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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傳奇：毛澤東何以成為時代的靈魂性人物？

點擊：  作者：陳晉    來源：《黨的文獻》2017年第6期  發布時間:2017-12-28 09:45:58

 

      革命是為救國，建設是為興國。革命是為了解放社會生產力，建設是為了發展社會生產力。從舊中國到新中國，從革命到建設，歷史演變的內在邏輯，就這么簡單。理解了這個歷史邏輯，就能真切地理解毛澤東和他的時代。因為，毛澤東是穿越和推動兩個時代向前發展的靈魂性人物。

 

四聲炮響與中國之命運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有四聲炮響，改變了國家的命運。

第一聲炮響是英國人打的。

1840年的中國，就像一個古老易碎的青瓷花瓶，看起來碩大精美，卻經不起外部世界哪怕是輕輕的一擊。這年，英國憑借堅船利炮，對中國發動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從此陷入被西方列強欺凌的屈辱境地，被迫簽訂了一個又一個極不平等的條約。

這聲炮響，把沉睡的中國從東方老大帝國的迷夢中驚醒了。“不僅激起了農民的排外反應，而且激起了幾乎中國政治、知識等各界精英人士這樣一種情緒，即現狀必須徹底改變。”為尋找出路，中國人接連嘗試了許多辦法。從帶有傳統色彩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到學習吸收西方器物技術的洋務運動;從資產階級維新派的變法改良，到清王朝政府的政治體制改革新政，都因為沒有成效而歸于失敗。

第二聲炮響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打響的。

1911年(辛亥年)10月 10日深夜，立志推翻清王朝的武昌起義新軍，炮轟清王朝的湖廣總督署，不僅嚇跑了總督瑞澂，也結束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王朝。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這場革命的先行者和領導人是孫中山。

聽到武昌起義的炮聲，有一位剛從湖南農村來省城長沙讀書的 18歲中學生，立刻到長沙的起義新軍里當了名列兵。不久，孫中山建立起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這位青年以為革命成功了，便退出軍隊繼續求學。這位學生當時默默無聞，后來人們都熟悉他的名字，叫毛澤東。

中華民國建立后，沒有了皇帝，但封建軍閥們把持中央和各地政權。在中央，有人想當皇帝;在地方，則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從 1912年到 1949年，中華民國這個國號在中國大陸叫了 38年。在 1928年之前的 17年間，控制北京中央政權的軍閥首領，像走馬燈一樣不停地變換。出任過總統或國家首腦的有 7個人，當過總理的有 26個人。政府內閣變動次數就更多了，據不完全統計有 47次，其中最長的存在17個月，最短的只有兩天。“城頭變幻大王旗”，都是靠槍桿子說話。所謂民主、共和徒有虛名;局勢亂得一塌糊涂，看不到盡頭。中國依然沒有擺脫衰頹的命運。

中國的出路在哪里?連創建中華民國的孫中山和他領導的當時先進的政黨國民黨，也陷入了苦悶無計的窘境。這時候，傳來了又一聲炮響。

第三聲炮響是俄國人打的。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從阿芙樂爾巡洋艦上發出的炮聲，傳到中國后，先進分子從炮聲中捕捉到新的文明曙光。率先看到這縷曙光并認它作方向的，是李大釗和陳獨秀兩位北京大學的教授。跟在他們身后下決心走俄國革命道路的年輕人中，就有來自湖南的小學教師毛澤東。“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句名言，就是毛澤東后來說的。

要走俄國革命道路的這些人，首先想到的是建黨結社。

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 10年間，有兩次建黨結社的高潮。第一次是 1911年到 1913年，據統計，當時基本具備近代政黨性質的團體便有312個，但這些政黨和團體大多嘯聚一時便煙消云散了。第二次是 1919年爆發五四愛國運動前后，在新文化運動高揚的“民主”與“科學”的時代旗幟感召下，全國知識分子搞起的政黨社團多得數不過來。大家都在為拯救中國尋找出路，希望按自己的方案來改變中國，進而復興中國。

