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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鵬穎：論毛澤東對“第二個結合”的理論貢獻

點擊：2241 作者：田鵬穎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4-05-30 08:36:46

【摘要】“第二個結合”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一個嶄新的理論命題，但作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根本途徑之一，則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開啟了。毛澤東同志第一個提出“第一個結合”，實現了“一次思想解放”，為“第二個結合”這個“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命題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前提；提出“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更進一步地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開創了“第二個結合”的歷史先河；提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創造”，使馬克思主義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從而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偉大奠基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以勇于開拓的非凡魄力，把握歷史主動，明確提出并始終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的具體問題，帶領人民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在同各種錯誤傾向作斗爭并深刻總結中國革命經驗的過程中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實踐中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對于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毛澤東用馬克思主義之“矢”射中國具體實際之“的”的偉大實踐，為我們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提供了光輝典范，為新時代提出“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開辟了思想空間，奠定了認識論前提。深入理解毛澤東對“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的理論貢獻，對于我們更好把握開創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新局面的成功之道，在堅持“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事業不斷推向前進，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毛澤東第一個提出“第一個結合”，實現了“一次思想解放”，為“第二個結合”

這個“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命題的提出奠定了認識論前提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的科學理論，其呈現在人們面前的圖景基于現實又超越現實，是普遍性、世界性的理論，而各國的具體實踐具有多樣性、可能性、開放性。因而，馬克思主義理論必須與世界各個民族、國家的“具體的環境”相結合。

近代中國在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式微，在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浪潮中衰落。山河破碎、積貧積弱，列強在中國橫行霸道，中國人民處于被剝削、被壓迫、被宰割的悲慘境地，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一些政治力量紛紛探索救亡圖存之路，“你方唱罷我登場”，洋務運動、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相繼爆發，但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愈來愈壞。在社會的巨大變革中，西方的思想相繼傳入中國，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實證主義、馬克思主義……各種思想相互激蕩，直到先進知識分子看到俄國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才逐漸認識到這一理論的實踐偉力，最終作出了以馬克思主義救中國的歷史性選擇。

在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最初的認識并不成熟，出現了“本本主義”的錯誤思想傾向，曾因照抄照搬、照本宣科、脫離實際而“吃了大虧”。黨內有一些同志尚未掌握“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指南”這一真理，奉行教條主義，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的有關論述來指導中國革命；還有一些同志長期秉持經驗主義，或拘泥于自身的片面經驗，看不見革命的全局，或削足適履，照抄照搬俄國革命戰爭的經驗，不了解理論對革命實踐的重要性，更不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這兩種極端、片面的錯誤思想，沒有也不可能把握住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之間的辯證關系，一度使中國革命遭受極大的損失。

毛澤東及時總結革命戰爭的經驗和教訓，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何以必要”的認識。他批駁那些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還不徹底，只會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來迷惑大眾的人，批駁那些將“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分離起來”的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批駁那些熱衷于從書本中找答案并死記硬背馬克思個別詞句的人。毛澤東尖銳地指出，“教條主義、經驗主義是不可能有預見的。而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沒有領導就沒有勝利”。無論是教條主義、本本主義，還是經驗主義，都與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相背離，都不是引領中國革命和建設走向勝利的良方。

