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市場經濟大潮不斷沖高中國經濟總量的世界排名之時，也在不斷沖刷人們的思想道德堤壩，那些年的世風走下、信仰搖曳已是不爭的事實。此間，有一種文化——宗教，卻是水漲船高，甚而在局部地區發展勢頭迅猛，這也是不爭的事實。目前國內宗教信眾的快速增長和某些宗教的地域性擴張，可謂史無前例、冠蓋西方。對于一個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度而言，如此文化的突熱現象，顯然不太正常。利耶弊耶？應對若何？該當冷靜思考，本文略抒幾點拙見。學界有一公認，中華史上從沒有過舉國狂熱的宗教信仰。筆者以為，如此現象，過去沒有，現在不是，估計將來也難出現。究其原因，主要由于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歷久熏陶，一種重視現實、順天敬祖的國民心性，總是在篤信神靈與注重實惠之間游離。說古今中國沒有宗教狂熱，并非可以引出國人沒有信仰的偏論。正如葛劍雄先生所言：在民間，尤其是在漢族地區，一般人對佛教、道教都信，天、地、君、親、師都拜，還有極其廣泛的實用性、地方性崇拜。如各地有土地神、城隍，家門口有門神，灶頭有灶神，理財有財神，婚姻有月老，求子有送子觀音，還有風伯、雨師、雷公、電母、河神、海龍王、閻羅王、玉皇大帝等各司其職，簡直無所不包，應有盡有。在中國民間信仰中，一個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吉兇禍福都有相應的神或鬼督察照料，都可通過虔誠的膜拜和豐盛的祭品期待相應的庇佑或化解。盡管這些崇拜的表現形式不同，具體內容各異，但其核心都是對“因果報應”的期盼，即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當然，至今還在不同程度流傳著的這些民間信仰，大多與迷信思想纏連，很難算是真正的宗教信仰，更非專一的信仰，但它卻是中國人心靈世界中可以隨時萌發的精神依托。正所謂“人在做，天在看，舉頭三尺有神明”。這也是我們在考察當今中國宗教現象時，不可忽略的民族心理。我國目前的“宗教熱”顯然不是狂熱，只是相對而言的突熱。這里所謂的“相對”，是相比改革開放之前的宗教態勢；所謂的“突熱”，是指這幾十年宗教熱度上的迅增勢頭。問題在于，在這樣一個人們思想觀念超常穩定的古老國度里，倍受傳統觀念抑制的宗教熱情，卻在社會主義制度運行30年后的改革開放大潮中競相釋放，原因何在？對于這股潮水般涌來的宗教熱，有人將其歸結為國門開放后多元文化的涌入，加之西方宗教勢力的滲透；有人說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求財欲望的膨脹，加之一雙“看不見的手”在推動；也有人試從國人丟棄傳統、導致價值觀的偏轉方面探尋，等等。筆者認為，這些方面都有關聯，也都是當今中國宗教發展的動因，但有一種動因是不可忽視的，卻是非常態的。這里所謂的“非常態”亦可謂之“非正常”，是指社會體制運行中的某些反常，導致一些人們精神追求的異常。具體說來，相當一部分民眾宗教熱情的萌發，與社會管理層的群體性信仰散失有關。中國社會主義的前三十年，盡管出現過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問題，但國人的精神層面總體上是健康向上的，人們世界觀的主流是偏向無神論的。這是由于建國初期，在黨和政府各級領導崗位上握有職權的干部們，大多是從戰爭年代走來，在艱苦環境鍛煉出來的優良作風、純正品質和革命人格，使這代絕大多數黨員干部即使在沒有足夠權力監督的情況下，也能憑他們業已形成的自律意識和為民熱情干事業，無愧“人民公仆”的稱譽，為全國民眾樹立了精神樣板，帶來了美好希望。從上述民族信仰特色可知，在來世與今生、玄想與現實的祈禱中，國人更為注重的總是后者。人們在建國初從翻身解放、世風漸好且又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的現實中開始相信：跟著這個黨，走著這條路，無需求神拜佛，便可迎來幸福生活。如此國民心態，即便當時放開所有宗教信仰，也不會出現信眾的猛長。可是在那個時代之后，這根維系民眾信念、遠離有神論的精神支柱卻遭遇了連續兩次的裂變。國民精神支柱傾斜的第一次裂變，發生在文革之后，一些人的片面性反思導致的信仰危機。