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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忠：科學巨匠毛澤東破解了社科領域的“哥德巴赫猜想”

點擊：作者：邵建忠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3-12-28 08:43:20

1742年，德國數學家哥德巴赫提出了以下猜想：任意大于2的偶數都可寫成兩個質數之和。不但自己證明不了，世界許多大數學家也都傾其全力投入到了對“哥德巴赫猜想”的證明之中，但最終也沒有結果。這也成了世界近代三大數學難題之一。1973年，中國科學家陳景潤在《中國科學》雜志上發表了“1+2”的詳細證明，引起了國際數學界的巨大轟動，被稱之為“陳氏定理”，這一研究成果被他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在人文社科領域，也有一道類似于“哥德巴赫猜想”，且始終都沒有人能夠解決的一大難題，這就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歷史周期率問題。自古至今，不論社會形態怎樣變換或更替，都沒能逃出興盛衰亡歷史周期率的支配，從古至今無一例外。這一難題始終在困擾著歷朝歷代的每一位當政者，他們為使自己的江山社稷能夠永遠地傳承下去，都曾做過一些在保持其政權相對穩定的前提下對社會進行改革的嘗試，試圖破解這一難題，但由于這些統治者們都是為了自己和少數人謀利益的階級本性所決定，他們的所謂改革自然是徒勞做無用功，以無解收場，以失敗告終，只能落得個被無情周期率的滾滾大潮淹沒而消亡在歷史長河之中的下場。

中國歷史上無數的仁人志士，他們也和廣大的老百姓一樣深受封建官僚資本的剝削和壓迫，在他們為解救廣大黎民百姓于水深火之中而揭竿而起的時候，雖然打出的救國救民之旗幟也表現出了革命性的一面，曾經也得到了大多數老百姓的大力擁護和支持，但由于他們受自身及時代的局限，由于沒有一個先進正確理論的武裝及政黨的領導，無疑也只能以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又回到歷史的周期率之中。

（一）

馬克思主義的誕生，開始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這一理論深刻地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本質和規律，找到了產生歷史周期率的源頭。這就是：不論什么人，什么性質的政黨或組織，只要是為少數人的，就注定了必然陷入且不能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支配，必定要重蹈歷史覆轍的命運，從古至今，無不如此。人類歷史的發展充分證明了革命導師科學理論的正確且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馬克思主義是拯救人類的偉大思想理論武器，是人類社會發展前進道路上的一盞明燈，照亮著人類前進的方向，盡管有時道路艱難曲折甚至反復，但它必將指引人類社會走向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政黨，她不同于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組織和政黨的最大區別，就在于她沒有自己的私利，唯一的宗旨和使命就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

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繼承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提出并解決了黨如何能在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建成政權及在取得政權之后如何能夠跳出歷史周期率而不重蹈歷史覆轍這一重大課題。毛澤東以人民觀和權力觀思想破解了這一至今沒有人能夠解決的歷史難題，使得中國社會從此走出了興盛衰亡的怪圈。

毛澤東的人民觀思想，就是要樹立以人民為根本出發點的思想。且不能有任何絲毫的動搖。他為中國共產黨人立下了的這個規矩，也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重要標志。牢牢扎根于人民群眾之中，和人民打成一片，是共產黨人得以生存和發展的根本保證。毛澤東一生都在踐行這一思想，他要求黨的各級組織和黨員都要切實站位人民的立場，而不是將這一思想作為一個漂亮的口號掛在嘴上說說而已而沒有具體的行動，甚至用來哄哄群眾，那就背離了黨的宗旨，走向了人民的對立面，就會遭人民的拋棄。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取得政權，就是一切為了人民，站到了人民的一面且得到了人民擁護和支持的結果，這無疑決定了黨的工作的立足點和出發點只能是建立在以人民為中心這個根本和基礎之上。中國共產黨是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不僅是黨的宗旨的要求，更是黨的根和魂的體現，全黨必須牢牢地守住這個根本。社會的主體是人民群眾，人民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人民的滿意度是社會穩定的晴雨表，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人民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只有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就能穩定和諧，江山就會穩如泰山。

