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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立平：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生成邏輯、內涵意蘊及當代啟示

點擊：作者：唐立平來源：《思想理論教育》發布時間:2024-01-31 08:54:30

【摘要】毛澤東圍繞中國革命和建設問題進行了大量社會調查，形成了一整套調查研究思想。從生成邏輯看，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調查研究的思想方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識論以及調查研究的具體實踐是其形成和發展的基礎。從理論邏輯看，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蘊含了科學調查及從事研究的方法論體系，蘊含了如何進行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及推進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主題主線，彰顯了鮮明的歷史主動性、突出的革命實踐性和具體方法的科學性。新時代必須賡續發展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要堅持以問題導向引領調研方向，以群眾路線深化調研方式，以系統思維統籌調研謀劃，以攻堅克難確保調研實效。

“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傳家寶，是做好各項工作的基本功。”[1]只有做好調查研究工作，才能真正了解中國實際，研究提出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也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內在要求。毛澤東高度重視調查研究工作，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各個時期都開展了大量的調查研究活動，開創性地提出一系列豐富的調查研究思想。新時代新征程，系統回望和總結提煉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生成邏輯、內涵意蘊，深刻挖掘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寶貴資源以及蘊含的世界觀方法論，對于貫徹落實黨中央關于在全黨開展調查研究的部署要求，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理論成果，以創新理論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生成邏輯

一種科學理論與思想的萌蘗，必然基于滿足特定時空場域的實踐要求，具有歷史與邏輯、主觀和客觀相統一的特質。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在解決實際問題過程中形成的，既吸收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調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又傳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并在認識和解決中國實際問題中得到不斷豐富發展。

1. 理論之基：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調查研究的思想方法

馬克思、恩格斯在從事科學研究和領導無產階級進行革命斗爭的過程中都十分注重對社會現狀和革命運動進行廣泛調查和細致研究。《摩澤爾記者的辯護》《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就是馬克思、恩格斯進行調查研究的代表作。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實地了解工人生活條件，認清了資產階級欺壓、剝削勞苦大眾的社會現實。他們對調查的必要性、研究的方法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論述，用調查研究得到的結論來把握現實、構建理論原則、開展革命實踐，為創立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體系奠定了堅實基礎。他們主張應從實際情況、而不是主觀概念出發去從事科學研究和革命運動，理解人類歷史發展的鑰匙要從“市民社會”去尋找、而不應當從“大廈之頂的國家”中去尋找，從社會經濟生活的實際境遇出發揭示人類社會形態的演進。如馬克思在1946年12月致帕維爾·瓦西里耶維奇·安年科夫的信中批判蒲魯東主義時講到：“一個不了解社會現狀的人，更不會了解力求推翻這種社會現狀的運動和這個革命運動在文獻上的表現”，[2]強調社會調查應是進行革命運動的前提條件。對于研究的方法，馬克思在1873年寫作《資本論》第二版的跋中強調，“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3]之后方能恰當地進行敘述，提出了要用研究與敘述相結合的方法、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分析與綜合相結合等方法進行研究。毛澤東高度評價了馬克思、恩格斯調查研究工作的成效，并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努力終生，作了許多調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學的共產主義”，[4]“如果沒有倫敦圖書館，馬克思就寫不出《資本論》”。[5]毛澤東正是在充分吸收借鑒并充分運用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調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基礎上，對中國社會狀況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在真正了解中國實際情況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正確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現實問題的有效辦法，有力推動了中國革命和建設。

