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華 | 毛主席為何認為“書讀得越多越蠢”？
點擊： 作者：何中華 來源：“淮左徐郎”微信公眾號 發布時間:2021-08-06 00:08:04
“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又可能走向反面，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
同馬克思一樣，毛澤東同樣強調“哲學”通過回到實踐所獲得的“解放”。他說：“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
在毛澤東那里，哲學的解放究竟指向什么呢？
1964年8月，毛澤東在召集黨內人士談哲學問題時指出：哲學界的缺點，是沒有搞實際的哲學，而是搞書本的哲學。
同年更早些時候，在與吳冷西談《人民日報》宣傳問題時，毛澤東指出：抓哲學，要抓活哲學。
什么才是“活哲學”？就是那種同現實生活打成一片的哲學，而不是那種同生活撅為兩截的哲學，不是哲學家書房里或書本上的哲學。
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就曾尖銳地批判過德意志意識形態家們所持的思辨哲學與現實生活相剝離的抽象性。毛澤東同樣反對那種脫離實踐和現實生活的本本主義態度，他強調說：“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書本里怎能出哲學？”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在哲學批注中指出，“書齋中不能發展理論”。
馬克思同樣主張哲學的解放。在馬克思那里，哲學不再是哲學家書房里的思辨游戲，而是變成了對人的存在的自我展現及其完成本身的反思形式或把握方式，從而把哲學真正地廣義化了。這與中國傳統文化對思想的理解相吻合。
眾所周知，強調實踐性乃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最鮮明、最突出，也是最本質的特征。這是它區別于一切舊哲學的最根本的標志。馬克思正是以“實踐”性來命名自己所創立的新哲學，他把自己的哲學叫做“實踐的唯物主義”，或曰“把感性理解為實踐活動的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其本質上和基本性格上都具有強烈的實踐性。
正如恩格斯在《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所說的那樣，“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馬克思的這一角色，同馬克思的哲學立場和信念是內在地一致的。
一位俄國學者在馬克思逝世時寫的紀念文章中說：“有些思想家坐在書桌旁聲稱要摧毀世界，但在街頭踩到一個鞭炮就會嚇得縮成一團。馬克思不屬于這一類思想家。”
的確，馬克思絕對不是那種坐而論道的思辨哲學家，而是起而實行的實踐家。當然，作為實踐家的馬克思是通過他的深刻反思把握住了何以必須回到實踐的內在理由的，因此，他又絕不是那種盲目自在的實踐家，而是自覺自為的實踐家。
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的真正力量，歸根到底就在于馬克思所謂的“實踐能力的明證”，而不在于“理論”本身的“高雅”和“完美”。
毛澤東同樣秉持了這種精神，他在回顧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時指出：“他們（指黨內的教條主義者——引者注）說我一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而他們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墒沁@些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卻使白區損失百分之百，蘇區損失百分之九十。”
毛澤東基于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明確肯定：“實踐高于認識。”
1964年2月13日，毛澤東在一次座談會上說：
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又可能走向反面，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
毛澤東曾批評馬克思主義經學化的傾向及其危險。
同年3月17日，在會見智利共產黨左派——斯巴達克派代表團時，毛澤東曾談到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他又坦率地承認：
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有很多我還沒有看過，只看過少數。馬列主義經典著作讀個幾十本也就差不多了，要注意拿書本作為觀點來研究事情。書不可不讀，但不可多讀。讀多了，就成為書呆子，不會工作。
在讀經典著作方面，毛澤東認為也是“過猶不及”。其關鍵在于能否在實踐中創造性地運用。毛澤東的成功之處，也是高明之處，也正在于此。
其實，早在1943年，毛澤東就曾指出：
“我常常覺得，馬克思主義這種東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國自從有那么一批專門販賣馬克思的先生們出現以來，把整個共產黨鬧得烏煙瘴氣，白區的共產黨為之鬧光，蘇區與紅軍為之鬧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馬克思主義太多的虧。”
少了，容易犯經驗主義的錯誤；多了，則容易犯教條主義的錯誤，可謂“過猶不及”。因此，毛澤東是不太信任學院派哲學的。他指出：
單從學院中出來的哲學家大都不行，必須務點實。馬克思因為是搞革命的，才能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青年毛澤東確立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理想，就是學習應該同生活打成一片，教育不能同生活撅為兩截。
毛澤東在《學生之工作》（1919年12月1日）中說：
“工作須為生產的，與實際生活的。”
他還強調說：
“學生在學校所習，與社會之實際不相一致，結果則學生不熟諳社會內情，社會也嫌惡學生。”
他總結道：
“舊日讀書人不預農圃事，今一邊讀書，一邊工作，以神圣視工作焉，則為新生活矣。”
毛澤東提倡教育的工讀模式。這些觀點，說到底都是旨在凸顯實踐的重要性和優先地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毛澤東在談到醫學教育改革時指出，醫學教育主要應該是在實踐中提高。他甚至強調，書讀得越多越蠢。
有人批評毛澤東的這個說法帶有某種“反智主義”色彩，其實這種批評未曾真正讀懂并理解毛澤東的深刻用心。毛澤東實際上是試圖強調實踐相對于書本知識這一理論態度所具有的至上性。
這一立場，既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偏好，也契合了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的實踐特質。它的實質不在于作為工具的知識論建構是否重要的問題，而是關乎整個哲學的基本取向是否回到實踐的終極原初性上來的問題。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讀蘇聯學者寫的各種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時所作的批注，既受到教科書內容的啟發，也深刻地滲透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因子。
