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當今世界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中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正處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階段。戰略思維至關重要。毛澤東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開創了中國共產黨戰略思維的優良傳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創立了毛澤東思想，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指明了正確方向。從毛澤東的偉大革命實踐和光輝著作中，學習戰略家毛澤東的戰略智慧、戰略思維和戰略思想，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對經過艱苦探索、付出巨大犧牲積累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創立了毛澤東思想，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指明了正確方向。毛澤東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開創了中國共產黨戰略思維的優良傳統。當今世界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中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正處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階段。戰略思維至關重要。從毛澤東的偉大革命實踐和光輝著作中，學習戰略家毛澤東的戰略智慧、戰略思維和戰略思想，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毛澤東指出，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局的規律的東西。他說：“只要有戰爭，就有戰爭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戰爭的一全局，一國可以是戰爭的一全局，一個獨立的游擊區、一個大的獨立的作戰方面，也可以是戰爭的一全局。凡屬帶有要照顧各方面和各階段的性質的，都是戰爭的全局。研究帶全局性的戰爭指導規律，是戰略學的任務。”以軍事戰略而論，毛澤東一口氣列舉了近四十對需要研究關照的相互關系。他說：“戰略問題，如所謂照顧敵我之間的關系，照顧各個戰役之間或各個作戰階段之間的關系，照顧有關全局的(有決定意義的)某些部分，照顧全盤情況中的特點，照顧前后方之間的關系，照顧消耗和補充，作戰和休息，集中和分散，攻擊和防御，前進和后退，蔭蔽和暴露，主攻方面和助攻方面，突擊方面和鉗制方面，集中指揮和分散指揮，持久戰和速決戰，陣地戰和運動戰，本軍和友軍，這些兵種和那些兵種，上級和下級，干部和兵員，老兵和新兵，高級干部和下級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紅色區域和白色區域，老區和新區，中心區和邊緣區，熱天和冷天，勝仗和敗仗，大兵團和小兵團，正規軍和游擊隊，消滅敵人和爭取群眾，擴大紅軍和鞏固紅軍，軍事工作和政治工作，過去的任務和現在的任務，現在的任務和將來的任務，那種情況下的任務和這種情況下的任務，固定戰線和非固定戰線，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這一歷史階段和那一歷史階段，等等問題的區別和聯系，都是眼睛看不見的東西，但若用心去想一想，也就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精通。這就是說，能夠把戰爭或作戰的一切重要的問題，都提到較高的原則性上去解決。達到這個目的，就是研究戰略問題的任務。”“戰爭的勝敗的主要和首先的問題，是對于全局和各階段的關照得好或關照得不好。”“指揮全局的人，最要緊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擺在照顧戰爭的全局上面。”
毛澤東說：“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于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萬千的學問家和實行家，不懂得這種方法，結果如墮煙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決矛盾的方法。”毛澤東說：“為著領導，必須有預見。”“而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沒有領導就沒有勝利。因此，可以說沒有預見就沒有一切。”“所謂預見，不是指某種東西已經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現了，在眼前出現了，這時才預見；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遠，就是說在地平線上剛冒出來一點的時候，剛露出一點頭的時候，還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時候，就能看見，就能看到它的將來的普遍意義。” “坐在指揮臺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戰略即全局，戰略即主要矛盾，戰略即預見。這是毛澤東關于戰略問題主要的基本的立場、觀點、方法。依據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毛澤東戰略思維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過程，我們會發現《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兩篇《毛澤東選集》的開篇之作，既是毛澤東戰略思維的奠基和開篇之作，也是中國共產黨戰略思維的奠基和開篇之作，是毛澤東戰略思維的歷史起點。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毛澤東開宗明義、旗幟鮮明地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文章通過對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各階級經濟狀態及其政治態度生動詳實的分析，最后得出結論：“綜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于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這里，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分析和回答了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領導力量、依靠力量和聯合力量問題。毛澤東此文是為反對當時黨內存在著的兩種傾向而寫的。當時黨內的第一種傾向，以陳獨秀為代表，只注意同國民黨合作，忘記了農民，這是右傾機會主義。第二種傾向，以張國燾為代表，只注意工人運動，同樣忘記了農民，這是“左”傾機會主義。這兩種機會主義都感覺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處去尋找力量，到何處去取得廣大的同盟軍。毛澤東指出中國無產階級的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是農民，這就解決了中國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軍問題。毛澤東預見到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動搖的階級，他們在革命高漲時將要分化，其右翼將要跑到帝國主義方面去。很顯然，這篇文章涉及的是中國革命的全局問題、戰略問題、根本問題、成敗問題、前途命運問題。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澤東在參加湖南省第一次全省農民代表大會之后，用32天時間，到湖南的湘潭、湘鄉、衡山、醴陵和長沙五縣考察農民運動。毛澤東廣泛、細致地聽取有經驗的農民、從事農運工作的同志和農村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的意見，獲取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報告指出：“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報告說：“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農民問題不僅在中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始終是沒有解決好的問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不僅在國內引起了重視，也引起了共產國際的注意。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譯發表了這篇“報告”。這是毛澤東第一篇被介紹到國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編者按說：在迄今為止的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版刊物中，這篇報道最為清晰。當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的布哈林在執委會第八次擴大會全會上認為這篇“報告”文字精練，耐人尋味。
