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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陜革命根據地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25軍及74師創立的一塊重要革命根據地。她的創立與發展,為黨中央把革命大本營建立在西北發揮了特殊作用。
紅二十五軍長征入陜
紅25軍是鄂豫皖蘇區的一支主力部隊。由于國民黨反動派幾次“圍剿”,加上黨內“左”傾錯誤的危害,根據地日益縮小,紅軍不斷減員,不得不于1934年11月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的名義轉移,去找尋新根據地。
人陜前夕,第二先遣隊發布《布告》:“紅軍此來,是要幫助陜西窮人……武裝起來,推翻豪紳地主的統治,建立陜西的蘇維埃政府”。
1934年12月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領紅25軍從河南盧氏縣境人陜,第二天即在今丹鳳縣庾家河街召開省委會議,提出“立即建立鄂豫陜省委,為創造鄂豫陜蘇區而斗爭”的戰斗口號,決定改鄂豫皖省委為鄂豫陜省委。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鄂豫陜省委率紅25軍,西征占領鎮安、柞水,連克寧陜、佛坪縣城;回師攻占洛南、圍攻山陽縣城,摧毀地方反動政權,打擊作惡多端的反動分子。由于這是有計劃、有準備、有步驟的戰略轉移,省委和紅軍成建制“空降”陜南,目標明確——創建新蘇區,注重政策——克服“左”的錯誤,步調一致——上下一齊行動,按照老蘇區的成功經驗,在東西區成立鄂陜、豫陜特委,開展地方工作。負責一方的領導人都是軍級干部,富有群眾工作經驗。他們抓緊時機建黨,組建游擊師(大隊),成立蘇維埃,打土豪、分田地。在省委的堅強領導下,經4個月緊張而有序的戰斗和工作,建立了以商洛為中心區域的鄂豫陜革命根據地。新根據地的建立,使紅軍有了依托,得以休養生息,發展壯大。紅25軍人陜創建根據地時2500多人,新蘇區的人民參軍參戰,1935年8月離開根據地西征北上時增到4000多人,成為長征中唯一人數增加的紅軍。
紅25軍轉移后,與中央失去聯系,一切行動決策都得獨立自主決定。1935年7月中旬,獲悉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師,有北上動向,鄂豫陜省委果斷決定:率領“25軍到陜甘蘇區會合紅26軍”“迎接中央紅軍”。7月30日,紅25軍主力和鄂陜第4路游擊師、華陽游擊隊離開鄂豫陜蘇區繼續長征,9月16日在延川縣永坪鎮與紅26軍、紅27軍勝利會師,結束長征。三軍改編為紅15軍團,軍團長徐海東、政委程子華、副軍團長兼參謀長劉志丹。
這一行動,成了歷史進程的關鍵。毛澤東到陜北前后的談話,證明鄂豫陜省委這一決策完全符合黨中央北上的意圖,加速了中央紅軍北上方針的演變。原來中央紅軍準備“到接近蘇聯的地方去”。毛澤東1935年9月22日在甘肅岷縣哈達鋪團以上干部會上,講話中說感謝當地的報紙,提供了陜北的訊息:“那里不但有劉志丹的紅軍,還有徐海東的紅軍,還有根據地。”2002年新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修正本確認:在哈達鋪“毛澤東提出到陜北去”。9月27日在通渭縣榜羅鎮中央“正式決定前往陜北,保衛和擴大根據地。”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陜甘根據地吳起鎮,11月初與紅15軍團會師,從此落腳陜北,一住就是13年,延安成為革命圣地。毛澤東到陜北了解了紅25軍從陜南繼續長征的目的后,1937年1月13日中央機關由保安移駐延安,2月9日在延安對從國民黨統治區第一個來陜北蘇區采訪的記者范長江(建國后任新華社社長)說:“徐海東之由陜南經隴東入陜北,乃偶然作成中央紅軍之向導”。因中央紅軍長征前先命蕭克的紅六軍團西進去探路,故毛澤東說的“偶然”指“并非如蕭克之有預定計劃。”這一公開談話,首肯鄂豫陜省委高瞻遠矚的功績。
1996年,江澤民同志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60周年大會上,明確指出:“創建陜甘和陜北革命根據地的西北地區紅軍,同先期到達陜北的紅25軍一起,打破了敵人的重兵‘圍剿’,為黨中央把革命的大本營安置在西北創造了條件。”對紅25軍10個月的長征,徐向前元帥作了精辟的評價:“它獨立創建了鄂豫陜革命根據地,使自己得以休養生息。它西征北上的戰略行動,成為主力紅軍北上的先導,為把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建在西北建立了特殊的功勛”。