如果說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事業的輝煌業績靠的是黨和革命群眾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堅定信仰和自覺踐行，那么，在文革結束后，一些人借“撥亂反正”和批判“兩個凡是”之名，對毛澤東思想進行抽象肯定、具體否定。毛主席的著作不再學了，就連他那諸多利國利民的警句格言，都難以見于報刊熒屏，甚至在那段時期的領導講話中也難覓這些字跡；至于對毛澤東人格的惡意詆毀，以及對前三十年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歪曲篡改，竭力往毛主席臉上抹黑，到了無恥至極的地步，這就勢必造成一些人們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社會主義道路產生群體性懷疑、動搖乃至幻滅。矯枉難免過正，但矯枉者也難免吞咽另一種不正的苦果。建黨開國的革命偉人被污，其黨精神光輝何在？黨的精神光輝沒了，其執政的合法性如何解釋？這就應了恩格斯的一句格言：“違反了辯證法是不能不受到懲罰的！”正是這次不該發生的精神裂變，于是在相當一部分人群中，有了“我不相信……”的一次次吶喊，有了“人生的路啊為什么越走越窄”的一聲聲哀嘆，并由此開始了人們的信仰迷失和轉移。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新的宗教政策的頒發，中國宗教的大發展也就應運而起了。國民精神支柱傾斜的第二次裂變，當是改開之后官場權力腐敗之果。如果我們在否定那場“大革命”的同時，清醒地認識到毛澤東當年一經發現就想根除的問題——背離馬列、官僚主義、干部特殊化、想搞資本主義等脫離群眾的“毒瘤”在我們黨的肌體上是客觀存在的，而文革的問題主要是全面“踢開黨委”“造反奪權”這種制約權力腐敗的運動方式欠妥，那就應該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之后，盡快從法制和體制方面創建人民民主的新形式、新舉措，然而卻是遲遲無果。接著，有關“姓社姓資”的基本原則問題，被曲解“不爭論”的聲音所壓制，致使大大小小的當權者們在思想深處完全扯斷了“兩條道路斗爭”之弦；“再也不搞政治運動”的許諾、從此不提“階級斗爭”的做法以及法定取消“四大”之后，又使許多當權者們再也不用擔心有人借以“政治運動”和動用“四大”去揭露他們的官僚主義、瀆職及貪腐行為。這場謀求社會穩定發展的“改革”大潮，卻因沒有形成一套監督、檢舉、懲處權力腐敗的民主、法律制度，而使一些領導干部放松了自我約束力，進而以“膽子再大一點”、“殺出一條血路”的勇氣營私舞弊、盜竊國財，以致達到十分猖狂、“比資產階級還厲害”的地步。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的長時期大面積的乃至集團性的腐敗，破壞的不僅僅是這個國家的經濟基礎，更為可怕的是旗幟、形象的污損以致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扭曲。當國家官場中的以權謀私和特殊化只是個別現象，人們還在相信社會制度的整體功能以及執政黨的糾偏能力；而當腐敗之風遍及全局、為數甚多的政府官員都在紛紛背離馬列信仰之時，特別是某些輿論把本是損害群眾利益的資本主義貨色，硬貼上社會主義的標簽，還津津樂道地當作“改革”成果反復宣傳之時，那些原本衷心擁護社會主義的群眾，還能有幾分維持信念的耐力？如此理論與現實的巨大反差、說教與踐行的嚴重背離，一而再、再而三地敲打著人們社會認知的神經，最終瓦解的絕不僅僅是這些“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說服力，還從根本上破壞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由衷信仰。諸多黨員干部不是真信了，鐵心跟黨的許多群眾也不敢真信、不想再信了，更何況改革開放后出生的青年呢？而在文化界、高校里，那些“吃共產黨飯砸共產黨鍋”的害群之馬，他們利用“傷痕文學”、污化英雄、丑化領袖等拿手好戲，大肆散布歷史虛無主義，處心積慮地渙散著執政隊伍的社會主義信念根基，同時也在腐蝕著相當一部分民眾本已不太堅固的精神支柱。