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是為了答復當時黨內黨外對于農民革命斗爭的責難而寫的。當時黨內以陳獨秀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不愿意接受毛澤東的意見，而堅持自己的錯誤見解。他們的錯誤，主要是被國民黨的反動潮流所嚇倒，不敢支持已經起來和正在起來的偉大的農民革命斗爭。為了遷就國民黨，他們寧愿拋棄農民這個最主要的同盟軍，使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處于孤立無援的地位。很顯然，這篇文章同樣涉及的是中國革命的全局問題、戰略問題、根本問題、成敗問題、前途命運問題。實踐證明，毛澤東不是最早研究中國革命戰略、中國革命戰爭戰略的人，但他是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真正把握戰爭規律、開創中國共產黨戰略思維優良傳統的第一人，是駕馭包括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在內的中國革命戰爭全局的偉大戰略家。所有這一切，都得益于毛澤東的戰略思維。而毛澤東戰略思維的歷史起點，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它的奠基和開篇之作，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毛澤東成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不是偶然的，有他深厚的文化準備、堅實的實踐準備和巨大的理論準備。
毛澤東是博覽群書的偉大政治家。毛澤東一生究竟讀了多少書，讀過哪些書，已無法做完全統計。但他讀書的廣度(涉獵范圍之廣)、深度(思考鉆研之深)、厚度(學以致用之豐)、長度(讀書時間之長),他對中國和世界歷史文化特別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熟”的程度、“懂”的程度、“通”的程度，他的深厚歷史文化修養，卻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毛澤東從小就立下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宏大志向。從13歲到28歲，15年時間毛澤東已經完成了他作為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的文化知識儲備。毛澤東走上革命道路，參加創立中國共產黨，是他出于思想自覺、文化自覺的一種主動選擇。革命，是毛澤東一生的生活狀態；讀書，也是毛澤東一生的生活狀態。1972年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時，毛澤東說，我有讀不完的書。每天不讀書就無法生活。活到老學到老，毛澤東是說到做到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曾經兩次談到他在1936年至1938年閱讀軍事書籍的情況。1959年4月5日，他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說：我把《孫子兵法》看了，還看了克勞塞維茨的，還看了日本的《戰斗綱要》,看了劉伯承同志譯的《聯合兵種》,看了“戰斗條例”,還看了一些資產階級的。總之，激發我來研究一下軍事。1960年12月25日晚上，毛澤東同部分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聚餐談話時又說：到陜北，我看了八本書，看了《孫子兵法》,看了克勞塞維茨的書，日本人寫的軍事操典也看了，還看了蘇聯人寫的《論戰略》、幾種兵種聯合作戰的書等等。那時看這些，是為了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為了總結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毛澤東讀書，不是為讀書而讀書，始終有他明確的目的性。從青年時期提出“以全副精力向大本大源處探索”,到延安整風期間提出“向馬列著作中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注重經世致用，注重理論聯系實際，注重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注重知識的創造性轉化，是貫穿整個毛澤東讀書生活的思想主線和最鮮明特點。他的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由此確立，他的讀書成效和讀書方法由此決定，他的偉大實踐和光輝思想也與此有著密切聯系。在戎馬倥傯的戰爭年代，毛澤東曾提出：“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深厚的文化積累和文化準備，是毛澤東成為軍事家的必要條件，也是毛澤東成為理論家和戰略家的必要條件。毛澤東是極重視文化，極重視理論，也極重視實際的人。鄧小平曾經從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角度講過，對馬克思主義學習得最好的是列寧和毛澤東，列寧搞成了俄國革命，毛澤東搞成了中國革命。回顧歷史，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毛澤東投身革命的光輝實踐，是中國革命偉大實踐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和最燦爛篇章。從中也可以看出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毛澤東實踐積累、實踐準備的豐厚。無論是在大革命時期、全面抗戰時期還是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的實踐準備是異常宏大、異常豐富、異常生動和異常堅實的，而這種準備同中國革命的偉大進程又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并且是它最重要以至最核心的組成部分。毛澤東在《實踐論》中說，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論。毛澤東成為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的實踐準備過程，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這三重角色，在毛澤東身上達到了高度的統一。而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充分理論準備，使他成為同歷史上各個時期革命家不同的堅定自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使他成為同世界上其他戰略家不同的高瞻遠矚的無產階級戰略家。毛澤東是我們黨內最早認識到革命理論的極端重要性和建黨初期黨的理論不足的問題的人，因而下苦功，讀懂弄通馬列著作，從馬列著作中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貫穿了毛澤東一生。中國共產黨人為什么要掌握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要聯系中國實際掌握馬克思主義呢?毛澤東對此有極深刻的思考和回答。關于馬克思主義，他說：“要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工具看待，沒有什么神秘，因為它合用，別的工具不合用。資產階級的唯物主義不合用，只有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就是辯證唯物主義，運用到社會問題上成為歷史唯物主義，才合用。馬克思創立了許多學說，如黨的學說、民族學說、階級斗爭學說、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文學藝術理論等等，也都應當當作合用的工具來看待。”關于聯系實際掌握馬克思主義。他說：“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懂得從改造世界中去認識世界，又從認識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懂得從改造中國中去認識中國，又從認識中國中去改造中國，就不是一個好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說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圖樣。我們要建筑中國革命這個房屋，也須先有中國革命的圖樣。不但須有一個大圖樣，總圖樣，還須有許多小圖樣，分圖樣。