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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東 熊玉祥 牛玉俊

引 言

12月26日是毛澤東同志誕辰紀念日。毛澤東同志在長期的指導中國革命戰爭中，尤其是在事關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緊要關頭，高瞻遠矚，把握大勢，成功創造了一個又一個戰略預見范例，形成了科學的戰略預見思想。今天，學習毛澤東戰略預見的思維、方法，對于提高戰略思維水平和戰略指導能力，仍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

毛澤東深刻指出：“什么叫做領導？領導和預見有什么關系？預見就是預先看到前途趨向。如果沒有預見，叫不叫領導？我說不叫領導。”這就是戰略預見的本質和價值。

戰略預見就是預先看到前途趨向。戰略預見即超前認識、前瞻思維，是一種“事先知道”“合理設想”。毛澤東認為：“所謂預見，不是指某種東西已經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現了，在眼前出現了，這時才預見；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遠，就是說在地平線上剛冒出來一點的時候，剛露出一點頭的時候，還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時候，就能看見，就能看到它的將來的普遍意義。”1930年，毛澤東為糾正一些同志的悲觀情緒和錯誤思想，預斷“全國都布滿了干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革命很快走向高潮，并形象地指出：“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這才是真正的科學的戰略預見。

戰略預見為戰略指導所必需。“明者防禍于未萌，智者圖患于將來。”戰略指導源于戰略預見，核心是戰略預見。如果缺少戰略預見，將會帶來盲目性，減弱其實踐指導價值，指揮員可能變為“亂撞亂碰的魯莽家”。毛澤東強調，如果對戰爭沒有一個大概的估計，就“只能跟著戰爭打圈子，讓戰爭把自己束縛起來”，陷入被動。他還生動地指出：“坐在指揮臺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因此，戰略指導應未雨綢繆、見微知著，以增強主動性、計劃性、靈活性。

戰略預見具有動員、鼓舞作用。科學準確的預見能夠激勵群眾，增強斗爭的信心和熱情。這是戰略預見的一個重要功能，也是毛澤東戰略預見的一個鮮明特色。他以敏銳的洞察力和高超的預見力，在澄清“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中，做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學預見；在消除“亡國論”的悲觀情緒中，做出“日本必敗，中國必勝”的正確預斷，等等。這些科學的正確的戰略預見，超越時空、氣勢磅礴，“使大家在困難中看到光明的前途”，堅定了信心、鼓舞了人心、振奮了精神，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的頑強意志，對奪取偉大戰爭勝利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知其大略，知其要點，是可能的”

毛澤東認為：“戰爭不是神物，仍是世間的一種必然運動”“不管怎樣的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知其大略，知其要點，是可能的”。這是進行科學戰略預見的依據和前提。

戰爭有規律可循。戰爭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特殊領域，較之任何別的社會現象更難捉摸，更少確定性。歷史上大多數軍事家堅持不可知論，認為“戰爭是蒙著一層陰影的科學”“一切科學都有自己的原理，惟有戰爭還毫無道理”“在戰爭問題上，一個人永遠無法有把握地預測上帝是怎樣安排的”等。截然相反，毛澤東提出軍事有自身的運動規律，“軍事的規律，和其他事物的規律一樣，是客觀實際在我們頭腦中的反映，除了我們的頭腦以外，一切都是客觀實際的東西”，強調“我之一方是比較地確實的。敵之一方很不確實，但也有朕兆可尋，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現象可供思索。這就構成了所謂某種程度的相對的確實性”。因此，戰略預見就有了客觀基礎。這是毛澤東在戰略預見上的一個重要觀點。

