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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琰：毛澤東經濟思想的生成基礎、理論內涵與實踐成就研究述論

點擊：2182 作者：楊琰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3-07-17 09:05:06

【摘要】毛澤東經濟思想是毛澤東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中國經濟變革與發展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及其所產生的深遠影響，與毛澤東經濟思想的指導分不開，其價值完全能夠同毛澤東的政治、軍事、哲學等思想相媲美。自20世紀80年代起，學界研究從不同角度探究了毛澤東經濟思想在中國革命與建設進程中的表現、特點、地位和作用。按照毛澤東經濟思想的生成基礎、理論內涵以及實踐成就的邏輯維度，揆諸既有研究成果的代表性觀點，完整且準確理解毛澤東經濟思想，需要系統把握該思想的生成源流、理論構想、政策實施、實踐成就，深化、細化每一環節內在及其之間的學理闡釋，在專題性和整體性方面做進一步深化研究。

毛澤東經濟思想是毛澤東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中國經濟變革與發展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及其所產生的深遠影響，與毛澤東經濟思想的指導分不開。應當看到，毛澤東經濟思想的價值完全能夠毛澤東他的政治、軍事、哲學等思想相媲美。自20世紀80年代起，學界陸續出版了以肖功達、倪大奇、國世平、郭建寧、顧龍生、陳益壽、喬宗壽、劉光杰、陳湘舸、趙文緒、王金磊等為代表學者的毛澤東經濟思想研究專著，形成了成千盈百主題突出、內容豐富的專題論文。這些論著從不同角度探究了毛澤東經濟思想在中國革命與建設進程中的表現、特點、地位和作用。本文按照毛澤東經濟思想的生成基礎、理論內涵以及實踐成就的邏輯維度，揆諸既有研究成果的代表性觀點，一方面闡釋毛澤東經濟思想意涵，另一方面評述學界研究狀況，為進一步開展深入研究嘗試提出相關觀點主張。謹以此文紀念毛澤東誕辰130周年。

一、毛澤東經濟思想的生成基礎

任何思想的產生都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毛澤東經濟思想的形成、發展和成熟亦有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學界研究主要將其歸結為三大理論與實踐基礎，即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革命和建設實踐及貫穿其中的社會經濟調查研究、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與先進國人的經濟思想。這三者緊密聯結，相互交融滲透，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完整的有機整體，成為毛澤東經濟思想生成的重要理論支撐和現實依據。

第一，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毛澤東經濟思想的底色，也是毛澤東堅定的理論信仰。其根由在于：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世界觀，是關于無產階級謀取自身解放事業的學說，與毛澤東經濟思想試圖尋求的救國救民之道完全一致。

就馬克思主義哲學而言，論者普遍認為，毛澤東在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制定經濟政策、揭示經濟規律時，與他對哲學的研究融為一體、相得益彰。毛澤東經濟思想有著深厚的哲學底蘊，滲透著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為毛澤東的經濟研究提供了最堅實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基礎。其具體表現在：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基本矛盾、階級分析、群眾路線理論在毛澤東經濟思想中運用得尤為突出，社會基本矛盾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基石，也是毛澤東經濟思想的構架；毛澤東對于農輕重，積累與消費，國家、集體與個人，經濟建設與軍事建設，以及財政與經濟之間的聯系和關系的分析，無不閃耀著唯物辯證法光輝；毛澤東以唯物史觀正確認識國情，把握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和階級關系，以辯證法正確解決中國革命的前途、對象、任務、動力等問題，創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揭示出一條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進而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發展規律；《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既是毛澤東內容豐富的經濟學著作，又是內蘊深刻的哲學著作。

論者普遍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中的諸多理論對毛澤東經濟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指導作用。比如，生產力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同上層建筑關系理論；先建立無產階級政權，而后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理論；直接剝削資本家財產為社會主義國家所有，通過合作社改造個體小私有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理論；生產資料所有制與生產關系性質理論；社會再生產理論；分配理論；工農業相互關系以及農業是國民經濟基礎理論；社會主義經濟高速增長理論；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發展階段理論等。有論者指出，毛澤東是一位偉大、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毛澤東很重視學習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著作的研讀，如《資本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經濟學大綱》《政治經濟學教程》《經濟科學大綱》等，擁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底蘊。有論者強調，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客觀規律，指明了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必將為另一個嶄新制度代替。這個制度就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消滅剝削，勞動者擁有社會全部生產資料，以實現國民經濟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制度。毛澤東接受并自覺運用它去指導中國革命實踐。

第二，自覺投身中國革命與建設實踐，是毛澤東經濟思想形成和發展的實踐基礎。可以說，毛澤東經濟思想源于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又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完善，是依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的獨創性經驗做出理論概括而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有論者指出，毛澤東經濟思想產生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工農武裝割據的根據地建設過程之中，發展于新中國成立到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之中，成熟于探索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之中。有論者則認為，毛澤東的經濟思想形成于中國革命數十載的實踐中，貫穿整個中國革命和建設歷程。還有學者進一步指出，毛澤東經濟思想從形成、發展到成熟是隨著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的發展而向前發展的。毛澤東經濟思想表現出的某些獨特性，或者說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正是來源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豐富實踐。譬如，毛澤東根據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第一次闡述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從革命到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具體分析了中國資產階級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及由此對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所持態度，把他們區分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從而采取不同政策，等等。

