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毛澤東為何提倡大寨精神

點擊：4780  作者：胡新民    來源：《 黨史博采》  發布時間:2019-09-04 10:54:03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現在被我們廢除了，或者即將被廢除，在這點上，我們已經或者即將區別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將取得使我們的農業和手工業逐步地向著現代化發展的可能性。”因此，毛澤東在上世紀60年代正式提出了包括農業現代化在內的“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周恩來在1964年12月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正式宣布。

 

新中國成立后，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黨中央的領導下，中國的農業現代化經過土地改革、農業合作社、人民公社化和農業學大寨等運動，把一個經濟文化十分落后、農民個體經濟有著長期歷史并廣泛存在的農業大國引上了社會主義道路，農業現代化建設取得了歷史性巨大成就。

 

《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在《黨在1949年至1976年的歷史性巨大成就》一章中有這樣的論述：

 

“全國總人口從1949年的5.4167億增長到1976年的9.3717億。同期糧食的人均占有量從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就是說，增產的糧食不僅多養活了近4億人，而且使9億多人的人均占有糧食量比5億多人時增加了近200斤......初步滿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這在當時被世界公認是一個奇跡。”（見該書第638頁）

 

毛澤東十分重視農民“組織起來”的領頭人

 

毛澤東有句名言：“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而農村基層組織的領頭人，對于當時人口占中國總人口的絕大多數的農民而言，則是重中之重。有著長期個體生產歷史傳統的中國農民，要引導他們組織起來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發現和培養一大批農村基層組織領頭人，是極其重要的一環。

 

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實現“耕者有其田”，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前提條件。為了制定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1956年6月，中央召集幾個地方的有關負責人到北京匯報情況。毛澤東說：“土改搞好了，第二步搞建設本錢就大了，你們有什么意見？”后來成為黨內最資深的農村問題專家之一的杜潤生（1913～2015）參加了這次匯報。他回憶道：“輪到我時，我匯報了幾點，一點是說中南準備把農村工作當作當前的中心，這是中南局已經向中央請示過的。我們把農村搞好，就可以保證城市的供給，而且可以有一個好的政治經濟環境。另外一點，農村分配土地之前，第一步劃一個階段，搞清匪反霸，減租減息。這一步所以重要，因為實質上它是個政治斗爭，是為了建立農民的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先集中打擊目標，把農村最惡劣的稱霸一方的封建勢力當權派和國民黨的武裝匪徒掃除一下，同時發動農民，建立農會，通過這個斗爭發現一些積極分子，搞個組織基礎。說到這里，毛主席說，這一步很重要，這個安排很好。政權是根本，一國如此，一鄉也如此，基層政權搞好，國家政權就有了鞏固的基礎。”

 

毛澤東強調“普遍發動群眾”“整頓基層組織”，實現了引導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達到土地改革重組中國基層社會結構的目的。這也是新政權區別于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的根本標志。

 

全國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農村中開始出現的兩極分化的現象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任憑這種現象發展，不僅會在農村產生新的剝削，而且會削弱以至瓦解在革命戰爭中形成的工農聯盟，危及整個政權的基礎。

 

農家出身的毛澤東早就在考慮這個問題。走“組織起來”的領頭人李順達創造的業績和產生的影響，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

 

李順達是抗戰時期的太行抗日根據地的一位村黨支書。從1938年開始，他響應毛澤東“組織起來”的號召，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從帶領村民開展減租減息運動到成立太行區最早的互助組，一直到解放后發展成了西溝農林牧生產合作社。當時的太行區黨委曾授予他“平順人民的方向”“組織起來的機器”“發家致富新狀元”等錦旗。

 

1950年李順達出席了第一次全國戰斗英雄代表會議和全國工農兵勞動模范代表會議。據《平順縣志》記載，李順達被選進了主席團，和毛主席坐在一起，毛主席說：“中國的山地很多，南方有大別山，山西有太行山、呂梁山，就是到了社會主義也不能不要山區。你們住在山區要好好建設山區，綠化山區，將來把山區建設成社會主義新農村。你們這些人要起帶頭、骨干、橋梁作用。”毛主席還說，“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你們這些人千萬不敢落后。”會議上，李順達獲得了由毛主席親自題寫的“生產戰線的模范”獎狀。

 