大方向大趨勢是可以認識的、預見的。毛澤東是唯物主義可知論者，他在提出戰爭是有規律的基礎上強調：“依目前條件來看，戰爭趨勢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盡管往后變化難測，愈遠看愈渺茫，然而大體的計算是可能的”。他把戰略預見的重心放在戰爭趨勢、形態、進程、結局等未來大勢上，對大略、要點進行超前認識和判斷。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指出農村包圍城市的大方向；在抗日戰爭時期，描畫了持久戰三個戰略階段的大輪廓；在解放戰爭時期，繪制了戰爭進程全盤的大圖樣，等等。這些“貫通全戰略階段乃至幾個戰略階段的、大體上想通了的、一個長時期的方針”，一開始就為戰爭的全局、全過程、結果指出了大方向，有利于對整個戰爭加以把握和控制，為奪取中國革命戰爭勝利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難以預見事物發展的全部細節。毛澤東同時強調：“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今天要把將來的事情統統描寫出來，是不可能的”。他在預見抗日戰爭持久戰時直接指出：“三個階段的具體情況不能預斷”“客觀現實的行程將是異常豐富和曲折變化的，誰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戰爭的‘流年’來。”因此，戰爭極為復雜，戰場情況多變，具體細節難以預斷，只能進行“大體的計算”，說出大方向、描繪大輪廓。相反，如果不能辯證地看待，不承認不確定性，認為戰爭的詳細過程都可以預見，那么必然走向唯心論。毛澤東還強調，預見不容易，準確預見是相對的。偶然性可能帶來偏差，預見失誤也不可避免。要認識到這種局限性，不斷校正預見結論。

“描畫輪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在中國革命戰爭實踐中，毛澤東總是比別人站得更高、望得更遠、看得更準，所以“我們共產黨是中國歷史上的任何其他政黨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覺悟，最有預見，能夠看清前途”。他“把今天聯結到明天，把小的聯結到大的，把局部的聯結到全體”，形成獨具特色的戰略預見思維、方法。

堅持客觀全面。毛澤東認為，只有“采取客觀的觀點和全面的觀點去考察戰爭，才能使戰爭問題得出正確的結論”。反對“只看見局部，不看見全體，只看見樹木，不看見森林”。戰略預見作為一種思維方法，是一種綜合性的思考程序，應在遵循客觀規律的基礎上，以戰略全局、最終目標為起點。必須先見林、后見樹，甚至可以說，只要能先見林，即使看不清每一棵樹，對于戰略預見而言，也不一定會產生嚴重影響。這與一般人往往只看見或先看見樹、看不見或后看見林，恰恰相反。毛澤東對抗日持久戰的戰略預見之所以正確，就在于是客觀地“從全部敵我因素的相互關系產生的結論”。

抓住事物本質。認清和抓住了事物本質，就掌握了事物發展的必然性。毛澤東強調：“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向導，一進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這才是可靠的科學的分析方法。”并進一步指出：“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戰略預見作為一種超前認識，只有揭示事物內部聯系的規律性，掌握事物發展的必然性，才能得出科學的正確的結論。抗戰勝利后，毛澤東不為美蘇嚴重對抗的表象所迷惑，指出美蘇不會開戰即為一例。

分析各種矛盾。毛澤東指出：“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賴和相互斗爭，決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動一切事物的發展。”其中，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起主導作用，決定發展方向。毛澤東對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正確預見，就是建立在“詳細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種矛盾是否真正向前發展”的基礎之上。他還強調，“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轉化著，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要設想敵可能變化的幾種情況，其中應包括一種較嚴重的情況，要準備在這種情況下有對付的辦法”。唯如此，才能處變不驚、處事不慌、留有余地，隨時靈活處置各種情況。

把握時代特征。鮮明的時代特征直接影響事物的發展方向，“極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出現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毛澤東把中國問題放在一定的國際背景和歷史范圍內進行考察，提出“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成為科學預見的基本依據。他在分析抗日戰爭時指出，雖是敵強我弱，但這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國的進步和多助”的時代，“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全部問題的根據就在這里”。正是毛澤東把抗日戰爭看作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才科學預見了日本必敗、中國必勝的戰爭結局。

著眼長遠態勢。長遠性是戰略預見的內在要求。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強調，“戰略指導者當其處在一個戰略階段時，應該計算到往后多數階段，至少也應計算到下一個階段”“那種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導方式，對于政治是不利的，對于戰爭也是不利的”。戰略指導的要義是預防，如果領導者缺乏預見的長遠性，指導實踐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徘徊，行動就帶有盲目性。因此，戰略預見必須著眼未來、重視長遠。

列寧在《預言》一文中指出：“神奇的預言是神話。科學的預言卻是事實。”總結學習毛澤東的戰略預見思想和實踐，仍具有重要意義和價值。

（作者：軍事科學院戰爭研究院 郝敬東 熊玉祥 牛玉俊；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中國軍網”，原載《解放軍報》2019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