而這些圖樣不是別的，就是我們在中國革命實踐中所得來的關于客觀實際情況的能動的反映(關于國內階級關系，關于國內民族關系，關于國際各國相互間的關系，以及關于國際各國與中國相互間的關系等等情況的能動的反映)。我們的老爺之所以是主觀主義者，就是因為他們的一切革命圖樣，不論是大的和小的，總的和分的，都不根據于客觀實際和不符合于客觀實際。他們只有一個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國或改造華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觀愿望，而沒有一個像樣的圖樣，他們的圖樣不是科學的，而是主觀隨意的，是一塌胡涂的。”為了推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毛澤東進行了巨大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建樹。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指導思想，這就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獨創性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它培養的大批骨干，不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揮了重要作用。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是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它有三個基本方面，就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如果說毛澤東思想是毛澤東作為戰略家的思想源泉，那么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就是毛澤東作為戰略家的戰略支撐。
戰略家毛澤東的歷史起點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戰略思想的成熟，則是在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之后。它的標志性著作，是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的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1935年，中國整個時局發生巨大變動。日本帝國主義大大加快了他們企圖獨占中國、不斷擴大對中國的侵略步伐，并且把矛盾進一步指向華北，使中華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間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共中央為了推進抗日救亡運動，在11月13日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并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12月9日，在中國共產黨北方黨組織推動下，北平爆發了一二·九學生抗日愛國運動。在這種新形勢下，中共中央有必要對整個形勢作出科學分析，制定出適合新情況的完整的政治路線和戰略方針。為此，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陜北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著重討論了全國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軍事戰略問題。在23日的會議上，毛澤東作了軍事戰略方針的報告和結論。會議當天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12月25日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決議》,確定要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明確指出，在目前來說，“左”的關門主義是黨內主要危險。瓦窯堡會議是從十年內戰到全民族抗日戰爭偉大轉變時期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它表明了黨中央克服了長征前一段時期的“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不失時機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使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將要到來時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這是以前各個時期都不曾有過的戰略主動權。它也表明，中國共產黨在總結革命中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已經成熟起來，已經開始獨立自主地從中國革命實際出發、從中國戰爭實際出發，創造性地提出中國方案、解決中國問題。它還表明，毛澤東的戰略思想，經過長期革命實踐的錘煉，已經成熟起來，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百戰百勝的思想武器。一個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熟，一個是毛澤東戰略思想的成熟，這“兩個成熟”,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相互作用、相輔相成。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和條件下提出的。毛澤東在報告中進一步闡明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精神，說明了和民族資產階級在抗日的條件下重新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特別指出共產黨和紅軍在這個統一戰線中具有決定意義的領導作用，指出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批判了黨內在過去長時期存在著的狹隘的關門主義和對于革命的急性病。這些是黨和紅軍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遭受嚴重挫折的基本原因。對于這類政治策略上的問題特別是統一戰線問題，毛澤東這篇報告作了最完整的分析，而這些分析，是從全局和戰略上的分析。從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后，毛澤東在延安一待就是十三年。這十三年，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時期，是中國革命戰爭的重要時期，是毛澤東思想成熟和發展的重要時期，也是毛澤東戰略思想成熟和發展的重要時期。毛澤東作為戰略家，在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歷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戰略思想。這里試將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提出的戰略思想作一些列舉：1、關于實行農民土地革命、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戰略思想。這是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首次提出，在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過程中反復論證，在延安完成，而為中國革命的偉大實踐證明為完全正確的戰略思想。馬克思、恩格斯都注意到了要爭取農民作為無產階級的同盟軍，但西歐的農民缺乏革命的要求，而當時無產階級的力量還沒有發展到東方。列寧提出了東方國家的無產階級要注重領導農民革命斗爭，但是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并沒有領導農民斗爭的足夠的經驗，十月革命的土地歸農民的口號是由奪取了政權的無產階級宣傳和實現的，而不是由農民通過自己的革命斗爭實現的。
