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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碧晴：偉大的社會主義情懷——紀念毛主席誕辰130周年
點擊：2745 作者：周碧晴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23-07-31 08:47:30
什么是社會主義？大凡受過毛澤東思想哺育的人們都很明白，真正的共產黨人更不含糊，因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社會主義理念十分清楚，既有理論闡明，又有實踐注解。令人意外的是，當“徹底否定”和“解放思想”之后，有很多人卻對何謂“社會主義”犯上了糊涂；再經幾十年高唱“中國特色”和“改革開放”，持有這種“不清楚”的人們卻越來越多，甚而相當多的黨員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也在含糊其詞。這就不可等閑視之了！
當新中國正如一輪朝日噴薄欲出的時候，毛主席就在全國第一屆政協會議上指出：“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勝利成果和反對內外敵人的復辟陰謀的有力的武器，我們必須牢牢地掌握這個武器。”作為人類歷史上最為嶄新的社會制度，其政治統領的顯著特色就是“人民民主專政”。對人民實行民主與對敵人實行專政，其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證是“人民當家作主”。無論是在建國后的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時期，還是1956年后的社會主義初創時期，毛主席始終把“人民當家作主”視為社會主義最高原則，反復強調、不斷探索，使之堅決落到實處，并為捍衛和實施這一最高原則殫精竭慮、鞠躬盡瘁。這是毛主席中國社會主義制度設計的偉大清醒，也是他科學社會主義理想追求的終極情懷。
——必須建立健全“人民代表大會”的政體制度，確保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大眾在國家權力運行中的主人翁地位。
毛主席心目中的“人民”從來不是抽象的，而是十分具體的，并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劃分。他對人民的真摯熱愛、相信、依靠和領導，始終基于對中國國情民心的實際把握上。這種實際把握，來自于經常性的深入民眾調查研究，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到處都有偉大領袖與人民群眾傾心交談的故事。為了更為真實地摸清民情民意，他還時常吩咐身邊的警衛戰士利用探親之機，回鄉實地調查，并將了解的情況向他如實匯報。因此，他對中國社會不同區域、不同階層人民的生活狀況、生產情緒，以及廣大群眾對現行政策的意見要求，總是了如指掌、胸中有數。把全國人民尤其是底層群眾的喜怒哀樂、所思所想，時刻掛在心上。這是他心系人民的偉大品格，也是他把人民當作國家“主人”、視為自己“上帝”的終生立場。
1945年7月，毛主席與黃炎培在延安窯洞對話時，當黃問到中共執政后如何擺脫“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時，毛主席胸有成竹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主席所說的“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要想實現“人人起來負責”“監督政府”，絕非一聲號召便可做到，一定要把人民群眾真正放到國家主人翁的位置。為此，毛主席從制度建設著手，創建了“人民代表大會”這一國之政體制度。
早在1940年初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毛主席首次提出“人民代表大會”的概念，主張采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省人民代表大會、縣人民代表大會、區人民代表大會直到鄉人民代表大會的系統，并由各級代表大會選舉政府。”通過“真正普遍平等的選舉制”，確保從上到下的權力運行始終置于人民代表的監控之中。
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的根本性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能否真正體現人民當家作主，關鍵在于“人民代表”的構成與其作用的發揮。若是查查毛澤東時代各級人大代表的組成，就不難發現其人民性的顯著特色。在毛主席的“人民”注解中，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軍的農民，始終是人民的主體和基本力量。這是因為，工農大眾至今仍是中國勞動人口的絕大多數，他們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力軍。所以“人代會”不是什么“官代會”、“商代會”，而是國家中以工農大眾為主體的不同階層人民的共同代表大會。若是讓工農勞動者代表邊緣化（或被代表），而讓其他階層代表占據了人大代表的多數乃至絕大多數席位，那就偷換了社會主義中國的“人民”概念，必然失去真正意義上的“人民當家作主”，自然也就失去黨旗上“鐮刀錘頭”的政治寓意，更是背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精神。顯然，毛主席領導創建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運行機制，是讓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制度保障。而其不可忽略的前提則是，人大代表必須真正來自人民，并能真正反映各階層人民尤其是工農勞動大眾的利益訴求。無論時代怎么變遷，任何時候都不可忽視主體民眾特別是底層民眾的呼聲，這是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神圣使命，也是我們國體賦予的本質要求！