1951年9月，李順達應邀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并列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據《平順縣志》記載，會議結束后，毛澤東特邀各界代表吃飯。和毛澤東同桌吃飯的有工人、軍烈屬、知識分子以及資方代表各1人，農民代表即是李順達。吃飯時，毛澤東對李順達說：“你住在太行山上，那個地方石厚土薄，你作出了貢獻，我敬你一杯。”李順達激動地說：“主席，我可擔當不起，要不是您老人家領導得好，我們什么也干不成。”在返回家鄉時，他又一次受到群眾的夾道歡迎。

 

1955年，毛澤東主編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收錄了介紹西溝村的文章《勤儉辦社，建設山區》。毛澤東在按語中高度評價了李順達領導的西溝農林牧生產合作社因地制宜全面發展農林牧的做法和經驗。

 

 

◆毛澤東親切接見李順達。

 

被譽為“中國村魂”的史來賀是河南新鄉市新鄉縣七里營鎮劉莊村原黨委書記。他與雷鋒、焦裕祿、王進喜、錢學森并列，被中共中央組織部譽為“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產黨員的優秀代表”。他先后于1952年、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1963年、1965年、1970年、1975年9次受到毛澤東的親切接見，16次進京參加國慶觀禮，4次當選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代表，7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并4次擔任全國人大常委，這在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發展史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

 

史來賀從1952年擔任劉莊村支書時起，就帶領全村人艱苦奮斗20多年，把700多塊高低不平的“鹽堿洼”“蛤蟆窩”改造成4塊旱澇保收的大方田。在平整土地的基礎上，他們又開河挖渠、修橋建閘、打井架電、硬化渠道，使田間工程配套，為農業穩產、高產、優質、低成本打下了基礎。

 

1958年7月，七里營區的幾十個高級合作社成立了一個叫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的組織。據《毛澤東年譜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3》記載：（1958年）8月6日晨，毛澤東到達河南新鄉。下午3時，換乘汽車去新鄉的王屯農業生產合作社和七里營人民公社視察。在七里營，看見掛著的“新鄉縣七里營人民公社”牌子，說：“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看了敬老院、幼兒園、面粉加工廠、滾珠軸承廠。接著，到田間，走進棉田，稱贊棉花長得好，并同社員一起給棉花打頂。面對一片豐收景象，毛澤東說: 大有希望！（見該書第403頁）

 

史來賀和七里營人沒有辜負毛澤東的期望。在史來賀的帶領下，即便在1960年我國嚴重經濟困難時期，七里營的農業依然取得了大豐收，畝產皮棉160斤，糧食畝產1000斤以上。進入上世紀70年代，史來賀又打起了工業的主意，辦起了食品廠、造紙廠、淀粉廠。在那個物資緊缺的年代，這些工廠很快積累了大量的財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劉莊發展進入了快車道。

 

毛澤東贊賞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

 

《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指出：“在十年社會主義建設中，黨和人民頂住外來的種種壓力，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涌現出無數先進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形成了具有特定內涵的時代精神。”“山西昔陽縣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等共產黨員，帶領群眾艱苦奮斗，向‘七溝八梁一面坡’的貧瘠土地開戰，連年戰勝自然災害，使生產獲得很大發展。全國上下掀起‘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熱潮。”“中國20世紀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是一個艱辛探索和積極進取的年代，是一個艱苦奮斗和意氣風發的年代。帶有那個時代特色的社會風尚和精神面貌，銘記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史冊上，彌足珍貴，永遠不會過時。”

 

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一個山村。從1952年底到1956年，大寨響應“組織起來”的號召，走過了（農業合作社）初級社到高級社的道路，依靠集體的力量做到糧食生產自給有余。1958年，在全國大辦人民公社的熱潮下，大寨成為一個生產大隊，隸屬于大寨公社。大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陳永貴，是一位既有政治頭腦、又有組織能力、而且能夠嚴以律己的領頭人。

 

1959年，《山西日報》發表《大寨年年有個新套套》通訊，介紹了大寨的先進事跡。1960年2月，山西省委向全省農村基層干部發出了“學習模范支部書記陳永貴”的號召，《山西日報》、省廣播電臺等新聞機構也加大了對大寨的宣傳力度。陳永貴的事跡開始在山西各地引起轟動。此后，山西的媒體一直跟蹤報道。其中，1963年夏大寨大隊在遭受特大洪災后，堅持“不要國家救濟糧，不要國家救濟款，不要國家救濟物”，大災之年奪得大豐收，更是被稱為“創造了一個奇跡”。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長篇通訊《大寨之路》，向全國廣泛宣傳了大寨群眾自力更生、戰天斗地的事跡，并配發《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榜樣》的社論，號召全國“每一個地方，不論是山區還是平原，都要很好地學習大寨的經驗”。

