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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世界大變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下）

點擊：作者：張文木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3-07-16 10:53:28

【摘要】中美戰略相持已加速進入以中國為優勢方的后期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國和俄羅斯在歐亞大陸所表現出的新文明聯動已現雛形并立住了腳跟，以美元霸權為基礎的世界帝國體系正在發生結構性松動。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期的、以美國為首的反動勢力，將變得更加無理性、更加瘋狂。美國的絕望和瘋狂加速了舊世界的衰落與新世界的出現，這為解決臺灣問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歷史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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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世界大變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上）

三、世界大變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未來一段時期，我們看到的將是美帝國瘋狂無底線的反撲。為此，“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

（一）中美戰略相持已加速進入以中國為優勢方的后期階段

自中國抗疫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俄羅斯“特別軍事行動”取得相當穩固的戰果并基本達到了戰略目標后，華爾街美國在由自己開啟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東方和西方兩條戰線均遭嚴重挫敗，力量對比的優勢逐漸轉到中國和俄羅斯一邊。今后如果還看不到足以導致地區乃至世界大破壞或大毀壞——這是高利貸資本放貸并獲利的基本社會條件——的結果，屆時華爾街自己將面臨破產的可能。

目前，為了擊敗中國和俄羅斯，華爾街資本財團做的資本投資已近極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2020年10月14日發布的報告稱，2020年全球政府債務將達到幾乎與全球GDP（約90萬億美元）同等的規模，創歷史最高水平。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采取了總計12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措施，如何使龐大的債務規模恢復至正常水平將是疫情后面臨的重要問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稱，截至2020年7月底，發達經濟體債務水平占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已經攀升至128%，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1946年，這一比重為124%。1946年，新興經濟體前身的國家債務占其GDP比重為469%，目前，這一比重為628%。其中，美國“2020年財年的債務總量已經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98%，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高水平。美國債務水平上一次超過經濟產出是1946年，債務水平達到了106％”。2022年10月8日，美國未償聯邦政府債務總額已超過311萬億美元，占GDP比例已超120%。這表明美國即將加入日本、意大利、希臘等負債超經濟體總量的國家行列。有報道指出：“盡管二戰導致發達國家債務飆升，但得益于戰后經濟快速復蘇，發達經濟體債務迅速下降。到1959年，發達經濟體債務占其GDP的比重降至不到50%。不過，這次債務水平下降可能沒有二戰后那么快，無論是人口增長率還是經濟增長率都與那時不能同日而語。”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各國已轉入恢復經濟的軌道。而這次有利于債務還貸的社會和經濟條件還遠遠看不到，如此下去，華爾街的破產就不是不可以想象的了，靠借債治國的美國面對的如果不是蘇聯式的解體，那就可能是革命——這是最令華爾街大佬們擔憂的事。2016年到2019年，美國國防投資增長從-06%飆升到56%，而到2021年美國國防投資猛跌至-09%。這反映出華爾街對白宮的借貸能力已力不從心，反過來說就是對美國還貸能力已失去信心。2022年10月11日《華盛頓郵報》披露，美國總統拜登曾私下里告訴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如果他表現出不領情的樣子，一直說援助不夠，那么自己就很難繼續向美國國會要錢。

今天美國的戰略與20世紀的美國不同，20世紀的美國始終與一個有勝利潛力的大國（先是蘇聯后是中國）捆綁在一起。進入21世紀后的美國則不同，這時它不僅總是在與兩個有勝利潛力的大國（俄羅斯和中國）同時作對，而且還不斷削弱昔日的盟友。近幾年美國更是用日益極端的方式（比如在俄烏沖突中支持烏克蘭，在臺灣問題上通過“2022年臺灣政策法案”）將俄羅斯與中國緊緊地逼到一起。

大國力量不同組合所產生的不同結果是有歷史規律可循的，這就是1-2=-1。歷史表明，世界上沒有一個大國有力量可以同時與兩個以上的大國對抗。古羅馬人開始只是為了自衛，先與北方的高盧人打仗，后又與南方迦太基人發生戰爭，取得輝煌勝利，后繼續向整個地中海國家進攻，結果導致整個羅馬帝國滅亡；19世紀初，拿破侖與英國作戰，取得輝煌的勝利，繼而于1812年輕率深入俄國，其后3年便遭到失敗；20世紀40年代，德國希特勒開始跟英國作對，贏得西歐，1941年正在得意之際揮師直奔蘇聯，其后又是3年便遭到失敗；同時期的日本與中國開戰，初期取勝，1941年年底又與美國開戰，其后還是3年失敗；20世紀50年代在朝鮮戰場上，美國與中國和蘇聯對陣，美國3年便敗；60年代在越南戰場上，美國還是與中國和蘇聯作對，時間是長了些，但結果也是敗得沒有面子。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與中國和美國作對，結果蘇聯很快敗陣并于戈爾巴喬夫時期解體。“9·11”事件后，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更是點名向多個所謂“邪惡軸心”國家叫板，從此美國國運敗象顯露。現在拜登政府又直接單挑中國和俄羅斯，如果有一點歷史知識的人，都會知道這是老虎吃天，只能是耗盡虎力后一無所獲。

