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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和土地是一個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認為，“歷史的真正舞臺所以便是溫帶，當然是北溫帶，因為地球在那兒形成了一個大陸，正如希臘人所說，有著一個廣闊的胸膛。”

中國國土大部分在溫帶。南方，湖南玉蟾巖遺址出土了距今約12000年的炭化稻谷，江西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出土了距今12000年左右的栽培稻植硅石，浙江上山遺址出土了11000年前的陶器、石器和早期栽培稻遺存。北方，北京東胡林遺址出土了距今約10000年的炭化粟和黍，在內蒙古敖漢旗興隆溝遺址發現了距今約8000年、經過人工栽培的炭化粟黍籽粒。

距今8000年前后，稻作農業向北傳播到淮河下游地區，粟作農業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及燕山南北得到普及。大米（稻類）和小米（粟和黍）相遇后，逐漸形成“南稻北粟”的農業分布格局。

農業的發明，改變了人類選擇居住地的標準，推動形成全球性農業化浪潮。涉及西亞、北非和歐洲的地中海文明，包括小麥和大麥構成的面食文明；涉及長江、黃河的中華文明，包括北方小米和南方大米構成的米食文明。

新疆通天洞遺址發現距今約5200年的炭化黍和經過人工栽培的炭化小麥，說明此時東方的黍與西方的麥在這里相遇，也說明新疆在5000多年前就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一個通道。

整體看，一碗碗米飯為中華民族的存續發展提供了物質支撐。更重要的是，糧食作物交流的背后是人際的交流。長江、黃河、珠江等大河巨川的主干和支流帶來人的匯聚，逐漸發展成為黃河文化帶、長江文化帶、珠江文化帶等，催生出各經濟區域共存互惠的經濟結構，形成了共同家園，成為中華民族綿延發展的地緣優勢。

學者季羨林認為，“如果用一種物質代表中華文化，那就是玉。”在吉林白城雙塔遺址出土的距今10000年前后的玉扁珠，是目前已知中國玉文化的起點。玉和龍首先相遇在西遼河流域的遼寧阜新查海遺址。查海遺址出土的8000年前早期人類使用的玉器，已經附加社會意識，成為“德”“禮”的象征；出土的龍形堆石長達19.7米，被譽為“中華第一龍”。

玉和龍相遇后，玉文化伴隨著龍文化擴散傳播，路線大體上呈現北玉南傳和東玉西傳的趨勢。學者葉舒憲認為，玉文化在距今5000年之際先統一長三角，其后又在距今4000年之際遍布甘青寧陜等地，大體上統一了中國。

上萬年來，“玉成中國”所帶來的統一過程，不是金戈鐵馬式的武力征服，而是產生玉禮信仰的文化認同，“化干戈為玉帛”。由此，“溫潤如玉”成為中華民族的鮮明個性，并逐步沉淀為文化意義上的偉大理性。

【新石器時代凌家灘文化玉龍（作者供圖）】

在國家博物館展廳，子龍鼎是迄今所知鑄有最早“龍”字的青銅器。在文化意義上，中國人3000年前就被鑄上了“龍”印。習近平總書記曾這樣詮釋龍的傳人：“文化沒有斷過流、始終傳承下來的只有中國。我們這些人也延續著黑頭發、黃皮膚，我們叫龍的傳人。”

【商代子龍鼎（作者供圖）】

1985年，學者蘇秉琦在山西臨汾參加晉文化研究座談會時，寫下了“華山玫瑰燕山龍，大青山下斝與甕”的詩句。對此，蘇先生作了進一步分析，指出以玫瑰花圖案彩陶為主要特征因素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與以龍鱗紋圖案彩陶為主要特征因素的紅山文化，這兩個不同文化傳統的共同體的南北結合是花（華）與龍的結合。

龍與玫瑰相遇過程，有裂變、有撞擊、有融合，中間對接點在桑干河上游（河北省和山西省北部）一帶。距今約4300年至3900年的山西陶寺遺址的遺存，有黃河中游華山、東部泰山、北方燕山三個文化主根，還有來自太湖及其他區系的文化因素，以及北方紅山文化早期文明的影響。

