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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為姚有志將軍在習近平同志關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思想論述研討會上的書面發言】

兵學的實學色彩更濃郁

——中國兵學文化演進發展路徑掃描

以中國傳統文化與外部文明以宗教為主旨的傳統文化相比較，中國傳統文化的實學特征十分鮮明。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兵學與其他學說相比較，兵學的實學特征則更為典型。

基于這一認識，我給中國傳統文化或稱國學的定義是：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演進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主導性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和行為導向的統稱。是以易學為思緒，儒學為主干，道家學說和兵家學說為兩翼，歷代諸子百家共同參與構建的思想文化大系。如果說易學開辟了樸素唯物辯證思維的道路，儒學和道家學說著重闡釋的是世界觀、社會觀和人生觀，那么兵家學說則展開的是方法論大智慧。

戰爭是兩個和平之間的現象，和平是兩個戰爭之間的結果。戰爭與和平的縱橫交織，是地球人社會的常態。據公元前一世紀司馬遷的《史記》記載，中華民族從公元前3000多年前踏入人類文明門檻之日起，就有“軒轅振兵，中華成一統”的傳說。中國古代有句老話，叫做“從古知兵非好戰”。正是出于“非好戰”的基因和本性，迄今3000多年前提兵滅商的姜太公，就開始了系統的兵學理論創作。現存由姜太公署名的《六韜》，雖說是戰國時期的托名作，但從內容上看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姜太公的用兵韜略。所以后世把姜太公稱為中國兵學之祖。

人類文明史上，公元前五世紀前后，是一個文化承上啟下的承傳時代，又稱軸心時代。在這一時代，并行并存的中國、古希臘和古印度，幾乎同時出現了一批影響后世文化走向的文化巨匠與不朽經典，形成了各具特色、相對獨立的文化體系。若作橫向比較，以老子、孔子、孫子等為代表人物的中國子學文化，無論在文化大師的群體規模上，還是傳世經典的種類和數量上，都明顯超過了以蘇格拉底、柏拉圖等為代表人物的古希臘哲學文化，和以釋迦牟尼為代表人物的古印度佛學文化。尤其是中國子學文化經世自強的內蘊潛能、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以及衰而不朽的強勢基因，使其成為世界上唯一在原生地連續演化而曾未中斷的實學文化形態，而中國之外其他文化形態及其主導的文明演進，都出現過時空斷裂甚至換種移文的厄運。

從奴隸制向封建制變革的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傳統文化最為繁榮昌盛的時期，也是中國古典兵學創作的巔峰期。這一時期的戰爭尤為密集和慘烈，新興地主階級奪取政權和戰爭指導的客觀需要，以及民眾對戰爭的厭惡與對和平的渴望，強烈刺激著兵學的發展。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學術環境，又對兵學的繁榮提供了寬松的外部條件。于是乎，這一時期呈現出“諸子百家無不言兵”、“言兵者不止兵書”的奇特局面。就像老子、孔子這樣道家和儒家學說的祖師爺，也加入論兵的行列。如老子提出“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的思想，孔子提出“文事武備，相得益彰”的主張。而從哲學層面和戰略高度深刻揭示戰爭和戰爭指導普通規律的《孫子兵法》，就是在這一學術巔峰期出現的震古灼今的巔峰之作。

漢初張良、韓信整理兵書，共得182家，基本上都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作品。然而，自公元前一世紀漢武帝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極權主張之后，極大壓縮了百家爭鳴尤其是兵學創作的學術空間。再加上封建王朝愈來愈盛的“禁武風”，使兵學進入較長時間的低迷期。即使存世兵書，也多為帝王將相所壟斷。從秦漢到隋唐，存世兵書僅剩150部左右，期間新創作的兵書也多為注釋類，像《黃石公三略》、《李衛公問對》等有創見的兵書極為罕見。不過應當承認，從先秦兵家異軍突起到盛唐的1000多年間，兵學的實學性質展現的較為充分。如春秋戰國時期的孫武、吳起、司馬穰苴和孫臏，兩漢時期的張良、韓信、曹操和諸葛亮，隋唐時期的李世民和李靖，既是兵學著作家，又是叱咤風云的出色將帥。