在正確理解和把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踐的關系中，毛澤東形成了推進“第一個結合”何以必要的認識。毛澤東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之所以能夠作出他們的理論，除了他們的天才條件之外，主要地是他們親自參加了當時的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的實踐”，從而深諳了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形成了科學的理論。這表明了毛澤東認識到實踐之于理論生成的基礎性作用，正所謂“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在此基礎上，毛澤東又指出：“馬克思不能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就預先具體地認識帝國主義時代的某些特異的規律，因為帝國主義這個資本主義最后階段還未到來，還無這種實踐。”這意味著毛澤東認識到馬克思主義不是預見性地對未來作了一切規定性，而是提供了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正確立場和科學方法，即世界觀和方法論。因此，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具體理論決不是照抄照搬經典作家的原話，而是要在實踐的基礎上加以創造、創新和發展，才能更好切入實踐、指導實踐。毛澤東在闡明“結合”的學理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在《實踐論》《矛盾論》中，毛澤東關于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系的認識不斷升華，進一步闡明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哲理依據，指出“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確立了實踐—認識—實踐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是經得住實踐檢驗的真理，并可以能動地指導中國革命實踐。但毛澤東進一步根據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原理，主張“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不應當千篇一律地使用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毛澤東充分地認識到，中國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性質，與俄國革命之間存在差異，提出既要尊重蘇聯的戰爭經驗，又要尊重具有許多特殊性的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只有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具體的特殊的革命實踐相結合，才能真正實現以馬克思主義之“矢”射中國革命之“的”。可以說，毛澤東從道理、學理、哲理上充分論證了第一個結合“何以必然”“何以必要”的重大命題，開拓并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第一個結合”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是毛澤東基于中國革命具體實踐，深耕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而作出的偉大歷史性創見，對理論和實踐的展開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一方面，“第一個結合”使人們以辯證唯物主義的思維方法來對待馬克思主義，使之從裁剪一切的教條中解放出來，在中國大地上落地生花。另一方面，“第一個結合”引領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土地革命”等既堅持馬克思主義真理又符合中國革命戰爭、中國階級結構特點等客觀實際的道路、方針、戰略，為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提供了根本遵循。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為回答好“生產力落后的傳統農業大國何以走向現代化的工業國”的時代課題，再一次推進“第一個結合”，要求“必須從中國國情出發”“在結合上下功夫”，提出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質言之，“結合”具有歷史必然性和理論必要性，毛澤東關于“第一個結合”的偉大創見奠定了“結合”的歷史傳統和思想根基，為形成“第二個結合”、推進“又一次思想解放”打開了思想空間，創造了認識論意義上的可能性。

毛澤東同志深入理論、結合實踐、汲取教訓，既堅定地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又沖破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思想藩籬，在與主觀主義的斗爭中，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何以必要”“何以可能”的寶貴認識。提出并推進“第一個結合”，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將人們從教條主義的泥潭中解放出來，為新時代我們黨提出并推進“第二個結合”實現“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奠定了歷史傳統和思想基礎。

二、毛澤東提出“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更進一步地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開創了“第二個結合”的歷史先河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便將馬克思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并在這一旗幟下，展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在不同思想的交織碰撞下，毛澤東以革命家的非凡魄力，第一個提出馬克思主義要采取中華民族形式表達，用馬克思主義激活中華歷史傳統的典籍。正是基于這樣一種深刻的認識和理解，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看似各成一體的思想文化理論融通起來，并創造性地提出和改造了“實事求是”，從而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上開創了“第二個結合”的歷史先河。

長期以來，人們從“第一個結合”意義上來理解“實事求是”，在談及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的哲學基本原理時，順勢提出“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方法論，在談及反對主觀主義時，往往提出以“實事求是”為思想原則與之進行斗爭，導致人們往往只注重毛澤東關于“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詮釋和對“第一個結合”價值旨趣的一般理解，而忽視了“實事求是”之于推進“第二個結合”的特殊理論貢獻。毛澤東提出“實事求是”的態度，強調的是樹立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學風，是為了避免“頭重腳輕根底淺”“嘴尖皮厚腹中空”的理論嚴重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仿佛“實事求是”只對深化“第一個結合”具有重要貢獻，而對“第二個結合”似乎無足輕重。實際上，“實事求是”恰恰是毛澤東開啟推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即“第二個結合”的重要標志。正是“實事求是”把“兩個結合”統一起來，并為“第一個結合”成為現實創造了認識論條件，從而彰顯了毛澤東對“第二個結合”的偉大歷史性貢獻。