 

1964年3月29日，毛澤東外出調研期間在邯鄲聽取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關于農村工作的匯報。據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5》（下簡稱 《年譜5》）記載，“陶魯笳也匯報了一些問題。當匯報到自留地減少了時，毛澤東指出：自留地不能太少了。當匯報到災后農民互助建房時，毛澤東說：農民要合作修房，最好改為磚房，土房頂不住水……陶魯笳提出干部是否可以實行選舉制，能官能民，能上能下，先從公社這一級做起。毛澤東說: 公社干部應該選舉，為什么不能選舉呀，脫產干部也是選舉的呀。 匯報中陶魯笳向毛澤東介紹了陳永貴的情況，毛澤東表示要看看陳永貴的材料。”（《年譜 5》第333～334頁）

 

據陶魯笳的回憶，他向毛澤東匯報了陳永貴帶領大寨大隊創造奇跡的幾個重點方面。比如，陳永貴堅持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帶領群眾苦干實干，深受群眾愛戴。大寨黨支部有這樣一個口號：“參加生產，領導生產。”毛澤東聽了大加贊賞，說：“很好嘛！像打仗一樣，紙上談兵不行；你不參加打仗，怎么指揮戰爭呢？”

 

 

◆陶魯笳擔任山西省委第一書記時與陳永貴（右）在一起。

 

 毛澤東的贊賞不但來自于他認為農村基層領頭人首先必須帶頭干活外，還來自于他對所有干部都應該參加體力勞動的一貫重視。鄧小平對毛澤東的這個觀點曾有這樣的解釋：“干部參加勞動，就不會變懶，就能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去工作和斗爭，與群眾的關系就會更密切，對生產的領導就會更具體，實現領導與技術的結合，促進生產的迅速發展。干部有了勞動的習慣，就不會去貪污、浪費、侵占別人的勞動成果。”

 

另外一個受到毛澤東贊賞的是陳永貴的領導能力。陳永貴能夠把“自力更生”的精神和生產上的科學態度有機地結合起來。陶魯笳說：“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災時，陳永貴正在縣里參加人代會。他知道后，立即繞山路回到村里，把全村動員起來，不分男女老少，齊心協力，夜以繼日，戰天斗地，果真創造出了驚人的奇跡。結果，除了少量完全被沖垮了的梯田絕收外，糧食畝產獲得了700多斤的高產紀錄。接著，他們研究了洪水為害的規律，修訂第二個十年造地規劃，建設抗御旱澇能力更強的穩產高產的新梯田。他們以白天治坡、夜里治窩的驚人毅力，建起了煥然改觀的新大寨，僅僅半年多時間，半數社員就歡欣鼓舞地搬進了新居。這真是個奇跡！”陶魯笳還向毛澤東匯報說，在抗洪斗爭中，陳永貴總結出“自力更生十大好處”，硬是不要國家一分錢，自力更生重建家園，發展生產。陶魯笳還告訴毛澤東，陳永貴這個人，群眾說他很有才干，他領導群眾搞集體生產，年年有新套套。他的新套套，不是憑空想出來的，而是在和群眾一起勞動的實踐中琢磨出來的，所以很有效。

 

毛澤東的這兩點贊賞，應該說著眼的還不只是大寨，而是全國。簡言之就是：作為共產黨的干部要始終密切聯系群眾、要以身作則；作為一個集體要有自力更生的精神，要有所作為。如果再從全國一盤棋看，發展農業主要“靠”大寨精神，為的是能夠把更多的資金投入到國家更為急需的工業和國防建設上去。毛澤東在后來提到大寨的時候，都體現了他的這些考慮。

 

