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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冬權：1949年毛澤東對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幾個奠基性貢獻

點擊：  作者：楊冬權    來源：東博文化研究  發布時間:2019-05-11 10:40:26

 

 1949年毛澤東對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幾個奠基性貢獻

楊冬權

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當我們慶祝新中國經濟建設發展成就，總結新中國經濟建設發展經驗，研究什么是中國發展道路和中國發展模式，探尋新中國發展原因，探究是什么為中國今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之際，不應該忘記1949年開國領袖毛澤東對新中國經濟建設所作的幾個奠基性貢獻。

一、奠定有利于經濟發展、統一的國內環境

1949年，在國內外有人高唱和談、施放“和談”煙幕彈、提議國共“劃江而治”的時候，毛澤東提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思想，并指揮了解放全國的大進軍，實現了中國大陸的統一。這就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奠定了統一的國內發展環境，中國的各種經濟要素得以集中，并在960萬平方公里的范圍內得以流通。

（一）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

1949年1月1日，新華社發表毛澤東撰寫的元旦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毛澤東提出：“現在擺在中國人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面前的問題，是將革命進行到底呢，還是使革命半途而廢呢？”針對這個問題，毛澤東給中國描繪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前景：

【“如果要使革命進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不動搖地堅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官僚資本主義，在全國范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這樣，就可以使中華民族來一個大翻身，由半殖民地變為真正的獨立國，使中國人民來一個大解放，將自己頭上的封建的壓迫和官僚資本（即中國的壟斷資本）的壓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統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先決條件，造成由人剝削人的社會向著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廢，那就是違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國侵略者和中國反動派的意志，使國民黨贏得養好創傷的機會，然后在一個早上猛撲過來，將革命扼死，使全國回到黑暗世界。”】

毛澤東為什么要在這個時候，向全國人民提出是將革命進行到底還是使革命半途而廢的問題呢？這是由當時的形勢所決定的。到1948年底，由國民黨政府發動的企圖消滅共產黨及人民解放軍的戰爭，已經進行了兩年半。國民黨正規軍隊由戰爭開始時的430萬人減少為100多萬人，分布在東起臺灣、西到新疆的廣大地區內漫長的戰線上，已經不能組織系統并進行有效防御，更不用說像樣的進攻了。發動這場戰爭的蔣介石，已經喪失人心、眾叛親離。在軍事手段失利的形勢下，國民黨政府開始大談“和平”，施放“和談”煙幕彈，企圖麻醉人民，為他們贏得喘息的時間；支持國民黨政府的外國勢力也在革命陣線內部組織反對派，極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或以溫和的色彩進行，以確保帝國主義的在華利益。這些反動派，在這個時候都開始裝出了“可憐相”。針對中外反動派的裝可憐，毛澤東在新年獻詞中，向人們講了一個著名的希臘寓言——農夫和蛇的故事。毛澤東堅定地表示，中國人民決不憐惜蛇一樣的惡人。毛澤東針對那些勸說中國共產黨停戰議和的人們說：凡是勸說人民憐惜敵人、保存反動勢力的人們，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敵人的朋友了。毛澤東預言：已經有了充分經驗的中國人民及其參謀總部中國共產黨，一定會像粉碎敵人的軍事進攻一樣，粉碎敵人的政治陰謀，把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進行到底。

（二）揭穿假和談，促進真和談

同樣在1949年1月1日，一向主演“武打戲”的國民黨政府，卻公開上演了一出“和平戲”。親手發動“剿共”內戰的蔣介石在南京總統府官邸舉行了新年團拜會，在宣讀的《新年文告》中宣布愿與中國共產黨“商討停止戰爭、恢復和平的具體辦法”。針對蔣介石的“新年文告”，毛澤東為新華社寫了《評戰犯求和》《四分五裂的反動派為什么還要空喊“全面和平”？》等一系列評論，以嬉笑怒罵的筆調揭穿國民黨反動派上演的和談假戲，把戰犯為什么求和的真實目的剖析得淋漓盡致。毛澤東針對蔣介石說的“有助于人民的休養生息”，評論說：“和平”必須有助于已被擊敗但尚未消滅的中國反動派的休養生息，以便在休養好了之后，卷土重來，撲滅革命。“和平”就是為了這個。打了兩年半，“走狗不走”，美國人在生氣，就是稍為休養一會兒也好。

