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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平漢：解密1937年"十二月會議"上 毛澤東被“孤立”的原因

點擊：  作者：羅平漢    來源：人民網  發布時間:2023-02-15 12:24:55

 

 

【摘要】在1937年“十二月會議”上，剛從莫斯科回國的王明根據共產國際意見，系統闡述了他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核心思想即“一切經過統一戰線”。許多與會者受其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對他的觀點表示認同，而此前一再強調必須警惕右傾投降危險，保持中共在統一戰線中獨立性的毛澤東卻相對比較“孤立”。毛澤東與王明在統一戰線及國共關系等問題上存在分歧，盡管他并沒有在會議上對王明的主要觀點明確加以“抵制”或“斗爭”，但還是堅持了自己原有的觀點。由于王明有長期在共產國際工作的特殊身份，并且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曾起過積極作用，加之此前的洛川會議討論八路軍作戰方針時中共領導層內部存在不同看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是新事物，造成毛澤東在“十二月會議”上一時“孤立”。

 

在 1937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即“十二月會議”）上，王明系統地發表了他關于怎樣堅持抗戰、怎樣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 王明在十二月會議上提出的有關主張，后來曾被認為是其抗戰初期右傾機會主義（或右傾投降主義）形成的重要標志。），得到了許多與會者的認同，而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卻相對比較“孤立”。那么，王明在這次會議上講了些什么？導致毛澤東在會上遭遇“孤立”的原因又是什么？本文擬就此作簡要的介紹與分析。

 

一、王明在“十二月會議”上發言的主要觀點

 

1937年11月29日，長期在共產國際工作的王明和康生、陳云乘蘇聯運輸機經迪化（今稱烏魯木齊）回到延安。由于王明帶回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召開一次會議，聽取王明對共產國際指示的傳達，討論抗戰形勢和國共關系等問題。

 

會議于12月9日召開，12月14日結束。議程主要如下：

 

㈠政治報告；

㈡組織問題；

㈢南方三年游擊戰爭報告。

 

出席會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有張聞天（洛甫）、毛澤東、王明（陳紹禹）、康生（趙容）、陳云、周恩來、博古、彭德懷、凱豐（何克全）、劉少奇、項英、張國燾。不是政治局委員的林伯渠列席了會議。政治局委員朱德、任弼時在山西抗日前線，王稼祥在王明、康生回國后留莫斯科主持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鄧發在迪化接替陳云任中共駐新疆代表，故而他們未參加會議。

 

會議首先由張聞天作關于目前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政治報告。接著由王明作《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

 

王明首先講的是怎樣實現黨的策略問題。他說：在目前第一個危險是一部分人懷疑抗戰的勝利。第二個危險是抗戰沒有出路，汪精衛認為勝利了是共產黨，失敗了是日本。因此，目前決定中日戰爭勝負的根本因素，一是決定于中國人民的團結與統一；二是決定于日本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三是國際對中國抗戰的援助。以上三個條件也是三個因素，對中國是有利的。

 

接下來，王明講到了四個月以來抗戰的經驗教訓，主要論述統一戰線即國共關系問題。王明說，目前的中心問題是如何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如何鞏固統一戰線，即如何鞏固國共合作問題。我們黨沒有人破壞國共合作，但有同志對統一戰線不了解，是要破壞統一戰線的。現在革命的主要任務是打擊日本帝國主義，革命的動力是工農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民主共和國，與過去蘇維埃階段不同了。為什么要這樣改變，因為中國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候，中國抗戰的力量是團結中國人民的力量，蔣介石是中國人民有組織的力量，如果不聯合蔣介石，客觀上等于幫助日本。

 

王明認為，統一戰線是包含兩個或兩個以上黨派的合作，今日中國共產黨幫助誰，誰是朋友，就是要看他抗日不抗日。在統一戰線中，國共摩擦是不可免的，不要害怕也不要企圖完全消滅摩擦。

 

對于統一戰線中兩黨誰是主要力量問題，王明說，在全國政權與軍事力量上，要承認國民黨是領導的優勢力量。我們不能提出要國民黨提高共產黨的地位，共產黨也不能投降國民黨，兩黨誰也不能投降誰。現在不能空喊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問題，將來看力量，沒有力量，空喊無產階級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只有嚇走同盟軍。如西班牙現在實際已是無產階級領導，但沒有喊無產階級領導。現在歐洲資產階級也看馬列主義，資產階級知道無產階級領導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萌芽。因此我們不能說是誰領導誰，而是國共共同負責共同領導。

 

王明還說，我們自己要明白中國的將來是由民族陣線轉到人民陣線，最后是社會主義的勝利，這些話政治局以外的人是不能說的。民族統一戰線之歷史策略，1927年蔣介石利用民族統一戰線打我們，說我們分裂民族統一戰線，將來我們要拿住民族統一戰線這個武器去打敵人，反對漢奸的分裂。我們擴大與充實民族統一戰線，要使各黨派加入統一戰線，使各群眾團體加入統一戰線，沒有組織的群眾也要組織起來。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現在我們要用這樣的原則去組織群眾，今天不是組織狹小的群眾團體，而是利用現在合法的團體，要登記，讀總理遺囑也可以，要利用合法，取得合法，只有采用公開的合法的辦法才能擴大統一戰線，否則還是沒有辦法去擴大統一戰線的。