2. 文化之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識論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有著豐富的認識論思想，比如知行合一、實事求是等思想，尤其是宋元明清時期程頤、朱熹、王陽明、王夫之等思想家對知行關系所作的系統探討，為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厚重的傳統文化底蘊。程頤提出“知在所行之先”（《河南程氏遺書》）的知先行后觀，朱熹提出“論先后，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朱子語類》卷九）的知先行后、行重于知觀，王陽明提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傳習錄》卷上）的知行合一觀，王夫之提出“行可以兼知，而知不可以兼行”（《尚書引義·說命中》）的行先知后觀等，使知與行的關系在辯論爭鳴中愈加澄明，也推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認識論的不斷發展。毛澤東在堅持唯物辯證法的基礎上，對傳統知行觀進行了揚棄，將知與行的關系改造為認識與實踐的關系，突出強調實踐的重要性，為深入實際開展調查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此外，“實事求是”思想也為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深厚文化基礎。東漢班固以“修學好古、實事求是”稱贊河間獻王劉德的治學態度和實證精神。宋明理學提出“理在事中”、“即物窮理”等觀點，強調規律存在于事物之中，依據具體事物窮究其“理”，初步賦予“實事求是”以經世致用的品質。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強調“言必征實、義必切理”，提出“即事窮理”的命題，強調從事物本身出發窮盡真理，進一步豐富了“實事求是”的理論意涵。毛澤東在堅持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與方法論的基礎上，對“實事求是”進行了理論升華，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重新釋義了“實事求是”，賦予其唯物辯證法色彩，將其發展成為中國共產黨思想路線的精髓。

3. 實踐之源：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調查實踐

實踐是理論之源。毛澤東在革命和建設時期所進行的調查實踐，為其調查研究思想的形成發展奠定了實踐基礎。早在青年時期，毛澤東就在探求救國救民真理時經常利用假日進行修學考察，品讀“無字之書”。他曾在給周世釗的信中講到暫不出國的原因時提到，要為世界盡一點力，就不能脫離“中國”地盤，“關于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6]早期的社會考察使毛澤東初步認識到社會調查的重要性。在后來的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更是根據工作需要，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活動。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以調查研究作為了解中國社會狀況、各階級矛盾和制定、調整革命根據地政策策略的重要方法。建黨之初，毛澤東三次到安源調查，為領導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奠定了基礎。大革命時期，毛澤東通過對韶山地區農村、湘鄉、湘潭等地的政治經濟狀況調查，為分析中國社會階級狀況、澄明對農民運動的錯誤成見、群眾路線的提出奠定了基礎。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在中央蘇區進行了一生中最多的調查活動，如永新、寧岡、尋烏、興國、東塘等處、木口村、長岡鄉、才溪鄉調查等，形成了大量的調查研究成果，提出了解決富農問題、糾正土地分配過程中的偏差、推廣蘇維埃建設經驗等，這些調查報告為黨制定正確路線方針政策，指導開辟中國革命道路發揮了重要作用。抗日戰爭時期，為克服黨內主觀主義，毛澤東組織開展整風運動，號召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等文件的發布，對開展調查研究的辦法和要求作出具體規定，《〈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們的學習》等文獻，把調查研究置于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進一步豐富了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以調查研究作為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重要途徑，通過調查研究加深了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比如，針對照搬蘇聯建設經驗而顯露出的弊端，毛澤東聽取國務院34個部門和國家計委的報告，形成《論十大關系》的調研報告，標志著我們黨開始獨立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面對“大躍進”的失誤，毛澤東提出“大興調查研究”的要求，并直接組織廣大領導干部赴浙江等地調查，聽取他們匯報，形成關于農村人民公社實際狀況的正確認識，糾正了農村工作和經濟工作錯誤。正是通過對廣大農村和城市、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的考察，毛澤東才有效破解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諸多難題，為黨制定科學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奠定了現實基礎。

二、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內涵意蘊

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是一個系統科學的理論體系，內涵豐富。在思想方法上，從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闡述調查研究的方法；在主題主線上，主要圍繞如何進行中國革命和建設、推進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主題主線而展開；在理論品格上，充分彰顯了歷史主動性和革命實踐性的有機統一。