文革后的三十多年間，如此的精神斷裂，與之伴隨的是政府官員愈演愈烈的貪腐之風，加之時下的不少文藝精英們，總在迎合市場經濟通行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和享樂主義文化觀，并借助媒體不斷烘托著享受至上、娛樂至死的生活氛圍，使得許多人尤其是部分青年，很少思考社會責任、不再選擇理性信仰，一味陶醉于自我中心主義的感性安逸和粉色的夢，更多的社會底層民眾則在憂煩、焦慮的生活重壓下重新尋找精神寄托。這也正是世風走下時往往出現“宗教熱”的最好注解。馬克思說“宗教是苦難者的呻吟”，此乃千古真理。現代科技與社會文明永遠不能化解人們的所有苦痛，這就注定了總有一些人會投向宗教懷抱以求慰籍。從這個意義上說，宗教的存在與發展將是長期甚而永遠的。當今世界，信仰宗教的現象較為普遍，唯獨社會主義中國的“宗教熱”頗為異常，原因固然還有其它，但上述兩次精神層面的“裂變”是其主因。也許有人會說，很多信眾是從蘇聯的解體認清了共產主義的渺茫和空想，這才丟棄了原有信仰，改信宗教。其實非然！在人類創造的所有文化中，最為虛幻的一種文化，莫過于依靠來世理論和天堂愿景支撐的宗教文化。馬克思向人們描繪的共產主義最高理想，盡管非常遙遠，但絕非渺茫和空想，相信每個認真讀過《資本論》第一卷的人，都會為馬克思那嚴密的科學分析和邏輯推論所折服。更何況共產主義的某些愿景，已經在當今社會的現實生活中有所顯現，并且總在不斷添加。問題在于，有些人放棄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信仰，不是因為它的渺茫，而是共產黨內的異化分子和馬克思的不肖子孫們敗壞了“共產主義”的名聲，硬是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貶為“過時的謬誤”，或者變成虛偽生厭的說教。試想，倘若教堂寺廟里的神職人員大多貪腐成風、男盜女娼，并且肆意詆毀踐踏圣經佛典，還有那么多人信教嗎？不會，絕對不會！有句話說得好，人生最大的痛苦是心靈沒有歸宿。在“虛幻的宗教”和“虛偽的說教”面前，人們寧可皈依“虛幻”也不接受“虛偽”！那些反思、懷疑革命信仰的人們，不可能都去學習《資本論》……，現實總讓他們在一次次的失望中一點點地放棄，直至信仰坍塌后的重新選擇。也許這就是部分人群，在這特殊的社會背景下，造就了非常態“宗教熱”的心理動因吧！當然，歸根結底還是要從我們意識形態領導工作的失誤、教育宣傳機器的失常、傳統信仰領地的失守等方面求解。若是擴展詳述，足以寫本專著，這里不再加論。任何國家的正常發展都離不開社會的和諧穩定，而社會的和諧穩定則需要一整套信仰體系和道德規范作為支撐。宗教的主旨是規勸人們棄惡從善、與人為善，從這意義上說，宗教的存在與發展不無益處。眾所周知，在當今中國，宗教合法存在的前提是其必須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相協調。也就是說，正在民間傳播的宗教，既要引導人們遵紀守法、愛國向善，又要使廣大信教群眾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共同理想而奮斗。這也正是習近平主席強調堅持的“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的基本方針”。然而，目前熱度不減的某些宗教，卻顯現了一些令人擔憂的傾向。比如，傳統宗教的過度世俗化和外來宗教的排他性擴張等問題，必須引起宗教管理部門的高度重視。先說傳統宗教的過度世俗化問題。這主要表現在佛教活動的市場化，由此背離了佛學的原本精神。國內真正的佛教徒未必很多，而喜歡燒香拜佛的人卻是相當之多，這是一個無法統計的信眾數。在香火旺盛的寺廟里，就連一些中共黨員、共青團員乃至革命軍人也加入其列，亦拜亦求。這種現象的出現，顯然是與市場經濟大潮中人們命運、財運的多變有關。市場經濟的價值觀滲透無孔不入，就連超凡脫俗的佛家領地也掀起了拜金風潮，香火中散發著一股銅臭。且不說本應六根清靜的和尚，也玩起了手機微信、開啟了經商思維和生意行當；亦不說那些寺院周邊的香燭商人，肆意抬價還不讓還價的變相搶掠；就說這諸多信眾向佛門紛紛捐款的比爭，則讓千年延續的香火變了味道。這些年來，諸多不義富豪、官場貪官們，對在困境中苦撐的弱勢群體不屑一顧，卻不惜重金，數萬、數十萬乃至千百萬地捐向佛門，用以祈求菩薩讓其繼續暴發不義之財、或保佑他們的惡跡罪行不被披露和懲處。在這股以為花錢便可贖罪免災的風潮帶動下，許多錢包漸鼓的信眾也在競相爭捐，似乎誰出的善款越多，佛前的祈禱越靈，得到的善報就越多。可悲的是，一些本應看破紅塵的佛家弟子亦在特別起勁地誘導這種市場行為。