譬如，他認為事物“只有在實踐過程中才能暴露其本質而理解他［它］”，“認識以實踐始以實踐終”；特別強調“實踐高于認識”，“實踐是真理的標準”。
毛澤東強調說：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實踐。他還寫道：
“哲學的研究不是為著滿足好奇心，而是為改造世界。”
在毛澤東看來，哲學研究的目的說到底在于實踐本身。1965年，毛澤東在同斯諾談話時曾表示：“自己認為《實踐論》是比《矛盾論》更重要的一篇文章。”
另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965年1月23日，毛澤東在另外的場合談到自己的著作時又說過：
我的那些東西還有用？那些是歷史資料了，只能參考參考。……我只有一篇好的——《實踐論》，還有點用。
由此不難看出《實踐論》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分量。這種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實踐在整個毛澤東思想中的地位和意義。這大概不僅僅是一種寫作質量上的評價，更是實踐與辯證法在理論重要性或優先性上的比較。
《實踐論》和《矛盾論》是毛澤東由為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而做的講義中的兩節改寫而成的。據溫濟澤回憶，毛澤東1937年在紅軍大學（抗日軍政大學的前身）講授過馬克思主義哲學課，為此寫過一本《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而后來編入《毛澤東選集》的《實踐論》就是該提綱第二章中的一節，《矛盾論》就是該提綱第三章中的一節。
值得注意的是，《實踐論》作為創造性地闡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著作，其副標題就被冠以“論認識和實踐的關系——知和行的關系”，其中用了典型的中國式的措辭。
《實踐論》的標題本身就帶有濃厚的象征意味，它表明毛澤東所闡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僅采取了中國式的語言，而且利用了中國思想的形式（這種形式不只是一種外在形式，更是一種內在形式）。
毛澤東試圖用中國思想所特有的語匯來表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意蘊，這在思想上實踐了他自己所提出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要求。
關于“知行合一”，毛澤東通過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闡釋所作的創造性發揮，融入了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和理念。
對此，賀麟認為，在“知行合一”問題上，從朱熹、王陽明、王夫之、孫中山到毛澤東的《實踐論》是一脈相承的。當然，毛澤東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角度重新闡釋了儒家的“知行合一”思想，但不能否認其中對傳統思想資源的利用和繼承。
正如賀麟所指出的：“他文（指毛澤東的《實踐論》——引者注）中雖未提到他們（指朱熹、王陽明、王夫之、孫中山等思想家——引者注），然而他又沒有把他們的貢獻完全拋開，他對于知行問題的重點提出，對于知行結合的注重和把實踐提到最前面，以及在他的文章所包含的許多中國優秀哲學遺產的思想和結論，都足以證明是盡量吸收了前人優良的成果的，這就使他的《實踐論》于發展馬列主義的認識論時，復具有新穎的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哲學理論。”
在《實踐論》中，毛澤東強調“行”構成“知”的來源、動力、標準和目的。正如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1日）中指出的那樣：“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應用。”
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對于實踐的強調，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體現，同時也是馬克思的實踐唯物主義的內在要求；既是認識論的立場，更是存在論意義上的原初基礎的奠定。
內容簡介：
馬克思主義何以能夠來到中國，并在中國大地扎根、發芽、開花和結果？馬克思主義同儒學會通的歷史條件和機緣是什么？兩者融會貫通的內在根據和理由究竟何在？
本書以馬克思與孔夫子自晚清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在中國的相遇為主線，通過特定歷史語境的還原和追溯，試圖從哲學觀念、文化原型、精神氣質等層面，多維度地揭示這種相遇的內在可能性及其學理依據，以期更深層地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質。
本書認為，馬克思主義與儒學雖然在自覺的層面更多地表現為沖突，但在無意識層面卻更多地表現為融會貫通。本書主要從運思方式、歷史觀、自由觀、實踐觀、真理觀等多個方面，從對歷史本真性的敞顯、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洞見、對人性超越性的指認、對未來理想社會的追求等不同維度，探尋了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相會通的內在理由。
本書考察了馬克思主義與儒學會通的歷史文化條件和契機：前現代的儒學與后現代的馬克思主義，有其否定之否定意義上相遇的機緣；中國文化與歐洲大陸文化之間的親和性，也為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會通提供了有利條件；中國傳統文化在與西方近代文化遭遇后的嚴重受挫，“一戰”所暴露出來的西方文明的局限，使中國人對東西方文化產生了雙重失望，這是馬克思主義作為第三種可能性被中國人選擇的重要歷史原因。
（作者系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來源：“淮左徐郎”微信公眾號，摘編自何中華教授的新著《馬克思與孔夫子：一個歷史的相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昆侖策網】微信公眾號秉承“聚賢才，集眾智，獻良策”的辦網宗旨，這是一個集思廣益的平臺，一個發現人才的平臺，一個獻智獻策于國家和社會的平臺，一個網絡時代發揚人民民主的平臺。歡迎社會各界踴躍投稿，讓我們一起共同成長。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責任編輯：紅星
特別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熱點排行
建言點贊
圖片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