具體再看看蘇聯是怎么解體的。事實上，蘇聯是在“五大三粗”即軍事實力仍然強大時解體的。解體前的蘇聯仍是令西方國家非常恐懼的國家。直到1978年之前，美國（GDP）增長率始終不如蘇聯。為什么蘇聯經濟在1978年后嚴重下滑直至解體？這是由于蘇聯原來只用于對付美國的資源不得不轉為同時對付美國和中國。這使得蘇聯外交形勢嚴重惡化。同樣的道理，今天的美國經濟支付能力萎縮的原因與當年蘇聯是一樣的，都是陷入了1-2=-1的戰略困境。

毛澤東明白并善于運用“1-2=-1”這一可視為大國力量組合的規律。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葉劍英談外事工作時說：“其實這個公報沒把基本問題寫上去。基本問題是，無論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不能兩面作戰。口頭上說兩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戰都可以，實際上就是不能兩面作戰。”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澤東在與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王殊等談國際問題時，再次叮囑：“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們的政策。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兩面作戰。”毛澤東始終在避免的戰略錯誤，昨天的蘇聯和今天的美國卻在不知疲倦地重復，而今天的中俄已經完全避免，其間的輸贏已無懸念。

解鈴還須系鈴人，現在的問題是這個“鈴”被美國系得太死了以至于很難有解。美國自里根以來適逢世界特別是東亞經濟崛起。東亞國家，尤其是中國對儲備美元有非常大的需求，大規模的美元輸出使美國在獲得了極豐厚的高利貸回報的同時，也使美國實體經濟此后受到重創。2009年美國奧巴馬政府實施“再工業化”戰略，但由于它不能給私人投資者在短期內帶來高于海外投資的豐厚的利潤，結果成效十分有限。1990年—2017年，第三產業對美國GDP的貢獻率從105%竟飆升到89%。但第二產業對GDP的貢獻率僅從-011%上升到17%。美國失去了實體經濟支撐，高利貸的豐厚回報反傷了美國的國力。

特朗普上臺后又要堅決與產品大國——中國的經濟“脫鉤”，這造成美國經濟通脹日益嚴重，而通脹只能通過加大物質生產（這對美國政府來說已力不從心），而不能通過進一步借貸（這對美國政府來說已得心應手）來緩解。在經濟“脫鉤”的同時，美國特朗普政府在其發動的以生物戰為主要打擊手段、以中國為主要戰場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東方戰場慘遭失敗。此后，如果世界再不能出現大規模的戰亂并由此引發對美元的大規模高利借貸，那破產的就不僅是美國，更是華爾街，而華爾街的破產則幾乎就是資本主義的破產——這可是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的天大的事！于是在東方戰場非傳統生物戰的一無所獲，就必須從西方戰場傳統熱兵器戰爭中尋求補償。這就是烏克蘭向俄羅斯率先發難的“沒有主義，只有生意”的深層動因。

看美國問題要看華爾街，不要看白宮；要看利潤，不要看聲明。在烏克蘭問題上，華爾街沒有主義，只有生意。當美國資本家無利可圖時，烏克蘭也就退出戰場了，就像昨天的蔣介石，失去了美援也要退場一樣。但是，俄烏沖突發展至今，歐洲并沒有出現美國和英國朝思暮想的以歐俄為主戰場的世界大戰，歐洲不讓烏克蘭加入北約的絕對立場就是對“第三次世界大戰”轉向歐洲的絕對抵制。歐洲人知道美國就是在歐洲分裂的基礎上利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摧毀了、褫奪了歐洲的世界霸權。這次歐盟國家與美英國家看似站在一條反俄戰線上，但在制止蓬佩奧將“第三次世界大戰”推向歐洲戰場的問題上，歐洲與俄羅斯卻是暗通款曲，心照不宣。他們知道俄歐一旦開戰，退場的不會是俄羅斯——歐洲在歷史上從沒有打敗過俄羅斯——而是歐盟和歐元。如果烏克蘭澤連斯基或美國政客再不能拱出更大的戰火，特朗普以來白宮從華爾街借出的龐大的軍工投資就無以回報。如此，華爾街的破產繼而美帝國的坍塌，就不是不可思議的。

沒有主義，只有生意，是認識美國外交本質的重要視角。對此，毛澤東看得明白，講得清楚。1960年美國國家安全各部門雇用的人員達3700萬人。有關國家安全的各項主要開支共為457億美元，約占政府預算的58%，占國民生產總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國全國企業數量擴大了765%，而國防部開支則增加了2462%。美國最大的50家公司獲得了全部主要軍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澤東在看到這份材料后批示：“此件印發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國為什么不愿意裁軍呢？答案就在這里。這是資產階級，特別是壟斷資產階級，需要一個龐大的軍力和一個龐大的武器庫。”1973年6月5日，他告訴越南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黎筍說，越南戰爭“花了一千二百億美元，打了十一年。一個不能講越南話的美國兵，離開美國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個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十一年，就是軍火商人拼命要消耗那些B-52之類”。現在回頭看，當時美國政府發動對朝鮮和越南的侵略戰爭，是通過戰爭消化“龐大的武器庫”以償清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債務。