為了揭穿“假和談”的陰謀，實現真正的和平，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發表了關于時局的聲明，率先主動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八項條件。1月21日，蔣介石飛離南京并發表了引退公告，宣布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總統。第二天，李宗仁發表文告，宣稱“中共方面所提八項條件，政府愿即開始商談”。但李宗仁的和談目的，是想通過和談，達到“劃江而治”，保全“東南半壁”。毛澤東敏銳地對國民黨陣營的和平陰謀予以揭露。

為了促成和談，毛澤東還作了一些軍事部署方面的調整：第一，根據李宗仁、白崇禧的要求，決定我軍不攻安慶，讓駐守安慶的桂系軍隊向武漢撤退；第二，決定我軍推遲一星期渡江，由原定的4月15日推遲到22日；第三，在4月11日到16日期間，命令長江一線各部不要發生任何戰斗。4月13日，毛澤東函告周恩來：今日下午雙方代表團應舉行一次正式會議，宣布進入正式談判階段，其時間為13日至17日，共5天。18日以后，不論談判成敗，人民解放軍必須渡江。當晚9時，在中南海勤政殿，國共雙方開始舉行正式會談。4月15日，又進行第二次正式會談。周恩來把接受南京代表團意見所作的各點修改作了說明，并對不能修改的各點也作了說明。最后，周恩來說：這是中共代表團的最后定案，我們期待你們接受這個協定。張治中表示要把這個最后的稿子帶回南京，說服南京當局同意。周恩來正式告訴張治中：請代表團回南京的先生轉告李宗仁，到本月20日還不能獲得協議簽字，那我們就只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20日以后了。散會后，南京代表團商定第二天派黃紹竑和屈武帶文件回南京，勸李宗仁接受。

（三）和談協定被拒絕后揮師奪全國

黃紹竑等到南京后，李宗仁召集白崇禧等人商議。白崇禧看完協定，怒氣沖沖地對黃紹竑說：虧難你，像這樣的條件也帶得回來。會議決定由張群帶著協定去溪口請示蔣介石。蔣介石看后，拍著桌子說：

【“文白無能，喪權辱國！”】

4月20日深夜，李宗仁、何應飲復電張治中并各代表，拒絕接受《國內和平協定》。

4月21日，毛澤東同朱德向人民解放軍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命令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假和談陰謀又一次作了揭露，指出：拒絕這個協定，就是表示國民黨反動派在今年1月1日所提議的和平談判，不過是企圖阻止人民解放軍向前推進，以便反動派獲得喘息時間，然后卷土重來，撲滅革命勢力。拒絕這個協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謂承認中共八個和平條件為談判基礎是完全虛偽的。按照命令，人民解放軍強渡長江，于23日占領了南京。國民黨反動派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宣告覆滅。國民黨反動派所玩弄的“假和談”陰謀也就此宣告失敗。新中國成立時，南京和談代表團的代表，都成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的參加者和新中國成立的見證者。這表明，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對為和平作出貢獻的人士是充分尊重和照顧的，希望實現和平是真心誠意的。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后，毛澤東又指揮一野取西北，指揮二野進西南，指揮三野戰東南，指揮四野奪中南。在人民解放軍渡江后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內，毛澤東揮師實行千里大進軍，解放了16個省，取得解放戰爭的全面勝利和中國大陸的基本統一。中國人民的偉大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全面建設的新時期。

（四）將革命進行到底對中國統一和對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杰出貢獻

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號召下，中國人民終于同心同德地戰勝了國民黨玩弄“假和談”的政治陰謀，將革命進行到底；中國終于沒有像國內外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樣搞“劃江而治”，而是實現了大陸的統一；毛澤東在1949年新年獻詞中所描繪的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光明前景也終于勝利實現了，特別重要的是，新中國終于可以在統一的政治環境與經濟環境中開展經濟建設了。