中國是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國的城市無產階級，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既沒有條件通過民主制度合法地爭取自己的生存權和實現自己的政治要求，又沒有力量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通過組織城市武裝起義奪取政權。因而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革命斗爭，不但是中國農民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國革命的唯一出路。我們黨內首先指出這一點的是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一個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東方大國里成功地解決了革命基本動力問題，成功地解決了堅定地依靠農民并給農民以革命政治教育和嚴格組織訓練的問題。黨把如此眾多的出身小生產者的農民在斗爭中教育改造成為共產主義戰士，成為堅定的黨的干部和人民軍隊的優秀指戰員，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是我們黨和毛澤東的一個獨創性的貢獻。在國民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在廣州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了一批農民運動的骨干力量。1926年，以湖南為中心的農村大革命迅猛發展。同年9月，毛澤東發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第一次系統闡述了農民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和農民的偉大作用。他急切地希望革命同志要“立刻下了決心，去做那組織農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決心，把農民問題開始研究起來。要立刻下了決心，向黨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鄉村中間去，夏天曬著酷熱的太陽，冬天冒著嚴寒的風雪，攙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什么，問他們要些什么。從他們的痛苦與需要中，引導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向土豪劣紳爭斗，引導他們與城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聯合戰線，引導他們參與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兩個月后，毛澤東擔任了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1927年3月，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1928年12月，毛澤東主持制定了黨的歷史上第一部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公開舉起了土地革命的旗幟。1929年4月，毛澤東在他主持制定的《興國土地法》中，將《井岡山土地法》規定的“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這一原則的改正保證了中農利益不受侵犯。1931年2月，毛澤東總結了土地革命的實踐經驗，進一步解決了土地所有權問題。他在寫給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曾山等人的信中，要求他們通令各地各級政府向農民說明已經分得的田地歸農民個人所有。從而廢除了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實現了農民的土地私有制的土地改革的目標和任務。全面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主動把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沒收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改為減租減息政策，這是正確處理全面抗戰時期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關系的一種特殊的土地政策。毛澤東指出：“抗日時期，中國共產黨讓了一大步，將‘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為減租減息的政策。這個讓步是正確的，推動了國民黨參加抗日，又使解放區的地主減少其對我們發動農民抗日的阻力。”毛澤東深刻分析了國共兩黨兩條抗戰路線分歧的實質。他指出：“或者堅決反對中國農民解決民主民生問題，而使自己腐敗無能，無力抗日；或者堅決贊助中國農民解決民主民生問題，而使自己獲得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最偉大的同盟軍，借以組織雄厚的戰斗力量。前者就是國民黨政府的路線，后者就是中國解放區的路線。”“兩黨的爭論，就其社會性質說來，實質上是在農村關系的問題上。”毛澤東還指出，農民是中國工人的前身，是中國工業市場的主體，是中國軍隊的來源，是現階段中國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和中國文化運動的主要對象。他強調，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覺悟到和農民結合起來的必要，應該到農村去，從小事做起，了解農民的要求，幫助農民覺悟起來，為完成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而奮斗。抗日戰爭勝利后，階級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為了發動農民支援解放戰爭，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發出了《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將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政策改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1947年7—9月，中國共產黨在河北省建屏縣(今屬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了全國土地會議，10月頒布了在這次會議上通過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在同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強調土地改革必須注意兩項原則，第一，必須滿足貧農和雇農的土地要求，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務；第二，必須堅決地團結中農，不要損害中農的利益。1948年4月，毛澤東在《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了土地改革的總路線和總政策：“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由于實行了土地改革，在廣大解放區消滅了封建剝削制度，農民獲得了土地，他們積極參軍參戰，有力地支持了全國的解放戰爭，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1949年到1952年期間，全國實行了徹底的土地改革，為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創造了重要條件。
2、關于人民軍隊建設和進行人民戰爭的戰略思想。這是毛澤東在1927年八七會議提出“槍桿子里出政權”的著名論斷之后，在十年內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陸續提出并不斷發展完善的，已經被黨的軍隊建設和中國革命戰爭實踐所充分證明為完全正確的戰略思想。毛澤東在《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中，把紅軍的性質規定為“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規定了“黨指揮槍”和“政治建軍”的重大原則，規定并堅持了黨委統一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支部建在連上、設立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等一系列重要制度，使紅軍完全地、無條件地置于黨的領導之下，成為實現黨的綱領、路線的忠實執行者。毛澤東規定了紅軍中實行“政治民主”“經濟民主”“軍事民主”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紅軍后來改名為八路軍、新四軍，后來又改名為人民解放軍，軍隊的環境也不斷發生變化，但毛澤東規定的這些人民軍隊建設的根本原則、根本制度卻始終得到堅持。經過對我國長期革命戰爭實踐的總結，也借鑒其他國家戰爭理論和實踐的經驗教訓，毛澤東逐步形成了完整的人民戰爭戰略思想。毛澤東1936年12月發表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他的第一部戰略學著作，它系統地說明了有關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方面的諸問題，特別是深入闡述了十年內戰時期的戰略，論述了戰爭的一般規律。毛澤東強調，戰爭規律是發展的；戰爭的目的在于消滅戰爭；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局的規律的東西；重要的問題在善于學習。