毛澤東的權力觀思想，就是一切權力都要歸人民的思想。共產黨人的一切權力都是人民給的，是要用于人民的，每個黨的干部都要對權力有敬畏感，任何對權力的濫用，都是對人民的犯罪。在權力面前，任何人都不能有絲毫的私心雜念，對權力的運用，不能夾帶個人的私貨。權力不論大小，都只能用于人民事業而不能用于其他地方。毛澤東精通中國歷史，深知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難的哲理。他要求黨的各級組織和黨員不僅要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用權于人民，更要接受人民和社會的監督，要把人民滿意不滿意作為衡量一切工作的標準，使其成為每一位黨員領導干部的行為準則。他認為權力應成為每一個掌權者的一種負擔，權力越大負擔就應越重，如若沒有了沉重感反而覺得很輕松，更成了一種樂趣時，那就一切都完了。我們的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都要時刻牢記黨的宗旨，努力作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權力如果不為民所用了，甚至成為了一些人為自己謀取私利的工具，而且還沒有人能管得了的話，那就必然會失掉民心，就會像溫水煮青蛙一樣在不知不覺中失掉政權還不以為然，全黨都應對此保持清醒的認識和高度地警惕。

如果說我們黨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消滅了幾千年來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不平等社會，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這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完成的歷史責任和使命，也正如他所說的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那么后面更為重要和艱巨的任務，就是后繼者們要把毛澤東為我們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政權體制堅持傳承下去，才是中國共產黨人要一代代永遠作下去的事。要延續共產黨人的紅色血脈，不能成為政治色盲，要扎好思想上的籬笆，抵御國際上的反華勢力通過各種方式對我們的滲透，不能讓紅色政權在我們這一代或下一代人手中改變顏色，不能讓蘇聯及東歐共產黨失去政權的悲劇在中國重演，我們只有正本清源，回到初心，方是出路。否則，就要犯顛覆性的錯誤，千百萬烈士的血就白流了，那就真的要重蹈歷史周期率的覆轍了，這不是危言聳聽。

（二）

毛澤東探尋破解歷史周期率這道難題始于延安時期。

站在指導中國革命的制高點上，毛澤東高瞻遠矚，在展望得出中國革命必然勝利的結論之后，他就已著手對歷史周期率問題作著戰略提前量的預估及為此開始了要做的工作。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連載4天，全文分三個部分說明了李自成由興到亡的全過程。尤其是李自成占領北京之后，被勝利沖昏了頭腦，聽不進不同意見，忽略敵人，不講政策，若干首領生活腐化，發生宗派斗爭，最終導致失敗。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關注和警覺，他要求全黨都要學習這篇文章。

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說：“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1944年11月21日，他又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除此之外，他又建議郭沫若“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于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毛澤東已將以此開展對全黨進行教育提到了重要的日程。

1945年的夏天，中國人民經過了八年的艱苦抗戰，即將迎來勝利的曙光，迫切希望戰后的中國能是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國家。中國共產黨代表著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為順應民意，在4月23日至6月11日舉行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會議，毛澤東向大會提交了《論聯合政府》的書面政治報告，提出了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然而，此時的蔣介石也打起了勝利后繼續搞獨裁實行一黨專政的算盤。他根據共產黨提出的主張，也與5月5日至21日，在重慶召開了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拒絕成立聯合政府，并決定十一月十二日召集由各黨派參加的國民大會，堅持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對于國共雙方的態度，許多民主人士都支持共產黨的主張，但也表示了擔憂，提出愿在兩黨之間進行斡旋，促成兩黨進行談判協商。6月2日，褚輔成、黃炎培、章伯鈞等七人，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團結問題之政治解決，久為國人所渴望，自商談停頓，參政會同人深為焦慮。月前經輔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繼續商談”。并提出了愿來延安與共產黨領導人面談的想法。毛澤東致電王若飛，歡迎他們來延安面談。針對國民黨的倒行逆施，在6月15日中共七大主席團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提出我們不出席參政會，跟著也就不參加國民大會，以示對國民黨繼續搞獨裁的抗議。

7月1日，由王若飛陪同，黃炎培（字任之）、褚輔成、傅斯年等六位國民參政員從重慶飛到延安，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等親到機場迎接并隨之與他們進行了會談，中共中央還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舉行了歡迎晚宴，陪同他們觀看了文藝晚會。之后幾天，又陪同他們到延安各單位走訪參觀。經過會談，雙方約定由中共方面把會談情況及意見寫出來，然后共同閱看商定通過。4日，中央書記處開會通過了《中共代表與褚輔成、黃炎培等六參政員延安會談紀要》。經過三次會談之后，毛澤東便將中共方面整理的《中共代表與褚輔成、黃炎培等六參政員延安會談紀要》交褚輔成等人，然后由他們帶回重慶交國民政府。