1921年 7月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規定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并且明確用革命的手段來實現這一目標。這個政黨成立時的領頭人是陳獨秀和李大釗，28歲的毛澤東是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3名代表之一。代表們的平均年齡，正好也是 28歲。當時全國只有 58個黨員，在 4億人口的中國，無疑是滄海一粟。

但這個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硬是像原子裂變般爆發出驚人的能量。經過 28年的起起伏伏、曲曲折折，終于奪取了全國政權，創建了一個新國家。

毛澤東就是在這個披沙瀝金的悲壯歷程中脫穎而出，被他所處的時代選擇為領袖的。1949年革命取得成功的時候，即將擔任新國家政府總理的周恩來，發表了一篇題為《學習毛澤東》的講話，開頭就說：“我們必須有一個大家共同承認的領袖，這樣的領袖能夠帶著我們前進。三十年革命運動的實踐使中國人民有了自己的領袖，就是毛澤東。”

第四聲炮響是中國共產黨打的。

那是 1949年 10月 1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上的禮炮聲。為昭示中國共產黨成立 28年來的奮斗歷程，開國大典一共放了 28響禮炮。

禮炮和煙花消散后，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社會巨變，便屬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故事了。

從“舊中國”到“新中國”

第四聲炮響之前的中國近現代歷史，在內憂外患、風雨飄搖中動蕩了足足一個世紀，彌漫著壓迫和反抗，革命和戰爭，饑餓和死亡。這是毛澤東所處的時代，也是造就毛澤東的時代。這個時期的中國，人們稱之為舊中國。

第四聲炮響之后，既是毛澤東所處的時代，也是毛澤東領導的時代。人們習慣稱謂的毛澤東時代，時間范疇是 1949年到 1976年。這個時期的中國，人們稱之為新中國。

舊中國是毛澤東時代的前序和產床。

新中國是毛澤東時代的正文和舞臺。

正文的線索事實上早已在前序里交待，也正是產床造就了舞臺。

新舊中國的時間分界點，恰恰是 20世紀中葉(1949年)。毛澤東簡單明了地概括說：“這個世紀，上半個世紀搞革命，下半個世紀搞建設。”

上半個世紀為什么要搞革命?舊中國被稱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也就是說，中國名義上是一個獨立國家，但各個領域都受著帝國主義勢力的侵略和壓迫，從 1900年八國聯軍打到北京，到 1931年開始的長達 14年的抗日戰爭就是明證;雖然沒有了封建皇權的統治，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仍然沒有擺脫封建經濟制度的剝削和封建意識形態的桎梏。在舊中國搞革命，為的是徹底清除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以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

下半個世紀搞什么樣的建設?早在革命年代，毛澤東就確定下來這樣一條建設思路：通過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把中國從落后的農業國改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新中國成立頭幾年，搞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經濟目標是實現工業化。1956年構筑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后，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所謂全面建設，就包括經濟、政治、文化方方面面。經濟建設方面的目標，則逐步以現代化代替工業化，毛澤東的具體概括是建設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科學技術和現代化的國防，最終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

革命是除舊，告別;建設是布新，迎取。但革命和建設從來不是剛性的斷裂關系。革命中有建設，建設中有革命，建設中還有承續。建設中所要承續的，不光是舊中國留下的有益于新中國的遺產和資源，還有革命者自身在革命年代形成的傳統。進入新中國，時代要求革命者與時俱進，擁有新的視野和思維，但不能要求革命者一夜之間換副腦筋，更不能要求他們淡忘過去。“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這句列寧的名言，流淌在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的血液里。