“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一思想的提出和實現，不僅使中國共產黨迅速戰勝了國民黨，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人民的政權，而且實現了中國大陸的統一。因此，“將革命進行到底”，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統一所作的一大杰出貢獻，是對國內外各種企圖讓中國“劃江而治”、南北分裂的勢力的徹底打擊。我們必須從促進國家統一的角度和高度來理解“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偉大意義，也只有從促進國家統一的角度和高度，才能真正、全面、深刻地理解“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偉大意義。

“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一思想的提出，不僅實現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實現了中國的統一，更重要的是為新中國的經濟繁榮打下了重要的基礎、提供了基本的條件。如果國共“劃江而治”，那么中國大陸現在的土地就不是960萬平方公里，人口就不是13多億人。土地意味著資源，人口意味著人才、意味著消費市場，沒有這么多的人才和資源，沒有這么大的消費市場，中國的經濟體量怎么會有現在這么大呢？怎么能夠在世界各國中“坐二望一”呢？如果國共“劃江而治”，那么中國這兩個政權互相敵視對抗，誰也不能踏實下來搞經濟建設，其人力、財力必然消耗于軍備競賽、軍事對抗，誰也不能發展強大起來。同時，外國勢力必然加以利用而玩弄其間、進行操縱，中國必然任人擺弄、作人傀儡，不但經濟不能獲得今天這樣的發展，而且政治也不能如今天這樣的獨立。因此，《將革命進行到底》不但對中國革命、中國統一作出了巨大貢獻，而且對中國的經濟建設也作出了巨大貢獻。它的作用是奠基性的，長遠而又深刻。

二、奠定保障經濟發展的政治制度

1949年，毛澤東奠定了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包括政治協商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些新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它們在歷史上前所未有，屬于首創。這些政治制度，完全不同于歷史上的幾千年，而且在新中國成立后又一直沿用了幾十年。特別重要的是，它們還被這幾十年的歷史所證明是適合于中國情況而行之有效的，是能充分保障和大大促進經濟發展的，是今天經濟建設成就的基因之一、元素之一、起因之一。當我們總結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經驗時，可能還是繞不開這些基本的、適用、有效的政治制度。

（一）提議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政治協商制度

1949年1月8日，毛澤東在西柏坡主持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由他起草的《目前形勢和黨在1949年的任務》的決議，要求1949年必須召集沒有反動派代表參加的、以完成中國人民革命任務為目標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成立，組成共和國的中央政府，并通過共同綱領。

1949年6月15日下午，毛澤東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等23個單位的134人出席了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開幕致詞：

【“我們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會，今天開幕了。這個籌備會的任務，就是：完成各項必要的準備工作，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以便領導全國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肅清國民黨反動派的殘余力量，統一全中國，有系統地和有步驟地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國防的建設工作。全國人民希望我們這樣做，我們就應當這樣做。”】

在這里，毛澤東已經把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經濟建設工作的任務提了出來。接著，毛澤東回顧了中國共產黨發起召開新政協得到全國人民響應的過程，介紹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形勢，提醒人們不可因為勝利而放松對于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的瘋狂的報復陰謀的警惕性。毛澤東代表中國人民向全世界宣布：

【“中國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復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

最后，毛澤東豪邁地宣告：

【“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

參加籌備會的134名代表共分為6個小組，分別擔負擬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名額，起草新政協組織法和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起草共同綱領草案和宣言，擬定國旗、國徽和國歌方案等任務。

1949年9月21日19點，毛澤東出席了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這次會議將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新中國的開國盛會。毛澤東在致開幕詞時說：

【“現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在完全新的基礎之上召開的，它具有代表全國人民的性質，它獲得全國人民的信任和擁護。因此，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宣布自己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我們團結起來，以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內外壓迫者，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了。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

1949年9月30日，政協一屆全體會議繼續進行各項議程，首先選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全體委員，毛澤東等180人組成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大會一致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宣言》。宣言指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已宣告成立，中國人民業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國的歷史，從此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