毛澤東分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指出：“經過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經濟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強大的敵人，弱小的紅軍，土地革命——這是中國革命戰爭四個主要的特點。這些特點，規定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指導路線及其許多戰略戰術的原則。第一個特點和第四個特點，規定了中國紅軍的可能發展和可能戰勝其敵人。第二個特點和第三個特點，規定了中國紅軍的不可能很快發展和不可能很快戰勝其敵人，即是規定了戰爭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話，還可能失敗。”“這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兩方面。這兩方面同時存在著，即是說，既有順利的條件，又有困難的條件。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根本規律，許多規律都是從這個根本的規律發生出來的。我們的十年戰爭史證明了這個規律的正確性。誰要是睜眼看不見這些根本性質的規律，誰就不能指導中國的革命戰爭，誰就不能使紅軍打勝仗。”“我們現在要講的戰略問題，就是要就中國革命戰爭的十年血戰史的經驗，好好地說明這些問題。”毛澤東回顧了五次反“圍剿”的過程，特別講到了紅軍運動戰的基本特點，指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就是今天我們的運動戰的通俗的解釋……第一是當面的敵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當面敵人雖不多，但它和鄰近敵人十分密接，也有時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說來，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鞏固陣地之敵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決戰斗時，不好再繼續打。以上這些時候，我們都是準備走的。這樣的走是許可的，是必須的。因為我們承認必須的走，是在首先承認必須的打的條件之下。紅軍的運動戰的基本特點，就在這里。”毛澤東1938年5月寫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兩部著作，解決了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人民戰爭戰略思想，是包括持久戰戰略思想和游擊戰爭戰略思想的一個有機整體，共同作用于抗日戰爭的偉大歷史進程。毛澤東持久戰戰略思想，是毛澤東深刻分析中國形勢和世界局勢，作出的重大戰略判斷，先是用之于中國革命，繼而用之于抗日戰爭，成為抗日戰爭的戰略總方針。在對中日雙方基本國情和主要特點準確把握的基礎上，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預見了抗日戰爭的三個戰略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戰略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第一階段是戰略防御階段。這一階段我所采取的戰爭形式，主要的是運動戰，而以游擊戰和陣地戰輔助之。此階段中，中國雖有頗大的損失，但是同時卻也有頗大的進步，這種進步就成為第二階段繼續抗戰的主要基礎。第二階段，可以名之為戰略相持階段。此階段中我之作戰形式主要是游擊戰，以運動戰輔助之。此階段的戰爭是殘酷的，地方將遇到嚴重的破壞。但是游擊戰爭能夠勝利，做得好，可能使敵只能保守占領三分之一左右的區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們的，這就是敵人的大失敗，中國的大勝利。關于戰略相持階段的理論，是毛澤東持久戰戰略思想的核心。他指出，由于中日強弱的懸殊，在敵停止戰略進攻后，中國距離戰略反攻的程度還相差很遠，必須有一個相當長的階段，繼續削弱、消耗敵人的力量，積累壯大自己的力量，進一步改變敵我力量的對比，才能造成戰略反攻的必要條件。毛澤東認為，這個第二階段是整個戰爭的過渡階段，也將是最困難的時期，然而它是轉變的樞紐。中國將變為獨立國，還是淪為殖民地，不決定于第一階段之大城市是否喪失，而決定于第二階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持久戰，中國將在此階段中獲得轉弱為強的力量。第三階段，是收復失地的反攻階段。這個階段，戰爭已不是戰略防御，而將變為戰略反攻了，在現象上，并將表現為戰略進攻；已不是戰略內線，而將逐漸地變為戰略外線。直至打至鴨綠江邊，才算結束了這個戰爭。第三階段是持久戰的最后階段，所謂堅持戰爭到底，就是要走完這個階段的全程。這個階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戰爭形式仍將是運動戰，但是陣地戰將提到重要地位。《論持久戰》樹立了從實踐中總結概括理論和運用理論指導推動實踐的典范，從而成為一座巨大的理論豐碑。它是從實踐中得來的真道理、大道理，也是在實踐中得到檢驗和證明并且充分發揮作用的大道理、真道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和發展進程，完全證明了毛澤東持久戰戰略總方針的正確性，也完全證明了毛澤東關于抗日戰爭三個戰略階段的科學預見。關于人民解放戰爭時期的戰略，毛澤東在1947年9月寫的《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和同年12月寫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作了規定，提出了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毛澤東說：“我們的軍事原則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敵，后打集中和強大之敵。(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廣大鄉村，后取大城市。(3)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是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結果，往往需要反復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奪取之。(4)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兩倍、三倍、四倍、有時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敵之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在特殊情況下，則采用給敵以殲滅性打擊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敵正面及其一翼或兩翼，求達殲滅其一部、擊潰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軍能夠迅速轉移兵力殲擊他部敵軍。力求避免打那種得不償失的、或得失相當的消耗戰。這樣，在全體上，我們是劣勢(就數量來說),但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戰役上，我們是絕對的優勢，這就保證了戰役的勝利。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就將在全體上轉變為優勢，直到殲滅一切敵人。(5)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都應力求有準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下有勝利的把握。(6)發揚勇敢戰斗、不怕犧牲、不怕疲勞和連續作戰(即在短期內不休息地接連打幾仗)的作風。(7)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同時，注重陣地攻擊戰術，奪取敵人的據點和城市。(8)在攻城問題上，一切敵人守備薄弱的據點和城市，堅決奪取之。一切敵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備、而環境又許可加以奪取的據點和城市，相機奪取之。一切敵人守備強固的據點和城市，則等候條件成熟時然后奪取之。(9)以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員，補充自己。我軍人力物力的來源，主要在前線。(10)善于利用兩個戰役之間的間隙，休息和整訓部隊。休整的時間，一般地不要過長，盡可能不使敵人獲得喘息的時間。以上這些，就是人民解放軍打敗蔣介石的主要的方法。這些方法，是人民解放軍在和國內外敵人長期作戰的鍛煉中產生出來，并完全適合我們目前的情況的。”人民解放戰爭的歷史進程特別是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偉大勝利，充分地證明了毛澤東人民戰爭戰略思想的偉大威力。這三大戰役從1948年9月12日開始，至1949年1月31日結束，歷時4個月零19天，共殲滅國民黨軍隊154萬余人，使國民黨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重要軍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毀，為中國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基礎。