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發現了沒有，有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如果你在媒體上談共同富裕，就會遭到一些人的圍攻漫罵。最突出的例子是，司馬南做了幾期有關共同富裕話題的視頻，由于經常有人攻擊他談共同富裕，所以他談到共同富裕時顯得特別謹慎，也特別理性。但還是有人不依不饒的破口大罵，說什么你講共同富裕就是別有用心，是殺富濟貧。

看來共同富裕在中國是一個沉重的話題，在無良資本代言人的話語權已經甚囂塵上的當下，許多人對此三緘其口，想講的人沒有點勇氣還真不敢講。 本來就是名正言順的事，卻難以理直氣壯，這讓人感到悲哀！

但是我這里需要澄清的問題是，先富帶后富不是劫富濟貧。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總設計師鄧小平就指出：“要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的幫助后富，從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注意這句話的兩個關鍵詞，即“允許”和“幫助” 這兩個關鍵詞印證了這個“先富帶后富”方針政策的性質中包含一種契約成份在里面。

就是說，先富帶后富不是劫富濟貧，而是一種時代要求我們必須履行的義務，是先富者對歷史的欠帳的還帳。否則，就體現不出回饋給最廣大人民群眾改革開放成果的政策預期。

如果一味的漠視共同富裕，改革開放的意義又何在呢？假如按你們反對共同富裕的思路走，難道改革開放僅僅是為你們少數人服務的嗎？因此說，共同富裕不僅不是劫貧濟富，反而是普惠全體中國人民的偉大創舉。

有的學者認為，貧富差距擴大，是因 為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不到位和不規 范。似乎只要市場經濟發展好了，差距就會縮小。其實這種看法，既不符合市 場經濟理論，也不符合歷史事實。

由中日兩國經濟學家合編的《現代日本經濟事典》對此有精辟論述，書中講到私有制市場經濟制度的三個基本原則時指出： “私有財產當作生產資料使用時，就成為利潤活動的源泉，容易利用所有權的優越地位剝削工人”。市場機制的分配“是以不平等為前提”，“分配一般就是不平等的”。“在一夜之間既有可能變為大富翁，又有可能變成窮光蛋”。

由此可見，西方學者也承認私有制的市場經濟分配不公平。

面對14億后富者，反對共同富裕的那幫人雖然夸夸其談說了很多大道理，但是他們忽略了一個鐵的事實，那就是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實現全民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所以任你花說柳說也抹殺不了共同富裕的正義屬性。

黨的十二大報告指出：“我國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我們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在現代化進程中要自覺、主動地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和收入差距問題，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使全體人民共享現代化成果。”

由此可見，談共同富裕早已經是擺在桌面上，光明磊落的事，但是為什么還是一談共同富裕就會被一些人攻擊呢？

鄧公在晚年的時候，他不但講共同富裕的道理，而且也講了共同富裕的規劃和實現的步驟，甚至關于時間點，他都提出了具體的要求。

然而某些學者自詡理論功底深厚，以尊重客觀規律的名義，把共同富裕的目標一桿子支到幾百年之后，說什么共同富裕幾十代之后才能實現，因為你沒有辦法超越這些規律。 如果真的按反對共同富裕的磚家們所規劃的藍圖和時間表實施，恐怕到那時就連爪哇國都早已實現共同富裕了吧？

這種吹泡泡式的所謂“共同富裕”遠景規劃，對寄希望于后富的底層民眾來說無疑就是鏡花水月，是蒙人的望梅止渴式的畫大餅！

這一預期令人迷茫和失望得很，不但現在的后富者看不到共同富裕的那一天，就連后富者的孫子和重孫子也看不到。

反對共同富裕的人所引用的“客觀規律”的藍本是什么呢？

他們的藍本是： “一些發達國家，人家搞的工業化比咱們搞得早搞了幾百年，至今他們也沒有解決共同富裕問題。”