革命是為救國，建設是為興國。革命是為了解放社會生產力，建設是為了發展社會生產力。從舊中國到新中國，從革命到建設，歷史演變的內在邏輯，就這么簡單。

理解了這個歷史邏輯，就能真切地理解毛澤東和他的時代。因為，毛澤東是穿越和推動兩個時代向前發展的靈魂性人物。

何以成為時代的靈魂性人物？

每個時代都有它的靈魂性人物。

從遠處講，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靈魂性人物，在英國有克倫威爾，在法國有拿破侖，在中國有孫中山。從近處講，七八十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人們津津樂道的是斯大林、羅斯福和丘吉爾幾位“巨頭”。關于中國的改革開放，美國哈佛大學的傅高義教授新近還寫了一本題為《鄧小平時代》的書。關于今天中國的發展變革，美國紐約大學的教授熊玠又寫了一本書，叫《習近平時代》。

這些靈魂性人物，大多為政治領袖。當然，也不是任何一個政治領袖都可能成為時代的靈魂性人物。靈魂性人物超越一般政治領袖的地方在于，他們有大信仰大執著，經受時代的錘煉和塑造，有大判斷大摯著，有號召力感染力，被歷史選擇出來，能夠代表當時社會的普遍愿景，在大歷史中擔當領導責任。

有意思的是，毛澤東曾經和西方一個被他稱為“軍人和政治家”的客人，交流過對政治領袖的看法。

1960年 5月和 1961年 9月，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兩度訪問中國，毛澤東分別在上海和武漢同他深談 4次，一共談了 9個半小時。剛剛卸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隊副總司令的蒙哥馬利，想親自探尋一下受到西方不公正對待的新中國究竟是怎樣一番景象，聽一聽被西方視為“紅色瘟疫”的毛澤東是怎樣想的。

1960年 5月 27日那天，他和毛澤東之間有過下面這段對話：

蒙哥馬利：我衡量一個政治領袖的標準是看他是否會為了地位犧牲他的原則。你同意不同意這樣一種標準?如果一個領袖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犧牲他的原則，他就不是一個好人。

毛澤東：我的意見是這樣的，一個領袖應該是絕大多數人的代言人。

蒙哥馬利：但是他也不能犧牲他的原則啊!

毛澤東：這就是原則，他應該代表人民的愿望。

蒙哥馬利：他必須帶領人民去做最有利的事。

毛澤東：他必須是為了人民的利益。

蒙哥馬利：但是人民并不經常知道什么對他們最有利，領袖必須帶領他們去做對他們有利的事。

毛澤東：人民是懂事情的。終究還是人民決定問題。正因為克倫威爾代表人民，國王才被迫讓步。

蒙哥馬利：克倫威爾只代表少數人。毛澤東：他是代表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

蒙哥馬利：但是他失敗了。克倫威爾去世并且埋葬以后，過了幾年，人家又把他的尸體挖出來，砍掉他的腦袋，并且把他的頭在議會大廈屋頂上掛了好幾年。

毛澤東：但是在歷史上克倫威爾是有威信的。蒙哥馬利：如果不是克倫威爾的話，英國就不是今天的英國了。毛澤東：耶穌是在十字架上被釘死的，但是耶穌有威信。蒙哥馬利：那是在他死以后，在他活著的時候，他沒有很多的跟隨者。毛澤東：華盛頓是代表美國人民的。

蒙哥馬利：可是他被暗殺了。毛澤東：印度的甘地也是被暗殺的，但是他是代表印度人民的。

毛澤東多次說過，他心目中的“上帝”是人民。在和蒙哥馬利的談話中，他又說“我的上帝是馬克思”。“馬克思”加“人民”，或許是毛澤東能夠成為時代靈魂性人物的根本原因。

毛澤東心目中的“上帝”，說到底是一種信仰。有能力的人走得快，會帶來自豪;有信仰的人走得遠，能實現追求。既有能力也有信仰的人，只要路走對了，就不會怕遠，他能夠穿越時代，并成為時代的靈魂性人物。毛澤東就是這樣的政治領袖。