這一天，第一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結束了，但這項新的政治制度——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度則在新中國成立后被繼續保留了下來。它把社會各方面的人士聚集在一起，把社會各方面的意見和智慧聚合在一起，為經濟建設同時也為其他各項建設提供了政治保障與智力支持，促進了經濟建設和其他各項建設的發展。可以說，政治協商制度不但促使了新中國的成立，而且保障和促進了新中國的發展。

（二）提出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讓人民當家作主

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就提出了要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他說：

【“我們政權的制度是采取議會制呢，還是采取民主集中制？過去我們叫蘇維埃代表大會制度，蘇維埃就是代表會議，我們又叫‘蘇維埃’，又叫‘代表大會’，‘蘇維埃代表大會’就成了‘代表大會代表大會’。這是死搬外國名詞。現在我們就用‘人民代表會議’這一名詞。我們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制。議會制，袁世凱、曹錕都搞過，已經臭了。在中國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適的。我們提出開人民代表大會，……不必搞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和三權鼎立等。”】

進入1949年，毛澤東多次要求各地建立人民代表會議制度，召開人民代表會議或各界代表會議。1949年1月10日，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就已提出：

【“各地新區外均應建立人民代表會議制度，首先是區、村人民代表會議，方能防止命令主義與官僚主義。”】

8月7日，毛澤東在收到華東局關于上海市人民政府召開各界代表會議的情況報告后，親自復電：

【“此種會議有很大用，可以依靠它去聯系群眾，幫助我們克服困難。”】

他要求“華東所屬各城市均應舉行，并應看重此種會議”。9月上旬和中旬，毛澤東在修改、審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草案時，特意改寫了這樣一段話：

【“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各級政權機關為各級人民政府。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人民政府為行使國家政權的最高機關。”】

9月29日，全國政協正式通過的《共同綱領》采用了這段話。

新中國成立后，按照毛澤東的這些思想，在全國范圍內普選了各級人民代表，并召開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省以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成為我們國家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保證政府接受人民監督的一項重要政治制度，同時也成為調動和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與創造性，激發廣大勞動者建設激情，從而使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率得到迸發以至迅速提升的一項重要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同多黨合作的政治協商會議制度一起，成為中國特色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奠定這兩塊基石的，無疑就是毛澤東。

毛澤東除了通過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來保證人民當家作主、調動勞動者生產積極性以外，他還把國家的各項職能或各種標識都冠以“人民”二字。比如：國家名叫人民共和國，代表大會稱作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叫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政府叫人民政府，軍隊叫人民解放軍，檢察院叫人民檢察院、法院叫人民法院，郵電叫人民郵電，銀行叫人民銀行，貨幣叫人民幣等等。這充分體現出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天、以人民為大、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信念。這讓人民群眾在國家和社會中的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也讓人民群眾的勞動創造性和生產積極性都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三）提出實行少數民族自治的制度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社會，維護各民族的團結對中國至關重要。新中國成立伊始，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面臨著一個重要的選擇：新中國是實行民族自決，還是實行民族自治呢？在新中國成立前夕起草《共同綱領》時，毛澤東提出：要考慮到底是搞聯邦制，還是搞統一共和國，實行少數民族自治。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而不實行民族自決的聯邦制。

經過中共中央同各方面人士的充分協商，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明確規定：

【“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大小，分別建立各種民族機關。”】

根據這一規定，新中國成立后，全國共成立了5個民族自治區，30個民族自治州，120個民族自治縣（旗），1170多個民族自治鄉，實行區域自治的少數民族人口占其總人口的四分之三。55個少數民族不但同人口眾多的漢族一樣在社會上享有高度的各種普通權利，而且還比漢族享有更多的一些特殊權利。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經濟建設，不但同漢族聚居地區一樣得到迅速發展，而且在漢族聚居地區的大力支援下和國家對民族地區特殊政策的支持下，得到更快發展，使全國的經濟發展更加平衡、更加協調。在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努力下，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的民族平等，在新中國實現了；歷史上一些經濟一直落后的民族地區得到開發，得到發展。民族區域自治已經成為中國一項基本制度，對于維護國家統一、增進民族團結，促進社會穩定、促進幅員遼闊的民族地區的經濟建設進步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歷史不斷證明：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的歷史性決策是多么正確，對中國的長治久安和包括經濟建設在內的各項建設的發展又是多么重要。

