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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21日·我在寧都會議舊址

毛主席的1932年，沒有1927年上井岡山時“霹靂一聲暴動”的轟轟烈，也沒有1935年遵義會議時“挽狂瀾于既倒”的驚心動魄，但這一年絕非無足輕重。

1932年的毛主席，經歷了一次靠邊站和一次軍職被撤。這不但對于他，更重要的是對紅軍和整個革命事業，都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尤其是軍職被撤，直接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回顧他的1932年，不禁讓人感慨萬千。

毛主席1932年經歷的一次靠邊站，是因為不同意攻打贛州。

1931年12月，周恩來從上海來到了中央蘇區，接替毛澤東擔任了蘇區中央局書記職務。此時，毛澤東的職務只剩下中革軍委委員、蘇維埃共和國主席了，原本擔任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前不久已隨紅一方面軍番號的取消被體面的撤銷了。也就是說，毛主席已喪失了對紅軍的最高決策權。周恩來到達蘇區的第一件大事情，就是組織討論攻打贛州的事情。1932年1月討論攻打贛州時，毛主席堅決表示不同意，理由是贛州城池堅固，紅軍技術裝備落后，打不進去，兩年前自己和朱德已攻打過一次，沒有成功。可是，與會的多數領導人認為，在贛州、吉安、撫州之間選擇一個大城市來攻打，這是上海中央的決策，彭德懷等一線指揮者也認為攻打贛州并非不可行。周恩來根據多數人的意見，就拍板決策了攻打贛州。這一次，毛主席被孤立了，靠邊站了，于是只好帶著警衛員和家屬，到瑞金東郊的東華山休養去了。紅軍攻打贛州33天毫無結果，反而損兵折將，紅三軍團還陷入了敵陣中，情況十分危急。周恩來派項英到東華山請毛主席下山。事情一到毛主席手上似乎就變得簡單了：他建議果斷啟用剛剛起義過來的紅五軍團。此計一出，紅三軍團之圍果然得以解除。

2023年12月17日，古田會址合影

毛主席1932年經歷的被撤軍職，是因為和中央局的矛盾已不可調和。

撤出贛州后，周恩來聽取了毛主席的建議，授權毛主席指揮紅軍成功打下了漳州，隨后在廣東南雄取得水口戰役的勝利，又在江西接連取得樂安、宜黃兩次大捷。紅一方面軍建制恢復后，在周恩來的一再堅持下，毛主席也恢復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一切似乎朝著好的方向發展起來。然而，蘇區中央局和剛剛重掌軍權的毛澤東之間的矛盾，也就進一步爆發出來。樂安、宜黃大捷后，毛主席反對上海中央及蘇區中央局要求進一步攻打撫州乃至南昌的意見，蘇區中央局后方成員任弼時、項英、顧作霖等人對此十分生氣，要求召開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1932年10月，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在寧都小源村召開，史稱寧都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員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有在前方的中央局成員周恩來、毛主席、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劉伯承。這次會議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斗爭，矛頭直指毛主席。會議批評毛主席“表現對革命勝利與紅軍力量估量不足”，“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并且指責毛主席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的“消極怠工”，是“上山主義”。會議還把毛主席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指責為“守株待兔”、“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會后，毛主席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再次被撤銷。對寧都會議的影響，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官方《毛澤東傳》說：

“寧都會議解除了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迫使他暫時離開紅軍。這不僅是對毛澤東的打擊，而且最后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喪失。”

這真是一個準確的、沉重的結論！

寧都會議后不久，博古也從上海到了蘇區。為了進一步肅清毛主席影響，博古等人隨發動了反羅明路線的斗爭，撤銷了鄧毛謝古四人中心縣委書記的職務，還在軍隊中反羅明路線，抓捕了肖勁光。這些舉動都是針對毛主席的。毛主席后來回憶這段經歷時說：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里，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1932年毛主席的這兩段經歷，本質是毛主席實事求是路線和王明教條主義路線之間的激烈斗爭。1932年的前一年，毛主席帶領紅軍連續取得了三次反圍剿作戰的偉大勝利。就在紅軍節節勝利之際，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也在上海召開了，王明在共產國際的扶持之下，逐漸掌握了上海中央的領導權，開始推行了一套“左”的方針。這條方針認為，山溝溝里沒有馬克思主義，紅軍應該攻打和占領大城市，應該首先奪取一省或數省的勝利。這條方針執行者的眼中，毛主席那一套是根本錯誤的，軍事上是“游擊主義”，政治上是“機會主義”，經濟上是“富農路線”……總之一無是處。正因為如此，隨著王明路線的上臺，才出現了毛主席越是打勝仗，越是被批判的怪事。

遭受這番誤解、冷落、挫折，換做一般人要么一拍兩散或公開對著干了，要么負氣躺平或者消極對待了。前者如羅章龍，后者如瞿秋白。面對接踵而至的打擊，毛主席是如何處理和應對的呢？一句話，他沒有絲毫的消極，而是服從紀律，積極工作，耐心等待別人的轉變，并且抓住一切機會提供自己的建議，努力推動事情的轉變。1932年10月寧都會議到1934年10月長征出發，這兩年中的毛主席不掌握任何軍權，主要精力放在了政府工作和讀書學習上。他的指導下，蘇維埃區域政府領導下的經濟工作有聲有色，為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做出了突出的成績。期間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大量的馬列書籍，為延安時期寫下《矛盾論》、《實踐論》等一批光輝著作打下了深厚的理論基礎。

1933年，毛主席路過大柏地時，回憶起四年前的大柏地之戰，揮筆寫下《菩薩蠻·大柏地》：“當年鏖戰急，彈洞前村壁，裝點此關山，今朝更好看”，筆下色彩斑斕，沒有絲毫的晦暗；1934年長征前夕，他在南線粵贛省卓有成效的工作了兩個月，穩定了南線戰局，揮筆寫下了《清平樂·會昌》：“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一股自信、樂觀和豪邁之氣竟然油然而生。這就是備受打擊、排擠時的毛主席！

自古英雄多磨難，從來紈绔少偉男；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勞其筋骨……這是杰出人才成長的規律，是成就事業的必經之路。毛主席作為五千年中華文明史上少有的杰出領導者，或許注定了他比別人要經歷更多磨難吧。

毛主席1932年經歷的磨難，其影響歷史已經給出了明確的答案，而他至今遭受的誤解，我相信天理昭昭！

以上感言，來自剛剛結束的由我帶團的“追尋毛主席贛南閩西足跡紅色之旅”途中，回來后整理成文，以此紀念毛主席誕辰130周年！

作者：楊路；來源： 星火游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