同時，學界研究進一步強調，在革命和建設實踐中，毛澤東一貫注重采用社會調查方法。“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是他的著名論斷。社會調查是毛澤東經濟思想形成的重要途徑，集中體現在他對社會各階級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的調查和分析中。一方面，毛澤東經濟思想的形成過程就是調查研究的過程。毛澤東經濟思想是建立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理論為指導做社會經濟調查的基礎上，對調研對象、材料進行科學分析，從而找出事物運動規律，產生新的理論，用來指導中國革命建設。正因此，毛澤東經濟思想不僅正確說明了我國的經濟關系，而且正確改造了我國的經濟關系。另一方面，毛澤東會根據革命形勢發展和工作需要，采取各種靈活多樣的社會調查辦法。

在民主革命年代，毛澤東深入農村，做了廣泛的農村調查，使他對農村社會經濟狀況和階級關系有了透徹了解，從而得到了正確的理論認知。比如，毛澤東通過對湖南五縣的考察，闡明農民是中國革命主要同盟軍，解決了革命主要依靠誰的問題。他通過尋烏調查，弄清了富農與地主問題，提出了解決富農和城市貧農的策略。他通過興國調查，了解到占人口6%的地主富農占有80%的土地，而占人口80%的貧下中農只占有20%的土地，因而認定中國的民主革命一定能夠獲得80%以上人民的擁護和贊助。以此為基礎，制定出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斗爭策略，指導革命工作走向勝利。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通過召開座談會、通信和閱看材料的調研方式，了解社會實際情況，提出并落實社會主義改造政策。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毛澤東進行中國社會經濟情況調查，形成了在對34個國民經濟部門調查基礎上的《論十大關系》。20世紀60年代初期，毛澤東重提調查研究的優良傳統，親自組織和領導調查組進行調查，為的就是解決建設中遇到的新的實際問題，制定符合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改革措施，從而為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開辟道路。

第三，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是毛澤東經濟思想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土壤。也就是說，毛澤東經濟思想植根于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以及先進國人經濟思想的沃土。

一是對于中國歷史的研究和認知。有論者指出，毛澤東經濟思想的基礎和全部實質，在于毛澤東認真研究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認識到中國封建社會長期陷入發展遲緩狀態的基本原因，乃是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所導致農民的極端貧窮和落后。而中國近代經濟、政治、文化發展極端落后，人民身處水深火熱之中的最根本原因，則是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幫兇——買辦資產階級，勾結封建地主階級的軍閥官僚，在政治上殘酷壓迫，在經濟上殘酷剝削中國廣大人民，特別是農民，使他們過著饑寒交迫和毫無政治權利的生活。因此，只有實行徹底的經濟變革，才能解放被嚴重束縛了的生產力，促進經濟迅速發展，使中國走上繁榮富強的道路，讓人民過上安居樂業的日子。

二是繼承、批判和發展傳統思想文化。有論者指出，毛澤東深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髓，其經濟思想亦深受吾先輩先進思想文化的熏陶。具體例證如：洪秀全的“人間天堂”、康有為的“大同世界”以及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等經濟理念，對毛澤東經濟思想的生成有著重要影響。特別是孫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土地、鐵路、工廠國有化”這些經濟平等思想，對毛澤東一直主張的消滅收入上的過大差距，發展大工業經濟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繼承傳統“強本開源”思想，在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中一直秉持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深化傳統崇儉思想，始終把勤儉節約、反貪污浪費、保持艱苦奮斗作風，視為革命年代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一項基本原則。有論者進一步指出，毛澤東經濟思想在形成發展中并非簡單因襲傳統思想文化，而是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對傳統經濟思想進行了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辯證繼承，使之成為適用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思想。主要例證如：毛澤東在革命戰爭年代始終重視經濟建設，正確處理了戰斗與生產的關系，所形成的“以農養戰、農戰結合”思想，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等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戰爭實踐中的運用，也是對中國古代農戰思想的繼承和超越；批判繼承了“農本”傳統經濟思想，強調把發展農業生產擺在經濟工作首位，同時吸收并發展了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思想，主張采取暴力手段，沒收封建地主階級土地歸農民所有，同時批判先人絕對平均主義的“有田同耕”思想，摒棄傳統思想中不重視改進農業生產工具的傾向，特別重視農業生產技術創新，實行科學種田。

可見，既有研究闡明了毛澤東經濟思想產生、形成和發展的基本理論和實踐來源，揭示了這些重要的資源條件構筑起毛澤東經濟思想的內在邏輯，論證了它們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從而形成了如下主流學術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毛澤東經濟思想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的理論結晶；第二種觀點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是毛澤東經濟思想的根本理論遵循和行動指南，同時毛澤東經濟思想是在結合中國國情、中國革命和建設實際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這又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豐富和發展；第三種觀點立足于國情、史情，并在實踐中力求研究和解決中國實際問題，是毛澤東經濟思想具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特征的根源所在。