北邊行動南邊配合
紅軍戰略大轉移途中創建的鄂豫陜蘇區,堅持2年4個月。紅25軍主力從進入商洛到離開8個月,創建了一塊新蘇區;省委率紅25軍主力西征北上后,中共鄂豫陜特委和紅74師在更加嚴峻和困難的條件下堅持斗爭1年8個月,使革命紅旗繼續飄揚。
鄂豫皖蘇區,是大革命失敗后第一批建立的根據地,走出來的干部有7年建設根據地的全套經驗。省委決定在組織紅軍主力反對敵人“圍剿”的同時,派出一部分紅軍和干部到農村去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進行根據地的建設工作。1934年12月底,派223團政治處主任陳先瑞率領1連紅軍戰士到鎮安、鄖西等地開展群眾工作。1935年1月,又派225團3營副營長方升普率領1連人到商南、洛南一帶加強東部工作。這些部隊到地方后,一方面打擊反動民團,鎮壓土豪惡霸,沒收和分配地主的財物:另一方面在深入發動群眾的基礎上建立抗捐軍、游擊隊和紅色政權,把廣大人民群眾組織起來。只幾個月時間,地方武裝力量成建制的,在豫陜邊,有陜南抗捐第1軍,豫陜游擊師所屬4個游擊大隊;在鄂陜邊,有鄂陜游擊司令部所屬6路游擊師。分散的,有華陽、茅坪等游擊隊,以及縣、區、鄉蘇維埃政權所屬游擊隊、赤衛隊等。地方武裝星羅棋布,興盛時期達到4500多人,多于紅軍的人數。第9路游擊師,同陜軍警1旅一部在高山寨、天坑梁等地激戰,敵旅長在給西安綏靖公署的電報中,說游擊師的戰士“裸體挺槍,幾次滿山吼號直撲而來”“負固據守”,不得不令團長“增兵1營,步炮1連,前往指揮督剿”。程子華軍長說:“沒有武裝斗爭的勝利,就不可能建立和鞏固根據地。鄂豫陜蘇區就是紅軍和紅軍發展的游擊師、抗捐軍用槍桿子打出來的”。
與此同時,省委先后派常委鄭位三和戴季英、原紅28軍軍長郭述申下地方,建立了中共商洛、鄂陜、豫陜特委。在他們的領導下,建立了鄂陜邊區蘇維埃政府,及其縣、區、鄉相應的黨、政、軍、群組織,打土豪分田地,落地生根。省委率領紅25軍離開陜南后,中共鄂陜、豫陜兩特委1935年9月9日會合于商南縣梁家墳,主動合并成立中共鄂豫陜特委,鄭位三任書記。10月6日在商南縣碾子坪,將原兩特委領導的游擊部隊改編為紅軍第74師(又稱陜南紅軍),陳先瑞任師長、李隆貴任政委、方升普任副師長兼參謀長。鄂豫陜特委率領紅74師根據斗爭形勢,采取集中——分散——集中的戰略,在鄂豫陜邊的廣大地區打了5個來回,足涉丹江、漢江之水,攀登華山、太白山巔,打破敵人的3次“圍剿”,鞏固和發展了根據地。
中央紅軍到陜北,歷史處在轉變關頭,中央重視發揮鄂豫陜蘇區的作用。1936年1月12日,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電示中共陜甘晉省委和紅15軍團,由徐海東、程子華選10名陜南同志,交省委分批派陜南,均帶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決議。1983年武漢軍區原紅74師老同志座談會證明,3月特委收到商洛籍戰士程福才從陜北送來瓦窯堡會議文件和“八一宣言”,從此有了方向,一切圍繞陜北行動。
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安置在西北,長征中的三大主力紅軍要會師。1936年9月,任弼時、賀龍率領的紅二方面軍長征出草地北上,毛澤東、周恩來23日電告“陜南尚存在3個游擊區”,指出鄖西、鎮安、旬陽、山陽、柞水“為基本游擊區”,供參考選擇路線。由于有鄂豫陜根據地存在,紅二方面軍到根據地西邊緣鳳縣、略陽后,國民黨在陜南東部的軍隊大部西調。中共鄂豫陜特委將紅74師所有的3個團集中起來對敵。派特委委員、手槍團政委帶所部尾擊西調的國民黨軍,令其回顧;師部率主力轉戰于鎮安、柞水、商南、洛南等地,遲滯國民黨軍,促成紅二方面軍奪路北上與中央紅軍會師。
中央紅軍先渡黃河東征后又回師西征,挺進寧夏、甘肅,解放鹽池、固原,擴大陜甘根據地,接應紅二、四方面軍,使1936年10月在甘肅隆德勝利會師。在4支長征紅軍集結中,鄂豫陜根據地軍民以靈活機動的優勢主動配合。華山“奇險天下第一山”,擁華山而制關中。1936年11月,中共鄂豫陜特委率74師在華山腳下轉了3個大圈,派手槍團1個分隊,步兵團1個排,共計50多名戰士登上華山,張貼標語,虛張聲勢,攪得國民黨軍四處告急。過后,毛澤東同鄭位三、陳先瑞談到大鬧華山時,贊揚說:“主力紅軍在西邊行動,你們在東邊鬧華山,配合得好啊!你們保存了2000多人的力量,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勝利”。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中央軍委派二局政委李濤,帶人和電臺到藍田壩龍廟來傳達指示。成立鄂豫陜邊區軍政委員會,主席鄭位三、副主席李濤,紅74師整編為抗日南路軍(內部仍稱紅74師),軍長陳先瑞,直接受中央領導。抗日南路軍駐防靈寶,阻止國民黨兵進潼關。不久,抗日南路軍與紅15軍團會師商州,協同東北軍和西北軍制止國民黨親日派何應欽進攻西安,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發揮了重要作用。