“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這是毛主席對人民群眾偉大創造精神和社會變革決定性力量的通俗表達。在整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他總是特別注重群眾中涌現的具有首創精神的新事物。比如，在工業戰線，他充分肯定并大力倡導“鞍鋼憲法”中“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民主管理制度，即實行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實行干部、工人、技術人員相結合；在農業戰線，各縣成立“貧下中農協會”，與縣委辦公室合署辦公，各區、公社和大隊建立相應的“貧協”組織，生產小隊建立“貧協小組”，旨在監督基層干部和集體財務，參與生產管理和產品分配。毛主席還發出“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號召，特別重視對申紀蘭、時傳祥、王進喜、郝建秀等諸多勞動模范的表彰。所有這些，既是確保工農大眾主人翁地位的制度設置，又是工農大眾主人翁精神的輿論弘揚。
為了強化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氛圍，就要在“人民共和國”中處處凸顯人民性。僅從新中國建立后的諸多機構命名，足以見識毛主席的良苦用心！諸如人民政府、人民武裝部、人民公安、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人民銀行、人民醫院、人民郵政、人民大學、人民公園等等，就連流通貨幣都叫“人民幣”! 試問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如此高抬人民？這是毛主席的社會主義思維邏輯，也是永遠的政治提醒：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必須時時處處彰顯人民至上。為此，黨和政府的執政官員必須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句“人民萬歲”的呼喊，道出了毛主席心系人民的社會主義情懷何等深厚！
二、人民當家作主的核心力量保障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人民作為國家主人的權力實施，須得通過執政黨的組織領導方能實現。問題在于，并非有了黨的干部當政，就自然而然地體現人民當家作主了，關鍵要看各級領導干部是否與人民群眾同心同德。歷史表明，原本來自百姓的官員，一旦進入“衙門”、踏上官位，往往就會高高在上、脫離群眾，就會玩弄權力、營私貪財，就會自以為是、成為官僚。這是權力蛻變的慣常現象，中共執政當然也不例外。
曾把《資治通鑒》讀了十七遍之多的毛主席，從中國歷代的政權垮塌、王朝更迭的血腥史實中，深知官僚主義是那“歷史周期率”的致命病根。故而總是反復強調：在社會主義新中國，必須把“一切向人民負責”作為政府工作成效的衡量標準，堅決反對官僚主義、貪污腐敗。誰若犯了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就是背離人民，他的權力就已不再代表人民，也就失去為民作主的執政資格，因而必須毫不留情地與之斗爭，不換思想就換人。
建國之初，毛主席就向全黨下達指令：“必須嚴重地注意干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并須當作一場大斗爭來處理。”（1951年11月30日）并強調“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斗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廣大群眾包括民主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去進行，一樣的大張旗鼓去進行”（1951年12月8日）。并在1956年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擲地有聲：“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毛主席一生中最不可容忍之事，就是政府官僚的貪污腐敗，他曾嚴厲警告：“誰搞腐敗，我就割誰的腦袋！”對劉青山、張子善貪污案的極刑懲處，就是最好說明。
在帝國主義圍堵打壓的國際背景下，社會主義江山失守的最大危險，莫過于政府官僚與資本勢力的勾連。這是毛主席在其晚年歲月中，竭力反對官僚主義抬頭、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慮焦點。他曾深深擔憂：“蘇聯黨內有個特權集團、官僚集團，他們掌握了國家的要害部門，為個人撈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一般黨員和普通群眾是沒有什么權利的。”“我很擔心高級干部出現修正主義，中央出現修正主義怎么辦？有沒有制度管住他們？”他還坦露心跡：“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引自馬社香著《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版，P156-157、226）總不能讓犧牲無數先烈推翻了的“官僚資本主義”這座大山，又重新壓在人民頭上吧！正所謂“如今天下紅遍，江山靠誰守？”
有學者經過研究，羅列了前些年我國的“政府清廉指數”“醫療衛生水平”“大學收費”“城鄉收入差距”“行政成本”等項指標的世界排名，由于太過靠后，著實讓人吃驚！若再加上改開后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這些都是與社會主義相悖的消極現象，也是“特色”二字無法遮掩的尷尬。問題出在哪兒？出在諸多領導干部丟失了共產黨人的初心，嚴重背離了執政為民的黨性，糊里糊涂地在滑向資本主義的坡道上忙碌，還自以為這是“中國特色”的使命！