二、毛澤東經濟思想的理論內涵研究

毛澤東經濟思想具有相當完整的理論體系和豐富的理論內涵，是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下，長期領導和投身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所形成的，體現于革命根據地和新中國經濟建設中的綱領、方針和政策。有論者將毛澤東經濟思想的基本內容總結為“兩個轉變”和“一個探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制度向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轉變的理論。具體包括，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制度轉變為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的理論；二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轉變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理論；三是對不發達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初步探索和艱苦創業。有論者進一步將毛澤東經濟思想概括為新民主主義經濟論、社會主義改造論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三大理論體系，同時指出三者既有一定獨立性，互相又存在著因果關系。

第一，毛澤東在領導艱苦卓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中，提出并確立了一系列經濟革命路線、革命根據地經濟建設的方針政策，以及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經濟建設方案，由此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經濟思想。它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引領革命變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生產關系，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的理論與實踐指南。

有論者將研究落腳點放在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上。研究指出，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經濟思想的集中概括，既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也包含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建立起來的新的經濟結構，以及恢復和發展經濟生產方面的內容。前者的主要目的是徹底改變舊的生產關系，掃除生產力發展障礙，為生產力發展提供可能。后者則致力于建立一種既區別于一般資本主義經濟，又區別于社會主義的經濟形態和經濟制度。

根據既有研究，筆者將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經濟思想分為以下四大理論板塊。

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形態論。它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和經濟政策的基礎。毛澤東通過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經濟地位，即生產資料占有度的分析指出，舊中國存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買辦資本主義、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者五種經濟成分，以地主階級私有制、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私有制、帝國主義壟斷資本主義私有制為主要經濟基礎，生產力落后，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對此，有論者總結道，毛澤東對舊中國經濟社會狀況的宏觀把握，對極端落后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清醒認識和對現實階級力量對比關系的準確認識，為其確立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和經濟政策提供了最充分的依據。

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經濟綱領。既有研究系統分析了三大革命綱領形成、實施的歷史過程及其理論內涵，指明新民主主義革命經濟綱領作為變革舊中國生產關系，同時作為新中國成立初期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的重要措施之一，至1952年最終完成。代表性觀點指出：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完整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經濟綱領，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中，不斷總結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根據地實踐經驗基礎上形成的。其具體實施的過程為：

沒收官僚資本主義企業的工作，是伴隨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范圍內的逐步勝利，依靠人民政權的力量，作為接管城市的重要任務，逐步向新解放的城市鋪開的。至1949年底全國基本解放，大陸的官僚資本主義企業均被沒收。新中國成立后，新生的人民政權通過沒收官僚資本、直接沒收敵偽企業、接收帝國主義在華企業等途徑建立起主導國民經濟的國營經濟，又通過民主改革和生產改革建立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制度，從而徹底消滅官僚資本主義剝削關系，清除殘余封建主義壓迫關系，確立勞動者在國家和企業中的主人翁地位，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國有制經濟。

沒收封建地主階級土地的工作，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我們黨通過逐步對根據地、解放區的1.45億農業人口進行土地改革，實行了耕者有其田制度。新中國成立后，執行“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的土地改革總路線和總政策，對新解放區的2.64億農業人口進行土改。而對地主兼營的工商業及其直接用于經營工商業的土地和財產不予沒收，同時保護和發展個體手工業經濟，促進手工業的恢復。

保護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工作，體現在保護革命根據地中民族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允許不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發展。新中國成立后，在保護和有限制地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方針指引下，經過扶植有益的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打擊投資資本和調整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開展“三反”運動和進一步調整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三個步驟，促進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得到恢復。

三是革命根據地經濟建設的方針政策。已有研究指明，在毛澤東提出的“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政經濟工作總方針下，根據地積極落實自力更生、爭取外援但不依賴外援、精兵簡政、企業建立經濟核算、按需生產等政策，積極發動軍隊、機關、學校和人民群眾開展生產運動，發展以農業為主，兼顧手工業和商業的公營經濟、民營經濟，用以保障財政供給，滿足軍民必不可少的物質需要。在此基礎上，論者著眼于革命根據地的具體經濟建設舉措，用以闡釋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經濟建設思想。諸如，有論者論述了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在根據地所從事的經濟活動，指出這一時期毛澤東的經濟建設思想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服務于革命戰爭的勝利，進行根據地經濟建設；在恢復和發展根據地工農生產基礎上，有計劃地促進根據地內的商品流通和根據地外的對外貿易；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并存，提倡和獎勵私人經濟，盡可能發展國營經濟和大規模發展合作社經濟，使之對私人經濟逐漸占優勢并取得領導地位。有論者以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成功實行招商引資、人才援建、擴大邊區出入口貿易等對外經濟政策為例，論述了這一時期毛澤東利用外資思想的深刻內涵，主要包括：利用外資是發展經濟、實現國家工業化的途徑，基本方式是訂立契約；利用外資不受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束縛，應當靈活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引資活動；利用外資要堅持維護國家主權、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平等互利、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原則。有論者論述了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方針，主要體現在：以革命戰爭為中心，進行一切可能和必要的經濟建設；把農業生產放在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夯實根據地經濟的基礎；從根據地經濟結構的實際出發，堅持發展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和私人經濟并進；開放根據地的對外貿易，搞活根據地的商品流通；實行發展國民經濟增加財政收入，財政支出厲行節省的方針；實行正確的貨幣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動員和依靠廣大群眾參加經濟建設，切實關注和解決民生問題；培養和造就大批懂經濟、善于治政理財的干部人才，廣泛吸收一切有識之士參與經濟建設。有論者論述了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發展經濟的一系列舉措。比如，在堅持“農業生產是經濟工作的第一位”思想下，針對農忙時節根據地勞動力短缺及耕牛不足狀況，建立和發展各種形式的農業合作社，犁牛合作社、勞動互助社和耕田隊，成為促進根據地經濟建設與發展的主要形式。