但是盛唐之后，從兩宋到明清，兵學的實學價值卻進入了一個既發生顛倒，又接受校正，時間長達千年的漫長時期。現代人常說，“落后就要挨打”。由于兩宋統治者沉浸于鶯歌燕舞的溫柔之鄉，導致整個社會喪失了尚武自衛的民族精神，雖然具有經濟、科技和軍隊規模都絕對是世界超級大國的實力，得出的卻是“先進就要挨打”的結論。持續300多年的兩宋歷史，就是被“落后”的北方部族暴錘的歷史，而且最終被徹底趕入大海，斬盡殺絕。現代人稱孫子兵法等中國古代兵書為“制勝寶典”。然而北宋朝廷作為“官學”編纂的以孫子兵法為首的《武經七書》，并沒有在戰爭和戰爭指導的實踐中發揮過任何作用。反倒是只字不識，“只識彎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們，以橫掃歐亞大陸如卷席的蓋世武功，詮釋了岳飛關于兵學的靈魂在于“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應變奪機能力。

不過從另一方面看，自兩宋始，隨著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如火藥的發明和在軍事上的初步應用，使戰爭萌生新質態；印刷術的改進為文化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又因這一時期民族矛盾激化，階級矛盾尖銳，農民起義頻繁，促使兵學一定程度的復興。從宋元到明清，兵書數量劇增，文獻記載有2000余部。當然數量不等于質量。這期間除明代劉基、戚繼光、揭暄等軍師戰將有具實學價值的兵書戰策問世外，其他多為套襲弄玄、濫竽充數之作。

中國古典兵學的人文精神，通過文藝形式和文學作品普及到民間，是這一時期兵學復興的一大特色。特別是到了明代，以武俠和戰爭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層出不窮。我國古典四大文學名著中的三部，即《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游記》，都出自明代。而這三部文學名著的主題主線皆為兵學。近現代的許多中國人和外國人，都把這幾部文學名著當作兵書來閱讀和欣賞。

但遺憾的是，明代又是中華文明由領先到跌落的轉折點。自15世紀（明代中葉）始，世界文明潮流發生了急轉彎：西方掙脫千余年被宗教文化主宰的“黑暗的中世紀”，陸續啟動并完成了以文藝復興為旗幟的思想文化革命，以工業主導取代農牧漁主導的產業革命，以及資產階級登上社會統治舞臺的政治革命，獨領風騷越千年的中華文明，卻日漸進入政治、經濟、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全方位的休眠期、病態期。清朝末年，當西方挾文化、產業、政治三大革命勁風，掀起殖民世界的狂濤惡浪撲向中國時，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中國兵學圣典依然存在，熟讀孫子的軍政大員們也大有人在，但對外反侵略戰爭卻打一仗敗一仗，而且仗仗敗得慘不忍睹。與列強簽訂大大小小上千個喪權辱國不平等條約證明，孫子兵法也好，熟讀孫子的軍政大員們也好，都救不了中國！

當“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適應通過武裝斗爭救亡圖存的時代呼喚，最早把中國古典兵學先進基因激活，并創造性轉化和升華的是毛澤東和毛澤東創立的毛澤東軍事科學。毛澤東軍事科學，是中華民族先進兵學文化和智慧，經千年積淀，到一朝噴發的必然結果。

毛澤東軍事科學初創于“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中國革命正確道路開辟之時，形成于從戰爭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學習戰爭的過程之中。如果說，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中國古典兵學，揭示了戰爭和戰爭指導的某些普遍規律，那么毛澤東軍事科學在深化對戰爭和戰爭指導普遍規律認識的基礎上，揭示了戰爭偉力之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以人民戰爭為基礎的中國革命戰爭和反侵略戰爭的特殊規律。