三、提出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

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就決定黨的工作重點由農村轉移到城市，要求所屬各部力避戰爭對城市的破壞，接收并管理好城市，從而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留下了更多的“本錢”，打下了更好的“底子”，同時還提出“今后重心在于建設”，即要把經濟建設作為黨的工作重心的思想，并且為恢復和發展經濟做了一系列工作，使新中國經濟建設有了良好開局。

（一）提出黨的工作重心轉移的思想

1949年3月5日，毛澤東在西柏坡向參加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代表們作報告。他向代表們宣布：從1927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了城市。他強調：黨和軍隊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他還進一步提出了以生產建設為中心的思想。他說：只有將城市的生產恢復起來和發展起來了，人民政權才能鞏固起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

【“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

毛澤東深謀遠慮，及時向全黨提出了工作重心轉移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深刻的思想和重大的部署，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不失時機地領導了又一場偉大的歷史轉折。這對新中國的經濟建設產生了重要影響。

毛澤東關于黨的工作重心轉移的思想，其實在這之前將近一個月就已經有所表露。1949年2月8日，他在為中央軍委起草致幾個野戰軍和中央局的電報中，就明確提出：

【“今后將一反過去二十年先鄉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變為先城市后鄉村的方式。”】

這正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時工作重心轉移這一戰略思想的先聲。這表明了毛澤東這位戰略家洞察時勢、見于未然，先人一步、高人一籌的特質。

（二）力避戰爭對城市的破壞

以城市為重心，首先就要在戰爭中力爭不破壞或少破壞城市。毛澤東對此非常注意。1949年1月3日，毛澤東專門為中央軍委起草一封電報給四野領導人，要他們研究“在攻擊天津時，是否有辦法使工業區避免破壞或減少破壞的程度”。三天后，他又電示四野領導人：

【“如果天津其他區域的敵軍均已解決，僅剩下工廠區的敵軍而又有可能采用勸降方法解決，則應試圖采用勸降方法，以便減少破壞”。】

1月9日，當獲知平津守軍領導人傅作義的代表提出要讓傅方軍隊調出平、津兩城，接受改編的消息時，毛澤東指示四野領導人說：為避免平、津遭受破壞起見，人民解放軍方面可照傅方代表的提議實施。后來，天津守軍頑抗到底，人民解放軍不得不通過戰斗解放天津；但北平守軍則接受了改編，使北平得以和平解放，沒有受到戰爭破壞。之后，毛澤東又花了很大氣力，先后用政治解決的方式，爭取了湖南、綏遠、新疆、云南、西康、西藏等省的和平解放，避免了戰爭對這些地方的破壞，這就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保留下了更多的“本錢”，打下了更好的“底子”。

（三）要求接收并管理好城市

以城市為重心，必須學會接收并管理好城市。毛澤東對此也傾注了很多。1948年12月13日，毛澤東在確定了關于平、津戰役的作戰方針后僅兩天，就下達指示，要聶榮臻等人“時刻準備率領接收人員乘車出發馳赴平、津”。他交代說：

【“此次接收平、津影響中外，你們務必辦到如同沈陽、洛陽那樣的接收及管理成績。”】

第二天，毛澤東又代中共中央致電各中央局、各分局和各前委，把陳云寫的關于接收沈陽經驗簡報轉發他們在接收城市時參考。毛澤東轉發的沈陽接收辦法是：各按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后分。

1949年2月8日，毛澤東在給幾個野戰軍和中央局的電報中，對接收和管理城市作了詳細指示。他要求準備渡江的軍隊在戰前必須“著重學習政策，準備接收并管理大城市”。5月23日，毛澤東在審閱修改中央給華東局并告華中局、西北局的電報時，特意加寫了一段話，說：