四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論。它是三年國民經濟恢復期的經濟建設舉措，主要包括：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形態論。論者指出，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方面的構想是，整個經濟由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農業和手工業的個體經濟在內的五種經濟成分構成，應充分發展有益于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但不允許私人資本操控國民生計。在城市逐步發展數量較少卻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公營經濟，使之成為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在國民經濟發展中起決定作用。在農村發展具有社會主義因素的合作社經濟。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論，設計出一條非資本主義發展方向，但利用和發展資本主義服務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道路。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建設方針的主要措施包括：貫徹執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經濟綱領；開展“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運動；實行“四面八方”政策；節儉國家機構經費；平抑物價、統一財經等。研究指出：這些基本經濟政策在國民經濟恢復期得以全面實施，為新中國經濟恢復和發展創造了良好社會條件，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形態完全形成，各種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整個社會生產基本恢復并有一定發展。同時，新中國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相適應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雛形。

第二，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的七年，毛澤東依據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創造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經濟政治條件，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恢復、發展和改造國民經濟的建設綱領和策略方針，形成了過渡時期經濟思想。在該思想指導下，脫胎于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新中國一方面確立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制度，完成了向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完全轉變；另一方面也為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奠定了基本經濟制度基礎。

新中國成立伊始，毛澤東本是按照設想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藍圖，先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階段，然后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但他于1952年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按照總路線的要求，新中國開始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走出了一條“一化三改”之路。至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標志著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確立，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對此，既有研究充分肯定了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論指導下恢復和發展生產，建立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的方針大計及其成效。

另一方面，學界研究聚焦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及其實施效果問題，進行了深入探析。具體問題包括新民主主義社會緣何中輟？總路線是否提出“過早”？社會主義改造是否實施“過急”？是否存在建設失誤及負面效應？針對這些問題，主流學術觀點主要闡釋如下。

一是論者普遍認可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是從我國特殊國情出發，特別是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需要出發，符合當時社會發展實際。社會主義改造的方向也是正確的，這是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選擇和必經之路。其理論依據和現實基礎在于：在新中國頭三年的國民經濟恢復期，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力量不斷壯大，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開始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步工作，為“一化三改”總路線的提出和實施奠定了基礎；社會主義改造是在物資極其匱乏的新中國完成土地改革后，解決農民個體經濟生產力低下，以及農村中激烈階級分化、階級矛盾的需要，亦是約束、限制和改造唯利是圖的私人資本投機活動的需要；過渡時期總路線是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新中國想要加速實現國家工業化，但不走依靠壓榨本國人民和掠奪海外殖民地完成原始積累的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而走依靠內部積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必由之路，只有把規模龐大但勢單力薄、分散生產的個體農民勞動力及其有限的生產資料組織起來，建立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才能發揮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經營的規模效應，提高農業生產力，以保證工業化建設所需的糧食、工業原料和資金的供應，同時只有加快對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步伐，才能滿足高度集中統一地使用有限資源，進行大規模工業建設的根本要求；過渡時期總路線是我國站隊社會主義陣營，加快開始有計劃的工業建設，以增強國力，應對資本主義國家軍事威脅和經濟封鎖的必然選擇。

二是論者高度肯定了社會主義改造實施的基本方針及其歷史價值，認為它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一個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農業大國，探索出的一條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最精彩、最成功的道路，解決了社會變革與物質基礎、和平過渡與階級斗爭的矛盾問題。其突出表現在：

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政府扶持的基本原則，穩步推進三大改造。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步驟，是通過建立互助組、成立初級社、發展高級社，循序漸進式把原先一個個獨立的農民個體經濟轉化為相互合作的集體經濟。手工業通過供銷小組、供銷合作社、生產合作社由低到高的方式，把原先個人手工業模式融入集體所有制經濟。資本主義工商業通過加工訂貨、統購統銷、經銷代銷、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形式，采取工繳費、“四馬分肥”、定息、高薪等方式，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和平贖買，從而將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國營經濟企業。

創造了工業化和改造并舉的道路。三大改造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從根本上適應了國家集中資源，計劃指導國民經濟發展，特別是建設獨立完整工業體系的需要，也直接服務于“一五計劃”重點發展重工業，搭建工業基礎的要求，以鞏固國家的獨立和安全，改進人民生活。

農業合作化的核心是為了促進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業生產力，保障中國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一方面，農村土地等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優勢加上組織起來的農民力量，為農業開展機械化生產，采用化學原料和科學耕作法，發展水利事業，從而為提高生產力水平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通過農業合作社運動，建立了人人平等享有集體土地收益權的農村集體土地制度，徹底廢除了因經濟因素或政治因素而導致的土地兼并問題，以避免農民兩極分化，為解決廣大農民的基本生存問題提供了保障。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毛澤東在科學分析我國資本主義經濟地位和作用，以及民族資產階級兩面性特點基礎上，提出的變資本主義經濟為社會主義經濟的最健全的方針和辦法。它成功實現了在社會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改造，同時完成了對人的改造，把資產階級分子由剝削者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進而成為工人階級中的一員。