這三大戰役，是在毛澤東的親自指導下進行的。毛澤東的戰略家的宏大氣魄和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及時抓住戰略決戰的時機，正確選定決戰方向，并針對東北、華東、華北戰場的不同情況制定出各具特點的作戰方針，有力地保證了這場偉大的戰略決戰的勝利。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毛澤東的戰略智慧來源于他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宏大抱負，來源于他歷史文化知識的深厚積累，來源于他對中國和世界大局和正在發生的事情的深刻洞察，來源于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中國革命規律的正確把握。3、關于建立統一戰線的戰略思想。九一八事變后，毛澤東和我們黨首先提出武裝抗日的愛國主義主張和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思想。1937年7月，中共中央就七七事變通電全國，強調“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號召：“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的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中國共產黨于同年8月召開洛川會議，號召全黨用極大力量發動抗日的群眾運動，不放松一刻工夫、一個機會去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實踐，是毛澤東和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造。毛澤東和我們黨為此進行了艱苦努力，實現了從“抗日反蔣”到“聯蔣抗日”的轉變，促進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逐步實現了全民族抗戰。全國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隨著日本對華政策的變化，國民黨逐步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在統一戰線內部不斷制造摩擦事件，國內出現了妥協、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險傾向。毛澤東和我們黨對此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及時提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三大政治口號，并確定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貫徹“又聯合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原則；在與各黨派相互關系上，提出“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方針；在與國民黨頑固派斗爭時，則堅持了有理、有利、有節原則，堅決而有效地阻止了時局的逆轉，維系了國共合作抗戰到底的局面。毛澤東說：“統一戰線的道理和關門主義的道理究竟哪一個是對的呢?馬克思列寧主義到底贊成哪一個呢?我堅決地回答：贊成統一戰線，反對關門主義。”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動的道路一樣，總是曲折的，不是筆直的。革命和反革命陣線的可能變動，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變動一樣。日本帝國主義決定要變全中國為它的殖民地，和中國革命的現時力量還有嚴重的弱點，這兩個基本事實就是黨的新策略即廣泛的統一戰線的出發點。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打垮，這是有目共見的真理。因此，只有統一戰線的策略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關門主義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關門主義“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的革命力量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會是博得敵人的喝彩。關于統一戰線，還有更深一層的考慮。毛澤東深刻指出：“中國無產階級應該懂得：他們自己雖然是一個最有覺悟性和最有組織性的階級，但是如果單憑自己一個階級的力量，是不能勝利的。而要勝利，他們就必須在各種不同的情形下團結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階級和階層，組織革命的統一戰線。”“我們的同志必須懂得一條真理：共產黨員和黨外人員相比較，無論何時都是占少數。……對于一切愿意同我們合作以及可能同我們合作的人，我們只有同他們合作的義務，絕無排斥他們的權利。一部分黨員卻不懂得這個道理，看不起愿意同我們合作的人，甚至排斥他們。這是沒有任何根據的。……首先要使我們的干部真正懂得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使他們懂得共產黨員如果不同黨外干部、黨外人員互相聯合，敵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達到。”4、關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的戰略思想。1946年8月6日，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談話時，提出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戰略思想。毛澤東說：“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反動派，而是屬于人民。”毛澤東這個戰略思想，武裝了中國人民的思想，加強了中國人民的勝利信心，在人民解放戰爭中，起了極其偉大的作用。這是革命人民的一個根本戰略思想。從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以來，毛澤東曾經多次指出，革命者必須在戰略上，在全體上，藐視敵人，敢于同他們斗爭，敢于奪取勝利；同時，要在戰術上，在策略上，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斗爭問題上，重視敵人，采取謹慎態度，講究斗爭藝術，根據不同的時間、地點和條件，采取適當的斗爭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敵人和消滅敵人。 1958年12月1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期間寫的《關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是真老虎的問題》一文中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即對立統一規律)一樣，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也有兩重性，它們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從本質上看，從長期上看，從戰略上看，必須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看成紙老虎。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戰略思想。另一方面，它們又是活的鐵的真的老虎，它們會吃人的。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策略思想和戰術思想。”5、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戰略思想。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科學概念。他指出：“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當前歷史階段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在以后發表的一系列著作中，毛澤東依據中國革命的新形勢和新經驗，進一步總結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戰略的總體思路，闡發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戰略的目標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使其新民主主義革命戰略思想更加豐富和充實。