【“據平、津經驗，接管時對于企業物資（工廠出品及企業已交政府的倉庫存貨）不要當作戰利品沒收分配消耗掉，要當作企業的貨品（本來是企業的貨品），賣出錢來，歸企業使用，否則企業失掉這批資本之后繼續開工十分困難，勢必又要政府投資給企業才能開工。此事望通令各城市注意。”】

5月26日，毛澤東特地向華東局、華中局、西北局、南京市委通報了平津接收企業的經驗，說：

【“據平、津經驗，我占城市初期，如果接收企業的人員只準備接收，不準備經營，待接收之后再派人經營，則接收人員存五日京兆之心，無心經營，浪費物資，對企業生產損失甚大。因此，接收初期派去接收企業的負責人，即應盡可能選擇那些可以付托他們經營的人們，囑咐他們不但要接好，而且要管好，使生產不受損失。”】

像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嚀囑咐，像這樣從宏觀到微觀的詳細指導，可見毛澤東對我軍接收城市、管理城市的重視，可見毛澤東在為我軍接收并管理好城市方面所花費的巨大心血以及所作出的重大貢獻。

城市接管下來后，有一個怎樣安置原有人員的問題。開始曾采取裁減一些舊人員并把城市人口疏散出去的做法，如南京、上海、杭州解放后，就曾裁減了兩萬七千多舊人員。但不久毛澤東就發覺這樣不行。1949年9月2日，毛澤東給在上海的華東局負責人發了一份電報，明確指示他們：

【“不輕議遷移，不輕議裁員。著重整理稅收，以增加收入。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吃。多余人員設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崗位上去。自愿和可能遷移的工廠、學校，必須精密籌劃到新地后能夠維持下去，并有前途，否則不要遷移。對難民的遷移，亦須如此。著重節約那些本來可以減少的開支，但不要減少那些必不可少的開支。著重反對浪費，從這里可以得到一筆很大的錢。……已裁的二萬七千人，是一件大事，已引起很多人不滿，應加以處理。其辦法是立即加以調查，分別自己有辦法生活和自己無法生活的兩類，對于后一類人，應予收回，給以飯吃。現在無事做，也應給以飯吃，維持他們，使他們活下去，否則政治上對我們極為不利。”】

毛澤東算了一下賬說：

【“就全局來說，全國養九百萬至一千萬人是完全有辦法的。”】

毛澤東的這一指示十分重要，對于穩定當時剛剛接管下來的城市，對于穩定人心，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體現了一個政治家從大處著眼、從大局考慮、不算經濟小賬而算政治大賬的宏韜偉略。如果只算經濟小帳而大量裁減人員，在社會上形成很多失業者，那就可能引發社會動亂，從而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

城市接管下來后，最重要的是恢復和發展生產。毛澤東把恢復和發展生產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上，認為這是城市工作的重心所在。1949年3月，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作報告時，就已經告誡全黨：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務須避免盲目地亂抓亂碰，把中心任務忘記了。他還提出在已經解放了的北方，黨在這里的中心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這是一切工作的重點所在。5月21日，毛澤東看到了華東局對無錫市恢復和發展生產的指示，覺得很好，便專門用電報給華中局轉去，并請他們“充分注意抓緊對于新占各城市的政策指導”。為了利于恢復生產，6月4日，他指示中央致電有關地方黨委：上海、漢口、南京、九江的對外貿易，應力求有準備地迅速地恢復，應即設立對外貿易機構管理其事。

（四）提出“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設”的思想

毛澤東在1949年考慮的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除了從鄉村轉到城市以外，還有一個就是要從革命戰爭轉到經濟建設。1949年6月1日，毛澤東同朱德、周恩來、董必武給中國民主同盟的主席張瀾發了一份電報，電報中說：

【“革命戰爭迅速發展，殘敵就殲為期不遠。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設，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

這里，“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設”這句話，同前文提到的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所講的“生產建設”是“中心工作”那句話，都同樣體現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如果說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已經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有人可能會認為筆者在編故事，是望文生義、牽強附會。其實，毛澤東不但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有過這樣的思想，而且早在中央蘇區和陜北抗日根據地時期就提出過這樣的思想。