1. 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蘊含的思想方法

毛澤東系統闡釋了調查研究的必要性、調查對象、調查內容、調查態度等基本問題，內容豐富，方法翔實。

其一，在調研對象上，堅持典型調查法與階級分析法相統一。選擇調查對象，既要覆蓋全面又要有代表性。選擇典型代表或典型案例可以更快、更切實、更全面地了解一般情形。如毛澤東為總結我們黨在蘇區的執政經驗，深入才岡鄉、才溪鄉進行調查，總結農村革命根據地建設經驗，將“代表會議”、“檢查制度”、“勞動力調劑”等鮮活經驗推廣到全蘇區。之后，毛澤東又充實了典型調查法，提出對“先進的”、“中間的”、“落后的”三類典型每類調查兩三個，即可知一般情形，解剖一兩個“麻雀”進行詳細了解，深化了調查研究思想。調查研究的對象要覆蓋各個階級，通過對各方面階級情況進行全面而非片斷的調查，進而對各階級進行正確估量，“定出我們正確的斗爭策略”。[7]調查對象的職業也要多樣，對工人、農民、商人、士兵、流氓等都要進行調查。通過對各階級人群情況的調查，了解當時農村實際的階級關系，解剖農村各階級的相互關系和特點，從而確定哪些階級是革命斗爭的主力、同盟者或是敵人，進而明確革命的對象和動力。

其二，在調研形式上，堅持調查會方法和調查表方法相結合。調查研究形式、方法要靈活，其中，開調查會作討論式的調查研究方法最為主要。毛澤東指出：“那種不開調查會，不作討論式的調查，只憑一個人講他的經驗方法，是容易犯錯誤的。”[8]提出通過討論式、辯論的方法，更近于得到正確的結論。在開調查會的過程中，毛澤東強調要定好調查綱目，“要有大綱，還要有細目”。如調查商業，要具體調查布匹、糧食、雜貨、藥材等細目，每個細目之下還應再進行具體細化，如布匹還要分洋布、土布、綢緞等。此外，發放調查表是調研的輔助方法，能夠更充分地搜集資料，掌握具體數據，達到隨時隨地做調查的目的，為決策提供直接參考。例如，他在尋烏調查中就制作了青年團員、少先隊員調查統計表，土豪劣紳調查統計表和蘇維埃調查表等。發放調查表是開調查會方法的有效補充，二者結合有效提升了調查研究的效率。

其三，在調研內容上，堅持摸清“底里”法與矛盾分析法相貫通。對于調查研究的內容，不能粗枝大葉、不求甚解，要將其研究透徹、摸清問題的“底里”。毛澤東指出：“不知底里，對于那個問題的發言便一定是瞎說一頓。”[9]調查研究要深入底里，全面徹底，掌握事物一般性和本質。后來毛澤東在“走馬看花”的基礎上，提出調查研究要“下馬看花”，深入實際，了解問題的深層次原因和實質。在尋烏調查中，毛澤東對從“門嶺到梅縣的生意”、“安遠到梅縣的生意”等25類內容進行了深入詳盡的調查，完全摸清了尋烏商業的“底里”，解決了對商業狀況完全是“門外漢”的問題。此外，毛澤東也高度重視矛盾分析方法，突出抓重點工作，抓中心工作，注重討論主要問題。他指出，若調查十樣事物卻把最主要的一樣丟下了，依然沒有發言權；要“抓緊每一時期內的中心工作”，“每次代表會議只應有一個主要的問題”，突出重點和主要工作。正是毛澤東通過調查研究摸清事物的本質和底里，熟練運用矛盾分析法，才真正把握中國的實際情況，探明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進而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為我們黨逐步制定符合農村經濟狀況的革命斗爭策略和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方針提供了科學依據。

2. 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蘊含的主題主線

毛澤東進行調查研究活動都是為了解決或澄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重大問題而進行的，緊緊圍繞如何推進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主題而展開，通過卓有成效的調查研究，鮮明提出、科學驗證走自己道路的正確性，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的緊密結合。