以毛澤東的名字來命名中國的一個時代，因為他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締造者和主要領導者。所謂“主要”，就是起關鍵和核心領導作用的意思，而不是說光憑他一個人就能夠干成那樣的大事。

事實上，在毛澤東率領的領導團隊中，周恩來還曾經當過他的上級，朱德則始終是軍隊的總司令。但早在新中國成立前 14年即 1935年起，這些戰友們便清楚地認識到，毛澤東的膽略、智慧、才能和見識，是他們所不能及的，因而他的地位和作用是黨內別的領導人無法替代的。

屬于毛澤東領導團隊重要成員，在毛澤東逝世后開創一個新時代的鄧小平，說得更透底：“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么夸張……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么夸張。”正因為如此，從新中國成立到毛澤東 1976年逝世，他一直是這個新國家的掌舵人，是重大決策中最終拍板的“那一個”。把這期間的中國稱為“毛澤東時代”，大體是可以的。

在時代的使命面前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回答和解決問題是時代靈魂性人物的使命。

從國際環境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冷戰對峙局面。

1960年 5月 27日，蒙哥馬利在上海見到毛澤東時，著重詢問毛澤東對當時的國際局勢的看法，毛澤東在回答中提出一種新的觀點，他說：“現在的局勢我看不是熱戰破裂，也不是和平共處，而是第三種：冷戰共處。”“我們要有兩個方面的準備。一個是繼續冷戰，另一個是把冷戰轉為和平共處。所以你做轉化工作，我們歡迎。”

蒙哥馬利說：“西方世界的領袖是美國，現在西方國家怕被這個領袖領到戰爭中去。”“我們必須把這樣一種情況改過來：現在的情況是，西方集團的領袖跟東方集團兩個最大的國家根本談不攏。由于這個原因，美國在西方的領導受到懷疑。”

毛澤東說：“只要美國的領導不削弱”，“就不可能改變局勢”。“有沒有這種可能，英、法、蘇、中在某些重大國際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 ?”

蒙哥馬利說：“是的，我想是可能的。但是，由于美國的領導，英、法會害怕這樣做。”

毛澤東說：“慢慢來。我們希望你們的國家強大一些，希望法國強大一些，希望你們的發言權大一些，那樣事情就好辦了。”

“冷戰共處”是很有創見、也很深刻的關于毛澤東時代的世界大背景的判斷。正是基于這個判斷，如何處理中蘇和中美關系，始終擺在新中國國際戰略的突出位置。

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盡管在革命年代有過一些不那么愉快的事情，但畢竟意識形態相同。蘇聯在 1950年代又大力援助中國搞建設，那時社會主義陣營的發展也欣欣向榮，中蘇結盟是可靠有效的。后來由于各種原因關系破裂，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對美國，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抱有很大好感，和派駐延安的美軍觀察組相處甚好。由于美國在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中幫助國民黨政權，中國共產黨對美國的印象急劇惡化，再加上意識形態的對立，特別是美國在 1950年派第七艦隊侵入臺灣海峽，阻止新中國解放臺灣，中美關系從此徹底對立。一直到 1970年，由于中蘇關系緊張，美蘇爭霸加劇，中美關系才開始解凍。

任何時代的靈魂性人物，都不可能跳出歷史條件的限制來作決策。在冷戰格局中，下面這些國際因素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內外政策，產生了直接影響：不少國家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相對穩定的環境，經濟社會發展迅速;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不少國家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侵略的民族解放運動高漲;美國帶頭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和政治包圍，甚至在中國周邊國家進行戰爭，對中國形成直接威脅;中蘇從結盟友好到關系破裂，甚至發展為邊境武裝沖突。

毛澤東那代人是帶著過去慘痛的經歷和教訓進入新中國的。在此前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后一次抗日戰爭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這就使毛澤東時代的治國理政，始終把獨立、自主、安全、尊嚴擺在突出位置，并且有著揮之不去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危機意識和緊迫感。