西安事變雖已達成協議,但國共兩黨的談判還在繼續進行。為了防止內戰再起,中共中央在命紅15軍團撤離商州的同時,令抗日南路軍繼續留在陜南策應陜北蘇區。抗日南路軍的去留問題,牽動國共兩黨最高領導。蔣介石向在南京的中共代表潘漢年提出“要求陳先瑞開渭北”。毛澤東1937年2月上旬3次打電報給在南京和國民黨談判的代表周恩來,4日告:“陳先瑞部宜暫在陜南,即使要北開,亦待將來再開為好。”7日再告:“漢年來電蔣要求陳先瑞開渭北,己電復。該部是陜南土著部隊,不愿意開渭北,無法勉強。且顧(祝同)已許留陜南。你向顧與蔣談以此種情況告之,堅持該部在陜南。”8日重申:“陳先瑞陜南土著,不愿此來,無法勉強。”毛澤東設想如敵還要開戰,在渭北的紅軍主力第一步出商洛,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漢路,可以取勝千里。毛澤東的雄才大略,由此可見一斑。
毛澤東與徐海東
南方紅軍到陜北已是冬天。這年冬天雪來得早,戰士大部分還穿著單衣,冷得受不了了。據《軍事史林》1999年第1期記載,毛澤東很著急,忽然想起:紅25軍來陜北之前,已經在鄂豫陜開辟了根據地,活動了幾個月,或許多少會有點積蓄。寫了一張條子:“海東同志,你好!因部隊過冬吃穿出現困難,特向你借款2500元。毛澤東”。毛澤東告訴中央紅軍后勤部長楊至成:“紅25軍在鄂豫陜邊經營了幾個月,大概他們多少還能有點家底。我相信,只要有可能,海東同志一定會幫這個忙!”楊至成冒雪飛騎求助。徐海東看到條子,第二天,5000塊銀元送到中央紅軍駐地,總后勤部部長葉季壯十分感動:這真是雪里送炭!當時供給部財務科長傅家選在《心意》一文中證實:我把錢包好交送的人,翌日到軍團部,“徐海東拿起桌上的一封信遞給我,激動地說:‘老傅,毛主席回信啦,還表揚我們哩!’”我接信一看,是毛澤東、彭德懷寫給徐海東、程子華、劉志丹的,開頭說“你們辛苦啦!感謝你們的幫助和支援。……”看完信,軍團長說:“沒有專門收條,這就是收條,你要好好保存。”第4天,彭德懷看望徐海東:“多謝你這位財神爺。”若干年后,毛澤東還在一次干部大會上深情地說:“在陜北最困難的時候,還多虧了海東同志借給我的5000元錢!那幾千元錢,可是為革命幫了大忙!”
毛澤東到陜北前對徐海東只知其名,未見其人。1935年11月7日,中央機關到達陜甘根據地的中心今子長縣瓦窯堡后,毛澤東即到甘泉縣道佐鋪紅15軍團司令部會見徐海東、程子華。徐海東聞訊快馬加鞭從130里前線趕回。對會見的情景,他后來在《星火燎原·會師陜北》中寫道:“剛洗了一把臉,毛主席就來了。一塊兒來共4個人(另3人中有彭德懷——筆者注),都穿著樸素的灰棉衣。哪一位是毛主席?不認識。子華同志是中央來的,他介紹后,毛主席向我伸出手來,親切地說:‘是海東同志吧。你們辛苦了’。”據在場的紅15軍團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回憶:徐海東匯報了紅25軍長征和到陜北的情況,毛主席肯定了紅25軍的作戰部署、計劃、方針都是對的。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徐海東將軍傳》稱:“毛澤東、彭德懷同志不但贊揚了紅25軍在陜南的行動,……而且還贊揚了他們在勞山、榆林橋戰役打得好。”程子華忘不了毛主席的親切勉勵:“毛主席在接見徐海東和我時,表彰了紅25軍長征的功績,說為革命立了大功”。
為長征的勝利,兩人結下不解之緣。建國后,徐海東被授予大將軍銜,是開國10大將之一。徐大將一生九次負傷,養病時毛主席電慰“靜心養病,天塌不管”,信勉“安心靜養,以求痊愈擴”。“文化大革命”中,1969年3月30日黨的“九大”開幕,林彪一伙反黨集團正在迫害徐大將時,毛主席親自提名徐大將為“九大”代表和主席團成員,全體代表一致通過。據與會的伍修權回憶:“當徐海東同志坐著輪椅到達會場時,周總理含淚走過來,親自給他安排座位,親手搬來茶幾、痰盂放在他面前。正在主持開會的毛主席特地轉過身向他招手致意。徐海東同志感動得熱淚盈眶”。
(作者:李文實【紅二十五軍】懷念社科專家李文實;來源:原載《地方革命史研究》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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