1949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講話時，也把恢復和發展經濟作為今后黨和政府的兩項工作重點之一。他說：

【“中國民主聯合政府一經成立，它的工作重點將是：（一）肅清反動派的殘余，鎮壓反動派的搗亂；（二）盡一切可能用極大力量從事人民經濟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同時恢復和發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業。”】

6月30日，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毛澤東寫下《論人民民主專政》這篇著名文章。在文章最后一部分，他說：黨在過去28年僅僅做了一件事，就是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基本勝利。今后我們的事情還很多。“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帝國主義者算定我們辦不好經濟，他們站在一旁看，等待我們的失敗”。他要求全黨，“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

為搞好經濟建設，1949年4月，毛澤東提出了“四面八方”的經濟政策。所謂四面，就是公私關系、勞資關系、城鄉關系，內外關系；所謂八方，就是公私兩方、勞資兩方、城鄉兩方、內外兩方。這“四面八方”政策的具體內容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毛澤東要求全黨，從四面八方努力，把四面八方照顧到，實現發展生產的目的。

（五）爭取民族資產階級

恢復和發展經濟，爭取民族資產階級的參加和保護民族工商業是一個重要的方面。1949年初，毛澤東指示中共中央華北局統管北平、天津兩市的接管工作。華北局書記薄一波在赴北平之前，專門去見毛澤東。毛澤東囑咐他說：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受官僚資本；對民族工商業要好好保護，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樣，原封不動”，讓他們開工，恢復生產，以后再慢慢來。做好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階級，還要團結好民族資產階級，跟他們保持長期的統一戰線。這就提出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保護民族工商業和團結民族資產階級的重要思想。1949年2月初，毛澤東在同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談話時就談了中國共產黨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毛澤東說：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很軟弱的，我們對這部分人采取聯合、利用、改造的方針，使其為祖國建設服務。我們利用了他們的積極性，也給了他們施展才能的機會、參與國事的權利和應有的社會地位。為發展生產建設，應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總之，在恢復和發展生產中，必須發揮和利用民族資產階級的積極性。1949年4月7日，毛澤東起草了給鄧小平等人的電報，告訴他們：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沒有自由資產階級的幫助，可能發生很大的困難，很難對付帝國主義、官僚資本及國民黨的強大的聯合勢力，很難使這些敵對勢力處于孤立。這件事，你們現在就應開始注意。因此，請你們考慮，是否有必要在沒有占領上海以前即吸收他們參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領上海以后，則吸引更多的這類人物參加工作。“不但上海如此，整個京、滬、杭區域都應該注意此點。”5月6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給負責江、浙一帶作戰的指揮員的電報，特意指示他們：

【“在占領紹興、寧波等處時，要注意保護寧波幫大中小資本家的房屋財產，以利我們拉住這些資本家在上海和我們合作。”】

8月21日，毛澤東在得悉上海的產業界提出國內可生產的工業品，請東北盡量在國內采購，不要再由蘇聯輸入；由蘇聯換來的大量花標布在平津銷售，把中紡的生活都斷絕了等意見后，專門為中央起草了一份電報給東北局，把上述情況告訴他們，請他們“加以注意，使上海民族資本家有出路”。

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參加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是新中國經濟建設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六）實現南北“三通”

為充分發揮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恢復中的作用，在人民解放軍渡江前，盡管當時諸事紛繁，毛澤東還是十分關心長江南北的通航、通商、通郵等問題。1949年2月10日，當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團到北平與中國共產黨商談國是時，毛澤東電示接談的共產黨代表葉劍英說：你們應對代表們表示，對于天津、上海恢復通船、通郵及商業聯系感興趣，如果他們在此點上能起某些作用，我們是歡迎的。2月14日，在“上海和平代表團”一行四人即將到達北平之時，毛澤東又電示北平接談的有關領導人說：