通過在延安幾天的談話和參觀，在對待未來國家及人民前途命運的態度上，已使幾位民主人士真切地感受到了共產黨人希望國家走上和平民主之路的誠意。黃炎培的感受尤為頗深，故在六位參政員中，毛澤東非常看重黃炎培并特意與他進行了交談，想洗耳恭聽他對共產黨人的忠告和教誨。黃炎培也被毛澤東的真誠所感動，便坦率并毫無拘束地對毛澤東談起了自己此行的感受：“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 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黃炎培超前獨到的忠告和提醒，拋開了此行應談及國共兩黨和平建國之事的主題，而談歷史周期率問題，在中共還沒有取得政權之時能聽到這樣的肺腑之言，不免讓毛澤東震驚和不安。在兩人的交談中黃炎培還巧妙地用了“概率”的率，而不是“規律”的律，他用這種不過于犀利的方式試探了毛澤東的胸懷，又看了他對自己所談內容的反應和態度。毛澤東洞察到了黃炎培的良苦用心，沉思良久后從容地答道：“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短短幾十個字精辟干練的回答，使得困擾著黃炎培的歷史周期率問題在這里有了答案。黃炎培不僅對毛澤東的回答非常地贊同和滿意，而且還打消了他心存的一些疑慮，讓他對共產黨取得天下更充滿了信心。

黃炎培與毛澤東在延安窯洞的對話，是出給了共產黨人一道不光是現在而且是永遠要做下去的必答題，成為了中國共產黨人至今都在自警自己的一面鏡子。

幾年后新中國成立，隨著戰爭的結束，國家的大規模建設的到來，毛澤東高瞻遠矚告誡全黨，國家的建設和發展，不是共產黨一家的事，而是全國人民的事，不能由共產黨人唱獨角戲。同時，為避免政權陷入歷史上打天下者坐天下的鐵律的支配，調動全體人民的積極性，在中央人民政府及各部門的人士安排上，毛澤東打破常規，沒有搞清一色的全由共產黨人擔任的作法，而是吸收了許多愛國的民主人士、國民黨將領等參與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選舉了宋慶齡、李濟深、張瀾為副主席，邀請黃炎培到由周恩來任總理的政務院當副總理。黃炎培覺得自己沒有為新中國建立做什么事，不配作這個副總理，隨之婉拒了毛澤東。毛澤東誠懇地對黃炎培說，現在的新中國是人民的國家，我們的各級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務員，都是在為人民做事而不是在做官，難道你任之老能作壁上觀就不想著為人民做一些事？黃炎培被毛澤東的博大胸懷及心悅誠服的態度所折服，破了自己“不為官吏”的立身準則，欣然地接受了副總理一職，繼續為人民的事業不辭地奔走。

（三）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封建帝王思想在當權者們的頭腦中根深蒂固，他們認為自己享樂是理所應當的。上世紀四十年代，有許多國統區的記者到延安去采訪，他們對在延安所見所聞的感受和對在國統區的感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他們回到重慶之后，有記者便對宋美齡講了共產黨人的理想主義和犧牲精神。宋美齡無法相信，她對記者們說道：“如果你們告訴我的有關他們的事是真的，那么我只能說，他們還沒有嘗到真正的權力的味道”。宋美齡口中所說的權力的味道是什么呢？她一語道破天機，那就是自己及少數人運用權力為所欲為謀取私利盡情享受。她怎能理解共產黨人為勞苦大眾打天下的胸懷，只能用剝削階級權力觀來解釋或矮化共產黨人的情操和行為。這種不顧老百姓的死活，只顧自己享樂，怎能不讓人民起來推翻蔣家王朝的封建獨裁統治。

解放戰爭時，在國統區流傳著兩條新聞，一條是毛澤東來重慶談判時沒有手表戴，郭沫若便將自己的一塊英納格表送給毛澤東；一條是宋美齡去美國時在下塌的賓館穿的一雙拖鞋，鞋面鑲著慈禧太后陪葬的一顆夜明珠。這兩件事讓國統區人民看到了共產黨人的清廉和國民黨的腐敗，這不是宣傳的宣傳，讓共產黨人贏得了人心。人心所向者得天下，廉政者得天下，永遠都是歷史的選擇。