據說我國臺灣的寺廟反而比較清凈，少有此等怪象，這就值得深思了。殊不知，市場注重投入與產出的功效，佛教講究業力與回報的正比。若是以為誰向菩薩投送的錢財越多，誰受菩薩的護佑就越大，那就完全誤解和背離了佛學真諦。菩薩若是論捐行賞，豈不是在縱容行賄、肆意受賄？佛家清凈世界怎有這等骯臟的菩薩？佛教的過度世俗化，使得一些僧尼和寺廟主管過度關心現實利益，而對其教化大眾的宗旨要務踐行不夠，整體水準在嚴重下降。稍微有點佛學常識者均知，燒香拜佛的真正含義是以佛像與香火為媒介，培養和激發人們內在的虔誠，并藉此讓個人的善良心性得以付諸行動。也就是說，“燒香”是在告示自己的真誠，“誠心三叩首，敬意一柱香”，由此即能溝通佛主，傳遞信息于虛空法界；而“敬佛”，則是把佛當作榜樣提醒自己，佛主（釋迦牟尼）原本也是凡夫俗子，他能成佛我亦未嘗不可。佛教有別于其他宣揚救世主的宗教，菩薩的作為不在于直接助你解困去危，他只是人生苦海的引渡者和見證者。信佛如同坐上了渡越苦海的一葉小舟，菩薩不會幫你掄槳劃船，他只能導引你的修行方向、提升你的修行決心、堅強你的修行意志。能否渡過苦海，最終得靠自己行善積德，即善的業力的累積。所謂“佛在心中”，是在告誡人們：真心向善、棄惡從善、修行積善，方可事隨心愿，即是“心誠則靈”的佛理所在。佛家信眾本該敬佛、禮佛，按佛理去做！可目前卻在流行一種別有用心地拜佛、求佛，沒有一絲痛改前非的誠意，還想用不擇手段的骯臟金錢賄賂佛主，并要佛主依己心愿，繼續背離德行、一意孤行！這些人不妨捫心自問，佛界神靈真會保佑你嗎？你的行為卻在誘導佛主犯錯，只會罪上加罪！沒有善業，談何福報？不為他人、社會奉獻，卻只求索取享受、甚而損人利己，這不是在祈福，而是在歪解佛理、污辱神靈！再說外來宗教的排他性擴張問題。根據現有調查，某洋教在我國改革開放后獲得了極大的發展，其發展速度超過其他所有宗教，而且發展勢頭還在強化。特別是在城市中的弱勢人群、在欠發達地區和廣大農村，該教正以驚人的速度蔓延。尤為值得警覺的，作為一種外來宗教形態，對中國農民的傳統信仰體系、道德規范與既有生活方式已經造成重大影響，對農村原有的文化結構和鄉村基層治理亦已產生一定沖擊。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實行包產到戶后集體組織渙散，農村社會的正面教育幾乎喪失，孝道衰退等不良道德風氣漸漲，社會公共規范日漸解體，農民精神生活的空泛和迷茫，需要一種信仰為其提供靈魂安撫，需要一種精神能量規范鄉村人倫。正是這種情勢之下，在中國近代史上曾經一再試圖征服中國農民信仰的洋教乘虛而入。洋教信眾的人數急劇猛增令人吃驚，更需要重視的是，它在一些地區的傳播和擴張，是以抵制、消除中國諸多民間信仰以及節慶習俗的方式進行的，這就不可小視了！就以筆者居住的上海郊區為例，有些教區，但凡信徒較多的村莊幾乎拋棄了所有的中國傳統習俗。比如，清明不掃墓、不祭祖宗，親人一死百了；春節不貼春聯、不放鞭炮、不著新衣、不說祝福話，冷冷清清，一如平常。每當傳統節日身臨其境，感覺這里不像中國。見有一位貧苦出生、終生愛黨的老共產黨員，死后居然被其家親在其遺體罩上洋教的徽標，并以洋教的儀式追悼，老單位工會派來的主持人卻熟視無睹。蘇北的許多地區是近年來發展的新教區，洋教取代中國民間信仰、淡化中國節慶文化的現象也很突出。這是筆者所到之地，其他地方想必亦然。有人與一教徒的對話發人深思，問：“信了耶穌就不敬祖宗……為何這樣？”答：“這是耶穌教規，否則就會冒犯上帝……”；再問：“那就不怕冒犯祖宗？”又答：“上帝管著祖宗呢！”這究竟是傳教者的故意還是受教人的誤解，想想便知。再看看西方政客的相關言論，可謂不寒而栗。就在十多年前，《時代》周刊駐北京記者部前主任、基督徒大衛·艾克曼（David Aikman）在其《耶穌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變中國及全球力量平衡》一書中寫道：“雖然所處的政治和文化環境并不好，但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仍非常之驚人：目前已有7000萬新教徒，1200萬天主教徒，總人數超過共產黨黨員。”他還預測，今后30年內中國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成為基督徒，由此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國家之一，中國“龍”將被基督的“羔羊”所馴服。