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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鋒:巨擘“教員” ——緬懷偉大領袖毛澤東
點擊:  作者:王金鋒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24-09-13 12:55:12

 

 

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他不僅是偉大的領袖,而且是一位偉大的“教員”。

 

當一位教師,是毛澤東青年時人生愿望和職業夢想,晚年,他仍喜歡與人談論自己當年那段教書歲月。教師是毛澤東一生向往的神圣職業。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教育和培育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成為我們的精神支柱和行為指南。

 

《韶山紀》云,“九天韶樂,時來迭奏羅音:三邑叟童,日每瞻圣境。果然特地乾坤,信道嶄新日月。”18931226日在韶山沖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誕生的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他為中國的獨立,富強和文明貢獻了全部智慧和畢生精力。他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創始人之一,而且在關鍵時刻挽救了黨和軍隊,改變了中國近代史發展方向,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命運,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基礎,提供了保障。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又適時創造性使用和平的方法實現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建設了社會最基本經濟制度。將“一窮二白”的中國,僅僅用28年時間就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工業體和國民經濟體系。從一個洋釘、洋火、洋車、洋油———什么都帶“洋”的時代,進入到一個擁有“兩彈一星”,欣欣向榮社會主義國家,成為世界第六工業大國,第三軍事大國和十八科技強國。毛澤東是舉世公認的思想家、哲學家、書法家和詩人,眾“家”交相輝映,使“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宋宋祖,稍遜風騷”的歷史巨人和“龍的傳人”。他逝世后,其思想、哲學、軍事、文史、教育、詩詞、書法等,成為國內外有關專家學者熱衷的研究對象,掀起了一股方興未艾的研究熱潮,并由此應運而生了一門新興學科——“毛澤東學”。

 

作為一位舉世敬仰的偉人,毛澤東一直對教師職業情有獨鐘。透過一切隱蔽、塵封的歷史卷宗和公開口述的歷史文獻,發現他一生對“教師”有孜孜以求的志向和愿望。年輕時,他給自己定位“是學教育的人”,認為自己“最適合教書”,樂于“當教書先生”。到了晚年,毛澤東仍然十分懷念當年那段教書歲月。1936716日,他在陜北中央紅軍所在地保安(今志丹縣),接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講述自己報報考師范的經歷說:“同時,我也在認真的考慮自己的‘前途’,我差不多已經做出結論,我最適合于教書”19701218日,在北京中南海同斯諾再次相聚時,談到了他對林彪別有用心地借“文化大革命”大搞個人崇拜的深惡痛絕。他氣憤的說:“崇拜的過分了,搞了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么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通通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其寓意十分深刻。毛澤東從“教師”踏上其壯麗的革命生涯,又以“導師”踐行起神圣的歷史使命。他將中國大地變成一所大學校,將中國社會變成一個大課堂,將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有機結合,創造了毛澤東思想,深入到中國人的心靈和血脈之中,他作成一種巨大精神力量,武裝了中國共產黨,締造了一支人民軍隊,指導了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了開天辟地的偉大成果。

19194月至19209月,毛澤東擔任修業學校高小部的歷史教員。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份正式職業,也是他從事初期革命活動的重要平臺。

 

毛澤東在修業學校任歷史教員一年半的時間,他一邊教書一邊革命,廣泛接觸長沙教育界、新聞界、和青年學生,積極開展革命活動。“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后,他即同易培基、方維夏、周世釗等進步教師一道,推動“五四風云”,宣傳“革命大論”在修業學校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1920119日,毛澤東在《湘教職員清澈懲張敬堯》一文中寫道:“竊我國今日要務,莫急于圖強,而圖強根本,莫要于教育。”

 

1921116日,毛澤東在出席新民學會在文化書社舉辦的例會。在討論“會員個人生活方式”時,他認真的說:“我愿做的工作”—教書,—新聞記者,將來多半要要賴這兩項工作的月薪來生活......換言之,青年毛澤東早期工作的第一選擇,是教書,是把教師職業作為謀生的途徑和平臺。

 

1933820日,毛澤東在《必須注意經濟工作》的報告中指出:“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眾的政治和文化水平,這對于發展國民經濟同樣有極大的重要性。”

 

194027日,毛澤東在《中國工人》發刊詞中寫到:“工人階級應該歡迎革命的知識分子幫助自己,決不可拒絕他們的幫助,因為沒有他們的幫助,自己就不能進步,革命也不能成功。”

 

1942523日,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必須尊重專門家,專門家對于我們的事業是很可寶貴的”。

 

1945424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報告中明確指出:“為著掃除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為著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師,人民的科學家、工程師、技師、醫生、新聞工作者、著作家、文學家、藝術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

 

19491015日,毛澤東致老同學,時任湖南一師校長周世釗的信中寫道:“兄過去雖未參加革命斗爭,教書就是有益于人民的......1025日,他致信湖南一師附小畢業生、當時在上海格致中學任教的許志行:“你去上海教書甚好,教書就是為人民服務”。

