飛任二局副局長。錢壯飛分工領導破譯科（破譯科科長曹祥仁，副科長鄒畢兆）。從1932年起，二局就繳獲了敵人的“展密”這一核心機密，經過反復研究，1934年起已經能全部破譯出蔣介石及各系軍閥的密碼，軍隊部署、調動、企圖、裝備、補給、處境，乃至口令、信號。除能幾乎100%地破譯敵電碼外，還能使用敵方熟悉的電碼發報。在長征途中。幾乎100%破譯了蔣介石國民黨的電令、電報，相當于國民黨發報就給中革軍委發了一份。對此毛澤東從不隱諱，他公開講過：“沒有二局能不能走完長征都很難說。有了二局我們就是用‘玻璃杯’押寶。”這是所有軍事研究者都知道的。不知道的可以網補。

過去一直有人認為二局能全面破譯國民黨電報訊號的事，蔣介石一直是被蒙在鼓里，實際上蔣介石早就知道紅軍能夠破譯國民黨軍的電訊號。歷史文獻顯示，1935年1月21日蔣介石電告龍云：要求“以后軍電請由安南線轉為妥，以赤匪專竊聽無線電，雖有密碼亦易偷譯也。” （見《紅軍黔滇馳騁史料總匯》第354頁）

7、從時間上看，其實蔣介石至少在1935年1月21日在土城之戰前，就知道紅軍能破獲中央軍及各地無線電電訊。二局的破譯工作對毛澤東作出決策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因此在知己知彼方面，毛澤東對紅軍目前的情況及蔣介石、重慶參謀團的部署情況，紅軍所面臨的嚴峻形勢都有全面地認識和了解。

8、土城之戰不是一次完整的戰役過程的進退，不存在勝利或敗仗的說法。土城之戰打亂了重慶參謀團的部署，提前揭開了蔣介石川江南岸計劃的全貌。特別是川軍潘文華在指揮川軍的過程中發出的1月21日，1月23日、1月24日、1月25日、1月26日，1月27日，及1月28日連續3通電報。這些電報應該都發到了軍委二局的手中。過去一些個人回憶錄說，四方面軍如何積極回應中央紅軍的接應，向中央紅軍發出了多封電報，這是不正確的。在黨的歷史文獻中，特別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和中央檔案館合作編輯的《紅軍長征·文獻》這個最權威、最完整的歷史文獻上，并沒有四方面軍在遵義會議后一段時間與中央政治局及中革軍委的電報記錄。1935年2月16日。朱德同志再次向四方面軍及二六軍團發的一通電報也沒有回音。一直到1935年3月10日即紅軍回師黔北魯班場戰斗打響之前，才收到四方面軍的一個電報，即《儀隴戰斗捷報》。

毛澤東果斷決定撤出土城之戰，并立即決定即放棄軍委計劃第一方案，執行軍委計劃的第二方案，是有多種原因的；同時也是在“土城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做過報告的，也就是說，是經過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同意的。時任毛澤東的警衛員陳昌奉回憶說：“土城開了個會，師以上的差不多都到了，是土城打仗以后開的，決定上哪里去。土城會議上，是有斗爭的。機會主義者說：‘土城這個仗是‘和平仗’敵人跑了，我們也撤了’。”（見軍事科學出版社《紅軍滇黔馳騁史料總匯》第468頁）西出赤水（一渡赤水）的決定的總體方案的“改弦改張”，是一個重大的戰略轉換點。顯然在土城必定會有一個中革軍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對“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報告。

關于這一點，以往基本沒有引起研究者們的重視。1984年，長征時任紅軍總部機要科的呂黎平將軍（時名：呂繼熙1934年12月從葉劍英機要秘書、參謀，調任紅軍總部機要科，科長毛庭芳），在紀念遵義會議五十周年時撰寫的《轉折的里程碑》一文中指出：“四渡赤水之戰是在遵義會議之后，由毛澤東親自指揮中央紅軍打的第一個戰役……。是紅軍在戰略轉移中從被動走向主動，從失敗走向勝利的轉折點，也是長征中高超的運動戰典范。但現在史料很少提及中央紅軍首渡赤水的詳情。”（見《遵義會議的光芒》紀念遵義會議五十周年論文集，第136頁）