明了上面說的這些背景，今天的人們才容易理解，毛澤東時代的不少重大決策，為什么是“那樣”，而不是今天人們順理成章認為的“這樣”。

新中國面臨的主要課題或者說肩負的歷史使命，大體有這樣幾個。

一是鞏固新政權，刷新舊國風，通俗地講，就是通過社會改造讓新中國“立”起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得住。

二是按既定目標，讓新中國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也就是說，要為中華民族趕上時代潮流，為國家的未來發展，構筑基本制度，提供政治前提，開出新的航道。

三是促進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提高社會生產力，改變長期以來“一窮二白”(毛澤東經常用“一窮二白”來概括中國的經濟文化國情。按毛澤東的解釋，“窮”指生活水平低，生產力水平低，具體表現為糧食少，鋼鐵少，機器少;“白”指人民接受教育的程度低，存在大量不識字的文盲，全社會科學文化水平不高。)　的落后面貌。

四是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尋找一條可行有效的道路。

這四大課題，也是四大任務，環環相扣，相互交織在一起，主題詞就是兩個字：“建設”。所以，今天的人們把毛澤東時代稱為“建設時期”。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來說，這是全新的時代要求。由于沒有經驗，在當時的條件下，只能摸索著盡最大努力去做，去問，去學。

于是，我們看到，1949年 7月劉少奇訪問蘇聯時，向斯大林提出了一個龐大的學習清單，包括蘇聯的國家組織、蘇聯經濟的計劃與管理、蘇聯的文化教育、黨的組織與群眾團體組織四個方面，一共 30個細目，大到怎樣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小到實行什么樣的稅收制度，乃至學校課程的安排。

在1961年9月24日同蒙哥馬利談話時，毛澤東是這樣表達的：“搞社會主義還要積累經驗，蘇聯、英國、美國、法國、日本的經驗，我們都愿意接受。”

在同西方國家交往很少的情況下，接受他們的建設經驗，顯然缺少渠道，很不現實。但毛澤東還是心向往之，對蒙哥馬利說了一個實例：“辦工業，我們也很愿意問你們。我看過一份報告，是我們的一個貿易代表團到你們那里去以后回來寫的，很有趣味。他們說，看到你們的一些工廠，并不富麗堂皇，房子也不整齊，但是做出來的東西，質量好。”蒙哥馬利問：“主席遇到難題的時候，是不是同馬克思聯系?”毛澤東回答：“他只有理論，他沒有辦過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列寧辦過。所以遇到實際問題，要問自己，問蘇聯。”

問蘇聯固然好，可不久又發現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弊端，最后只能是問自己。問自己，實際上就是在實踐中摸索著去做。

這樣一來，自然是有的做得好，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富有創造性，成效令人稱奇;有的在理論和實踐上都開了個好頭，但后來沒有很好地繼續做下去;有的在理論認識上是正確的，可惜在實踐中沒有能夠堅持和落實;也有的在理論認識上發生偏差，做起來自然就錯了。

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毛澤東說過，“建設比革命更困難”。這平淡如水的感慨，“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似乎不需要著意渲染。

雖然不著意渲染，后來的中國人還是理解毛澤東時代的。從建設時期進入改革時期以后，人們并沒有把兩個歷史時期對立起來，而是把毛澤東時代做得對的堅持下來，做得不夠的完善起來，做錯了的改正過來。

道路、夢想和傳奇

任何時代都有自己的夢想，時代的靈魂性人物就是要帶領人民尋找到一條實現夢想的正確道路。

毛澤東時代的夢想，是通過實現“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科學文化和現代化的國防”，建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此相應，毛澤東時代的實踐探索，從根本上說，是要為實現這個夢想找到一條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道路。