毛澤東的分析及結論對于認識當下美國對于烏克蘭危機所采取的“只嫌事小，不嫌事大”的立場也是有幫助的，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軍火商人拼命要消耗那些B-52之類”。與昨天不同的只是，昨天美國還在朝鮮和越南出兵流血作戰，今天美國自己只出錢——這錢是要還的，流血的只能是烏克蘭。2022年11月9日，俄羅斯衛星社報道稱，俄羅斯駐華盛頓大使阿納托利·安東諾夫（Anatoly Antonov）在接受該社采訪時表示，美國在經濟上有興趣通過烏克蘭與俄羅斯進行消耗戰，他說：“為什么會這樣？有數個原因，其中之一是存在經濟利益。通過大規模銷售軍用產品、供應液化天然氣來‘撈油水’。”

在俄烏沖突中美國人最愿意看到的結果是它引發俄歐戰爭，目前看，俄羅斯在東烏地區實現了它既落實《明斯克協議》又沒有引起與歐洲全面戰爭的戰略目標。2022年8月26日（當地時間），俄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杰夫接受法國信息頻道（La Chîne Info）采訪時表示，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特別軍事行動的目的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他說：“俄羅斯之所以發起特別軍事行動，就是為了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特別軍事行動其實是可以避免的，如果烏克蘭領導層有勇氣承認現實，如果烏克蘭領導層沒有在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迫害自己的民眾達八年之久，如果沒有成千上萬的烏克蘭和俄羅斯公民受害，俄羅斯不會發起軍事行動。正是因為烏克蘭政府這些年來的所作所為，迫使重大利益受到威脅的俄羅斯不得不采取特別軍事行動。”

目前看，俄羅斯在烏克蘭超額實現了在防止歐洲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前提下鞏固烏克蘭東部地區《明斯克協議》成果的戰術目標。

2022年俄羅斯在西方戰場的勝利和2020年中國在東方戰場抗疫斗爭的勝利都是美帝國土崩的前兆：2020年的“武漢保衛戰”“北京保衛戰”連同2022年的“大上海保衛戰”，其意義相當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和庫爾茨克保衛戰，20世紀40年代發生在蘇聯戰場的這幾場戰役——相對于諾曼底登陸等戰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取得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決定性的硬仗。21世紀20年代發生在中國武漢和北京的兩場保衛戰的勝利，使得西線戰場上俄羅斯的勝利有了地緣政治的保障。目前俄羅斯在西線、中國在東線取得的勝利，為世界和平和人類文明守住了最基本的底線。可以設想，如果沒有中國與俄羅斯在東西方戰場的聯動式勝利，從2020年始，世界和平和人類文明就會倒在資本法西斯的腳下，21世紀的歷史就會倒退到——用馬克思的話說——“洪水期前的形式”：高利貸資本的統治配之以生物病毒的全球肆虐，使21世紀初的世界重復20世紀初的世界場景，這就是戰火連天和哀鴻遍野！

今天，中國和俄羅斯在被有些美國政客命名的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東西兩條戰線已取得相對穩定的優勢，由此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判斷：自美國與中國“脫鉤”后歷史所出現的中美戰略相持已加速進入以中國為優勢方的后期階段，當然這也是最殘酷因而最艱苦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國和俄羅斯在歐亞大陸所表現出的新文明聯動已現雛形并立住了腳跟，以美元霸權為基礎的世界帝國體系，正在發生結構性松動。

（二）以美國為首的反動勢力將更加無理性、更加瘋狂

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期的以美國為首的反動勢力，將變得更加無理性、更加瘋狂并具有“國家恐怖主義”特點。

在歐亞大陸的西頭。2022年8月20日，俄羅斯知名社會學家亞歷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的女兒達莉婭·杜金娜（Darya Dugina）遇刺身亡，普京稱這是“卑鄙而殘忍的罪行”。8月23日，英國執政黨保守黨黨首伊麗莎白·特拉斯（Elizabeth Truss）表示，如果有必要，她“準備好”按下核按鈕——即使那意味著“全球毀滅”。9月6日，特拉斯正式就任英國首相。9月13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辦公室發布了一份“烏克蘭安全保障草案”，其中建議歐盟國家、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和土耳其作為其安全擔保國。該草案建議上述國家投資烏克蘭的軍事工業基地，大規模提供武器和情報，并在歐盟和北約的主導下進行軍事訓練和聯合演習。草案還提出，歐盟國家應向基輔長期提供武器及財政援助。俄羅斯國家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杰夫在社交平臺上寫道，基輔的“安全保障草案”是邁向全球沖突的第一步。他指出：“基輔醞釀出了‘安全保障草案’，這實質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序幕。”隨著美俄之間的情況愈發劍拔弩張，美媒再曝出一則重磅消息——美軍將對包括普京在內的俄高層進行“斬首行動”。