有比較才有鑒別，遭懲罰就得反思。當大量執政官員與資本勾結已經成為沆瀣一氣的“特權階層”之時，其團體式貪污腐敗、家族性竊取國財已經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還有里通外國的間諜、“第五縱隊”已經滲透到黨和國家重要部門、關鍵崗位，這些大大小小的蛻化變質分子，他們以自己的倒行逆施，在為毛主席堅持繼續革命的英明遠見提供了一系列的反面佐證。我們還能否定階級斗爭、不要繼續革命嗎？如果八十年代起的“告別革命”潮流，能讓我國干部隊伍變好了，變得更加清廉了，國內外的敵對勢力都自動消停了，那就證明毛主席的戰略判斷根本錯了。然而，“告別革命”的結果，卻帶來了執政隊伍前所未有的嚴重腐敗局面，不僅確有崇洋媚外、出賣國家、官商勾結、化公為私的走資派在走，而且體系塌方、同生共腐、前仆后繼、層出不窮，甚至爆出不少國級高官和軍界將帥。那就該當反思了，我們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問題上還能繼續政治糊涂下去嗎？！
為了確保黨的各級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始終保持工農本色，毛主席還嘗試著從工人農民的優秀分子中選拔干部，并讓他們到重要崗位掌權歷練。比如眾所周知的陳永貴、吳桂賢同志等，你可以嘲諷他們領導能力的欠缺或某些方面的知識短板，但你無法否認他們是地地道道、實實在在的“人民公仆”，也無法否認其秉公為民的政治人格和“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執政風格，更是不可否認毛主席想讓杰出勞模走上前臺、為民執政的改革嘗試。再看看這些年來，那些身居要職者的拉幫結派、結黨營私的低劣、丑惡與骯臟，人們怎不撫今追昔、念想忠良？
毛主席經常告誡：社會主義革命的中心問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問題，是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修正主義者手中的問題。為使社會主義中國的領導權始終掌握在“人民公仆”的手中，他力圖通過“清除”與“培育”兩條途徑實現其戰略目標。一是清除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理人”。當然，那種從下至上的運動方式容易造成內亂，但其通過發動群眾監督官員的動機沒錯。二是培育新人，即讓青年一代經風雨見世面，不斷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為此，毛主席十分重視青年一代的世界觀、人生觀改造，以及革命精神、斗爭意志的煉造。他關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與部署，無不源于這一革命初衷。
當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變修成為事實，出于對人民政權長治久安的深謀遠慮，毛主席把謹防黨內蛻化變質分子的滋生與走資派的形成，視為捍衛社會主義事業的頭等大事。他經常提醒各級干部要深入群眾、相信群眾、了解群眾，并采取了“五七干校”等方式，讓干部（包括自己的女兒）都要在勞動鍛煉中消除身上的官僚氣，不斷“斗私批修”，以致站在工農大眾及廣大勞動人民的立場上說話辦事。文革后的“傷痕文學”操手，居然把“五七干校”謂之打擊迫害、受苦受難的“牛棚”，時至今日仍在某些媒體流傳，實屬荒謬！照此說來，那個年代比之更為艱苦的數億農民，豈不都成了生來就在“牛棚”里受迫害？難道干部就應該脫離群眾、高人一等？
綜上所述，在毛主席的社會主義詞典里，“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紅色標志。如何確保人民當家作主？關鍵在于要使人民群眾真正具有監督政府、防止執政隊伍蛻化變質的實際權力和有效方法。嚴酷的現實表明，當執政隊伍官僚主義盛行、貪污腐化成風，而人民大眾又無可奈何之時，民心自然漸漸離散，膨脹的官僚資本就會集伙成勢、趁機生變，人民政權垮塌的警鐘就要敲響了！
三、人民當家作主的經濟基礎保障
在毛主席那強烈的社會主義意識中，唯有建立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才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社會。而要實現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除了上述人民代表大會的根本制度保障、堅持黨的正確領導的核心力量保障，更為重要的則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保障。至于在社會文化、輿論、道德等方面的意識形態保障，另當別論。
馬克思主義的A B C講得明明白白：國家經濟唯有以公有制為基礎，才能使勞動人民真正擺脫被剝削、受壓迫的命運，成為經濟意義上的國家主人；才能使生產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實行按勞分配，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才能從根本上克服資本主義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固有矛盾，及時調整供需關系、經濟結構和多元化的利益訴求，促進經濟協調穩定發展，使人民國家快速強大。這已在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得到了無可辯駁的充分證明。
