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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5月，毛澤東在江西尋烏縣進行了被他稱為“最大規模”的社會調查，寫出近8萬字的報告《尋烏調查》。這個調查報告像是一幅《清明上河圖》的現代文本，讓人讀出那時的社會關系詳情和各階級的生存面貌，算得上30年代初中國社會學或者說文化人類學的調查范本。

毛澤東找了破產小地主出身當過小學老師的縣蘇維埃主席，當過縣商會會長的雜貨店老板，鐵匠出身在軍閥部隊當過排長的縣蘇維埃委員，小地主出身并且開過賭場的區蘇維埃委員，在舊縣署做過錢糧兼征柜辦事員的鄉蘇維埃主席，各色人等一共11個人，開了10多天時間的調查會，把尋烏縣的交通、商業、經濟、政治和文化現狀，搞得一清二楚。

清楚到什么程度？連縣城有幾家賣豆腐的、打鐵的、理發的，各業人員的數量、比例，各自的經營情況，都細細道來。十六七家雜貨店賣的131種“洋貨”的名字，也一一寫出。關于地主對農民的剝削的形式，毛澤東也做了內行人才能明了的區分，諸如，靠地租來剝削的，就有量租制、谷納錢納、勞役等10種；用高利來剝削的，有錢利、谷利和打會等5種；稅捐方面的剝削，有煙酒印花稅、屠宰稅、護商捐等8種，加起來不平等的經濟關系達到23種。

　　明了經濟關系后，毛澤東的筆墨落在了政治態度。關于大中地主的政治態度，他區分出新的、半新不舊、全舊三種，戶數分別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二十。具體描述，也是繪聲繪色。

    　關于“新的”，毛澤東說他們“生活比較奢華。他們看錢看得松，他們什么洋貨也要買，衣服穿的是破胸裝，頭也要揮一個洋裝。派遣子弟進學校也頗熱心，或者自己就是中學等類學校畢業的。”關于“半新不舊的”，政治態度是“贊成一點‘新’，但隨即就批評‘新’的壞處。他們也辦學校，也做教育局長，但他們辦的學校是專制腐敗的。做教育局長是為了拿到一種權，可得到一些錢，……歷來的教育局長多半是他們做，第一種人太新了是做不到手的。他們的生活介在節儉與奢華之間。”關于“全舊的”，則“欲以帝制主義來打倒民權主義，恢復他們的政治領導，挽回那江河日下的封建經濟的崩潰形勢。他們的生活很節制。他們至多揮個光頭。”

《尋烏調查》的種種描述，生動揭示了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農村真實的社會關系，實際上為中國社會畫了一張圖。在此前后，毛澤東還在井岡山、贛南、閩西進行了十幾個社會調查，從不同角度為中國社會畫了10來幅精致別樣的圖。

畫圖是為了找“路”。毛澤東以尋烏調查為代表的社會調查告訴人們，正確的道路，從來都深埋在國情的土壤之中，要把它找出來，總是要拿起調查研究這把鋤頭。挖著挖著，國情土壤的酸堿度如何，沙子和石塊的結構如何，把這些情狀描繪出來，反復尋看思量，沿著什么方向才能開出一條路，心里便逐漸有底了。所以，找路必先畫圖。

　　毛澤東為中國社會畫圖的時候，中國革命道路“是什么”、應當“怎么走”，正困擾著黨內決策層。當時黨內決策層的主流看法，仍然是“城市中心論”。毛澤東這期間的社會調查，和“城市中心論”顯然背道而行。

中國革命道路“是什么”？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周恩來1944年在延安中央黨校做報告時曾說，1928年“六大”召開時，毛澤東雖然已經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但他“還是認為要以城市工作為中心的”。從“工農武裝割據”到“以農村為中心”的轉變，是創立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關鍵一環。毛澤東1929年在長汀、上杭等地所進行的廣泛社會調查，使他開始抓住這個關鍵環節，堅定了他創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以為“前進的基礎”的決心。在土地革命、武裝割據這些基本政策指導下，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逐步鞏固發展。“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道路的設計，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間孕育成熟，最終形成理論形態的。

為弄清“怎樣走”，毛澤東的辦法依然是“向下看”，搞調查研究，然后畫圖。在尋烏調查中，他深入研究了當地商業資本的興衰過程和原因，中國農村的土地關系和剝削狀況，各個階級和階層的生存現狀及政治態度，特別是細致入微地分析和總結了尋烏進行土地斗爭的經驗教訓，由此，對為什么要走和怎樣走農村包圍城市這條道路，在認識上有了飛躍；對這條道路為什么能夠走得通，也有了實踐依據。

毛澤東在延安時，集中回顧了在土地革命時期所做的10多個社會調查，頗有感慨地說：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都過活下去。假若對地主一點土地也不分，叫他們去喝西北風，對富農也只給一些壞田，使他們半饑半飽，逼得富農造反，貧農、雇農一定陷于孤立。當時有人罵我是富農路線，我看在當時只有我這辦法是正確的。

毛澤東通過社會調查畫出的中國社會圖樣，不只為確立正確的土地政策提供了正確的階級依據，還為根據地政權建設內容和工作方法，為把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黨，逐步改造成無產階級的政黨，進而在正確處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的關系問題上，提供了一系列的國情依據，奠定了認識基礎。因此，他在做尋烏調查的同時寫作的《關于調查工作》一文，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就不是偶然的了。

（作者：陳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