在歐亞大陸的東頭。2022年6月22日，西北工業大學發布公開聲明，該校遭受境外網絡攻擊；9月5日，中國國家計算機病毒應急處理中心和360公司分別發布了“西北工業大學遭受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網絡攻擊的調查報告”。8月2日，美國國會眾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竄訪中國臺灣地區，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陸續在臺島周邊開展一系列反制軍事行動。美國參議院于當地時間9月14日通過“2022年臺灣政策法案”（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據稱，許多條文都要幫助臺灣增強防衛實力，以及提升臺灣駐外機構的地位。10月7日，美國政府公布了一系列全面出口管制措施，其中包括讓中國無法獲得世界上任何地方使用美國工具制造的某些半導體芯片。這些規則建立在2022年稍早美國政府在給一些大型芯片設備制造商的信函中提出的限制上。美國商務部在給科磊（KLAC）、泛林研發（LAM）和應用材料（AMAT）等公司的信中提出的限制，實際上要求這些企業停止向生產先進芯片的中國工廠出口芯片制造設備。公布的部分措施將立即生效。報道稱，這一系列措施可能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對華技術出口政策的最大轉變。

美國這些嚴重不顧外交起碼體面（遑論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的行為已說明，在中國和俄羅斯面前，華爾街美國已進入有失理性的瘋狂狀態。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戰場不能獲利的情況下，今后幾年美國在臺海方向將表現得更加瘋狂與無理性。瘋狂是因為絕望。美國海軍陸戰隊前成員、地緣政治專家布萊恩·布萊迪克（Brian Berletic）看明白了這一點，他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表示：華盛頓在對臺政策上確有從“戰略模糊”轉向“戰略清晰”的趨勢。“然而，這不是出于冒險主義，而是出于絕望：因為美國沒有時間了。”他表示，中國經濟軍事實力的迅速上升意味著，隨著時間的推移，如果美國直接或通過其代理人挑起沖突，它相對于中國的優勢會越來越小。“隨著自身作為全球霸主地位的下降，一種絕望感現在已明顯在美國占據上風。”

絕望，不僅是說華盛頓對未來沒有信心，而是說在東西方兩條戰線上受到的重挫，使支撐華盛頓信心的物質條件快速消失。不要說美國政治上一無所獲，即便美國華爾街財團利用早已同時準備好的病毒和疫苗專利借疫情大發橫財——用蓬佩奧的話說就是“全球都在給我們國家送錢”——的企圖也落了空。在西線，美國偷雞不成又蝕米：美國支持烏克蘭的目標不是維護烏克蘭的主權安全，而是要讓烏克蘭賣慘，把歐洲和北約誘向東擴并由此與俄羅斯發生全面戰爭乃至世界大戰。但一年多過去了，歐洲大戰的影子也沒出現。自拜登政府執政以來，美國承諾向烏克蘭提供的安全援助總額已達約98億美元。美國國會2022年4月28日（當地時間）通過了《烏克蘭軍事援助租借法案》，針對該法案，俄羅斯國家杜馬（議會下院）主席維亞切斯拉夫·沃洛金（Vyacheslav Volodin）警告稱：租借不是免費的，美國對烏租借的武器需要幾代烏克蘭人來償還，澤連斯基正在將自己的國家推向債務深淵。路透社當日報道說，“烏克蘭把自己抵押給了美國”。9月13日（當地時間），烏克蘭政府通過了2023年財政預算，其中約298億美元支出用于安全和國防領域，相當于年度預算總額的50%。

在烏克蘭軍隊節節敗退且對俄基本沒有還手之力的今天，已看不出烏克蘭對美國、華盛頓對華爾街及軍工財團還有什么可持續的還貸能力，也看不出華盛頓與烏克蘭可以為華爾街打開一個更有利的還貸和借貸環境——比如世界大戰或地區性的大災難。考慮到目前發達國家的債務水平已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后的1946年，那么，目前美國在東方和西方這兩條戰線受到的重挫，幾乎把華爾街推向破產的邊緣，而目前乃至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美國日益升級的歇斯底里的病態外交，都是當代美國金融-高利貸帝國主義沒落觸底前的回光返照。

（三）抓住歷史時機，加速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現在，暴風雨不僅比人們預料的提前來臨，而且還愈演愈烈。1962年，毛澤東對這個形勢的到來曾有準確的判斷，他告誡全黨：“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斗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斗爭。”變化的結局必然是東風壓倒西風，社會主義一定戰勝資本主義。但是，僅僅在戰略上蔑視對手是遠遠不夠的，當前我們最要緊的是戰術上重視對手，知彼才能知己。對于新時代的中國而言，不管世界形勢怎樣萬變，我們政策制定都要牢牢抓住祖國統一及由此加速推進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條主線。

首先，自2020年迄今，中國和俄羅斯在東西方兩條戰線取得勝利的同時，也消耗了華爾街美國的最基礎儲備，以致美國開始用收割盟友歐盟的方式來彌補這份損失。不可否認，美西方國家的基礎資源總量也是很大的，但它們的私人所有制度大大內耗了其資源的使用效率。1991年11月，也就是在蘇聯解體前一個月，撒切爾夫人在美國休斯敦的講話也道出這一點，她說：“蘇聯是一個對西方世界構成嚴重威脅的國家。我講的不是軍事威脅。從本質上講，軍事上的威脅并不存在。我們這些國家裝備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經濟上的威脅。借助計劃政策，加上與獨特的精神和物質刺激手段相結合，蘇聯的經濟發展指標很高。其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過去比我們高出一倍。如果再考慮到蘇聯豐厚的自然資源，如果加以合理地運營，那么蘇聯完全有可能將我們擠出世界市場。因此，我們一直采取行動，旨在削弱蘇聯經濟，制造其內部問題。”

