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這一期《哲學研究》(指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工農兵哲學論文特輯)我看了三篇文章。你們搞哲學的,要寫實際的哲學,才有人看。書本式的哲學難懂,寫給誰看?一些知識分子,什么吳晗啦,翦伯贊啦,越來越不行了。
現在有個孫達人,寫文章反對翦伯贊所謂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讓步政策”。在農民戰爭之后,地主階級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讓步?地主階級對太平天國就是沒有什么讓步。義和團先“反清滅洋”,后來變為“扶清滅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國主義打敗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滅團”。
《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為什么有人說它是愛國主義的?無非認為光緒皇帝是個可憐的人,和康有為一起開學校、立新軍,搞了一些開明的措施。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體”,好比我們的總路線,那是不能變的。西學的“體”不能用,民主共和國的“體”也不能用。“天賦人權”、“天演論”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術。當然,“天賦人權”也是一種錯誤的思想。什么“天賦人權”?還不是“人”賦“人權”。我們這些人的權是天賦的嗎?我們的權是老百姓賦予的,首先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賦予的。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讓步政策”?只有革命勢力對于反動派的讓步,反動派總是反攻倒算的。歷史上每當出現一個新的王朝,因為人民艱苦,沒有什么東西可拿,就采取“輕徭薄賦”的政策。“輕徭薄賦”政策對地主階級有利。
希望搞哲學的人到工廠、農村去跑幾年,把哲學體系改造一下,不要照過去那樣寫,不要寫那樣多。
南京大學一個學生,農民出身,學歷史的。參加了四清以后,寫了一些文章,講到歷史工作者一定要下鄉去,登在南京大學學報上。他做了一個自白,說:我讀了幾年書,腦子連一點勞動的影子都沒有了。在這一期南京大學學報上,還登了一篇文章,說道:本質就是主要矛盾,特別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這個話,我也還沒說過,現象是看得見的,刺激人們的感官。本質是看不見的,摸不著的,隱藏在現象背后。只有經過調查研究,才能發現本質。本質如果能摸得著,看得見,就不需要科學了。
要逐漸地接觸實際,在農村搞上幾年,學點農業科學、植物學、土壤學、肥料學、細菌學、森林學、水利學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翻小本子,有點常識也好。
現在這個教育制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粱、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怎樣做買賣,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我曾給我的孩子說:“你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我爸爸說的,讀了幾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兄弟姐妹作老師,向你們來學習。”其實入學前的小孩子,一直到七歲,接觸社會很多。
兩歲學說話,三歲哇喇哇喇跟人吵架,再大一點,就拿小鋤頭挖土,模仿大人勞動,這就是觀察世界。小孩子已經學會了一些概念,狗是個大概念,黑狗、黃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條黃狗就是具體的。
人,這個概念,已經舍掉了許多東西,男人女人不見了,大人小人不見了,中國人外國人不見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見了,只剩下了區別于其他動物的特性,誰見過“人”?只能見到張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誰也看不見,只能看到具體的“房子”,天津的洋樓,北京的四合院。
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歷史學家嗎?現在的哲學家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歷史家搞不了歷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戚本禹的文章(指《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寫得好,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評新編歷史劇<海端罷官>》)好處是點了名,但是沒有打中要害。
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于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
高中畢業后,就要先做點實際工作。單下農村還不行,還要下工廠、下商店、下連隊。這樣搞它幾年,然后讀兩年書就行了。大學如果是五年的話,去下面搞三年,教員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學、文學、歷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嗎?一定要在大洋樓里面教嗎?