毛澤東深刻地懂得中國歷史文化，具備推進“第二個結合”的思想積淀和理論能力。“實事求是”最早可見于東漢班固筆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倡導一種做學問的嚴謹學風，而后作為一種治學態度流傳于世，沉淀為中華民族心理深處的追求，塑造了不同于古代西方形而上的哲學特性。毛澤東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知行合一”“經世致用”“躬行實踐”的處世之智的影響，擁有“實事求是”這一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始終注重調查研究，在把握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中研究事物內部聯系和本質規律。早在1927年，為了回應黨內外存在的關于農民斗爭的種種質疑，毛澤東回到湖南，進行了長達32天的農村考察，掌握了廣泛的事實材料，寫下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認識到中國農民之于中國革命的重要性，為深化“農村包圍城市”“開展農民運動”等認識提供了科學理據。這意味著毛澤東在提出“實事求是”之前，便在中華文化的影響下踐行著“實事求是”的理念，為以馬克思主義激活“實事求是”的科學品質、為“實事求是”從中國古代哲學蛻變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敘事方式奠定了思想基礎。

毛澤東準確掌握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為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積極以中華民族形式表達馬克思主義哲學，增強理論的生命力和影響力。毛澤東深刻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理論所具有的突出的實踐性。然而，曾幾何時，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的主觀主義、生吞活剝馬克思主義個別詞句的教條主義，卻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掌握著中國的命運。在這一時空場域下，毛澤東用中國民族形式表達馬克思主義，用中國人民熟知的古語典故來詮釋馬克思主義真理，使之穿上民族形式的服裝，與中華民族積淀的價值觀相融通。“實事求是”就是在毛澤東的主張和推動下實現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亦即將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既賦予“實事求是”以現代表達，超越了中國古代的哲學立場，又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則注入其中，既是具有中華民族特性的話語表達，又是符合科學理論、滿足實踐需要的思想方法，從而為解決理論與實踐、主觀與客觀二元對立的問題提供了正確的思想路線。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毛澤東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滋養，具有“知行合一”“躬行實踐”的態度，在思想深處找到了與“實踐的唯物主義”相通之處，也在自身實踐中確證著“實事求是”的真理性。中國革命實踐的境遇使毛澤東認識到堅持“實事求是”的必要性和提出“實事求是”的緊迫性。毛澤東沖破主觀主義的迷思，將這一中國古代的治學態度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相結合，進而轉化為引導中國革命、建設偉大實踐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將“實事求是”確立為中國共產黨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處理問題所遵循的思想路線，既推進了“第一個結合”，又為以“第二個結合”在歷史事實上造就新的文化生命體作出了歷史性貢獻。這表明，毛澤東的“實事求是”思想既沒有脫離“第一個結合”的現實需要，又沒有離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沃土，更沒有偏離馬克思主義真理，而是以“實事求是”筑牢了“第一個結合”的實踐根基，又開創了“第二個結合”的歷史先河。

三、毛澤東提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創造”，使馬克思主義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如果說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上“一次思想解放”，其主題是解決“究竟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我們究竟應當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其結論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必須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那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則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上“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其主題是“究竟什么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我們究竟應當怎樣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其結論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必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上，“兩個結合”互為前提，沒有“第一個結合”，我們還將束縛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理解中，而難以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沒有“第二個結合”，我們就不僅還可能被束縛于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可對話、不能通約、不會融通的迷霧之中，而不能解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文化認同、落地生根問題，從而難以為“第一個結合”提供認識論前提，并從根本上阻塞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道路。

中國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中華文明形成了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等突出特性。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決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決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定了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決定了中國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而不搞文化霸權，決定了中國不會把自己的價值觀念與政治體制強加于人，決定了中國堅持合作、不搞對抗，決不搞黨同伐異的“小圈子”。這種文明特質和優勢，使中華民族具有獨特的自我發展能力、回應挑戰能力、開創新局能力，從而向世界展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旺盛生命力、歷史穿透力、精神感染力，充分彰顯了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