今天美西方同樣的焦慮又移至中國。索羅斯2019年9月9日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的那篇文章說得比撒切爾夫人更狠，他明言如果不能打倒新時代中國，“任其擴展”，那么，“在中國乃至全球都可能敲響開放社會的喪鐘”。撒切爾夫人說完那番話后的一個月即1991年12月25日，也就是在西方人的圣誕節這天，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解體。28年后，索羅斯也說出與撒切爾夫人同樣但更惡毒的話，令特朗普、蓬佩奧等反華政客沒有料到的是，中國并沒有在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和香港暴亂的連續打擊中倒下，相反還贏得了全局性和體系性的勝利。

反者道之動。美國的絕望和瘋狂加速了舊世界的衰落與新世界的出現。美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和前所未有的打擊力度，無間歇地先向中國后向俄羅斯出手，這些反而使中國和俄羅斯煥發出強大的國家動員力和抵抗力，并取得了全局性和體系性的勝利——勝利的副產品是在原有的西方體系尤其是金融體系之外又生長出一個以中國和俄羅斯為中心，以“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為紐帶，以資源大國俄羅斯貨幣盧布和產品大國中國貨幣人民幣為基礎信用的世界新文明體系。這個新文明體系因美國破壞力度空前增大而加速擴展。

最令美西方國家恐慌的是，這個“控制體系”的生長點恰恰在英國地緣政治先驅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論述的“樞紐地區”。1904年麥金德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上宣讀《歷史的地理樞紐》論文,提出著名的世界“樞紐區域”的理論。1919年，麥金德把他的這個理論提煉為富有沖擊力的“心臟地帶”的概念，并以更簡潔的短句作出如下概括：“誰統治東歐，誰就能主宰心臟地帶；誰統治心臟地帶，誰就能主宰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就能主宰全世界。”

2001年在中國上海宣布成立的永久性政府間國際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簡稱“上合組織”），目前擁有包括伊朗在內的9個成員國、3個觀察員國、9個對話伙伴國。上海合作組織有兩個常設機構，其中行政機構秘書處設在中國的北京，地區反恐怖機構設在烏茲別克斯坦的塔什干。負責推動組織經貿合作的上海合作組織實業家委員會位于俄羅斯的莫斯科。2022年9月14日—16日，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在烏茲別克斯坦的撒馬爾罕國際會議中心舉行。上合組織成員國領導人簽署并發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撒馬爾罕宣言》。會議發表了關于維護國際糧食安全、國際能源安全、應對氣候變化、維護供應鏈安全穩定多元化等多份聲明和文件，簽署關于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組織義務的備忘錄，啟動接收白俄羅斯為成員國的程序，批準埃及、沙特、卡塔爾、巴林、馬爾代夫、阿聯酋、科威特、緬甸為新的對話伙伴，批準成員國睦鄰友好長期合作條約未來5年實施綱要等一系列決議。

辯證法是被壓迫人民的守護神，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天下苦美帝久矣，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義可乎？近200年前，全世界無產者匯聚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旗幟下；100年前，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民族聚集在“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旗幟下；今天，世界被壓迫的人民和民族又在美西方視為世界政治的“心臟地帶”，高舉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旗，走到了一起。

自十月革命以來，新的世界政治中心在西方人所說的“心臟地帶”再次形成；最讓華爾街美國恐慌的是，它以不可阻擋的勢頭從麥金德說的“心臟地帶”迅速向亞非拉發展中國家輻射。2022年9月16日，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發表《撒馬爾罕宣言》，明確宣示：“成員國重申，繼續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十分重要，將繼續維護和鞏固以世界貿易組織的原則和規則為基礎的開放、透明、公正、包容、非歧視的多邊貿易體制，促進開放型世界經濟發展，反對破壞多邊貿易體制、威脅世界經濟的單邊保護主義行為和違背世貿組織原則的貿易限制。成員國強調，實施未得到聯合國安理會認可的單邊經濟制裁對其他國家和國際經濟關系造成不利影響。”