1、主要原因是張國燾違反組織原則，拒不配合接應中央紅軍過江。實際上毛澤東決定放棄軍委從瀘州—宜賓間北渡長江第一方案，執行第二方案前早已經做足了功課的。我們從地圖科在1935年1月30日在修文縣扎佐鎮的出現，就知道毛澤東已經采用系統的、整體的，全局的思維方式推演過將來戰事的過程。這種系統整體的“權變”方式即我們今天大家熟悉的“函數式思維”即（F（X,Y）=0）的思維方式，這也是在電腦軟件中廣泛采用的思維方式。其邏輯基礎是（如果—那么）。因此在行動前，毛澤東是在知彼方面做了全面調研的。紅軍西渡赤水即“一渡赤水”，爭取從鎮雄——昭通——巧家皎平渡過金沙江完成軍委計劃。

紅軍到達鎮雄前，發現滇軍作了萬全部署，第二方案的決策計劃顯然也嚴重受阻，上策就是回師黔北南渡烏江，由“黔之喉”入云南。在南渡烏江后，其上策當然是從修文的龍場驛經“黔、大、畢、威”從云南昭通搶占巧家皎平渡過金沙江。中策如果不能實現怎么辦呢？因為蔣介石、楊永泰、薛岳、龍云這些人都不是等閑之人，蔣介石只要回撤最近的滇軍安旅，調回仁懷魯班場呆守的周渾元部，封死紅軍必爭之地“鎮西衛”，紅軍將面臨重大危機（鎮西衛是“奢香九驛”入貴陽或從貴陽經過黔西、大定、畢節、威寧進入云南的咽喉）。

紅軍南渡烏江后，毛澤東的意圖是：紅軍先手占領了地勢重要的鎮西衛，即可作為后盾抵擋貴陽來兵。中央縱隊即可從息烽、久場；右縱隊（五軍團及三軍團一部）從九莊、石洞、貓場進至修文，上“龍場九驛”（即“奢香九驛”），從威寧進入云南昭通到巧家縣的皎平渡入川。

因此在孫渡被毛澤東調出“黔、大、畢”直奔鎮雄時，狡猾的蔣介石、楊永泰留下一個后手，即將滇軍安旅留下鎮守險關瓢兒井。毛澤東料定滇軍屆時還會回“黔、大、畢”，故將九軍團留在烏江北岸，目標從老木孔——長巖——到瓢兒井解決滇軍安旅。如紅一、三軍團主力南渡烏江得手鎮西衛，那么，九軍團將從老木孔——長巖——瓢兒井解決安旅。而紅一、三軍團與九軍團即可兩面夾擊滇軍，將孫渡三個旅堵死在“黔、大、畢”一線。然而，蔣介石、楊永泰最終還是意識到了毛澤東的意圖，立即讓薛岳用汽車開到離安旅最近處，火速將安旅從瓢兒井拉回貴陽。先期占領鎮西衛（一部守機場）。毛澤東計謀被識破。但由于有“修文戰斗”那一顆“秀策妙手”，4月1日軍委在息烽流長（不是牛場）發出了不向鎮西衛前進的電令。