然而他們閉口不談，資本主義國家的整個社會運行機制是圍著資本轉的這個事實。

資本主義根本目的是以資本為本，說穿了就是為少數資本家和大財團服務。整個國家社會的運行機制根本目的，都是為了維護資本的統治而運轉。

從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體制的實踐結果來看，有產者更富有，無產者則更貧窮。 證據就是，資本主義發展到現在，兩極分化已經達到巔峰。

1810年時，歐洲前1%的富人占有社會52%的財富，100年后的1910年，貧富分化問題更嚴重，前1%的富人占有社會超過64%的財富。

據國際樂施會2017年的報告顯示，2015年以來，世界最富有的1%人口所擁有的財富量已經超過了全球其余所有人口的財富總和。

2020年美國的貧困率達11.4%，比2019年的10.5%上升了0.9個百分點。目前，美國仍有370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現今美國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0.1%最有錢家庭的財富總和，早已經超出了90%最窮家庭的財富總和，貧富差距突破了歷史記錄，超過了1929年最高的歷史時期。

美國貧富兩極分化已經到了極致惡化的邊緣，因而導致了社會結構嚴重的撕裂。 而美國就是中國的前車之鑒！

 

由國家發改委、國家統計局和中國社 科院等編寫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 度報告(2004》披露： “我國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所占有的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的相應比例為1.4%，貧富收入差距為32倍。”這還是19年前的統計數據，而現在這個差距更是擴大了。

目前中國的貧富差距是，460萬富人占有67.4%的財富，13.22億人僅占7%的財富。 即，占人口總數0.35%的富人占有67.4%的財富，占人口99.65%的中低層民眾僅占有7%的財富。

這組數據表明，“頂尖斷崖式”貧富分化已經在中國觸目驚心的出現了！

從存量財富的占有來看，一方面 是擁有幾億、幾十億、幾百億的富翁 階層，另一方面存在著所占財富只能 維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甚至是“家徒四 壁”的困難群體。

從增量收入來看， 大款大腕們不費吹灰之力一年收入數百萬數千萬甚至億元以上，而廣大弱勢群體年收入只有2萬元左右，甚至更低，相差百倍、千倍、萬倍。

兩極分化的富人和窮人生活狀態又是什么樣的區別呢？

有些富人在國內外大量購買高級奢侈品，高盛公司將中國列為超過美國、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奢侈品市場。

與之相反，目前我國還有不少需要救助的貧困人口，仍有大量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每天的生活費不到1美元，他們為了住房、醫療、教育等等高消費而不得不消費的事情發愁，每天為了這些生活負擔而疲于奔命。

 

別國的狀況有可能是一面鏡子，現在看一下美國貧富分化所產生的惡果如何呢：

貧富分化加劇是導致美國社會危機加深的主要原因之一。種族矛盾加深、無家可歸者增多、城市騷亂、暴力犯罪嚴重，都與貧富差距擴大密切相關。

由于貧富差距擴大，導致美國社會動蕩加劇。美國近年游行示威活動接連不斷。從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到2020年反對美國警察暴力執法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游行，一些游行示威甚至演變為暴力事件。大規模游行示威體現美國底層民眾對種族歧視、階級固化和貧富分化的抗爭。

疫情期間，美國政府實施多輪經濟刺激政策，發放大量補貼，雖在短期內緩解了社會矛盾，但積累了更長期的債務危機和更難處理的通脹壓力。 貧富分化也導致美國人權狀況不斷惡化，人均預期壽命下降。

根據美國全國健康狀況統計中心數據，2019年至2021年，美國人均預期壽命下降2.7歲，其中男性縮短3.1歲，女性縮短2.3歲。 因美國的高等教育資源不成比例地向富人傾斜，低收入人群失去平等受教育機會，公眾對高等教育不滿上升。

美國人口普查局數據顯示，高收入家庭18歲至24歲青年中，82%接受高等教育，遠高于低收入家庭的45%。

另外，美國的無家可歸者生存狀況惡劣。貧富分化加劇，特別是極端貧困問題是導致無家可歸的主要原因。 據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報告，2020年全美有超過58萬人無家可歸，其中22.6萬人露宿街頭、住在汽車或廢棄建筑物中。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它國之殤，可為我鑒。