【“對南北通船、通航、通郵、通電四事，你們應表示關切。”】

2月15日，毛澤東又專門起草了一封發給各中央局、各前委的普發電報，指示全黨：

【“為了（一）恢復南北商業聯系，發展生產；（二）使南方各大城市資產階級了解我黨政策措施，便利我們在占領南方各大城市時孤立國民黨，順利地接收、管理和發展各大城市的生產；（三）使輪船、飛機、郵政、電報從國民黨手中轉入我們手中等項目的，我們對于不論何種輪船業、民航公司（中航、央航），都應當允許其先在平、津、秦皇島恢復通航。北平電訊局未停，天津電訊局亦應準備恢復通電。平、津與南方郵務交通亦應恢復。銀行、錢莊、郵局及商家的匯兌，亦應恢復。”】

毛澤東還進一步指示說：

【“在通船、通航、通郵、通電、通匯之后，我們的檢查，不可過嚴。”】

毛澤東特意囑咐大家：

【“你們對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郵、通電、通匯諸事，應當看作一件大事去做，而不應當采取消極態度。”】

2月22日，毛澤東還在西柏坡直接同上海和平代表團一行四人談了南北通航、通郵等問題。

由于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南北通航問題采取了積極的態度和措施，1949年2月23日，上海航業界駛到華北解放區的“大上海”號等輪船，載回了開灤煤炭4800噸，完成了國民黨統治區與解放區的首次商務通航。第二天，美國總統輪船公司“菲爾摩”號輪船也由天津返航回到上海。這樣，不但中商船只，而且外商船只也在南北之間實現了通航。

（七）部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經濟建設的恢復和發展，一個基本的條件是農村的土地改革。這一問題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49年12月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實行土地制度改革，廢除封建土地制度，是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繼軍事斗爭以后的第二場決戰。

1949年4月25日，毛澤東同朱德一道頒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的布告，宣布“約法八章”，其中的第七條是：有準備有步驟地廢除農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對南方新解放地區的土地改革，毛澤東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方針。8月10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復華中局并告各中央局、各分局、各野戰軍的電報，同意河南省委提出的以“中間不動兩頭平”的政策，作為解決河南土地問題的基點，對中農土地完全不動。電報還向各地提出：除河南等若干地方外，最廣大的新區，今年及明年的全年都不是實行分配土地的時期，而是準備分配土地的時期。另外，毛澤東還指示，在南方及其他新區實行改革土地制度時，必須在某些政策上（例如不要使地富掃地出門等）及工作方法上（例如要開區鄉農民代表會議等）改正過去在北方土改中做得不好的地方。絕不許再有過去那樣無政府無紀律的狀況出現。

在訪蘇前夕，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的兩個重要議題之一，就是南方土改。他說，江南土改時，要慎重對待富農問題，要把對地主和對富農分為兩個階段進行。訪蘇回來后，毛澤東一面充分聽取黨內各方面的意見，一面廣泛征求各階層代表人物的意見，領導制訂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其中規定：

【“保護富農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得侵犯。”】

1950年6月30日，毛澤東發布命令，公布了《土改法》。廣大農村轟轟烈烈地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當一些民主人士對土改抱有疑慮時，毛澤東號召讓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到各地去實地調查，了解實情。毛澤東幽默地說：狀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載難逢。因此，我們應該歡迎民主人士到農民中去看看他們的歡喜和愁苦。毛澤東自豪地說：土改一項，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孫中山都沒徹底地做過，中國共產黨人做了，這是天大的好事，不怕人看。對于那些工商業家、宗教家、校長、教員、開明紳士和愛國分子，我們都應該采取積極的態度團結和教育他們，決不能置之不理。

因為實行了保護富農的政策，又讓有疑問的人到農村實地了解情況，所以盡管土改在農村是一場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但卻逐步穩健而順利地在全國開展起來。到1953年春，全國除若干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外，都徹底廢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三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無償得到了七億畝土地和大量生產資料。中國人民終于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偉大理想。這是毛澤東一生和以他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所建立的偉大歷史功績之一。土地制度的改革，使占中國人口半數以上的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這個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使得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提高，對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