如果沒有毛澤東“一渡赤水”前的那一顆“秀策妙手”，即從川黔公路如何繞過貴陽去接駁湖南至云南的“茶馬古道”這一招，那么只能從川黔公路硬懟貴陽，或搶戰斗鎮西衛。但此時周渾元三個師及已經過江的吳奇偉歐震90師、梁華盛92師，將由仁懷—黔西直接開往鎮西衛與紅軍決戰。周渾元、吳奇偉加上孫渡四個旅，都會堵在“滇之喉”的黔西。這里要指出的是，很多人沒有搞明白的是，周渾元、吳奇偉的這五個師不是在烏江北岸嗎？是的，要知道烏江是從黔西以下才叫烏江，黔西的烏江段是六仲河、三叉河兩條支流交匯的地方，支流上都有橋梁，故這五個師不需要過烏江即可立即趕往貴陽附近的鎮西衛。紅軍進入貴州的時候，周渾元的三個師也是從此路到仁懷魯班場的。

1935年1月30日，紅軍偵查測繪隊出現在修文的扎佐，軍事內行的專家如猶國才之輩，就能看出這是天才的“秀策妙手”（即“赤耳妙手”）。如果蔣介石事先將吳奇偉的兩個師（歐震90師、梁華盛92師）放在龍里驛（這里指的是紅軍南渡烏江后），那紅軍的損失就不可預知了。實際上（歐震90師、梁華盛92師）在紅軍“二渡赤水”前，也確實是放在沙子哨（現沙文）也同樣能達到阻止紅軍進入“茶馬古道”的目的。

另外，過去我們許多人認為，蔣介石把薛岳中央軍放在貴陽只是為了奪王家烈的權。其實，只要我們看了歷史驛道的地圖，你就懂得為什么黔中安順一帶叫“黔之腹、滇之喉”了。這就是明代自從洪武十四年（1381年）在這個地方大量屯兵屯墾幾百年不撤的原因。因為從貴州入滇，滇軍攻入中原都只有兩條路：

1、從鎮西衛經過修文龍場驛（王陽明曾在此任驛臣），上“奢香九驛”（又稱“龍場九驛”）這條可通軍隊行軍的唯一通道。

2、毛澤東的備用通道，即是從川黔公路的扎佐繞過貴陽直接接駁龍里驛，上“茶馬古道”威逼昆明。

試想，如果蔣介石把原守沙子哨（現沙文）的吳奇偉的歐震90師不動，梁華盛92師守龍里。孫渡守“黔、大、畢”，朱毛紅軍的后果將是極其慘烈的。毛澤東當然預算了這步棋。這就是毛澤東為什么要發起“三渡赤水”的根本原因（另文再詳）。

四、軍委“一渡赤水”決策內幕及戰略邏輯

除了在土城與川軍作戰的膠著外，“一渡赤水”決策的背景還基于幾個方面的戰略決策邏輯：

1、“一渡赤水”停止執行軍委第一計劃決策原因之一：四方面軍不配合中央紅軍入川。1935年1月15日，中革軍委給紅四方面軍發出接應電報。電報的落款是“政治局及軍委”，這表明在“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還有一次集中召開的會議。會議的內容是由“猴場會議決議”規定的。軍委根據“猴場會議決議”：“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的要求。因此1935年1月15日的會議即中革軍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軍委入川計劃”的軍事會議。會上中革軍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軍委關于渡江計劃》計劃書及說明。其中戰術要點為：迅速秘密行動、做好充分戰斗準備、以少數部隊掩護大部隊，主力盡快脫離敵人、主力應主動消滅敵人不應等待敵人來攻、控制長江各渡河點。會后政治局和軍委聯合向四方面軍發出為配合軍委行動電。要求紅四方面軍向重慶方向積極行動，吸引川敵主力接應野戰軍渡江。但是電報發出后，一直沒有得到四方面軍張國燾的回電。無論是黨史文獻還是《紅軍長征·文獻》中沒有四方面軍的回電。

李維漢（羅邁）在其著作《回憶與研究》中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致電張國燾，命令紅四方面軍集中全力于最近時期向嘉陵江以西進攻，以策應中央紅軍渡江，但張國燾竟違抗中央命令，不向嘉陵江以西進攻，卻北攻陜南，使敵人得以調動兵力封鎖長江。”（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52頁）