世界真的變了，變的不僅是氣候，更是文明。從80多年前的《大西洋憲章》，到20年前的《上海合作組織憲章》，再到今天的《撒馬爾罕宣言》，世界政治重心正在加速向歐亞大陸樞紐地帶傾斜。麥金德認為，西方近代文明是東方中世紀沖擊的結果。同樣，近代西方對東方的沖擊也促成了東方的現代覺醒和當代崛起。比較早地認識到這一點的是拿破侖。1816年2月，威廉·皮特·阿美士德勛爵（William Pitt Amherst）被英國政府任命為訪華全權大使，于2月自英啟程，7月抵達中國，但因下跪禮儀問題，被嘉慶皇帝拒絕接見。阿美士德使團在北京僅停留10個小時即被趕回國。阿美士德1817年7月1日在圣赫勒拿島遇見拿破侖，講述了自己在中國的經歷。而拿破侖對英國的做法充滿了蔑視。拿破侖說：“覲見中國皇帝卻要遵行英國的習俗，這是沒有道理的。”阿美士德說只有通過戰爭來敲開中國的大門，拿破侖以輕蔑的語氣評論說：“要同這個幅員廣大、物產豐富的帝國作戰是世上最大的蠢事。”“開始你們可能會成功，你們會奪取他們的船只，破壞他們的軍事和商業設施，但你們也會讓他們明白他們自己的力量。他們會思考；他們會建造船只，用火炮把自己裝備起來。他們會把炮手從法國、美國甚至倫敦請來，建造一支艦隊，把你們打敗。”阿美士德反駁說：“中國在表面強大的背后是泥足巨人，很軟弱。”拿破侖卻認為，中國并不軟弱．它只不過是一只睡眠中的獅子。“以今天看來，獅子睡著了連蒼蠅都敢落到它的臉上叫幾聲……中國一旦被驚醒，世界會為之震動。”

無獨有偶，恩格斯也表達過與拿破侖同樣的觀點。1857年，恩格斯在《英人對華的新遠征》一文中寫道：“如果這次新戰爭真的打起來，大概還會按前一次戰爭的樣子來進行。但是，現在有許多原因使英國人不能指望得到同樣輕易的成功了。那一次戰爭的經驗，中國人是不會白白忘掉的。不久以前在珠江的軍事行動中，中國人在炮兵射擊和防御方法上技術大有進步，以致使人懷疑在中國軍隊中是否有歐洲人。在一切實際事務中——而戰爭就是極其實際的——中國人遠勝過一切東方人，因此毫無疑問，英國人定會發現中國人在軍事上是自己的高才生。”1850年，馬克思恩格斯預言未來中國：“當我們歐洲的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在亞洲逃難，到達萬里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的時候，他們說不定就會看見上面寫著：République chinoise Liberté，Egalité，Fraternité”［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

1913年列寧曾提出“落后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1993年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發表文章說：“幾個世紀來全球權力先是從東向西，然后又反過來從西向東轉移。”尼克松說：“中國現在正在覺醒中，它可能不久就要撼動世界。富有異國情調，神秘莫測，令人神往——中國從遠古時代起就一直使西方人浮想聯翩。但是，連一百五十年前預言過美國和俄國將成為世界上互相競爭的兩大強國的先知德·托克維爾，都不可能預見到，在二十世紀的最后幾十年能夠決定世界力量對比，在二十一世紀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那個國家，將是中國。”

1817年7月阿美士德見到拿破侖并聽到“中國一旦被驚醒，世界會為之震動”的預言后的100年即1917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921年7月1日，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誕生，100多年后的今天，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后，開始向新時代的強國目標進軍。中國成就，不僅震動了世界而且也改變了世界。

世界大勢越來越向著有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20世紀初曾是壓迫民族的俄羅斯加入被壓迫民族并由此引發改變世界歷史方向的十月革命，21世紀初曾是第一世界的俄羅斯民族加入第三世界，可以說是改變世界政治的大事變。俄羅斯的正向加入使得美帝國體系的衰落和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成長更加不可阻擋。在這個歷史大趨勢中，俄羅斯的利益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利益有了越來越多的協同，發展中國家的力量前所未有地得到加強。

今天，西方有識之士對此看得清楚。2022年9月15日，德國《新德意志報》網站報道，上合組織成員國在烏茲別克斯坦的撒馬爾罕舉行的峰會象征著地緣政治的轉折。報道稱：“在中亞心臟地帶聚首的這些領導人各自所代表的國家總共擁有數十億人口，在這方面明顯超過了西方。它們中有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新興經濟大國，有古老的文化大國和資源豐富的國家。這至少應該讓西方戰略家反思一下他們自己的全球‘霸權’。”伊朗加入上合組織，還有一些國家開啟了加入上合組織進程。報道認為，一個新的世界正在出現。新的國際格局發展清楚地表明，歷史“沒有終結”，美國的“政治規矩”也沒有在全球占據主導地位。德國《青年世界報》網站2022年9月16日報道，上合組織的力量正在不斷壯大。該組織2021年的經濟產出達到233萬億美元——超過美國或歐盟，但更重要的是，這一數值是其成立時的13倍。報道還稱，從長遠來看，上合組織的擴大勢不可擋。值得注意的是，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卡塔爾這3個長期與西方關系密切的國家現在也更傾向于非西方聯盟。這里，筆者需補充的是，這個“非西方聯盟”所擁有的不是貨幣而是一切貨幣的基礎——資源和產品。沒有資源和產品，貨幣就是空中樓閣，有資源和產品則可另立貨幣體系。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看來，人類真得要重新選擇了，選擇的不是站邊，而是文明；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催生出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結果一樣，今天催生新文明的暴風雨正在向我們逼近。大國博弈，不要說朋友，即便是戰略性的盟友，僅靠張伯倫式的努力也是不能夠贏得的。天要下雨，張伯倫和斯大林、羅斯福的差別在于，前者忙著躲雨，而后兩者在雨前積極“插秧播種”。結果，當雨停的時候，蘇聯和美國已實現了相當的戰略利益，尤其是當時要解決且是最緊迫的戰略利益，而英國則將老本賠了個精光。那么，在這個正在到來的世界大變局前，中國最需要解決的是什么問題呢？當然是臺灣問題，我們這一代人如果不能解決臺灣問題，再拖就不知拖到哪年哪月了，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能繞過的坎。同時我們也要知道，目前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是新中國歷史上我們解決臺灣問題的最有利的時期。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要回答什么是外交環境不利的時期。不利的外交環境不是有人罵你，而是腹背受敵，即受到與你同等力量的國家的兩面夾擊。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不能兩面作戰”。我們看看，現在誰在“兩面作戰”呢？中國沒有，美國有。在中、俄、美這幾個世界大國中，中俄密切合作，背靠背，而美國則與中俄這兩個無縫連接的地緣政治大板塊作對。這種于中國有利的形勢只有在新中國初期出現過，進入20世紀60年代就消失了，不得已中國大搞“三線建設”，啟動“內循環”，耐心等待，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中美建交，中國擺脫了兩面夾擊的形勢，而蘇聯則在“兩面作戰”的形勢中轟然倒下。現在這種形勢又轉到美國，盡管美國沒有倒下，但“1-2=-1”的前景是毋庸置疑的。現在對美國的基本判斷是，美國仍是強國，但可以說，美國正處在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虛弱的時期，而中國則是最富強的時期。這一加一減就看出目前是歷史上中國解決臺灣問題的最佳時期。這是從國際大環境說。

