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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在1937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史稱“十二月會議”）上，王明系統地發表了他關于怎樣堅持抗戰、怎樣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相對而言，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顯得比較“孤立”，其原因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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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的抗日主張與毛澤東明顯不同

1937年11月29日，長期在共產國際工作的王明和康生、陳云乘蘇聯運輸機經迪化（今稱烏魯木齊）回到延安。由于王明帶回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召開一次會議，聽取王明對共產國際指示的傳達，討論抗戰形勢和國共關系等問題。會議于12月9日召開，12月14日結束。

出席會議的中央政治局成員有張聞天(洛甫)、毛澤東、王明(陳紹禹)、康生、陳云、周恩來、博古、彭德懷、凱豐(何克全)、劉少奇、項英、張國燾。不是政治局委員的林伯渠列席了會議。政治局委員朱德、任弼時在山西抗日前線，王稼祥在莫斯科主持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鄧發在迪化接替陳云任中共駐新疆代表，故而他們未參加會議。

會議首先由張聞天作關于目前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政治報告。接著由王明作《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王明首先講的是怎樣實現黨的策略問題，接下來講到了四個月以來抗戰的經驗教訓，主要論述統一戰線即國共關系問題。王明說，目前的中心問題是如何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如何鞏固統一戰線，即如何鞏固國共合作問題。

對于統一戰線中兩黨誰是主要力量問題，王明說，在全國政權與軍事力量上，要承認國民黨是領導的優勢力量。我們不能提出要國民黨提高共產黨的地位，共產黨也不能投降國民黨，兩黨誰也不能投降誰。現在不能空喊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問題，將來看力量，沒有力量，空喊無產階級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只有嚇走同盟軍。

抗戰爆發之后，毛澤東曾提出中國存在兩條不同的抗戰路線，一條是全國人民總動員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全面抗戰路線，一條是不要人民群眾參加的單純政府抗戰的片面抗戰路線，并且認為，全面抗戰還是片面抗戰，“這是共產黨的抗戰主張和現時國民黨的抗戰主張的原則分歧”。王明并不認同毛澤東關于全面抗戰和片面抗戰的觀點，認為不要使用“片面抗戰”這樣的提法，以免刺激國民黨。

從王明上述發言可以看出，他的抗日主張特別是關于統一戰線的主張，與毛澤東有明顯的不同。王明的很多主張，很大程度不是來自于中國革命經驗教訓的總結，而是來自于共產國際政策的轉變，而共產國際所代表的實際上是蘇聯的利益。斯大林支持中國抗戰，主要還是從蘇聯的國家利益出發，目的是為了讓蔣介石能夠拖住日本。為此，斯大林認為中共必須遷就和服從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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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毛澤東作了抵制王明錯誤的發言

在聽取張聞天的報告和王明的發言后，會議進行討論，“討論中許多同志在一時難以分辨是非的情況下，不同程度地同意和擁護了王明的主張”。與王明一起回國的康生在發言中說，現在要內部團結。關于片面抗戰與全面抗戰，今后最好不用，現在最好都用反日民族自衛戰爭，不用反日民族革命戰爭。

也有一些同志從局部情況出發，認為由于沒有實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則，而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黨內、軍內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戰，不利于統一戰線的思想、言論及行動。

由于王明在報告中點了劉少奇的名，說他的“小冊子提得太多”，所以，劉少奇“在會上受到了許多人點名或不點名的批評”。劉少奇在會上先后三次發言，只得就有關問題進行辯解。劉少奇承認自己“抗戰以來對國民黨本質上的轉變估計不足”，認為現在的政府、軍隊不改造不能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因此，產生把片面抗戰與全面抗戰對立起來”的思想。“同時由于大革命的痛苦教訓，怕上國民黨的當，因此，便強調獨立自主。”

12月12日，張聞天作了總結性發言，就“對國民黨轉變估計不足”等缺點作了“檢討”，“承認了王明所指摘的某些所謂‘錯誤’”，但他同時又認為，對于統一戰線問題，自西安事變以來，基本上是正確的，并獲得了許多成績。

在這次會議上，“唯有毛澤東作了實質上抵制王明錯誤的發言”。不過，毛澤東對王明的一些觀點雖然持不同意見，但由于王明的共產國際背景與當時的會議氣氛，也不可能明確提出反對意見，只能作基本的辯白和正面的闡述。

毛澤東在發言中強調：“國民黨與共產黨誰吸引誰這個問題是有的，不是說要將國民黨吸引到共產黨，而是要國民黨接受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獨立性，便會使共產黨低到國民黨方面去。”

12月12日，毛澤東在會上再次作了發言，重點講戰略問題。他說：抗日戰爭總的方針是持久戰。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人一部。

后來，毛澤東在談到這次政治局會議時說：“十二月會議上有老實人受欺騙，作了自我批評，以為自己錯了”，“而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有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據李維漢回憶，“十二月會議”后，毛澤東曾對他說：“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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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出現“一邊倒”的原因

與會的彭德懷在其自述中曾這樣說：“當時，我沒有真正地認識到毛澤東同志路線的正確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線的影響，在這些原則問題上模糊不清。”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多數與會者同彭德懷一樣“受了王明路線的影響”？

原因之一，王明的特殊身份。張國燾回憶：“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上方寶劍的莫斯科的‘天使’，說話的態度，仿佛是傳達‘圣旨’似的”，“王明暗示這個策略上的變動很為重要，而且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意見”。彭德懷也說：“王明講話是以國際口吻出現的。”

王明長期在共產國際工作，并且是其領導成員之一，又有機會親見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注：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他的這種身份，在當時的中共領導人中絕無僅有。經過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中共的獨立自主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共產國際、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在中共干部包括領導人的心目中，仍然有著很大的威望。所以，在“十二月會議”的講話中，多數與會者認為王明的話實際上就是共產國際的態度，而共產國際一定比自己站得高看得遠。

原因之二，王明確實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上起過積極作用。1933年1月17日，王明起草了以毛澤東、朱德名義發表的《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愿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有了向建立抗日反蔣統一戰線轉變的萌芽。

1935年6、7月，王明根據共產國際“七大”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起草了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成為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形成的一個標志性文件。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后，如何處理國共關系，中共對國民黨應當持何種態度，就需要有具體的方針政策。在這關鍵時刻，王明回國，在當時許多人看來，王明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最具有發言權，何況他還帶回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所以會議出現“一邊倒”的情況。

原因之三，洛川會議關于紅軍作戰原則分歧的影響。在洛川會議上，關于紅軍的作戰原則，毛澤東強調，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但與會者對于這個問題看法并不一致。由于時間緊迫，八路軍必須緊急出兵山西抗日前線，故而對于這個問題會議沒有深入討論，也沒有形成共識。在“十二月會議”上，王明對毛澤東以山地游擊戰為唯一作戰方針的批評，也引起了部分人的共鳴。

原因之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共合作是新事物，如何對待，大多數人沒有經驗。上一次國共合作是十年前的事情，此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數成員，是大革命失敗之后才進入中央領導機關的。因此，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剛剛提出之時，黨內有相當多的人對國共再次合作曾不理解。正在這種情況下，王明回國傳達共產國際的新精神，相當多的人又覺得王明的說法有道理，從而造成了毛澤東一時“孤立”的局面。

來源：新周報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