肖鋒《十年百戰親歷記》回憶：“路上我們議論遵義會議確定北上抗日，難道中央同川陜蘇區張國燾沒有聯系，張國燾起碼要靠近長江，掩護一方面軍渡江。在習水我們看到了敵人的《四川日報》，才知道了張國燾發動了川陜戰役。后經查實，才知道張國燾確實違背中央指示擅自發動川陜戰役。”

2、“一渡赤水”停止執行軍委第一計劃決策原因之二：“土城之戰”全面了解了蔣介石“川江南岸追剿計劃”。執行軍委計劃離開遵義前，雖然疏于及時對敵情全面掌握，但土城之戰打亂了重慶參謀團的部署，從川軍總指揮潘文華對川軍各部的指揮電中，提前揭開了蔣介石川江南岸計劃及重慶參謀團指揮川軍的全貌。在知己知彼方面，毛澤東對紅軍目前的情況及蔣介石、重慶參謀團的部署情況，紅軍所面臨的嚴峻形勢有了全面的認識，于是果斷決定撤出土城之戰，并立即決定即放棄軍委計劃第一方案，執行軍委計劃的第二方案。于是才有了“四渡赤水”的過程。

西出赤水（首渡赤水）的決定是總體方案的“改弦改張”，是一個重大的戰略轉換點。從執行第一方案改為執行第二方案這一轉折，需要重新擬定戰略步驟。實際上毛澤東在執行“軍委北渡計劃”前就已經有過預案。因此執行第二方案不是“急救章”，而是具有充分預案的戰略規劃。

3、“一渡赤水”停止執行軍委第一計劃決策原因之三：土城之戰中從俘虜的口供得出結論：打垮了川軍北過赤水沒有問題，但不可能渡得過長江。在“土城之戰”時，三軍團軍抓到一名俘虜名叫王清泉，是郭勛祺部下的一個少校營長。據敵方資料記載，此人是一個“很有文化的人”，曾經上過兩次軍校，被俘后被放回去。據記載，他向郭勛祺交代曾經被一個姓彭、姓朱、姓毛、姓李的長官訊問過（今天我們一看就知道是哪些長官審過王清泉，估計最后一個李姓長官是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安排釋放的俘虜）。

“王清泉回去后告訴郭勛祺，是他把這邊的實情告訴了紅軍。主官是誰？后面還有哪些部隊？他說他向紅軍交代在土城后面有4個獨立旅，主官叫潘佐，已到風箏壩擔任總預備隊。駐松坎的廖海濤旅也跟在后面可能已經到東皇殿（即習水）。二是說紅軍長官問了赤水、敘永方面的情況。王清泉對郭勛祺說他向紅軍交代劉湘已經令教導師范子英旅從古藺開來；令第1旅由永寧（即敘永）開來；劉兆黎旅、達鳳崗旅由赤水開來；還有張竭誠旅在赤水、合江道上?？傆嫲酥辆艂€旅，遠的有三十多公里，近的有十多公里。王清泉還說紅軍長官還向他問及合江、瀘州、敘府防守、長江南岸布防情況，王清泉一一作答。還告訴郭勛祺，紅軍首長曾問他怎么知道這些情況的？王清泉答：這是19日晚上參謀處將電報給各營連長通報的。王清泉給郭勛祺講，他是紅軍審訊完后，又讓他再吃點飯，派人到前線放他回來的。郭勛祺對王清泉說：你把軍情告訴敵人，按照軍法，應該槍斃。王清泉則辯說，我們傷亡很大、子彈也不多，我是故意夸大情況把紅軍嚇走的。郭勛祺轉怒為喜，說“此計甚妙，不愧為上過兩次軍校，當過我的營長”，后對外稱“王清泉被俘，夸大實力妙策退敵”，其后不但沒有受到處罰還獎勵王清泉100大洋。（資料來源見：軍事科學出版社《紅軍黔滇馳騁史料總匯》第490至491頁）