三是論者根據《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做出的論斷，對社會主義改造存在的失誤和歷史局限性進行了評述，指出由此帶來的后遺癥。如追求純粹的、單一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模式，在所有制方面是單一公有制，在運行機制上是由國家運用行政手段進行調節的中央高度集權的完全的計劃經濟，在分配方式上實行單一按勞分配；忽視農民個體生產和私人資本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還有長期存在的必要性和積極作用；1955年夏季后，改造速度加快，急于求成，致使工作過粗。

第三，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始轉入全面、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毛澤東致力于推動國民經濟發展，提出了系列經濟建設的理論，并制定、落實了相關路線、方針和政策，由此形成了毛澤東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思想。

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雖出現過“大躍進”的嚴重挫折，但毛澤東通過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反思，認清中國是個大農業國，仍處于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必須循序漸進地推動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發展。對此，有論者指出，“大躍進”是毛澤東試圖憑借我國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和高漲的群眾熱情，實現工、農業生產的飛躍式發展，以便早日實現超英趕美目標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運動。但毛澤東通過及時修正當初指導這場運動的設想，逐步找到了比較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案，將之貫穿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舉措之中。綜觀學界研究，可以將其歸納為四大理論體系、一大核心創舉。

一是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理論。毛澤東提出，分三步把我國建設成為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第一步，通過“一化三改”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第二步，經過十年至十五年的社會生產力比較充分的發展，為實現現代化奠定物質基礎，即建成一個基本完整的工業體系；第三步，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建成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

二是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理論。毛澤東分析中國經濟問題始終堅持矛盾分析的方法。他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以此作為社會主義發展的根本動力，為改革調整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領域不適合生產力的發展方面，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奠定理論基礎。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狀況之間的矛盾，為黨確立發展生產力的根本任務，制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提供了理論基礎。他還提出正確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理論，指明要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來處理經濟工作中的各種矛盾來促進經濟的發展。

三是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理論。一方面，關于中國工業化發展道路，毛澤東在總結“一五”時期重點發展重工業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按農輕重次序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強調發展工業要和發展農業并舉，用多發展一些農業和輕工業的辦法來發展重工業，同時沿海與內地工業要平衡、協調發展；另一方面，在中央和地方，國家、集體、個人的關系上，他提出必須統籌兼顧，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反對過分集中，同時處理好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自力更生和學習國外、漢族和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關系。

四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思想。既有研究得出以下論斷：

關于社會主義國家是否需要發展商品經濟。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相當長時期內不僅不能禁止而且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產，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是為了適應不發達的社會生產力狀況，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客觀要求。

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區別。毛澤東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按比例、平衡發展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商品經濟不會導致資本主義。

關于商品經濟價值規律。毛澤東承認并提出所有經濟單位都要學習、遵循和利用價值規律，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斷改善經營和管理工作。

關于社會主義國家商品經濟何時會消亡。毛澤東指出，只有當一切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只有當社會產品大為豐富且中央組織有權支配一切產品的時候，才有可能使商品經濟不必要而致消失。否則，即使過渡到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如果生產力不發達，產品不很豐富，或者只要不是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商品經濟都不會消亡。

關于社會主義國家生產資料所有權問題。毛澤東提出，部分生產資料也是商品，國家把部分生產資料賣給人民公社后，公社與公社之間可以轉讓這些產品所有權。同時，社員個人能夠占有一定的自留地和從事家庭副業的生產資料。

在毛澤東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指導下，20世紀50至60年代，我國貫徹、落實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系列方針、政策，實現了集中力量加快建成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和完備的國民經濟體系的偉大創舉。一方面，在“一五”期間搭建的工業布局框架基礎上，毛澤東確定了用15年時間，經過幾個五年計劃，在1980年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至20世紀70年代后期，我國基本建成了門類齊全的獨立工業體系。另一方面，以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建設為核心，帶動、支撐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建設。一則發展農業保障城鄉居民食品供應，為工業發展提供原材料和資金積累；二則工業反哺農業，通過化肥、農藥、農用機械等農用生產資料下鄉，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和生產力，通過加強農田水利設施建設，改善農業生產環境；三則通過工業化建設推動商業與金融、交通運輸與郵電、國防科技和軍工等領域的發展，促進國民經濟體系建成。