毛澤東軍事科學是一個博大精深、無懈可擊的完整體系。內容主要包括馬克思主義戰爭觀和戰爭指導觀、人民軍隊、人民戰爭、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軍事辯證法以及積極防御戰略方針等方面，并從建軍治軍、用兵作戰、知兵謀勝、備戰止戰、底線思危、造機奪機等等關鍵環節上，實現了理論與實踐的完美結合，科學與藝術的和諧統一，權力與智慧的高度一致。

從古今中外兵學實踐全部歷史上看，毛澤東軍事科學至少在三個方面達到“真如神”的程度。

一是建軍治軍真如神。此前的中外兵學，主要展開于作戰領域，涉及到治軍領域，卻基本沒有講建軍的。而毛澤東軍事科學中最精彩的部分恰恰是建軍。毛澤東的建軍之道是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創造和發展。其頂層設計是政治建軍、凝聚信仰和鑄魂強魄。毛澤東把他創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革命文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把他激活的包括儒、釋、道、法、兵在內的優秀傳統文化與創建革命軍隊的使命任務相結合，提出和確立“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和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服務的唯一宗旨。從這一根本原則和唯一宗旨出發，毛澤東提出并建立起中國共產黨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對軍隊實施絕對領導的一整套制度，以及保證這一整套制度貫徹落實到底的一整套原則、作風、法規和紀律。如黨委統一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簡稱黨委制）、政治機關制和政治干部制；軍隊內部實行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軍事民主的三大民主；軍隊政治工作實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優待俘虜）的三大原則；軍隊行動養成貫徹堅定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三八作風”；以及堅決執行以“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為基礎的鐵的紀律，等等。正是通過上述一切，以毛澤東為代表、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將自己掌握和擁有的先進文化和神圣信仰，全部灌注于這支以農民為主要成份的人民軍隊之中，聚沙成塔、擰紗成繩，鑄就了這支完全新型人民軍隊的鐵血精神與神圣軍魂，建設起一支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任何敵人所屈服的無敵雄獅！

二是用兵作戰真如神。中外戰爭史上，都不乏善于用兵作戰的軍事家。孫子兵法的作者孫武，就被毛澤東稱為“中國古代的大軍事家”。然而孫武的幕僚身份，極大限制了他戰爭指導的作用空間，僅一場伐楚之戰，就結束了他短暫的戰爭指導生涯。因此，孫子在孫子兵法中提出的“先勝”、“全勝”、“不戰而屈人之兵”等先進理念，既沒有清晰揭示其中的標準內涵，也沒有實例體現。而毛澤東自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之日起，就以統帥的身份運籌帷幄，決勝戰場。在此后長達40多年的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類型戰爭與不同作戰對象的戰場較量中，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硬是憑借極其萎薄的物質技術條件，指揮人民軍隊在戰略上以弱擊強，以弱勝強，打敗了一切遇到的內外敵人，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痛快淋漓的勝利，創造了人類戰爭史上的神話。

戰爭的鐵律是以強勝弱。所謂的以弱勝強，不過是軍事家們的理想，戰爭史上的偶然。而毛澤東通過他出神入化的軍事科學和戰爭指導藝術，不僅把理想變為現實，把偶然變成必然，而且把孫子“先勝”、“全勝”、“不戰而屈人之兵”等理念進行了成功的實踐。例如“全勝”，何謂全勝？在毛澤東看來，全勝分戰略和戰術兩個層次。戰略層次的全勝，就是不僅要打贏戰爭，而且要通過贏得戰爭贏得政治、贏得經濟、贏得人心、贏得和平。戰術層次的全勝，就是戰役或戰斗要打殲滅戰，打我軍損失相對較小，武器裝備和敵方人員繳獲俘獲較多的殲滅戰。按此標準，毛澤東直接組織指揮的140多場戰爭、戰役和戰斗，全勝概率高達90%左右。西方戰爭史上有凱撒、漢尼拔、亞歷山大和拿破侖四大戰爭巨人之說，其中拿破侖為四大戰爭巨人之首。拿破侖一生組織指揮了近60場戰爭戰役和戰斗，數量上是另外三大戰爭巨人的總和。拿破侖獲勝概率也比較高，80%左右，但全勝談不上。尤其是他兩次戰敗被俘，最后落得個困死荒島的結局。四大戰爭巨人的戰績，根本無法與“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的毛澤東相比擬。