3、“一渡赤水”停止執行軍委第一計劃決策原因之四：楊永泰為首的重慶參謀團，作了封死長江防線部署：情報顯示，重慶參謀團在長江各段增派8艘軍艦24小時巡航。以“嵯峨號”駐重慶負責長壽至魚洞溪一線；“天福號”駐順江場，巡防魚洞溪至江津一線；“昭通號”輪駐白沙，巡防江津至松溉一帶；“元通號”駐江，巡防松溉至臨江場一帶；“長江號”艦駐瀘州，巡防臨江場至納溪一帶；“益州號”駐江安，巡防納溪至南溪一帶；“綏靖號”駐宜賓，巡防南溪至宜賓一帶。同時增派“巴渝號”作機動游擊艦，如遇哪處吃緊，即便赴處協助。

同時，長江江防方面還在重慶參謀團的指導下，采用分段負責布防的辦法。宜賓、瀘州一段分三段作了江防部署。24小時巡航，8條軍艦每艦配有電臺1至2臺，武器配備輕機槍10挺，迫擊炮1門，三升、七升開花炮彈各350發，6厘米機槍子彈每艦15000發。由于長江各段可行軍艦，同時24小時巡航。長江江防可謂是固若金湯。

在這種情況下，土城就算打了大勝仗，過了赤水兩面背水，前有長江，后有赤水，紅軍將陷入非常被動的態勢。顯然土城再打下去是沒有必要，更是沒有意義的。因此，“土城之戰”怎么可能算是大敗仗呢？“西出赤水”（即一渡赤水）顯然是上策。

結  語

過去一些研究者不承認毛澤東對戰爭的“全局性”“系統性”“預見性”的把握，把“四渡赤水”說成是“靈活機動地逃跑了”，“‘四渡赤水’兩次敗仗，怎么說？”

我們說 ，毛澤東關于戰爭的戰略和戰術，不是事后總結出來的，而是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就專門從理論上闡述了這些戰略理論和戰術思想[5]。（見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的講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

【毛澤東關于戰爭認知的思維導圖】

首先毛澤東認為戰爭是有整體性的，要從全局看問題，不能只看一時一地的成敗。

他認為“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局的規律性的東西”。毛澤東還指出：“只要有戰爭，就有戰爭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戰爭的一全局，一國可以是戰爭的一全局，一個獨立的游擊區、一個大的獨立的作戰方面，也可以是戰爭的一全局。凡屬帶有要照顧各方面和各階段的性質的，都是戰爭的全局。”（見晉察冀邊區出版社《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172頁）

毛澤東的戰爭思維是超越時空的系統整體性認知。毛澤東思想除了他獨創的“二分法”外，還具有系統思維[6]和系統觀念[7]。認為從事物的整體上看，系統有目標性的：如戰爭，是沒完沒了地打下去，還是間歇性發生？毛澤東認為戰爭的目的、目標就是要最終消滅戰爭。系統有結構性、層次性、系統要素相關性等。這些對戰爭的思想觀念都是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首次表述的。

研究過毛澤東“四渡赤水”戰役的研究者都知道，“一渡赤水”是在伏擊川軍尾追之敵郭勛祺部的“土城之戰”后的一次重要決策過程。“土城之戰”無論是“敗仗論”“平手論”都沒有爭論的意義。因為“土城之戰”只是在執行中革軍委向中央政治局提出放棄在黔北建立根據地的計劃，執行中革軍委“關于北渡長江作戰計劃”中的一次戰斗，它不是一場戰役的終結，而是戰爭過程中的進、退。把“土城之戰”說成是毛澤東指揮生涯中的“四大敗仗”[8]之一是不專業的，更是可笑的。一些不負責任、從不研究黨的歷史文獻的所謂專家，甚至妄言說：“‘四渡赤水’兩大敗仗怎么說？”