其一，如何進行中國革命和建設是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根本主題。作為社會條件極為特殊的東方大國，中國將向何處去？這是近代中國人民必須回答的關鍵問題。這個問題的破解，只能“根據自己的經驗來解決這個任務”。中國革命應當是什么樣的革命？怎樣進行中國革命？毛澤東一語中的、點明要旨，即“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10]毛澤東通過大量的、周密的調查研究，深入認識中國社會復雜的階級狀況和社會狀況。“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支部建在連上”，“游擊戰、運動戰”等理論的提出和發展，充分體現了調查研究在找尋中國革命正確道路和解決革命遭遇難題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后，如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仍然是擺在毛澤東面前的一項嶄新課題。如何提升關于社會主義建設及其規律的認識？毛澤東再次提出要充分運用調查研究這一法寶，強調“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實實地去調查它，研究它”，[11]廣大領導干部要深入基層，真切掌握中國的現實狀況，進而探索出社會主義建設規律。

其二，推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是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根本主線。毛澤東為了回答和解決如何進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問題，研究提出了推進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根本主線，調查研究是推進主線邏輯演進的重要路徑。在探索回答和解決如何進行中國革命主題時，毛澤東提出了“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12]必須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二者具體的、歷史的統一，要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馬克思主義，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歷史任務。而了解中國的情況和特點，是實現“結合”的根本前提，“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13]之后，在探索回答和解決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時，毛澤東又提出了“第二次結合”的任務。此外，如何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毛澤東還提出了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的具體哲學方法。這三個基本方法都與調查研究密切相關。調查研究的實施目的、實施過程和價值意蘊，同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都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和統一性。

3. 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蘊含的理論品格

毛澤東進行的調查研究是順時代大勢、應革命所需、解時代難題的主動行為，是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在中國的實踐運用，是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的辯證統一，具有鮮明的歷史主動性、突出的革命實踐性、具體工作方法的科學性。

其一，鮮明的歷史主動性。毛澤東在調查研究中始終善于總結歷史經驗，保持清醒自覺的歷史主動，探究歷史發展規律，凸顯出歷史主動性的鮮明品格。在黨的幼年時期、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甚至是抗日戰爭階段，黨內一部分同志跌進了機會主義的泥坑。對此，毛澤東一針見血地分析到，這是因為這些同志既不總結過去經驗，又“對于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不了解，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沒有統一的理解而來的”，[14]從而使黨和革命遭受“左”傾機會主義等嚴重危害。這也從反面深刻論證了中國革命道路和方式的選擇必須基于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現狀，并對其加以科學的具體分析，在充分運用調查研究方法讀懂中國歷史和現實的前提下認識中國革命。正是通過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成功經驗或失敗教訓的詳盡的歷史考察，始終堅持以調查研究作為探明中國情況、推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重要路徑，毛澤東才找到中國革命的獨特規律，彰顯了清醒自覺的歷史主動精神。

其二，突出的革命實踐性。毛澤東的調查研究思想生成于中國具體的革命實踐中，并以革命性實踐改造中國這個客觀世界，彰顯革命實踐性特質。從調查研究的本質屬性來看，調查研究就是客觀的實踐活動，遵循著“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循環往復的規律。毛澤東運用基于實踐、開展調查得來的感性認識，對其進行系統分析、科學研究，逐漸形成和獲得符合中國實際特點的正確性、規律性認識，用以指導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實踐；在實踐中，主體已有的認識水平被不斷更新，進一步推動主體運用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去解決中國實際的特殊問題，促成實踐向前發展。在完成這些階段后，還根據調查研究進行經驗或教訓的總結與反思，對所提出的理論和制定的方針政策是否正確再進行實踐驗證。毛澤東始終將調查研究作為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相統一的重要橋梁，作為克服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糾正唯心傾向的重要路徑。