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細讀精研、融會貫通的毛主席深深懂得：生產資料公有制及其勞動者人人平等的生產關系和按勞分配方式，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根本標志，也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根本界定，故而終生為之堅守。如果連這科學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也“搞不清楚”或故裝糊涂不加堅守，那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就連半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
正是出于這樣的社會主義清醒，毛主席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就立即著手在舊中國的經濟荒地上進行“三大改造”，即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底，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這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形式，已在國民經濟中占據絕對優勢地位。
實踐表明，所有制的變革會為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開辟道路，會為社會主義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條件，會為消除剝削、人際平等和共同富裕創造前提。在對舊中國留下來的舊農業進行改造的過程中，毛主席特別強調，“搞單干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只有通過“合作化道路”，把個體農民組織起來，納入集體經濟軌道，實行集體所有制，才是實現未來機械化生產以致走向共同富裕的唯一通道，別無它途。直到1965年重上井岡山時，毛主席還對身邊同志念叨：“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引自同上，P151）重溫這段57年前的錚錚告誡，怎能不心靈震撼？但凡站在人民立場，你都會從這句句戳中現實的預言中，再次領略毛主席那無與倫比的社會主義情懷！
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也是杰出人物奮力推動的。然而歷史從來不是一路高歌的直線猛進，尤其在激情探索的開創性征途上，犯錯總是難免的。不僅杰出人物會犯錯，人民群體也會集體犯錯。在新中國剛剛起步的時候，就像一個三四歲的懵懂孩童，剛會走路就要快跑怎么行呢？可是，在這遍地豺狼的世界叢林里，我們的新中國如同背負巨大生存壓力的“苦孩子”，她太想太想快點長大了，所以才急于快跑、“大干快上”。當時，上至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下至普通百姓，大多數人都有這個強烈愿望。一些“左”的冒進行為，正是這種熱情高漲的沖動。但凡是個心理正常的人，誰會喋喋不休地嘲諷長輩幼年時的“快跑摔跤”呢？
在毛主席領導時期，由于公有制基本經濟制度的快速建立和集體化道路的迅速形成，極大地煥發了全國人民的主人翁精神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創造性，從而出現了社會主義事業的蒸蒸日上，為國家工業體系的全面創建、農村水利工程的全面興建、大中小學教育機構的全面組建，以及后來“兩彈一星”等重大項目的完成，爭取到了極其寶貴的時間。這些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成就，直至今天我們仍在不斷享用！然而居然有人把這社會主義宏偉大業污名為20世紀的“烏托邦”，真乃“滑天下之大稽，荒天下之大謬”！世上會有如此創造巨大成就的“空想”社會嗎？
毛主席逝世之后，那些急于反攻倒算、復辟資本主義的人，還妄圖從“文革”的否定推導出前三十年“社會主義的失敗”，甚至撒下“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的彌天大謊。假的就是假的，謊言總是不堪一擊。早在文革期間的1969年初，我國就已向世界宣布實現了“既無外債、又無內債”，舉世為之震驚！文革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經濟統計數字顯示：1976年和1966年主要產品產量相比，鋼增長33.5%,原煤增長91.7%，原油增長499%，發電量增長146%，農用氮、磷、鉀化肥增長117.7%，糧食增長33.8%，棉布增長20.9%，油料增長61.6%……。（見于《中國統計年鑒（1993）》）另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2016年6月版，P631）中概述：“綜合起來看，在文化大革命這十年中，中國工農業總產值指數（以1952年為100），比1965年增長了133.54%。其中工業總產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長181.7%，平均每年增長9.9%；農業總產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長51.2℅，平均每年增長3.8%。”看看這些權威發布，你還信那些人為制造的“崩潰論”嗎？上下五千年、環球天下國，有誰見過如此的“崩潰邊緣”？