美國的基督教團體還在宣傳品中宣稱，要使“中國基督化”和“福音化”，要“能夠像打敗蘇聯和東歐那樣在中國打敗社會主義。”看了這些咄咄逼人的言辭，不知有關部門和領導同志們，會悟出點什么？又該做些什么？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針對當前國內宗教態勢強調指出：“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統籌推進相關工作。要加強互聯網宗教事務管理。要切實解決影響我國宗教健康傳承的突出問題。”即使是中國民間信仰，也應成為中國五大宗教均衡發展、和諧相處的精神紐帶，更何況起到凝聚親情、鄉情的中國傳統民俗和節慶，怎能成為宗教的排斥對象？宗教文化之所以歷經數千年而不衰，就在于它的適應時局、與時俱進，并能與不同的民族文化相融合、與不同的政治制度相協調。了解中國佛教史者皆知，從古印度傳來的佛教，其教義原本有諸多與中國文化格格不入之處，但都作了切合中國傳統、順應民意的修理，才有后來的廣泛傳播。即便帶著西方強勢文化背景的外來宗教，要在中國的土地上、中國的社會中長期存在，就必須中國化，豈可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允許宗教的存在與適度發展，是由于中國的五大宗教組織都不受國外宗教勢力操控，走的是“自治、自養、自傳”的中國特色發展道路，社會主義社會的宗教是與中國傳統文化、人民共同理想以及中央政府的大政方針不抵觸、相協調的。只要中國社會主義的大旗不倒，我們任何時候都得堅持一條原則：中國境內任何宗教的存在和發展，其前提必須是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相協調。否則，就應堅決遏制！馬克思論及宗教本質時，說它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顯然這是出于無產階級革命立場，從其消極面上揭示的；倘若馬克思活在當下，或許還會闡述宗教的另一積極面，認為它同時又是“社會和諧的精神湯劑”。我國現行宗教，就其在世界觀人生觀上與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對立而言，其消極作用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是我國的教育和媒體主陣地決不允許傳播宗教的原因。魯迅先生有言：“唯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唯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也就是說，有了這一體現偉大民族精神的寶貴民魂，才會形成巨大的社會凝聚力，才能成就中華復興的宏偉大業，才能雄姿英發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華民魂自然是其傳統文化的孕育和凝練，進入新中國、新時代之后，它又是社會主義信念的必然支撐。倘若民眾的主體信仰慢慢洋教化了，社會主義的信念漸漸消解了，中華民魂也將隨之消亡！這是我們在張揚“文化自信”之時，面對夾帶西方價值觀的洋教文化滲透，切切不可忽視它的潛在危害！對于不健康的宗教傳承，必須堅決遏止，而對正常的宗教傳承則應受到保護。這是由于，就社會風氣的凈化、人際和諧的維護方面來看，宗教的道德教化和精神撫慰，對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有一定助推作用的。在相當一部分民眾信仰丟失、精神迷茫的社會轉型期，在唯利是圖的個人主義張揚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宗教的這方面功能不應忽視。這里不妨先從西方資產階級對待宗教的態度說起。眾所周知，在歐洲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時期，新生資產階級反封建的輿論準備是從批判宗教著手的，當時的諸多啟蒙思想家都是破除宗教迷霧的頑強斗士。在新興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的早期階段，曾在歐洲大陸人心一統的基督教信仰，已被17、18世紀燦若星辰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們打得粉碎。