毛澤東問陶魯笳，陳永貴的名字是哪幾個字？他識不識字？陶魯笳當即在紙上寫了“陳永貴”3個字給毛澤東看，并對他說，陳永貴42歲掃盲，今年50歲，現在能讀報，還懂得什么叫“邏輯”。毛澤東聽了十分感慨：“陳永貴識字不多，做的事情可不少呀！”說完這些，毛澤東問陶魯笳，你們有他的材料沒有？《人民日報》那篇文章（指新華社通訊《大寨之路》及《人民日報》社論）我沒有看。陶魯笳讓秘書把那天的《人民日報》找來，連同準備匯報的有關陳永貴和大寨的材料一并交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此次外出調研是3月27日從北京出發，途經邯鄲、武漢、長沙、南昌、上海、南京等地，一直到5月13日回到北京。5月10日，毛澤東在南京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初步設想時，說：“要注意種好十六億畝，在此基礎上建設四億多畝穩產高產農田，實行點面結合，這很對。要自立更生，要像大寨那樣。”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提到大寨。5月12日下午，毛澤東在停靠濟南的專列上繼續聽取國家計劃委員會領導小組匯報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初步設想。當匯報到工業、農業問題時，毛澤東說：“工業上要從外國引進一些尖端技術。至于農業，我們要靠陳家莊（山東曲阜的一個農業生產集體典型——引者注）和大寨。”這是毛澤東第二次提到大寨。在這次提到大寨時，毛澤東還說：“干部不參加勞動，永遠四不清，懶、饞、占、貪，都由懶而來。”（《年譜 5》第348～349頁）

 

后來毛澤東又多次提到大寨。1964年10月1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是聽取李富春匯報計劃工作革命問題和1965年計劃安排問題。當匯報到第三個五年計劃集中建設三線，農業投資可能要減少，增加工業交通的投資時，毛澤東說：是要這樣。農業主要是靠大寨精神，靠群眾辦事。（《年譜 5》第420頁）1965年1月27日，毛澤東批轉了李富春的一份關于計劃工作的報告。該報告說，經過會議討論，共同商定：第三個五年計劃和十五年遠景規劃的重點，是準備戰爭，依靠第一、二線，努力建設第三線。農業，第一是靠大寨精神，抓見效快的，第二是抓三線的農業。（《年譜 5》第471頁） 1965年6月16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在杭州聽取余秋里關于編制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匯報和谷牧關于三線建設的匯報時，毛澤東說，“農業要搞大寨精神，農業靠學大寨。”（《年譜 5》501頁）

 

毛澤東在1964年3月29日聽了陶魯笳關于大寨的匯報后，在途中給周恩來打電話，請他注意一下陳永貴和大寨的經驗材料。《周恩來年譜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中卷》記載：（1964年）4、5月間，廖魯言（時任農業部長——引者注）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帶領三名助手到山西昔陽縣大寨大隊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著重調查大寨自力更生建設穩產高產農田的具體辦法、措施和物質技術條件等方面的材料。五月二十五日，廖向中共中央報送《大寨大隊調查報告》。報告認為，大寨是自力更生建設旱澇保收、穩產高產的典型，是全國農業戰線的一面旗幟。

 

1964年12月21日至22日，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報告肯定大寨“是一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進行農村建設、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還把大寨的經驗概括為：“大寨大隊所堅持的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這樣，農業學大寨運動正式在全國農村大規模地開展起來。

 

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是從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舉行的。1964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71歲生日。毛澤東邀請了參加會議的農民代表陳永貴、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帶頭人邢燕子、董加耕，大慶“鐵人”王進喜等人，還有幾位中央和地方的領導干部參加自己的生日宴會。

 

200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陳永貴的孫女陳春梅寫的《我的爺爺陳永貴：從農民到國務院副總理》。書中寫到了陳永貴參加那次毛澤東生日宴會時的情形：“毛澤東緊緊握住他的手說‘永貴好啊’。宴會開始后，毛澤東舉杯風趣地說：‘今天不是祝壽，而是我用我的稿費請大家吃頓飯。這里有工人、農民、科學家、解放軍，不光吃飯，還要談談話嘛！’席間，毛澤東見爺爺很少動筷子，就熱情地說：‘永貴，吃菜，吃菜嘛！’隨手為他夾了一筷子，招呼道：‘這個菜好，吃這個……永貴同志別客氣！’毛澤東知道爺爺已50歲，于是風趣地說：‘五十知天命嘍！搞出一個大寨很好。’”陳春梅在書中還寫到了1967年勞動節晚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拉著陳永貴的手說：“永貴好！永貴好！”

 

毛澤東說陳永貴是個“老實人”

 