綜上可見，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再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毛澤東經濟思想是緊密銜接、一脈相承的整體，既包含了他對中國經濟發展目標的理論構想，也有如何實現目標的具體步驟、方針和舉措，貫穿于毛澤東對中國革命道路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道路的艱辛探索中，亦是毛澤東站在各個歷史時期全局性的戰略高度，著力研究、解決、領導和實現如何在經濟層面使中國一步步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變為新民主主義社會，繼而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及如何大力推進社會主義經濟現代化的重要思想成果。縱觀毛澤東經濟思想的核心主旨和戰略要義，呈現出如下鮮明特征：一是在革命和建設進程中不斷推進中國經濟體系變革和經濟社會發展；二是將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根本歷史使命；三是將實現民眾根本利益作為根本價值目標；四是將變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作為基本路徑；五是將走工業化道路、趕超、備戰、對外開放作為主要戰略舉措。盡管其中有的理論構想與政策落地存在差距，但毋庸置疑的是，在這一思想指引下，中國勝利完成了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制度到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變革，開始了大規模經濟建設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三、毛澤東經濟思想指導下實踐成就研究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更為全面、深入的認知毛澤東經濟思想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需要正確、客觀評估該思想體系指導下我國經濟變革與建設取得的成就，尤其是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革命與建設成就。對此，論者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最為顯著的經濟革命與建設成就，就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提出了符合當時實際的經濟方針與政策，特別是順應形勢和任務需要，動態而科學地開展土地革命，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的經濟社會條件。一方面，經過土地革命，變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為農民土地所有制，解決了農民土地問題，使廣大農民群眾翻身做主人，大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另一方面，解決土地問題好壞與否是能否贏得人民支持的關鍵，毛澤東將土地問題與中國革命前途聯系起來，使中國共產黨由此獲得巨大革命資源，鞏固了紅色革命根據地政權，革命戰爭得到老百姓大力支援，最終建立了新中國。

關于毛澤東時代所取得的社會主義經濟革命與建設成就，是學界研究的熱點，也是正確理解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關系的重要依據。亦如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所言，“如果不去正確地評價毛澤東時代把中國從世界上最落后的農業國之一變成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為止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過程中取得的驚人成就這個基本的經濟事實，就無法理解在毛澤東之后時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莫里斯·邁斯納將毛澤東當政期間中國經濟樣貌的典型特征呈述為：一方面，在一個物質資源最貧乏，國際環境充滿敵意和極少外援的年代，用了1/4世紀的時間，以令人驚異的高速工業化過程，把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為中國現代化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基礎。另一方面，以更為公平的方式，讓中國老百姓獲得了食品、衣物、住房、醫療保健以及喪葬費用這些基本生活保障和福利待遇。由此映射出毛澤東經濟思想指導下新中國經濟建設所取得成就的三重維度。

第一，確立了以公有制、按勞分配等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中國經濟建設和發展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礎，也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了經濟制度條件。

隨著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的完成，我國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深刻變革，全面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同時國家用經濟計劃指導國民經濟發展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亦逐漸建立。盡管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存在弊端和缺陷，但學界研究成果表明，該經濟制度在新中國經濟建設中作出了重大貢獻，具有重要意義。

對于改革開放前新中國經濟發展而言，實行“公有制+指令性計劃管理+按勞分配”經濟制度是當時中國經濟基礎、發展要求和國際環境下的選擇。在新中國初期積貧積弱狀態下，只有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才能確保國家擁有強大資源動員和配置能力，能夠發揮國家組織力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越性，在保障廣大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時，推行工業化戰略，特別是優先發展以國防工業為中心的重工業，從而突破“貧困化陷阱”，應對國際威脅，捍衛國家獨立與安全。實踐充分證明，正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下，新中國具有了較強大的國家能力，社會組織化達到了歷史空前程度。如此我國才得以依靠自身迅速積累大規模資本，經過二十多年的工業化建設，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基礎上，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國家安全提供了保障，為改善民生提供了支撐，也為此后經濟高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物質基礎。正如美國斯坦福大學、哈佛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一批歷史、社會、經濟學專家都承認的，自1949年以來，中國人在經濟發展中作出了其他國家從來沒有作出過的成績——“他們已從高度分散的、和以家庭為本的協調和控制的基礎，過渡到能在大得多的程度上進行協調的基礎，和傾向于把中國這個實體作為整體來考察的某種概念的基礎”。

對于改革開放后新中國經濟發展而言，該制度體系還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產生發展奠定了基礎。一方面，雖然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不再實行單一社會主義公有制，但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堅持壯大公有制經濟基礎和按勞分配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產權和分配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我國堅持經濟體制改革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根本保證，是將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資產牢牢掌握在國家和全民手中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下建設起來的經濟主體，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大批國有企業通過改組改制，轉型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主導力量，為非公經濟快速發展提供了關鍵、有力且決定性支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也為改革開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三權分置”等后續農村改革創造了條件。

第二，逐步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新中國經濟獨立、國防安全、改善民生條件奠定了物質基礎和技術支撐，也為改革開放后國民經濟騰飛和城鄉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奠定了堅實的工業經濟基礎。

對此，學界研究利用大量統計數據，對新中國現代工業體系創立和發展的光輝歷程、重大成就及其重要意義作了定性研究。

就其光輝歷程而言，論者將新中國工業體系創建的脈絡劃分為1個“三年恢復期”和4個“五年計劃”奠基期。1949—1952年，我們國家通過確立社會主義國營經濟主導地位，積極扶持并引導各種工業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下恢復和發展生產，為推進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現代工業體系打下基礎；1953—1957年，我國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和“一五”計劃并舉，以發展重工業為重點，集中力量做好蘇聯援建工程，逐步建成一批門類較齊全的基礎工業項目，從而奠定了我國現代化工業體系雛形；1958—1965年，我國于“二五”計劃期間創造出一大批工業技術革新成果，初步建立起新中國現代工業體系；經1966—1976年的“三五”計劃和“四五”計劃十年，以國防建設為中心，建設“三線”工業體系，推動內地、中西部地區建成工業部門比較齊全的戰略后方工業基地，基本建成新中國現代工業體系。