在當時，人們信念的彷徨、精神支柱的搖動可想而知。加之伴隨大工業的起步和市場經濟大潮的涌動，利己主義價值觀時時處處擠壓著虛幻的神學說教，由此導致早期資本主義在復蘇人性的同時，引發私欲極度膨脹、貪贓枉法橫行，到處是掠奪、欺詐和血腥，非人道的丑惡現象罄竹難書。這固然與當時資本主義的法制尚不健全有關，但與人們信仰地盤的一度空虛不無關系。那些沒有任何信仰的人，由于對“來世”沒有絲毫的念想，對上蒼沒有絲毫的敬畏，往往就會只顧追求及時享樂、肆無忌憚地追求個人利益。也許正因如此，坐穩江山的資產階級統治者們，開始重視宗教的特殊作用，從而大力倡導宗教。法國著名的政論思想家托克維爾（Tocqueville）在其名著《論美國的民主》中指出，美國人正是通過宗教信仰，使得民主制度具有了德化的性質，抑制了個人主義的蔓延。他還認為，宗教會凈化人們的心靈、調整人們的行為、節制人們的欲望，使人們在平等時代不會過于熱烈地和過于排他地喜愛安樂和純粹地利己，并說服人們采取正當的手段致富。對比早期資本主義的亂象叢生及后來的文明進步，我們必須承認，此說不無道理。也就是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宗教的道德說教及其心靈凈化作用，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為凸顯、更有必要。共產黨人雖然不信宗教，但要堅持用科學的觀點和方法認識宗教和利用宗教。宗教的作用具有兩面性，我們既要看到其消極所在，也要重視其積極作用。回想我國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大潮中許多令人深惡痛絕的現象，不都是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早期曾經出現過的嗎？雖然時代背景不同，但就人們精神世界里原有信仰的動搖失落、極端個人主義抬頭以致不擇手段地損人利己而言，何其相似乃爾！當一個社會出現如此病態時，最可怕的就是那些沒有任何信仰、只信自我、且又胡作非為的人數漸長。上述這段歷史的重演告知，既然我們正在做著卻還遠未做到讓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光輝重暖人心，與其讓那誰也不信、唯我主義膨脹的人群增加，還不如讓宗教暫且收管他們飄忽的心靈，這或許會讓這個浮躁的年代少些冷漠殘忍、少些違規亂為、少些違法犯罪，多些棄惡從善、與人為善、愛國向善、修行積善。這也正是我們仍應繼續落實黨的宗教政策，允許宗教適度、健康發展的緣由。
問題在于，社會主義國家的宗教只能健康地“適度”發展，切不可任其擴張地“熱度”蔓延！也就是說，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堅守意識形態領域馬克思主義的人民信仰主流至關重要！因此，唯物主義無神論的教育一定要從娃娃抓起；通過黨的自我革命引領，逐步優化黨風民風，努力修補接連斷裂的國民精神支柱，再建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信仰體系，規范引導宗教在服從大局、配合主流的前提下發揮積極作用，這才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建設的要求，亦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的題中應有之義。
綜上所述，必須從政治高度，深刻認識當今“宗教熱”偏向發展造成的不良后果，采取有力措施加強對宗教工作引導和管理，抓緊扭轉種種偏向，這是意識形態工作和思想文化建設的重要職責和緊迫任務。關鍵在于，一定要堅決落實習近平主席強調的“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基本方針，注意發揮民間宗教的積極作用，不斷削減其消極影響，團結廣大宗教人士和信教群眾，讓全社會的正氣新風不斷上揚，為實現中國夢而凝聚一切復興力量！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原第二軍醫大學哲學教授；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特別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