其三，具體工作方法的科學性。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是在立足中國國情、堅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場上，在科學總結實踐經驗的過程中，尤其是在同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錯誤傾向作斗爭的過程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而來的。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內蘊的具體工作方法，完全遵循了唯物論、辯證法、認識論和歷史觀相統一，體現出鮮明的科學性。在調查研究中，毛澤東始終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主觀臆造的原則出發，將“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作為決定政策的基礎；堅決反對“瞎子摸魚”等“狹隘經驗論”的錯誤主張，特別強調“對立統一，階級斗爭，是我們辦事的兩個出發點”；[15]堅決批駁那些只懂得理論而不懂得實際情況的傾向，主張理論與實際相統一、歷史與現實相統一、中國與世界相統一，從事物發展運動全過程去調查和分析問題，從認識路線、工作方法上糾正了黨內“教條主義”及各種錯誤思想，為塑造黨的思想路線、形成黨和紅軍的優良工作作風發揮了重大的指導作用。

三、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當代啟示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賡續發展了毛澤東的調查研究思想，將調查研究工作提到了新的理論和實踐高度，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沒有調查就沒有決策權”、[16]“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17]等系列重要論斷，號召在全黨再次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為解決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提供最優解決方案。

1. 堅持以問題導向引領調研方向

聚焦突出矛盾和問題深入調查研究，在對客觀實際情況的真相和全貌開展調查研究中，以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為重要目的，是毛澤東調查研究的突出經驗之一。毛澤東明確提出：“調查就是解決問題。”[18]問題是時代的聲音，每個時代都有自己面臨的重大問題。新時代新征程，我們面臨著如何更好確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的發展目標和路徑，如何推進各項改革協調配套、系統集成，如何深入認識和把握我國發展規律，如何落實新發展理念，如何堅持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如何更好地推進高質量發展，如何更好地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這些關系到我國發展全局的重大時代問題該如何回答和解決？習近平總書記對此明確指出，要深入進行調查研究，突出問題導向，并部署了各地區各部門各方面要從自身實際出發開展集中而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為黨中央決策提供依據，用以指導黨和人民實踐。2023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指出：“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增強問題意識，敢于正視問題、善于發現問題，以解決問題為根本目的”，[19]在總體內容中強調要“直奔問題去，實行問題大梳理、難題大排查”，并列出了調查研究要聚焦“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中的重大問題”、“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維護社會穩定中的重大問題”等12個方面重點問題。做好新時代調查研究，不能回避問題，必須把解決實際問題作為調查研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聚焦以上重大問題，摸清真情況、找準真問題，確定解決問題的最佳思路和辦法。

2. 堅持以群眾路線深入開展調研

堅持群眾路線，以眼睛向下、甘當小學生的態度進行調查研究，是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寶貴經驗。毛澤東明確提出，在調查研究過程中“要堅決走群眾路線，一切問題都要和群眾商量……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20]他回憶以往調查研究的經歷時特別指出，當時找的農民、秀才等被調研人員都“是我的可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和采取同志態度的”。[21]正是這種調研態度和走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才使被調研人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能夠實現既定的調研目的。群眾路線體現了黨的性質宗旨，是新時代開展調查研究依然要堅持的根本立場與方法。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開展調查研究就是走群眾路線”，[22]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要滿懷熱情，在廣泛聽取意見中，讓群眾客觀真實地給調研者“畫畫像”，以便找準改進提高的參照系。新時代開展調查研究，必須堅持走群眾路線，拜人民為師，向人民學習，沉下身子、放下架子，問計于民、問需于民，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不能搞“蜻蜓點水”式調研、指示多的“欽差”式調研，必須真正深入實際、深入基層，研究群眾最急難愁盼的關鍵問題、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針對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劃出“紅線”，標明“雷區”，架起“高壓線”，把群眾的問題、意見集中反映上來，把群眾創造的科學經驗總結出來，從而制定出符合客觀實際的科學決策，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