毛澤東具有深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基，具有推進“第二個結合”的主觀條件和重要能力。在具體的歷史的實踐中，毛澤東對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如何使馬克思主義“穿上民族的衣裳”有著深刻的體悟和思考，在理論和實踐上成為推動“第二個結合”的光輝典范。在探索中國革命之正確道路時，毛澤東曾多次以中華傳統思想、理念、典故來表達、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毛澤東經常引孫子論軍事中的“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唐朝魏征所言“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的道理，注重深入事物的內里而精細地研究事物的全貌，要求我們黨通觀全局、顧全大局，克服主觀的、片面的毛病，堅持辯證的、聯系的觀點。毛澤東曾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詮釋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論、認識論，使科學理論更加鮮活、接地氣，又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真理與古時的“知行合一”的道德修養、“實事求是”的治學風格貫通起來，提出并最終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而《矛盾論》則蘊含著毛澤東推動“第二個結合”的學理基礎。毛澤東在談及矛盾諸方面相互轉化時，就以古時“相反相成、相滅相生”來刻畫。毛澤東雖未明確提出“第二個結合”，但他自身的理論思考和實踐開展即是推進“第二個結合”。他對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思想、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掌握得透徹扎實，善于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來闡釋、表達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使二者融會貫通，為中國共產黨認識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在契合性奠定了思想基礎，將高深理論化為“接地氣”的大白話，也使得中國人民更為主動地接受、堅守馬克思主義，積極以馬克思主義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

毛澤東諸多論述和重要指示為推進“第二個結合”貢獻了巨大的智慧力量。在過去革命戰爭期間，毛澤東將“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和“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作為我們黨學習的兩大任務。兩大學習任務的確立，意味著在毛澤東思想視閾下，二者之于中國革命的意義同等重要。這在近代中國的思想史上，是一次了不起的歷史性飛躍，破除了謀求當代中國之發展就要徹底否定歷史傳統的迷思，為“第二個結合”創造了思想理論的可能性。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進一步推動了“第二個結合”，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同時還強調“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鮮明地表達了傳承歷史遺產的必要性和使馬克思主義穿上民族服飾的必然性，并進而提出“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這既表明了以“第一個結合”沖破教條主義的泥潭，又蘊含著推進“第二個結合”的偉大志向，以馬克思主義真理剔除封建性糟粕，激活歷史傳統文化的生命力，同時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土壤、為表達，使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人民喜聞樂見的科學理論和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毛澤東在實踐中不斷形成、深化對“第二個結合”的認識，并出色地加以運用，讓馬克思主義具有了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中國共產黨歷史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既是因為理論滿足中國革命的需要，又因為代代相傳的思維傳統影響著我們的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并落地、生根、開花、結果，這與中國革命需要和中國歷史傳統都是不可分的。如果說中國共產黨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的繼承者，那么毛澤東就是領導黨承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進“結合”的開拓者、先驅者、奠基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

結語

我們說毛澤東為“第二個結合”作出了歷史性貢獻，甚至開了“第二個結合”的歷史先河，并不是說毛澤東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已經對“第二個結合”具有了鮮明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并提出了這個重大哲學命題，而是說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邏輯上，毛澤東已經事實上開啟并推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種結合既注重內容，又注重形式，但更注重形式。雖然如此，毛澤東對“第二個結合”的歷史性貢獻，至少在理論上論證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可以“被結合”，可以被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結合。

習近平總書記基于中國共產黨人的長期探索、實踐和積累，不斷深化對“第二個結合”的認識，提出并充分論證了“第二個結合”這一新命題、新范疇。與毛澤東事實上開啟和推進“第二個結合”不同，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了“第二個結合”的哲學命題，本質上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們黨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的自覺性達到了新高度。“第二個結合”啟示我們，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偉大進程中，我們決不能拋棄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決不能拋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堅守好這個“魂”和“根”，是理論創新的基礎和前提。理論創新必須講新話，但不能丟了老祖宗，數典忘祖就等于割斷了魂脈和根脈，最終會犯失去魂脈和根脈的顛覆性錯誤。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這個立黨立國、興黨興國之本不動搖，堅持植根本國、本民族歷史文化沃土發展馬克思主義不停步，堅定歷史自信、文化自信，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中華5000多年文明寶庫進行全面挖掘，用馬克思主義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優秀因子并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將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和豐富智慧更深層次地注入馬克思主義，有效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聚變為新的理論優勢，不斷攀登新的思想高峰。拓寬理論視野，以海納百川的開放胸襟學習和借鑒人類社會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在“人類知識的總和”中汲取優秀思想文化資源來創新和發展黨的理論，形成兼容并蓄、博采眾長的理論大格局大氣象。

總之，“第二個結合”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上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我們對毛澤東的最好紀念，就是繼續推進“兩個結合”，把他開創的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新征程上，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作者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東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原刊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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