所謂的毛澤東“四大敗仗”的另一大敗仗是指毛澤東指揮紅軍“三渡赤水”時的“魯班場之戰”。關于“魯班場之戰”當時形勢、戰略、戰術決策過程，將另文詳述。

[1] 本因坊秀策（1829-1862），本名桑原虎次郎，日本國備后因之島人，十四世本因坊秀和的跡目（即接班人）。棋風平和悠遠、妙入精微，創有“秀策流”布局。自1849年起，十三年間創造御城棋賽十九連勝空前紀錄，與道策并尊為日本棋圣。

[2] 胡底：著名的“龍潭三杰”原名胡百昌一、四方面軍會師后，胡底因直言反對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威迫朱德、劉伯承、讓李特取代葉劍英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的位置。免職紅九軍參謀長陳伯鈞。在編入左路軍的紅五軍（中央紅軍紅五軍團）、三十二軍（即原中央紅軍紅九軍團)中不顧組織原則滲入自己的親信的惡劣行徑。張國燾竟把胡底打成“反黨分子”，在南下途中秘密殺害。

[3] 黔軍總指揮猶國才,字用儂，貴州省桐梓縣人，清光緒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生。早年入貴州講武學堂第一期，民國十四年猶國才為陸軍步兵上校，并加少將銜。紅軍入黔時，曾任黔軍副總指揮（總指揮王家烈）。

[4] “關于遵義會議召開的時間”：“毛澤東為起草黨的《歷史決議》所寫的草案有：“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在貴州遵義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才把這條錯誤路線加以克服。”李德：“1935年1月7——8日舉行的會議”。陳云：“進遵義后一、二天后召開的。”內重要文獻：《六大以來》標注時間1935年1月8日。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歷史文獻原件：時間為1935年1月8日。

[5] “陳云同志早就說過，毛澤東同志的發言的主要內容就是1936年發表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中的主要內容”。（注:引自周恩來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風匯報會議上的講話》）。

陳云同志在1977年8月23日接見遵義會議紀念館負責人的談話時說：“在遵義會議上，毛主席講得很有道理。內容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見遵義紀念館主辦的《大轉折》2008年第3期“陳云同志采訪記”一文。

在李德撰寫的《中國紀事》上也有記載：“遵義《決議》的內容就是以后經過編者修改的毛澤東的講話原稿，毛把這個稿子也用來作為1936-1937年在紅軍軍事學院講課的基礎，并且在以后的文章里，特別是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應用了這個原稿。”(見《中國記事》P144頁)

[6] 系統思維：這是一種邏輯抽象能力，一般從系統論抽象而來，是一種全局觀、整體觀，是一種在立足整體視野基礎上的認識方法，這是一種能夠深刻把握事物的本質特征和發展變化規律的能力。

[7] 系統觀念：系統觀念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重要范疇。恩格斯指出，“關于自然界所有過程都處在一種系統聯系中的認識，推動科學到處從個別部分和整體上去證明這種系統聯系”。

[8] 在中央紅軍長征以前的所謂兩場“敗仗”，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一文中說得非常清楚：“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江西寧都縣東韶地區打譚道源的作戰，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江西興國縣高興圩地區打十九路軍的作戰，一九三二年七月廣東南雄縣水口圩地區打陳濟棠的作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江西黎川縣團村地區打陳誠的作戰，都吃了兵力不集中的虧。如像水口圩和團村這一類的仗，本來一般算作勝仗，而且還算作大勝仗的（前者擊潰陳濟棠二十個團，后者擊潰陳誠十二個團），然而我們歷來就不歡迎這種勝仗，在某種意義上簡直還可以說它是敗仗。因為沒有繳獲或繳獲不超過消耗，在我們看來是很少意義的。”歷史文獻表明毛澤東親自的指揮的南雄、水口戰役，包括池江、梅嶺關、大余、水口圩等戰斗，共擊潰陳濟棠的粵軍十五個團。其中水口圩戰斗，擊潰陳誠十二個團。顯然不算敗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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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中共貴州省委宣傳部離退休支部；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