為了避免類似美國式的危機出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中國已經是現實的需要，不管你喜歡不喜歡。

因為“頂尖斷崖式”貧富分化的現象如果長期存在，會使社會和諧出現破裂的潛在風險，引發社會矛盾，降低社會公信力，因此貧富分化始終是懸在頭頂上的隱患。

由此可見，共同富裕已經到了時不我待，必須實施不可的階段了。 對此，中國早已經在思想理論上將共同富裕提上議事議程。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社會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尤其是黨的十八大報告將“共同富裕”確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強調“必須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 黨的十九大報告著力強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強調“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那么什么是中國式的共同富裕呢？共同富裕的釋義是：

“共同富裕就是全體中國人民通過辛勤勞動和相互幫助最終達到富足優渥的生活水平，它是消除兩極分化和貧窮基礎之上的普遍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所決定的奮斗目標，也是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

如果用經濟學概念來定義共同富裕，富就是占有財產多，擁有的金錢、物資、房屋、土地等等的數量多，就是富裕。 反之，貧困就是擁有的金錢、物資、房屋、土地等等的數量少。

馬克思認為，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共同富裕是指建立在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基礎之上勞動者通過按勞分配實現的消費品平等占有狀態。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共同富裕是指建立在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基礎之上通過按需分配實現的個人自由發展。

共同富裕和兩極分化是一個相互矛盾，相互對立的關系。實現共同富裕，則意味著兩極分化現象被消除。

中國目前的國情是，當前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此階段距離共產主義社會還很遙遠。在這個階段，主要任務是在完善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的同時，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以期實現國家財富積累質和量的飛躍，為共同富裕打下物質基礎。 在此階段，國家所實行的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的經濟制度。

在大多數人心中，最理想的社會是國富民富，即在國家富裕的前提下，實現全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基本標志是最底層民眾的生活由拮據轉變成優裕。最底層民眾住得起房，看得起病，上得起學，生得起孩子，有條件進行維持基本生活之外的其它消費。

由于發展階段的局限性，普遍富裕不可能靠現有財富的平均分配來實現。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指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 原因是平均主義會導致吃大鍋飯現象，此現象不利于人的生產積極性的產生，進而會降低社會價值創造的動力，因此不利于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同時也會影響到國家的國際競爭力。

就是說，如果沒有差別富裕，個人就沒有追求更富裕生活的積極性，生產的動力和創造的欲望就無法產生，整個社會就不會有高層次的普遍富裕。 因為每一個社會成員的能力和素質都各有不同、所以對社會的貢獻程度也不同，如果大家在財富占有的多寡上沒有區別的話，這也不利于社會公平。

只有承認富裕程度上的合理差別性，才能調動人民群眾發展經濟的積極性，才能為高層次的富裕打下良好的經濟基礎。

鄧小平理論正是基于對共同富裕中所蘊含的差別富裕內涵的揭示，才勾畫出先富、共富的戰略構想，開辟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徑。

共同富裕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按鄧小平理論，中國共同富裕不是“同時富裕、同步富裕、同等富裕。”而是要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的幫助后富，從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所以，那些聲稱共同富裕就是同步富裕、就是絕對平均主義的說法是錯誤和片面的。

 

從中可見，中國式共同富裕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收入差距懸殊。

由此中國的共同富裕構型應該是：

“普遍富?；A上的差別富裕。”但這種差別富裕并不是貧富差距逐漸拉大的差別富裕，而是以大多數底層民眾擺脫貧困，走向富裕為基準。

基本原則步驟是：

“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防止落入福利主義的陷阱，不能等靠要，不能養懶漢。要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等調節的力度，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形分配結構。”

“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暢通社會向上流動的通道。”

但是需要注意的一點是，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礎上的，不是強制的。

方式是，國家在稅收政策給予適當的激勵，或通過富人慈善捐贈等，起到改善分配結構的補充作用。

問題的關鍵是，先富能否帶后富？

富人是否有帶后富的動力和帶后富的自覺性？

 