3. 堅持以系統思維統籌調研謀劃

在調查研究中，毛澤東主張從系統要素發展的動態過程和系統的諸要素出發進行調查研究。要系統了解事物運動發展的全過程，“開始怎樣，后來怎樣，現在怎樣”，[23]即強調從動態的系統中探尋事物的發展規律。毛澤東以系統觀念推進調查研究的方法，在新時代依然具有重要的價值。新時代，深刻的社會變革持續推進，各種利益關系及其調整聯系緊密，這就要求我們進行調查研究必須堅持系統觀念。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定措施、作決策、抓工作，一定要吃透情況，從事物的普遍聯系特別是復雜的因果關系中把握問題的實質，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24]“摸情況也不能盲人摸象，東北是一個情況，東部是一個情況，中部是一個情況，西部是一個情況，老少邊窮還是一個情況。這些情況都摸到了，然后才能綜合成一個總體情況”，[25]進而提出針對矛盾和問題的系統性、綜合性對策來推動工作。新時代進行調查研究，要堅持運用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方法、透過現象看本質的方法，用普遍聯系的、系統的觀點摸清宏觀經濟形勢、各地經濟發展情況，以戰略思維、辯證思維、系統思維進行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整體性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

4. 堅持以攻堅克難確保調研實效

毛澤東始終堅持以攻堅克難、頑強斗爭精神推進調查研究工作，確保調研不流于走過場，取得切實成效。毛澤東將工作視為斗爭，提倡黨員干部要深入艱苦地區攻堅克難。他嚴肅地指出：“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爭……我們是為著解決困難去工作、去斗爭的。”[26]1961年3月，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討論毛澤東主持起草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時對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方法進行了總結，在談及毛澤東始終堅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進行調查研究時講到：“下去調查，要敢于正視困難，解決困難。一個困難問題解決了，新的困難問題又來了。共產黨人就是為不斷克服困難，繼續前進而存在的。畏難茍安，不是共產黨人的品質。”[27]正是始終以頑強斗爭精神推進實際工作，我們黨才能夠把調研成果轉化為推進工作、戰勝困難的實際成效。新時代新征程，我們黨面臨著風險挑戰激增、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境遇，要解決大量從未出現過的難題，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考驗，需要繼續發揚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敢于迎難而上、不懈斗爭的精神，以調查研究找到破解難題、化解風險的方法。《方案》明確把“必須堅持攻堅克難，發揚斗爭精神”[28]作為新時代開展調研工作的重要方法論之一。習近平總書記也一再強調，要發揚斗爭精神，敢于動真碰硬，要防止“提出的對策建議大而化之、空洞抽象、不解決實際問題”[29]的現象，強化問題整改，注重調研成果轉化運用。新時代調查研究就是要迎著困難逆流而上，以勇往直前的意志品質直面現階段影響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一切突出問題，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積極擔當作為，以深化調查研究推動解決發展難題，“把調查研究成果轉化為推進工作、戰勝困難的實際成效”。[30]

毛澤東留下的豐厚調查研究思想遺產，對新時代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仍具有很強的指導性。新時代調查研究，要緊密結合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任務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問題，統籌把握好國內與國際、當前與長遠、全局和局部、特殊和一般等重大關系，永葆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頑強拼搏、踔厲奮發、攻堅克難，推動調研取得實效。總之，調查研究沒有完成時，“一萬年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31]我們要不斷推進調查研究的常態化、制度化，始終把調查研究作為認識新事物、獲得新知識、破解新難題、實現新發展的重要路徑，并將其內化為主體的實踐自覺。

參考文獻：

[1]習近平關于“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9：219-220.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8.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

[4]毛澤東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8.

[5][11][20][31]毛澤東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62，303，272，262.

[6]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474.

[7][8][9][10][13][15][18][21]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6，9，1，7，15，23，3，16.

[12][14]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611.

[16][17][22][24][25]習近平關于調查研究論述摘編[M].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4，115，54，113，113.

[19][28][30]中辦印發《關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N].人民日報，2023-03-20.

[2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