毛澤東指出：“現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已經過時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正在中國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發展起來，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中國的社會必須經過這個革命，才能進一步發展到社會主義的社會去，否則是不可能的。”“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它既不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政，也不是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政，而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的專政。只要是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不問屬于何黨何派，都有參加這個政權的資格。” 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同舊民主主義革命劃清了界限，解決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動力、前途、轉變、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根本問題。關于中國革命的性質。毛澤東指出：“現階段的中國革命究竟是一種什么性質的革命呢?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還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呢?顯然地，不是后者，而是前者。”關于中國革命的對象。毛澤東指出：“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那末，中國現階段革命的主要對象或主要敵人，究竟是誰呢?不是別的，就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就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和本國的地主階級。”關于中國革命的任務。毛澤東指出：“既然現階段上中國革命的敵人主要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那末，現階段上中國革命的任務是什么呢?毫無疑義，主要地就是打擊這兩個敵人，就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和對內推翻封建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關于中國革命的動力。毛澤東指出：“既然中國社會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既然中國革命所反對的對象主要的是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和內部的封建主義，既然中國革命的任務是推翻這兩個壓迫者，那末，在中國社會的各個階級和各個階層中，有些什么階級有些什么階層可以充當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力量呢?這就是現階段上中國革命的動力問題。認清這個革命的動力問題，才能正確地解決中國革命的基本策略問題。” 關于中國革命的前途。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的全部結果是：一方面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又一方面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這種社會主義因素是什么呢?就是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在全國政治勢力中的比重的增長，就是農民、知識分子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或者已經或者可能承認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權，就是民主共和國的國營經濟和勞動人民的合作經濟。所有這一切，都是社會主義的因素。加以國際環境的有利，便使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最后結果，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實現社會主義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極大的可能性了。”毛澤東提出了中國革命“兩步走”的戰略目標。第一步目標是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第二步目標是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并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他指出：“完成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并準備在一切必要條件具備的時候把它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上去，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光榮的偉大的全部革命任務。……只有認清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同時又認清二者的聯系，才能正確地領導中國革命。”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戰略思想，極大地武裝了全黨，為我們黨正確認識中國革命、勝利領導中國革命，奠定了理論、政治和政策基礎，也為我們黨團結動員一切愛國民主力量和人民大眾，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偉大歷史進程，充分證明了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戰略思想的正確性和巨大威力。6、關于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戰略思想。毛澤東建黨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戰略思想，是毛澤東戰略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學說與中國共產黨建設的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在井岡山時期，即紅軍初創時期，毛澤東就明確地提出了黨的建設思想。經過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的實踐，特別是經過延安整風，毛澤東對于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黨的指導思想、政治綱領、組織原則、黨的作風等，形成了完整的黨的建設學說。毛澤東黨建思想特別是他關于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戰略思想，成功地解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在無產階級人數很少而戰斗力很強、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占人口大多數的國家，建設一個具有廣泛群眾性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重大問題，從而使黨的建設同武裝斗爭、統一戰線成為我們黨領導人民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正是因為毛澤東建立了完整的符合中國實際的建黨學說，并且用這個學說指導黨的建設，教育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才使我們在艱苦卓絕的環境和斗爭中建立了一個非常好的黨，才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巨大成就，取得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毛澤東奠定了黨的性質、宗旨和領導核心地位，確立了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的根本方針，確立了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三大建設的黨的建設基本布局，確立了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規定了黨的三大作風。關于黨的領導核心地位。毛澤東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是國家政治經濟現象的結果，是人民的需要。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中國的歷史改變了方向。