 

王明在報告中還講到了民主共和國、舊軍隊等問題。他說，民主共和國問題，即取消蘇維埃問題，今天蘇維埃還不能統一中國，十年來說明蘇維埃還只有少數的人民擁護，現在需要全國人民擁護的民主共和國，議會式的民主共和國，現在不是蘇維埃與議會的斗爭，而是蘇維埃與議會聯合反法西斯野蠻專政的斗爭。這是造成全國統一的國家政權，而是不加深中國的分裂。

 

在講到全國軍隊的統一指揮的時候，王明說，我們要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我們不怕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給養，不過注意不要受到無謂的犧牲。八路軍新四軍是要向著統一的方向發展，而不是分裂軍隊的統一。王明同時又指出：紅軍的改編不僅名義改變，而且內容也改變了。現在要保存紅軍的獨立，保障黨的領導，保障自己干部的領導，建立自己的教育與政治工作，打勝仗的模范。我們要將我們的軍隊擴大到30萬，但方式上不要使人害怕。

 

抗戰爆發之后，毛澤東曾提出中國存在兩條不同的抗戰路線，一條是全國人民總動員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全面抗戰路線，一條是不要人民群眾參加的單純政府抗戰的片面抗戰路線，并且認為，全面抗戰還是片面抗戰，“這是共產黨的抗戰主張和現時國民黨的抗戰主張的原則分歧”（《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8頁。）。王明并不認同毛澤東關于全面抗戰和片面抗戰的觀點，認為不要使用“片面抗戰”這樣的提法，以免刺激國民黨。他說：只有動員廣大人民群眾才能爭取抗戰勝利是沒有問題的，中國要爭取抗戰勝利，只有動員人民參加抗戰才能取得勝利，但國民黨害怕民眾起來。過去提出國民黨片面抗戰，是使他們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戰很好，要動員廣大人民來幫助抗戰，不要提得那樣尖銳。

 

對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其他一些主張，王明在報告中也提出了不同意見。此外，王明還講到了反對托派、建立軍事工業、國際宣傳、蘇聯是否出兵援助各國革命、加強黨內馬列著作教育、實行正確的干部政策、準備召開七大等問題。

 

12月10日，王明在會上作了第二次發言，主要內容是報告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績。

 

二、王明的主張來源于共產國際

 

從王明上述發言可以看出，他的抗日主張特別是關于統一戰線的主張，與毛澤東有明顯的不同。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之后，毛澤東一再強調，要警惕右傾投降危險，要保持中共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王明在發言中雖然也講到了保持紅軍獨立性、保障黨的領導問題，但其重心卻是強調“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要求全黨充分認識抗戰爆發后國民黨的進步，對國民黨不能用過去的眼光看待，要盡量地幫助其進步。王明也認為，“共產黨也不能投降國民黨，兩黨誰也不能投降誰”，但現在中共的力量還與國民黨不對等，要堅持抗戰和取得抗戰的最終勝利，主要依靠國民黨的力量，因為“沒有力量，空喊無產階級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權只會嚇走國民黨。

 

從理論上講，王明主張的“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有其道理。如果這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由中共主導或掌握，至少在統一戰線里中共已取得了與國民黨平等的地位，“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全面抗戰爆發后以國共合作為主要內容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際上是一種特殊形式的統一戰線。本來，中共中央曾設想國共合作的組織形式，一是如同當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一樣，將國民黨改組為民族革命聯盟，其他黨派加入；二是建立兩黨共同委員會；三是遇事協商。中共中央希望的是第一、二種形式，在這次會議之后還為此進行過諸多的努力。但是，蔣介石始終拒絕這兩種形式，使得國共合作實際上只剩下第三種形式。由于當時國共的實力對比是國強共弱，實力的不對等決定了地位的不對等，蔣介石始終不愿與中共進行平等的黨與黨的合作，而把與中共的合作看作是中共方面對他的“輸誠”，他不是聯共而是要“溶共”。這樣一來，如果“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于一切都要與國民黨協商，經過其同意，這顯然是行不通的，等于是用統一戰線束縛住中共自己的手腳。

 