1967年4月11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越南總理范文同，“談到大寨經驗時，毛澤東說：我見過陳永貴，他是個老實人。”（《毛澤東年譜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6》 以下簡稱《年譜 6》 第72頁）

 

 

◆1964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宴請農業戰線模范陳永貴、邢燕子。

 

1967年11月7日，（毛澤東）閱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十一月五日編印的《快報》第五二九○號登載的《陳永貴同志談農村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批示：“伯達同志及文革各同志：此件似可轉發到農村。請酌辦。”陳永貴談話中說：農村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對準“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及他們在各省、地、縣的一小撮黑爪牙。絕對不能把矛頭對準廣大農村基層干部，文化大革命不是打倒一切。已成立革委會的地方，農村的文化大革命必須由縣、社兩級直接領導，必須依靠貧下中農。要大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加強對大隊、生產隊干部的思想教育。（《年譜 6》 第139頁）

 

從陳永貴的這個談話中，也可以看出他是個忠于黨的老實人。正如郭鳳蓮所說，陳永貴最大的特點就是“聽黨的話”。陳永貴對“文革”是完全擁護的，而對“文革”也完全是按照中央有關文件從正面理解的，所以他才能說出對準“一小撮”，“絕對不能把矛頭對準廣大農村基層干部，文化大革命不是打倒一切”這樣的話。鄧小平在“文革”結束后曾三次提到“文革”的錯誤之一是“打倒一切”。例如他說：“毛主席在去世前一兩年講過，文化大革命有兩個錯誤，一個是‘打倒一切’，一個是‘全面內戰’。”（《鄧小平：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 1980年8月21日、23日）

 

1975年1月，陳永貴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分工負責農業。這個安排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商定的。據陳春梅的回憶，事先周恩來在醫院和陳永貴談話時，開始陳永貴說“實在當不了”。但聽到周恩來說：“是黨員就得接受黨的安排”，又老老實實接受了這個安排。

 

1975年5月3日，毛澤東主持了他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開始前，毛澤東在同陳永貴握手時說：不要住在釣魚臺，那里沒有“魚”釣，你和吳桂賢都搬出來。（《年譜6》第582頁）雖然只是短短一句話，但完全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陳永貴這個老實人的關心。

 

毛澤東雖然看重陳永貴這個來自農村基層的老實人，但在重大的問題上還是很慎重的。1975年9月3日，毛澤東閱陳永貴8月14日報送的《對農村工作的幾點建議》。陳永貴的建議中主要的一點是實行大隊核算。毛澤東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請閱請考慮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印發政治局同志，并在政治局討論一次。”9月23日至10月21日，根據毛澤東的批示精神，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農村工作座談會，討論陳永貴的建議。座談會未形成一致意見。（《年譜 6》 第606頁）后來毛澤東贊同了多數同志的意見，沒有采納陳永貴的建議。

 

末了，有三點應該附帶說明一下。

 

第一，自從毛澤東發現陳永貴和大寨以后，在談到陳永貴和大寨時，都是圍繞農業生產方面的，沒有涉及到類似“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之類的內容。

 

第二，“文革”期間的農業學大寨，出現了“左”的偏差，包括陳永貴本人也有一些“左”的做法。但在黨的九大以后，主持經濟工作的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采取措施糾正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一些“左”的錯誤，落實黨的各項經濟政策，對于保證學大寨運動中少走彎路，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農業學大寨運動在“文革”期間的主流當然還是農業生產，而且取得了比較好的成績。“1975年9月 15 日 ，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開幕會上發表講話。他說：二十五年來，在農業方面，我們由過去舊中國的半饑餓狀態做到了糧食剛夠吃，這件事情不可小視，這是一個偉大的成績。”（《年譜》 6》 第607頁）

 

第三，關于農村的集體經濟發展問題。《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肯定了農業合作化的成功。關于人民公社，指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經營管理過于集中，分配上存在著嚴重的平均主義傾向，這種體制不利于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第688頁）聯產承包責任制“沒有否定合作化以來集體經濟的優越性，而是做到有統有分、統分結合，既發揮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又發揮農民家庭的積極性”。（第693頁）1992年7月23日～24日，鄧小平在審讀黨的十四大報告時指出：“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和集約化。有的地區農民已經提出集約化問題了。”“僅靠雙手勞動，僅是一家一戶的耕作，不向集體化集約化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是不可能的。”（ 《鄧小平年譜 下》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 第1349～13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