 

195042日,毛澤東應教育部長馬敘倫之請,為《人民教育》雜志刊號(195051日)題詞:“恢復和發展人民教育是當前重要任務之一。”

 

對大學和“教授”,毛澤東是十分向往的。他一直把“教授”看成“有學問的人”,是知識和智慧的象征。1958322日,他在成都會議上第四次講話時,針對部分干部妄自菲薄、擔心學問不足的現象說:“不要怕教授”,進城以來相當的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學問,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不要自慚形穢。

 

195858日,毛澤東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第一次講話住中談到“我們的同志有幾怕。第一種怕教授,第二種怕馬克思,以為馬克思住在很高的樓上,要搭很長的梯子才能爬上樓去。我看,樓下的不要怕樓上的人。”他強調:“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馬克思。”在此,毛澤東把“教授”和“馬克思”相提并論,可見“教授”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其實,毛澤東還真的有過一次與“大學教授”失之交臂的經歷。那是19217月,林文慶應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的聘請,辭掉了新加坡的一切職務,到廈門大學擔任第二任校長,主理校政。19219月,林文慶給好友梁啟超寫信,懇請他推薦一些優秀人才,以充實教員隊伍。盛情難卻,梁啟超便給蔣方震、張東蓀、舒新城三人寫信幫忙物色國文、國史、地理教授三四人。于是,毛澤東便進入其視野,但是最終未能成行。不過,毛澤東雖未成為廈大的“教授”,但他卻在從事革命活動中創建了不少大學,如湖南自修大學,中華蘇維埃大學,中共中央黨校,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中國醫科大學,延安大學等,他經常到這些大學為學生講話、做報告。有人統計:“1938年是毛澤東對抗大講課最多的一年,至少幾次”。毛澤東親自編寫講課提綱,并嚴格要求學員。19374月至8月,為克服黨內教條主義思想影響,毛澤東連續給“抗大”學員講授“辯證唯物論”并撰寫了6.1萬字的《辯證唯物論講授提綱》分三章十六節,后來出版了單行本。

 

毛澤東每星期二、四上午講授,每次講四小時,下午還參加學員討論,共授課110多小時,歷時3個多月。后來,他把講稿中的兩節進行修改完善,成為收入《毛澤東選集》中的《實踐論》和《矛盾論》這兩篇劃時代的哲學論文。1972年時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松閱讀后訪華時對他說:“主席的思想改變了中國,推動了世界”。

 

毛澤東很向往去當大學教授,并一直喜歡與一些大學教授和科學家探討哲學、文學、邏輯學和科學技術等問題。他還就“教授活校”和大學教育改革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灼見。196468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現在大學。不發講義,教員念教,學生死抄,為什么不發獎義?據說是怕犯錯誤。其實還不是一樣,死抄就不怕犯錯誤?應該印出來叫學生看,研究。你應該少講幾句,主要是學生看材料,把材料給人家。”

 

19651221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議的講話中再次強調提出大學教育的改造問題。他說:“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候時間不要那么多”。

 

19701218日,毛澤東在和斯諾的談話中,結合自己當年的課堂教學經歷,談了改進教法、師生互動的問題。他說:“那個講課上講課的方法我不贊成。你先生寫了講義,發給學生看嘛,然后,不懂的再去課堂上問先生。學生往往是調皮的很。如果學生出一百個題目,先生能搭出50個就很不錯了。剩下那50個題目怎么辦呢?就說:我不懂,跟你們一樣。然后大家研究,你們研究,我也研究。然后就說:“下課,你看,多好啊!”

 

即使是在教師被稱為“臭老九”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仍然要求學生尊重老師。197553日,他在中南海住處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開會,針對在社會散布的“知識越來越反動”的奇談怪論以及把教師污蔑為“臭老九”現象,借用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中的臺詞,說了一句當時流傳很廣的話“老九不能走”,蘊涵著他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再認識、再評價,提醒和教育全黨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毛澤東“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在戰火的錘煉、思想的洗禮、艱難的磨礪中逐步成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戰略家和家。他一生對于教育投入極大的關注,他對教育的關心在許多大政治家中都是獨樹一幟的。在長期革命斗爭和經濟建設中形成毛澤東的教育思想;他在教育上的許多創舉及對教育的影響是空前絕后的,中國教育已成為發展中國的一種模式。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教員”。

 

作者簡介:王金鋒,男,河北省臨西縣人,河北省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管理學院人文科學研究員,曾任《光明日報》、《中國經濟時報》特約記者,邢臺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先后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河北日報》和新華社、《求是》雜志社等中央、省媒體上發表2000多篇稿件,并先后出版長篇報告文學《龜志》,《100名人惜時故事》等著作13本(300萬字)。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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