黨的領導是革命和建設事業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黨的性質、宗旨。毛澤東指出，我們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最徹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們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們的黨是人民的代表，我們要使人民覺悟，使人民團結起來。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我們的方向就是人民的方向，這是載于憲法的。我們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我們是共產黨，是要幫助人民的。如果不幫助人民，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沒有人民就會垮臺。關于黨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毛澤東指出，我們的同志必須明白，我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為著好看，也不是因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為它是領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走向勝利的科學。我們黨從它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的黨，這是因為這個主義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最正確最革命的科學思想的結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產生了新民主主義的整個歷史階段。關于黨的思想理論建設。毛澤東指出，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第一位。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我們要建設大黨，我們的干部非學習不可。理論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國革命有了許多年，但理論活動仍很落后，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論，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過去我們注意得太不夠，今后應加緊理論研究。革命要求我們能說明中國的革命運動，說明這個運動的各個方面，說明它的內部聯系，包括軍事、政治、文化、經濟，整個革命工作的各個側面及其內部聯系，并總結經驗，把它提高起來，使之條理化、系統化。全黨都要注意思想理論工作，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隊伍，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宣傳。關于黨的民主集中制。毛澤東指出，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我們的領導機關，就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這一方面來說，只是一個加工工廠。工廠沒有原料就不可能進行加工。沒有數量上充分的和質量上適當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來。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只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面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不論黨內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有些同志還沒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現在就要開始建立這個思想，開始認識這個問題。我們充分地發揚了民主，就能把黨內、黨外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就能使占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眾團結起來。做到了這些，我們的工作就會越做越好，我們遇到的困難就會較快地得到克服，我們事業的發展就會順利得多。關于看齊意識和黨的紀律。毛澤東指出，全黨同志必須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任何破壞團結的行為都是罪惡。要知道，一個隊伍經常是不大整齊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齊，向左看齊，向右看齊，向中間看齊，我們要向中央基準看齊。看齊是原則，有偏差是實際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齊。鑒于張國燾嚴重地破壞紀律的行為，必須重申黨的紀律：(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關于領導班子建設。毛澤東指出，黨委書記要善于當“班長”。黨的委員會有一二十個人，像軍隊的一個班，書記好比是“班長”。黨委要完成自己的領導任務，就必須依靠黨委這“一班人”,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書記要當好“班長”,就應該很好地學習和研究。書記、副書記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做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不善于處理自己和委員之間的關系，不去研究怎樣把會議開好，就很難把這“一班人”指揮好。如果這“一班人”動作不整齊，就休想帶領千百萬人去作戰，去建設。關于干部隊伍建設。毛澤東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我們黨有成百萬有經驗的干部。我們這些干部，大多數是好的，是土生土長，聯系群眾，經過長期斗爭考驗的。我們有這么一套干部：有建黨時期的，有北伐戰爭時期的，有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有抗日戰爭時期的，有解放戰爭時期的，有全國解放以后的，他們都是我們國家的寶貴財產。東歐一些國家不很穩，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沒有這樣一套干部。我們有在不同革命時期經過考驗的這樣一套干部，就可以“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關于黨的作風建設。毛澤東指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毛澤東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毛澤東關于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戰略思想，在毛澤東戰略思想體系中處于特別重要的地位。抗日戰爭以前中國所有的革命和斗爭，之所以失敗，第一位的教訓和原因，是沒有找到和解決好革命領導力量問題。中國誕生了共產黨，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才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歷史的方向、中國人民的地位和中國社會的面貌。戰略問題對于我們這樣的大黨、大國來說，始終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意義。在新時代，學習毛澤東的戰略智慧、戰略思維和戰略思想，尤其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意義。我們要繼承和發揚毛澤東開創的我們黨戰略思維的優良傳統，增強全黨的戰略意識。特別在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重要階段的歷史條件下，在我們前進道路上重大風險、重大挑戰、重大矛盾、重大困難疊加，各種不確定性增加的情況下，更要始終保持戰略清醒，切實增強戰略定力，努力加強戰略運籌，牢牢把握戰略主動，從戰略高度把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凝聚起來，以鋼鐵意志、鋼鐵力量，為實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
（作者系中央紀委駐原文化部紀檢組組長；來源：“思想火炬”微信公眾號，原載“《毛澤東思想研究》2022年第4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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