如果從周邊形勢看，目前也是中國實現國家統一的戰略契機。

我們先看北方，中國和俄羅斯近9000里的邊境線處于20世紀60年代以來最穩定時期，鑒于中俄戰略方向東西互補，可以預計這個穩定期會保持較長的時間。

再看西面。西部關乎新疆穩定，西部穩定又關乎東部戰略目標的實現。西部地區對中國新疆穩定有重大影響的有兩條路線，一是伊犁河谷，二是瓦罕走廊。伊犁河谷這條線對中國北疆穩定意義重大，在這條線的出口，目前有上合組織中亞五國，這些都是中國友好國家。瓦罕走廊這條線對中國南疆穩定意義重大，而與這條線相關聯的是沿印度河北上至瓦罕走廊進入中國新疆喀什這條線，此線有中國友好鄰國巴基斯坦；另一條是沿興都庫什山、伊朗高原至敘利亞一線，這是西方勢力影響中國西域穩定的重要線路。當年亞歷山大大帝、羅馬人都是沿著這條線從歐洲進入中亞的。據說，中國甘肅現在還有羅馬人后裔。如果沒有成建制的恐怖主義分子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西域的穩定就無可撼動。而要保證這一點，就必須經營好伊朗高原這條聯系東西方的通道。2021年3月26日—27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應邀訪問伊朗，中國與伊朗簽署25年全面合作協議，這個協議是201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關于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聯合聲明》的實際推進。2022年9月，上合組織接納伊朗為成員國。這樣，進入中國新疆的北、南、西三條通道已全是與中國有戰略合作關系的國家，而曾于2001年以反恐名義打入阿富汗的美國駐軍，則陷入四面楚歌的窘地，被迫于2021年8月開始倉皇撤離阿富汗。2021年7月21日，王毅在天津會見了來訪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員會負責人巴拉達爾（Abdul Ghani Baradar）一行，中方承認阿富汗塔利班在未來阿富汗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現實；9月7日，阿富汗塔利班在喀布爾宣布組建新政府，公布了政權組成人員名單；9月8日，王毅外長在北京以視頻方式出席首次阿富汗鄰國外長會，中方決定向阿富汗緊急提供價值2億元人民幣的糧食、疫苗等物資。至此，中國西部邊界進入新中國成立以來安全性和穩定性最好的時期。這些事件，尤其是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為中國在東部順利解決臺灣問題提供了最有力的西部安全保證。

再看西南。有人說印度是“威脅”，這是不準確的。原因在于那種幾乎西部是垂直的高海拔的地形使印度方面沒有進行一場由下而上的大規模戰爭的條件。沿中國周邊看一圈，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邊界線變動最小的就是中印邊界這條線。為什么？一般來說，要改變一條邊界線至少要有幾場中型以上的戰爭反復拉鋸。而這樣規模的戰役更要有極大規模輜重補給。由于地形所限，這對中印雙方尤其是印度方面來說都是難以實現的。在中國和印度之間，也很難說誰占有絕對優勢：如果印方上來接近中國實際控制線，中方占據優勢；如果我們下去接近印度邊境，中方則不占據優勢——這就是1962年中國軍隊將印軍驅退后迅速撤回的原因。當年亞歷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都放棄了進入印度，不是攻不下，而是地理條件使其回不來。因此，中印之間會有小型沖突，不會有大規模的戰爭，尤其是有改變邊界能力的戰爭。鑒于這樣的歷史經驗，1959年5月13日，毛澤東在審閱中國外交部對印度外交部外事秘書杜德1959年4月26日談話的答復稿時加寫了一段文字：“總的說來，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千多年來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萬年，我們相信也將是如此。”為什么一千年一萬年“也將是如此”呢？地理環境使然也。從這個意義上看，印度對華態度不會實際影響中國西南穩定。輔佐成吉思汗的重臣耶律楚材對此更有體會，他在詩中寫道：“古來天險阻西域，人煙不與中原通。”總之，在西南方向，印度與中國之間關系不主要表現為地緣方面而是主要表現在政治方面。未來中國若沒有出現像20世紀60年代那樣因美蘇南北夾擊需要向西南作戰略布局的形勢，中國和印度關系合作面始終大于沖突面。這樣的地緣政治特點對于中國順利解決東南的臺灣問題是十分有利的。