通過富人自覺發善心的方式實現第三次分配，富人們能有此境界嗎？這里要打一個問號。另外，在嚴重的兩極分化的條件下，機會均等是非常難以實現。

因此說，不解決先富帶后富的問題，共同富裕就是遙遙無期的鏡花水月。

實際上，能否實現共同富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分配制度的設計，如果制度和政策設計得當，可在高速增長的同時實現共同富裕。

1968年，美國的學者羅伯特·莫頓提出一種概念，用以概括一種社會心理現象，即： “任何個體、群體或地區，在某一個方面（如金錢、名譽、地位等）獲得成功和進步，就會產生一種積累優勢，就會有更多的機會取得更大的成功和進步。” 他把這一概念稱之為“馬太效應”。后來，經濟學家借用了這一說法，用來反映在收入分配時出現的“贏家通吃”的不公平現象。

從這方面來說，富人占有資源的大多數，在物質上富有，享受優質的醫療服務和教育資源，在可持續發展上，比窮人占有很大優勢。

經濟學界普遍認可的一點是：“所有的資源都是稀缺的。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富人必然會擠占窮人享受這些資源的機會。 ”馬太效應使得我們這一代人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不公越來越嚴重。

從中可見，在社會財富的積累過程中，窮人讓渡了許多使用資源的機會予以富人，因此先富的人不應該質疑“先富帶后富”這種反哺后富者政策措施的公平公正性。

制度和政策的設計在共同富裕中起到的是決定性的作用，否則即使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也不能保障社會公平。社會公平如果被漠視，雖然經濟在短期內能夠實現了增長，但也會難以為繼。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國的近現代貧富差距的演變，可以為中國提供借鑒。

從二戰結束后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這一時間段，美國在這三十多年里，曾經一度使兩極分化差距得以縮小。它如此何做到的呢？

在二戰結束以后，美國又迎來了戰后重建的需求爆發，在這個時期美國的工業產能大爆發，產業工人迎來了黃金時代。

當時的美國是個什么情況呢？一個產業工人在工廠上班，可以養活一家人，讓全家都過上中產階級的生活，所謂美國的中產階級，在當時就是一個全職工作的父親，一個全職太太，兩到三個孩子，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車。

因此說，那個時代的美國，確實是貧富差距快速縮小，老百姓滿意度最高的時代，伴隨著貧富差距縮小的，還有一個意外的驚喜，就是美國的4664嬰兒潮：從1946年至1964年，這18年間嬰兒潮人口高達7600萬人，這個人群被稱為“嬰兒潮一代”。

美國這段黃金時代的造就，除了占有得天獨厚的天時外，還得益于當時的美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有利經濟發展，減少貧富差距的措施。

 

二戰后的美國，隨著機會平等、經濟平等價值理念的發展，累進稅、遺產稅、強勢工會和金融管制等經濟制度抑制了財富集中。

 

1970年，美國1%超級富豪的收入占全社會總收入的比例降至10.7%。此后這一比例又逐步升高，到2021年已升至19.1%，50年間幾乎翻了一番。

美國從七十年代末以后，收入差距又開始逐漸擴大。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是工資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

據伊奎勒數據，2021年上市公司首席執行官的中位數收入達2000萬美元，較2020年增長31%。而2021年普通員工的中位數收入從2020年的6.9萬美元增至7.2萬美元，增長約4%。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跟蹤研究，1978年至2020年，首席執行官收入增長1322%，而同期普通員工收入僅增長18%。

美國的貧富分化由多種因素造成，包括資本壟斷、選舉政治、政府政策、工會力量被削弱、種族歧視等。

財富分配不公是資本主義的常態和必然趨勢，導致美國財富積累和貧困同時產生。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潮興起，市場化、國際化等理念取代平等價值觀，美國經濟制度轉向推崇私有化、放棄強征累進稅、放松金融管制，這些政策選擇使貧富分化問題更加無望解決。

以上歷史經驗教訓不可多得，可以為中國提供經驗教訓總結，結合自身實際發現問題和找出不足，為探索先富帶后富的途徑提供借鑒。

（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