【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玉龍（作者供圖）】

此時，北方文明的南下影響形成一個“Y”字形通道，即遼西文明和河套文明通過晉北到達晉南的通道，這個“Y”字形通道就是學者蘇秉琦眼里的中華文明多根系中關鍵性的“直根”。

“直根”發育的過程，也是文化意義上“宅茲中國”觀念發育的過程。“直根”扎根，讓中國的疆域起步就是“好大的一個家”。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的搖籃，在古埃及為尼羅河，在近東為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古印度為印度河，它們的范圍不過數十萬平方千米。中國的搖籃，僅算孕育早期文明的核心地區，也有近300萬平方千米。黃河中游發育的仰韶文化空前統一，其范圍已經涵蓋后世中國主體區域的大部分。

【廟底溝遺址出土的雙旋紋彩陶盆（作者供圖）】

因為關鍵性的“直根”存在，華夏兒女、炎黃子孫、龍的傳人觀念也在生長。文化意義上的中國、政權意義上的中國和疆域意義上的中國有時并不完全重合，但是整體看，中華民族生存的疆域僅有“胖瘦”之分，而無器質之變。

殷墟博物館展廳，擺放著商王武丁的妻子婦好、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埃赫納吞的妻子納芙蒂蒂、古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古希臘的邁錫尼國王阿伽門農等人的雕像。除婦好所代表的中華文明外，其他幾位所代表的世界古老文明已經退出歷史舞臺。

世界上產生的原生文明眾多，只有中華文明延續至今，從未中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北起興安嶺，南至南嶺，東到大海，西到青藏高原，中華民族一直在用自身力量溝通山水，與大自然和諧共生。萬里長城、靈渠、大運河等，將中華大地上的山山水水連接起來，極大促進了各民族血脈相融、中華文明綿延發展。

穿過山水，共奉中華成為中國歷史主流。秦漢時期，中央王朝打通關隘，修建道路，活躍關市，將彼此分割的幾大經濟區域整合為一個大的經濟共同體。魏晉南北朝370年間，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確立了清晰的“夷夏同源”歷史敘事。匈奴后裔劉淵建立“漢國”，祭祀自漢高祖以下的“三祖五宗”；同為匈奴后裔的赫連勃勃立國號為“大夏”，稱自己為“大禹之后”；慕容鮮卑自稱“有熊氏之苗裔”；拓跋鮮卑追認祖源為黃帝之子昌意。遼宋夏金時期，契丹據有幽云十六州后，自認“中國”。西夏將王族祖先追溯到北魏拓跋氏。清朝歷經康雍乾三代治理，基本解決了地緣安全問題的長期困擾，實現了“長城內外皆一家”。

山和水相遇的過程，呈現出諸多中國特色。在歷史大動蕩時期，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帶來充滿活力的氣質與勇猛剛健的氣魄，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這樣的相遇歷程，推動了中華文明生生不息、中華民族共同體牢不可破。

五、東西南北文字符號的相遇

在安徽蒙城尉遲寺遺址，出土了距今約4800年的大口陶尊，上面刻畫著日、月、山的圖案。山東鄒平丁公遺址，則出土了距今約4200年、較為成熟的文字符號。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曾發現朱書“文邑”二字的陶扁壺。自秦統一六國，“書同文”極大推動了中華民族向內凝聚。

各地文字符號相遇，催生了中華民族經學和史學傳統。若把子學傳統上溯，就會看到諸子百家，而諸子百家共享了統一的精神譜系，以儒學為主干的中華文化的自覺意識逐漸凸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春秋》，將夏商周三代與孔子的時代相貫通，呈現了王道理想。司馬遷撰寫《史記》，以“通古今之變”的方式達到了“究天人之際”的目的。各民族所建政權大多繼承了為前朝修史傳統，如，北魏崔鴻撰寫了《十六國春秋》，唐代修《晉書》《南史》《北史》以及《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元代為宋遼金三朝修史，明代為元代修史，清代為明代修史。

漢字是世界上唯一延續至今且仍在使用的自源文字系統，是鮮明的中華文明標識。文字背后是厚重的歷史文化，最終沉淀為我們的文化基因。

（作者系中國國家博物館圖書資料部主任、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理事；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道中華”，原載《中國民族報》2025年2月18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