中國在可預期的時間內比較徹底地排除了西面的戰略牽制，這是目前中國解決臺灣問題最有利且千載難逢的歷史條件。

現在我們將目光移至東面的西太平洋。圍繞臺灣，中國實現祖國統一的阻力主要來自美國和日本。但在臺灣問題上日本和美國兩者的性質是不同的，美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戰勝國，美國要維護自己在雅爾塔體制中的利益，為此，它承認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美國又極力阻礙中國兩岸統一，這是在極力擴大美國的冷戰利益。冷戰是雅爾塔體制框架中戰勝國之間的矛盾。日本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戰敗國——為此美國還在日本投擲兩枚原子彈，日本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是要復辟凡爾賽-華盛頓體制中的利益，在這個體制中，日本在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后攫奪中國臺灣，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太平洋戰爭的失敗迫使日本歸還臺灣于中國。在臺灣問題上，表面上看日本與美國目標一致，實則大相徑庭。美國利用臺灣是敲詐中國，而日本則要再次占據臺灣。但不管怎樣，今天二者在臺灣問題上的短期目標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是最為接近的。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美國和日本國家實力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虛弱因而最需要抱團取暖的時期。且不說日本與美國國內經濟通脹高企不下，二者的戰略環境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糟糕的。美國再次回到20世紀50年代與中國、蘇聯作對的戰略困境，陷于其中的美國在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中的結局已是前車之鑒。日本緊隨美國而使其與中國和俄羅斯的關系惡化，“北方四島”（俄稱“南千島群島”）問題對日本來說日益難以解決，中國海上戰略力量大幅提升，日本西北方向又出現一個有核國家朝鮮，這對日本南下與“臺獨”勢力遙相呼應是一個絕大的牽制。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東南亞國家。這一地區的國家類似歐洲，屬對稱型破碎地帶，相互牽制——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過于“內卷”——因而難以形成統一的意見。它們大多屬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從日本殖民地獨立而來的國家，因此，它們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基本不出雅爾塔體制框架，也就是說，只要在一個中國的原則內，它們盡量回避在中國和美國之間選邊。2022年9月23日，新加坡外長維文（Vivian Balakrishnan）談到中美關系時坦言：“我認為這個問題的最終焦點是臺海，這是北京紅線中最紅的一條。”他警告，中美之間持續缺乏戰略互信可能會引發“螺旋式升級”。中美之間的紛爭影響全世界，尤其是亞洲國家。東南亞國家中一些可能會比較親近中國、一些可能比較親近美國，但沒有一個國家愿意徹底選邊站隊。東南亞一些國家在雅爾塔體制框架中的“中立”可以理解，但同時也要看到雅爾塔體制框架是排斥日本的，這一點不利于美國的冷戰利益卻有利于中國的國家利益。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近幾年是我們實現祖國統一條件最有利、最成熟的時期，由于它最成熟，按照辯證法，它同時也最脆弱，因此時機稍縱即逝，任何一個突發事件都會延宕乃至突然打斷臺灣問題的解決進程，比如，1950年新中國登島解放臺灣的進程就為年底發生的朝鮮戰爭所中斷。朝鮮戰爭結束后，毛澤東又將解放臺灣問題提上日程，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重申“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不達目的，決不罷休”；8月11日，周恩來在政府委員會作外交報告，強調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不容外人干涉。1954年9月，中國東南沿海炮聲大起，至次年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炮擊并奪取一江山島和大陳島。1958年7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部隊對據守福建省金門島的國民黨軍進行懲罰性大規模炮擊封鎖行動。然而，這次解放臺灣的考慮又為1959年9月蘇聯赫魯曉夫到美國與艾森豪威爾會面和隨后的中蘇關系惡化而暫擱。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進程再次啟動。1979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1980年1月，鄧小平同志提出“八十年代我們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是“在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第二就是“臺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第三是“要加緊經濟建設”。令人意料不到的是，8年后即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的去世和李登輝“主政”，兩岸統一進程再次受阻。鄧小平聽到蔣經國逝世的消息，他立刻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在聽取了臺灣事務辦公室和對臺工作小組的報告后，鄧小平表示，蔣經國健在時，“中國的統一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困難和復雜。國民黨和共產黨過去有過兩次合作的經驗，我不相信國共之間不會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經國死得太早了”。

時間一晃30多年過去了，今天，歷史又將祖國統一的有利時機擺在中國人民面前，前車有鑒，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責任，我們當認真總結。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原刊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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