毛澤東 1961年 9月 23日和蒙哥馬利的對話中，便牽出“道路”和“夢想”這個話題。

關于道路，蒙哥馬利問毛澤東：“在摸索前進的過程中，你們什么時候才感到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對此，毛澤東沒有作答，只是說，“大局是光明的，但是擺在面前的困難很多，遇到許多過去沒有遇到的事”，“對于搞社會主義，我們已積累了十二年的經驗。我們搞經濟的經驗還不很充分”看來，他覺得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還沒有完全摸清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真正走上一條正確的道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關于夢想，蒙哥馬利說：你們做了很多工作，做得很不錯，“再過五十年，你們就應該了不起了”。毛澤東的回答是：“做了一點，還不多，要有幾十年到一百年的時間，譬如五十年到一百年。一個世紀不算長，你們英國的發展用了兩三個世紀。”正是受到這次對話的啟發，毛澤東稍后把實現夢想的歷史進程概括為：“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

從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的“第四聲炮響”算起，100年就是21世紀中葉。今天的中國，已經找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并在這條路上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

在人們的感覺中，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而這個夢想的內涵，也隨著時代的進步大大延伸和提升了。已經不只是毛澤東時代苦苦追尋的工業國、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或四個現代化，而是“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是2017年召開的中共十九大剛剛確定下來的奮斗目標，實現的時間節點，依然是毛澤東構想的21世紀中葉。

在這種情況下回望毛澤東時代和今天的關系，中國共產黨人認為，毛澤東時代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為中國發展富強、中國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堅實基礎，實現了中華民族由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歷史性飛躍。同時，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毛澤東時代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和物質基礎。如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了新時代。

每個時代的前面，都是新的時代。傳奇卻永遠是傳奇。

毛澤東 1961年 9月 24日和蒙哥馬利在中國長江邊上的武漢最后一次見面時，送給他一幅親自書寫的《水調歌頭·游泳》，算是頭天見面時接受蒙哥馬利一盒三五牌香煙后回贈的禮物。這首詞是毛澤東 1956年在武漢游長江時寫的，抒發了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暢想。當時的武漢，正在中國的母親河長江上修建第一座大橋，毛澤東在詞里暢想：“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當時的中國，還醞釀在武漢西邊長江上游一個叫三峽的地方，修建一座巨型大壩，毛澤東在詞里暢想：“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意思是，等到三峽大壩建成后，那個從地老天荒起就在三峽峰巔上矗立的傳說中的“巫山神女”，如果還健在的話，一定會驚訝稱奇，感慨世界變了模樣。

毛澤東心里明白，他生前不會有“巫山神女”那樣的幸運，親眼看到完全變了模樣的新中國，只好對一位當時不到 40歲的干部說：等將來三峽大壩建成了，別忘了寫篇祭文告訴我。中國的三峽大壩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利發電工程，于 2003年蓄水發電。如果真能寫這篇祭文告訴他的話，或與會有這樣幾個字是少不了的：這時代，如你所愿。

回到眼前，毛澤東又要下水游泳，并開始抒發他的暢想了。

他邀請年輕時擔任過游泳隊長的蒙哥馬利和他一道下水游長江。蒙哥馬利說：現在老了，不游了。毛澤東游泳上岸后，蒙哥馬利問：主席為什么不在游泳池里游?毛澤東回答說：長江就等于幾萬個游泳池。多游幾次膽子就放大了。然后問蒙哥馬利：英吉利海峽有多少公里寬?水有沒有長江這么急?是不是七八月間去游泳最好?還說：密西西比河是北美洲第一大河，我想去游一次，還有亞馬遜河，不過恐怕不好游，太熱。

想游遍大江大河大海的毛澤東，懷揣著很多憧憬。對這些憧憬，有的他描繪過，有的他努力過;有的實現了，有的成為永遠的遺憾。于是，他和他的時代所做的許多探索和創造，便成為了永遠的傳奇。

(本文原載于《黨的文獻》2017年第6期，作者陳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