全國即將解放，在我們共產黨內，也有一些人滋生了貪圖享樂的思想。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告誡全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及時地向全黨打了預防針。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從西柏坡啟程，向北平進發。出發的前夜，毛澤東只睡了四五個小時。臨行前，他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啊。”周恩來笑著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毛澤東把進京比作“趕考”，必須給人民交出一份滿意的答卷，這份答卷他做了一輩子。

重慶紅巖渣滓洞白公館烈士總結出的獄中八條，第一條就是防止領導成員腐化。第六條重視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這八條是革命烈士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經驗教訓，凝聚著烈士的忠誠和初心，發人深省。如若共產黨人都追求享樂，那就必然要重蹈歷史的覆轍。

但革命隊伍中總有個別意志薄弱者，過不了金錢美女關。一些人曾對革命做出過貢獻，但在糖衣炮彈面前打了敗仗，劉青山張子善就是典型的代表。毛澤東說，為了挽救兩個、兩百個、兩千個乃至更多的干部，正因為這兩人是黨的高級干部，所以不得不執行比一般干部更嚴格的紀律。這兩聲槍響，驚醒了可能要“入睡”準備做美夢的干部，使得我們的黨風、政風持續穩定了幾十年。在今天，對我們黨堅持的高壓反腐仍有現實和深遠的意義。

在之后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中，毛澤東始終對黨可能脫離群眾、權力不為人民的情況保持著高度的警惕，為抵御中外敵對勢力對我們搞和平演變顏色革命，避免修正主義亡黨亡國的悲劇重演，毛澤東提出了繼續革命的思想，從而使黨遠離歷史的周期率。

（四）

與非黨及民主人士共處協商并接受其監督，是執政黨能跳出歷史周期率的重要保證。

1949年10月1日的開國大典，當各民主黨派一走下天安門，有的人就覺得反帝愛國和要求民主的政綱已經實現，提出了解散黨派組織的主張。中國人民救國會第一個宣布解散。中國民主促進會當時也提出了解散，認為民進成立時通過的會章規定，一旦國民大會召開，民進任務即告完成，現在該是解散的時候了。在農工民主黨內，同樣發生了關于該黨存廢與否的爭論。九三學社也提出了解散。當時中國共產黨內上層也有人同意解散民主黨派。救國會解散的時候，毛澤東正在蘇聯訪問，他回國后，聽到此事，非常惋惜。他說，救國會是進步團體，不應當解散。當他聽說九三學社也要解散時，當即表示不同意，并派中央領導同志去九三學社傳達他的意見：不但不能解散，還要繼續發展。指示要解決各黨派的經費問題、干部學習和失業問題，要求對黨派干部與共產黨的干部一視同仁。1956年，毛澤東還鄭重地提出了“兩個萬歲”口號，一個是共產黨萬歲，另一個就是民主黨派萬歲。這樣，八大民主黨派便得以保留和發展。

沒有毛澤東寬闊的胸懷和遠大的目光，民進沒有了，民盟、九三學社都不會繼續存在，哪里會有今天繼續發展的多黨合作制？多黨合作制在當時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中都沒有。上世紀五十年代，蘇聯、朝鮮、匈牙利等國，即使當時立足于與西方接軌的南斯拉夫都沒有其他黨派存在和參政，更不要說多黨協商共同建國，共產黨領袖高呼民主黨派萬歲了。有了民主黨派的協商監督提醒，共產黨就不會陷入歷史周期率的支配了。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必須實行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這是共產黨人治國理政的一條極其寶貴的經驗。

縱觀毛澤東的一生，他不僅是一位集政治家、軍事家、哲學家、詩人等為一身的偉大革命家，更是一位改變和推動人類歷史前進方向的偉大的社會科學巨匠。他沒有一個私敵，他拯救了中國、改變了世界，為世界定規則，讓世界與中國接軌。盡管他已經去世了47年，中國與世界也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在他去世后所形成的空白，人民已經深深地感覺到了。他的偉大就在于他百年之后其理論、思想的繼續延伸，仍在深深地影響并改變著這個國家乃至世界的當下和明天，高尚的人們無不對他表示尊敬、愛戴和懷念。

毛澤東與黃炎培的“窯洞對”，使得中國共產黨人找到了能夠跳出歷史周期率的辦法，避免重蹈歷朝歷代興盛衰亡的覆轍。他的這一偉大發現，也和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和剩余價值規律一樣，都是全人類的共同精神財富，他們為人類做出了巨大而不可磨滅的貢獻，都被被永遠地載入史冊，光照千秋。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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