三是兵學理論創造真如神。理論是科學的重要載體和表現形式。2500多年前的孫武，以自由學者的曠世天才，在未介入戰爭指導實踐之前就創作出《孫子兵法》這一兵學經典。而20世紀飽學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文化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毛澤東，是在革命與戰爭的實踐中，是在對血的經驗教訓的研究和汲取中，是在面對強敵如何致勝的辯證思維中，逐步在帝國主義和機械化戰爭時代構建起具有鮮明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兵學理論大系。毛澤東的兵學著述卷帙浩繁，長長短短近萬件，公開出版的多卷本《毛澤東軍事文稿》有600多萬字，其中不乏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等經典論著。19世紀40年代，西方兵學理論經典著作家克勞塞維茨，謙稱他的《戰爭論》不過是“一些零散的金屬顆粒”，并預言“也許不久會出現一位偉大人物，他給我們的將不再是這樣零散的顆粒，而是一塊沒有雜質的純金鑄塊。”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家恩格斯，早在1851年也曾預言：“無產階級的解放在軍事上也將有自己的特殊表現”。毛澤東無疑是從理論與實踐的偉大結合上，將這兩則預言變為現實的超級大軍事家。

從軒轅振兵到姜太公提兵滅商，從孫子兵法到毛澤東軍事科學，中國兵學以其講人道、有血性、高機智的實學價值通貫上下五千年，其間雖跌宕起伏、連連波折，卻屹立世界兵學之巔而熠熠生輝。當代世界主要國家的戰爭指揮院校，普遍開設來自中國的兩門課，即孫子兵法和毛澤東戰爭指導藝術。但遺憾的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黨的十八大之前的二、三十年間，孫子兵法和毛澤東軍事科學卻遭遇了或泛化、或淡化的尷尬。對孫子兵法主要是泛化，把對敵斗爭的方法和策略，一古腦推行到市場競爭和人際交往的所有領域，不可避免對思想道德和社會風氣造成消極而惡劣的影響。對毛澤東軍事科學主要是淡化，郭伯雄、徐才厚兩個統帥級人物和一大批高級將領走向黨和軍隊宗旨的反面，很大程度上是淡化“毛澤東的旗幟高度飄揚”軍歌精神的惡果。

最后，需要特別強調指出的是，習近平同志是中國共產黨、人民軍隊和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位大力倡導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黨、軍隊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習主席倡導大力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始終包括兵學文化。2006年，在杭州召開的第七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上，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到會作了長篇發言。近年來習近平主席兩次視察江蘇，每次都要談到蘇州孫武著書立說、功成名就、終老歸隱之地的相關文物保護和文化建設問題。

毛澤東主席提出：“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個戰斗隊”。從軍隊根本職能上說，戰爭打不贏，一切都歸零。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針對軍隊積壓的突出問題和主要矛盾，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軍事科學，首先提出“能打仗、打勝仗”的總要求，圍繞戰斗力這一唯一標準，對軍隊工作進行全面的撥亂反正。2014年，習主席針對軍隊“軍魂猶在，卻時常魂不附體”的現象，在毛澤東當年鑄造軍魂之地——古田會議會址，主持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制定了一系列喚回軍魂、重鑄軍魂的強力措施。2015年，習近平主席又啟動和主導了人民軍隊歷史上最全面、最深刻、最大規模的重塑性改革。幾年來，在習近平主席的英明領導下，人民軍隊圍繞打贏高技術、高智能現代和未來戰爭的總任務，瞄準建設世界一流軍隊的總目標，通過政治思想、作風紀律、體制編制、武器裝備等等戰斗力諸要素的整體重塑，部隊面貌開始發生脫胎換骨的深刻變化。中國共產黨締造和領導的那個既是戰無不勝的戰斗隊，又是道德楷模的子弟兵又回來了！與此同時，從理論與實踐的緊密結合和統一上形成的習近平強軍思想，也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中，最早實學化的思想之一。

（作者系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原部長、少將，昆侖策研究院副院長、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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