其重大成就突出表現在工農業生產能力的增強與經濟總產值的增長。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建成了一個自為一體的、可以自我維持的工業化經濟體系，可以自主生產多種材料、機器設備和多種產品，工農業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居世界前列，以滿足社會擴大再生產和國家經濟技術改造的需要，滿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需要，滿足國防現代化和國家安全的需要。

首先，“一五”期間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體系框架。機械工業設備自給率從新中國成立前的20%左右提高到60%多，中國有了載重汽車、高爐、平爐制造設備、汽輪發電設備、拖拉機、精密儀表、石油機械和電訊設備等幾十個行業比較齊全的制造系統；基礎工業部門尤其鋼鐵工業得到大大加強，鋼產量年均遞增32%，鋼材品種達4000余種，鋼材自給率達86%；紡織、造紙等輕工業基本能滿足需要；開始生產重型武器裝備，初步建立門類齊全、專業配套的現代兵工業。

其次，包括“二五”在內的十年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許多新興工業部門和國防尖端技術在這個時期打下基礎。電子工業、原子能工業、航天工業等新興工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逐步發展起來。1965年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機械工業形成了包括冶金、采礦、電站、石化工業設備制造和飛機、汽車、工程機械在內的門類齊全的行業體系，主要機械設備自給率達到90%以上，紡織機械不僅能夠完全滿足國內需要，而且開始向許多國家提供成套設備；建設起武漢、包頭等一批大中型鋼鐵基地，主要工業品產量有了巨大增長，1966年同1956年相比，鋼鐵、煤炭、石油、發電量、機床分別增長了245%、129.9%、1154%、397%和112%，電力工業基本上實現了全國聯網，石油工業實現完全自給；興建了大量農田水利設施。水澆地面積增加2600多萬畝，拖拉機擁有量和化肥用量增長6倍以上，機耕面積由1957年的2.4%提高到1965年的15%。

再次，“三五”“四五”十年時期在工業建設方面仍取得了不小成績。推動內地建成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1952—1978年，內地工業總產值從105億元增長至1656億元，增長15倍，內地主要工業品產量所占比重，原煤從56.1%增至68%，發電從36.4%增至48.6%，鋼從14.2%增至37.2%；石油工業發展迅猛，建成大慶、勝利、大港三大原油工業基地，一大批石油化工及化纖企業建成投產，一大批機械廠建成投產，使我國在礦山設備、冶金設備、軸承、汽車、飛機、船舶制造生產方面取得長足發展；舉世矚目的“兩彈一星”（導彈和氫彈、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工農業產值保持相當快的增長速度，1966—1976年，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7.1％，工業總產值年均遞增8.5%，工業凈產值年均遞增7.2%，能源生產總量年均遞增9.2%，鋼產量年均遞增2.9%，布產量年均遞增1.9%，秈型雜交水稻試驗成功和推廣，將單位產量提高了20%。

就其重要意義而言。一方面，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有力增強了新中國綜合國力，使古老的中國以嶄新的大國面貌屹立在世界東方。一則，國防軍事力量大大加強，能夠有效抗擊西方敵對勢力的侵略野心，穩固國防安全，為贏得和平發展環境奠定重要基礎；二則，支撐起國民經濟自主穩定的發展，保障我國在面對國際沖突和威脅中不受挾制；三則，農業機械化程度的提高和化學工業的發展，直接促進了農副食品產量的增加，初步滿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四則，培養出大批科技人才和有一定文化知識和技術水平的產業工人，為新中國的發展提供重要的技術力量。

另一方面，獨立而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為改革開放后國民經濟發展呈現出厚積薄發的增長效應，為老百姓生活水平的蒸蒸日上奠定堅實物質基礎。一則，比較完整的配套工業制造體系，為改革開放后制造業的技術革新、產業升級、工業產品國際競爭力的增強，從而使我國逐步成長為全球第一大工業國和制造業國家，提供了基本生產能力；二則，農業機械化建設、完整化工產業鏈支持，為改革開放后加速推進農業現代化，保證糧食生產的穩定及農業增產、增效貢獻巨大；三則，比較完整的工業基礎配套設施，包括水、電、氣、鐵路、公路、輪船、港口、碼頭、民航等公共基礎設施建設，與制造工業設施同步發展起來，為改革開放后招商引資、吸納大量就業人員，加快我國工業化進程，提升經濟效益，配備了基礎條件；四則，在具備各類產業生產能力基礎上，伴隨改革開放帶來的從計劃向市場主導機制的轉換，逐步改變了原本短缺經濟狀態，為改善民生，包括吃穿用住行各方面的生活，提供了豐富多樣的消費品，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逐步由溫飽走向小康。

第三，毛澤東在實踐中，始終牢牢把握住為人民謀利益，實現國強民富這一主題。隨著經濟建設事業的發展，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文化生活水平及精神面貌逐步得到極大改善。