大發明家瓦特、愛廸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個發明電的富蘭克林是個賣報的,報童出身。從來的大學問家,大科學家,很多都不是大學出來的。我們黨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沒有幾個大學畢業的。
寫書不能像現在這樣寫法。比如講分析、綜合,過去的書都沒有講清楚。說“分析中就有綜合”,“分析和綜合是不可分的”,這種說法恐怕是對的,但有缺點。應當說分析和綜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什么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為二的。
分析也有不同的情況,比如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分析。我們過去是怎樣分析國民黨的?我們說,它統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中城市,有帝國主義的支持,他們軍隊多,武器強。但是最根本的是他們脫離群眾,脫離農民,脫離士兵。他們內部有矛盾。我們的軍隊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槍),土地少,沒有大城市,沒有外援。但是我們聯系群眾,有三大民主,有三八作風,代表群眾的要求。這是最根本的。
國民黨的軍官,陸軍大學畢業的,都不能打仗。黃埔軍校只學幾個月,出來的人就能打仗。我們的元帥、將軍,沒有幾個大學畢業的。我本來也沒有讀過軍事書。讀過《左傳》、《資治通鑒》,還有《三國演義》。這些書上都講過打仗,但是打起仗來,一點印象也沒有了。我們打仗一本書也不帶,只是分析敵我斗爭形勢,分析具體情況。
綜合就是吃掉敵人,我們是怎樣綜合國民黨的?還不是把敵人的東西拿來改造。俘虜的士兵不殺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補充我軍。武器、糧秣、各種器材,統統拿來。不要的,用哲學的話說,就是揚棄,就是杜聿明這些人。吃飯也是分析綜合。比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殼。胃腸吸收營養,把糟粕排泄出來。
你們都是洋哲學,我是土哲學。對國民黨綜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揚棄,這是從馬克思那里學來的。馬克思把黑格爾哲學的外殼去掉,吸收他們有價值的內核,改造成唯物辯證法。對費爾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義,批判他的形而上學。繼承,還是要繼承的。馬克思對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好的吸收,壞的拋掉。
馬克思的《資本論》,從分析商品的二重性開始。我們的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后的商品還有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有二重性。我們的同志也有二重性,就是正確和錯誤。你們沒有二重性?我這個人就有二重性。
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學,講不得缺點。有了一些閱歷就好了。這些年,青年有進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沒有辦法。吳晗當市長,不如下去當個縣長好。楊獻珍、張聞天也是下去好。這樣才是真正幫助他們。
最近有人寫關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沒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理由。哪一個階級沒有充足理由?羅素有沒有充足理由?羅素送我一本小冊子,可以翻譯出來看看。羅素現在政治上好了些,反修、反美、支持越南,這個唯心主義者有點唯物了。這是說的行動。
一個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觸。左派不光同左派接觸,還要同右派接觸,不要怕這怕那。我這個人就是各種人都見過,大官小官都見過。
寫哲學能不能改變個方式?要寫通俗的文章,要用勞動人民的語言來寫。我們這些人都是學生腔(陳伯達插話:主席除外),我做過農民運動、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國民黨運動,做過二十幾年的軍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哲學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國歷史和中國哲學史的歷史過程。先搞近百年史。歷史的過程不是矛盾的統一嗎?近代史就是不斷地一分為二,不斷地斗。斗爭中有一些人妥協了,但是人民不滿意,還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孫中山和康有為的斗爭。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孫中山和袁世凱的斗爭。后來國民黨內部又不斷地發生分化和斗爭。
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不但要寫序言,還要做注釋。寫序言,政治的比較好辦,哲學的麻煩,不太好搞。辯證法過去說是三大規律,斯大林說是四大規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個基本規律,就是矛盾的規律。質和量、肯定和否定、現象和本質、內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現實等等,都是對立的統一。
說形式邏輯和辯證法的關系,好比是初等數學和高等數學的關系,這種說法還可以研究。形式邏輯是講思維形式的,講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門專門科學,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邏輯。
形式邏輯對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國民黨罵我們是“匪徒”,“共產黨是匪徒”,“張三是共產黨”,所以“張三是匪徒”。我們說“國民黨是匪徒,蔣介石是國民黨,所以說蔣介石是匪徒”。這兩者都是合乎形式邏輯的。
用形式邏輯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識的。當然可以推論,但是結論實際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現在有些人把形式邏輯和辯證法混淆在一起,這是不對的。
來源:烏有之鄉1226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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