還有，這些年來總是有人嘮嘮叨叨地翻出前三十年中，曾經的人們“餓肚子”、生活用品“發票子”來說事，借以佐證“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而是“空想模式”。其實，當年就有人指責這是不顧民生的“不仁政”。對此，毛主席在一次政府工作會議上，作了高屋建瓴的解答：“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設重工業。前一種是小仁政，后一種是大仁政。兩者必須兼顧，不兼顧是錯誤的。那么重點放在什么地方呢？重點應當放在大仁政上。現在，我們施仁政的重點應當放在建設工業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說，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顧，不可多照顧。照顧小仁政，妨礙大仁政，這是施仁政的偏向。”（1953年9月12 日）看待任何歷史問題，都應著眼當時的背景與條件，否則就會陷入歷史唯心主義或虛無主義的泥沼。要知道，新中國是在經歷百年戰亂、國庫空虛，就連一根火柴、鐵釘都難以制造的基地上起步的，在那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年代，沒有全國人民尤其是幾億農民的勒緊褲帶、忍饑挨餓，怎么積累大量資金實現國家工業化？怎么在中西部地區開展大規模的“三線建設”？又怎么進行“兩彈一星”等國之重器的建造？
毛主席晚年時期，非常強調“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運動的干擾，但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不容否認，更不可忽視！而且，這些成就中的大多數雖然當時不能馬上見效，卻為后期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礎。撇開那時全國人民的奮斗精神不談，僅從那輩人的節衣縮食來說，就是愛國主義的一種犧牲，一種極其可貴的無私奉獻！若因這段迫不得已、不可避免的“苦日子”，就此推論前三十年搞的“不是社會主義”，良知何在？
讓人民當家作主，從經濟基礎的角度看，就是廣大勞動人民能從集體化的協作和公有制的運行中，真正成為生產活動的主人翁和發展成果的享有者。因而，他們可以更為自覺地為了長遠發展而犧牲眼前利益，并能在關鍵時刻和困難時期“舍小家為大家”、眾志成城為國家。這是中國人民在毛澤東時代可歌可泣的“社會主義覺悟”，一種永載史冊的偉大“覺悟”！當歷史車輪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市場經濟大潮中張揚的個人主義，加之種種歷史虛無主義歪風的惑害，漸漸模糊了人們的雙眼，那種大公無私、忘我奉獻的“覺悟”，隨之漸漸淡化甚至消失殆盡。這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主義定律，不是頻繁的教育宣傳所能改變的。
如今人們懷念毛主席的社會主義情懷，并非迷戀那個“一大二公”的年代和清貧歲月，而是國家主人地位的在乎和公平正義的向往。經過兩個“三十年”的對比，人民再也不會糊涂。誰都知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還搞那種清一色的公有制顯然行不通，利用和調節市場經濟，適度發展民營經濟，將是很長一段時期的必要國策。很多群眾會在民營企業中找到自己奮斗奉獻的崗位，國家的強大也還需要這支“生力軍”的助推。問題在于，怎么可以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公開推行全面私有化呢？無論如何都不能將毛主席領導人民辛勤創建的國營企業和集體經濟化為私有，無論何時都絕對不可丟失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若說在社會主義的特定發展階段，“退一步是為了進兩步”，那也不能一退再退、退到拋棄公有制為主體的底線吧？！喪失社會主義原則、偏離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方向，難免會在錯誤的道路上前功盡棄，成為歷史的罪人。
正如習總書記所言：“道路問題是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在這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新時代新時期，為了大力發展經濟、迅速增強國力，黨和政府需要統籌兼顧、雙管齊下：一方面要著力發展民營經濟，尤其要積極扶植像華為集團那樣，具有集體共有性質的民營企業，加入中國現代化的建設洪流；另一方面，更要千方百計大力發展國有經濟，重新開辟集體化生產方式，盡快扭轉我國公有制經濟不斷萎縮的窘境。試問，若是公有制經濟只能在“小半陣地”里徘徊，甚或繼續萎縮下去，何談“人民當家作主”？哪有社會主義雄厚基礎？又該怎樣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曾幾何時，這已成了一個十分沉重的政治話題！
方向決定前途，道路決定命運。實踐反復告誡我們，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堅持與延展，既要防“左”也得反右。要知道，潛伏在我們體制內的資產階級代理人，早已不是極個別，而是已成氣候。他們不會公開鼓吹資本主義道路，其慣用手法還是“打著紅旗反紅旗”，通常是把“社會主義”抽象化、虛擬化，只作為一種空泛口號叫喊，或是當成一種標簽符號宣傳，而在具體原則和實踐要求上，則誤導人們“打左燈向右行”，即“對社會主義只說不做，對資本主義只做不說”。這是必須高度警惕的！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應比任何時候更加警醒：究竟“堅持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中國社會主義”？這是一道必須解答的時代之問、人民之問！但愿執政的黨政領導干部以及九千八百多萬中共黨員們，真正站到人民大眾的立場上，能從毛主席那偉大的社會主義情懷中，獲取思想教益，找到正確答案。人民群眾仍在熱切期待，偉大領袖和無數革命先烈都在天上看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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