一方面，毛澤東強調，發展經濟必須依靠人民群眾，發動人民群眾，用組織人民群眾的方法，創造出更多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為此，他注重改革生產關系，讓人民群眾獲得當家作主的政治社會地位——在農村鼓勵和扶助廣大農民分得土地后發展合作事業——在城市確立廣大職工參與企業生產管理的地位，從而在保障人民權利的同時，充分調動起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有力促進了生產力發展。因此，革命年代，毛澤東成功領導了革命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又把幾億人民組織起來，開始全面社會主義建設。

另一方面，毛澤東始終把滿足人民群眾生活需要作為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盡管為了新中國工業建設，全國人民節衣縮食，生活水平增幅不大，但本著經濟建設“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目標，毛澤東時代的社會民生得到了根本改善，建立起涵蓋糧食、就業、住房、教育、醫療衛生等多領域的現代社會保障體系，人民群眾的生活安全感和幸福感空前高漲。主要表現在：從1949—1976年，全國總人口從5億多增至9億多，糧食人均占有量從418斤增加到615斤，增產的糧食使9億多人的人均占有糧比5億多人時增加了近200斤；從1952—1976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水平，農民從62元增加到125元，城市居民從148元增加到340元；從1949—1976年，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極大提高了人民群眾的文化素質，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0%以上，小學在校生從2439萬人發展到1.5億人，中學在校生從103.9萬人發展到5836.5萬人，高等學校在校生從11.7萬人發展到67.4萬人；從1949—1976年，全國醫院從2600家發展到6.3萬家，農村普遍建立縣、區、生產大隊三級醫療衛生機構，全國人口死亡率從20‰下降到7.25‰，居民平均壽命從35歲提高至53歲。對此，誠如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所言，“它向每一個人提供了糧食、衣服和住房，使他們保持健康，并使絕大多數人獲得了教育，千百萬人并沒有挨餓，道路旁邊和街路上沒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識丁的乞丐，千百萬人并沒有遭受疾病的折磨。以此而論，中國的成就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不發達國家”。

總而言之，毛澤東經濟思想指導下的各方面實踐成就是環環相扣，相互交織在一起的整體。沒有適應新民主主義革命形勢的經濟方針、政策，就沒有革命勝利與新中國的建立；沒有以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就不會有新中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建成；沒有堅實的工業經濟基礎，就無法保障國家的獨立與安全，無法為國民經濟各行業的發展提供先進技術設施，也就根本無法大幅提升城鄉人民生活水平。新民主主義革命年代、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取得的經濟建設成就充分證明：第一，毛澤東經濟思想絕非在貧窮條件下，依靠個人崇拜，打造人民群眾意識形態純潔性的精神世界的烏托邦；第二，毛澤東時代遠非用今天生產和生活標準去衡量的經濟貧困、停滯的年代；第三，這些建設成就的取得，是全黨和全國人民以空前高漲的熱情，擁護并響應毛澤東關于經濟革命與建設的理念和方針，創造出的革命勝利與經濟快速發展的重大奇跡。

四、毛澤東經濟思想研究應作為一項系統工程不斷推進

劉少奇將毛澤東思想科學概括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統一的思想”。理論性與實踐性的辯證統一也成為毛澤東經濟思想的鮮明品格。基于此，完整且準確地理解毛澤東經濟思想，需要系統把握該理論體系的生成源流—理論構想—政策實施—實踐成就的邏輯架構，深化、細化每一環節之間及其內在的學理闡釋，在整體性和專題性方面做進一步深化研究。

第一，打通毛澤東經濟思想體系從實踐—認識—實踐的循環發展歷程。只有從整體上掌握毛澤東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各種經濟觀點與實踐之間的內在本質聯系，才能更好理解毛澤東經濟思想作為科學理論體系，引領中國革命與建設事業走向勝利的重大價值所在。應當看到，目前學界既有成果大多將該思想體系中的理論構想、政策推行與實踐成就分而論之，或做單純文本式理論研究，或將實踐層面置于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中有所述及，對理論本身是如何落實于建設實踐的運作機制、成效及其重要影響的專題研究較為薄弱。這就很難真正呈現出毛澤東經濟思想的魅力，對此，應通過拓展研究視角，搭建更為完整的邏輯鏈、數據鏈深入推進這一論題研究。

第二，打通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和中共黨史學科研究方法，深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研究層次。一方面，夯實研究基礎，加強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中共黨史重要文獻的解讀與應用能力。另一方面，提升詮釋歷史史實與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有機融合的研究能力。就毛澤東經濟思想生成基礎而言，一是對于毛澤東經濟思想中諸多理論基因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辯證統一關系，需要深挖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做進一步深入的學理分析；二是準確把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的意涵及其對毛澤東經濟思想產生的實質性影響；三是充分掌握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史實，加以實證分析。三者融通，才能更好明晰毛澤東經濟思想源頭蘊含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本質特征。就毛澤東經濟思想的理論內涵而言，其中重要的理論構想與政策推行，諸如“土地改革”“合作化運動”“社會主義改造”“工業體系建設”等，需要在利用黨史官方文獻，進行理論剖析的基礎上，深入挖掘地方文史、檔案資料，考察和分析具體歷史樣本，從而為定性研究奠定更為扎實、生動的實證案例。

（作者系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毛鄧理論研究”，原刊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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