王明并非沒有看到國共力量對比懸殊的現實，所以他也認為不能空喊領導權，領導權的爭取要靠實力，但他對國民黨抗戰以來的進步作了過于理想的估計。全面抗戰爆發之后，蔣介石對內對外政策固然作了很大調整，國民黨軍隊在這個階段也有較好的抗戰表現，蔣介石本人也是主張堅持抗戰的。但是，蔣介石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同時也是一個專制主義者，而不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國民黨本身也沒有因為全面抗戰而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所以，這時的蔣介石既有堅持抗戰的一面，也有其堅持專制獨裁的一面。王明對于蔣介石的兩面性是認識不夠的，這或許與他的個人經歷有一定關系。王明在大革命時期加入中共，入黨之后就到莫斯科去學習，雖然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后在國內工作了一段時間（一年左右），但很快就到共產國際工作。由于長期在莫斯科學習和工作，王明對于大革命失敗給中共造成的損失沒有切身的感受，也沒有真正經歷殘酷的十年內戰，對國民黨特別是蔣介石的認識遠遠沒有毛澤東深刻。參加了“十二月會議”的張國燾在其回憶錄中說：“他（指王明。——筆者注）仍是一個無經驗的小伙子，顯得志大才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與方法。”（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頁。）張的回憶雖有許多情緒化的地方，但他對王明的這個評價，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王明的很多主張，很大程度不是來自于中國革命經驗教訓的總結，而是來自于共產國際政策的轉變，而共產國際所代表的實際上是蘇聯的利益。斯大林出于避免蘇聯東西兩線作戰的考慮，對國民黨的抗戰作出了積極支持的姿態，這在客觀上確實是有利于中國抗戰的。但是，斯大林支持中國抗戰，主要還是從蘇聯的國家利益出發，目的是為了讓蔣介石能夠拖住日本。為此，斯大林認為中共必須遷就和服從國民黨。1940年斯大林在接見即將赴任的蘇聯駐華武官兼蔣介石的總軍事顧問崔可夫時，曾說過這樣的話：“照理說，中國共產黨人比蔣介石對我們更親近。照理說，主要援助也應該給予他們”；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要成為反侵略斗爭的領導者，還顯得弱。要把群眾爭取到自己一邊來還需要時間，需要多長時間，很難說”，“中國共產黨人在國內的地位還不鞏固。蔣介石可以輕而易舉地聯合日本人反對共產黨。共產黨卻不可能聯合日本人。蔣介石可以從美國和英國得到援助。毛澤東只要不背叛共產主義運動，就永遠得不到這些國家的支持。歐洲的局勢，希特勒的節節勝利，預示著英國和美國對蔣介石的援助將會逐漸增加。這也就使人可以指望，由于有我們的援助和英美同盟國的援助，蔣介石即便不能打退，也能長期拖住日本的侵略”。（參見〔蘇〕崔可夫：《在中國的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賴銘傳譯，解放軍出版社2012年版，第45～第46頁。）斯大林的這些話，雖然是幾年后說的，但反映了他當時對中共與國民黨的基本立場。

 

斯大林對國共兩黨的這種態度，必定影響到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政策。1937年11月14日（王明離開莫斯科的同一天），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發言說：“由于中國共產黨力量弱小，因此在國共統一戰線中不要提誰占優勢，誰領導誰的問題，應當運用法國共產黨組織人民陣線的經驗，遵循‘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原則，努力從政治上影響國民黨，做到共同負責，共同領導，共同發展，不要過分強調獨立自主。”（轉引自黃允升：《毛澤東開辟革命道路的理論創新》，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頁。）王明在“十二月會議”的講話，其基本精神顯然與季米特洛夫的這番話是一致的。

 

三、“十二月會議”上毛澤東的“孤立”

 

在聽取張聞天的報告和王明的發言后，會議進行討論，“討論中許多同志在一時難以分辨是非的情況下，不同程度地同意和擁護了王明的主張”（參見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修訂本）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頁。）。

 

與王明一起回國的康生在發言中說，現在要內部團結，須提出下列口號：擁護蔣委員長繼續領導全國抗日，擁護中央政府繼續抗日，共產黨要幫助國民黨改造軍隊，幫助國民黨購買軍火，幫助蔣介石創設軍事工業。關于片面抗戰與全面抗戰，今后最好不用，現在最好都用反日民族自衛戰爭，不用反日民族革命戰爭。（參見張樹軍、齊生主編《中國共產黨八十年重大會議實錄》上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頁。）也有一些同志從局部情況出發，認為由于沒有實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則，而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黨內、軍內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戰，不利于統一戰線的思想、言論及行動。

 

由于王明在報告中點了劉少奇的名，說他的“小冊子提得太多”，所以劉“在會上受到了許多人點名或不點名的批評”（參見《劉少奇傳》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00頁。） 。12月12日、13日、14日，劉少奇在會上先后三次發言，只得就有關問題進行辯解。劉少奇承認自己“抗戰以來對國民黨本質上的轉變估計不足”，認為現在的政府、軍隊不改造不能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因此，產生把片面抗戰與全面抗戰對立起來”的思想。“同時由于大革命的痛苦教訓，怕上國民黨的當，因此，便強調獨立自主。”劉少奇還針對王明的批評解釋說：“我們所說的獨立自主，不是破壞統一戰線的，是盡量爭取合法地位做起來的。一方面自己做，一方面利用合法，這樣便使我們自己與閻同時做，這是較好的辦法。”（參見《劉少奇傳》上冊，第300～第301頁。）

 

12月12日，張聞天作了總結性發言，就“對國民黨轉變估計不足”等缺點作了“檢討”（參見《張聞天年譜》（修訂本）上卷，第366頁。），“承認了王明所指摘的某些所謂‘錯誤’”，但他同時又認為，對于統一戰線問題，自西安事變以來，基本上是正確的，并獲得了許多成績；洛川會議提出的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的方針是基本正確的，會議確定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基本上也是正確的，今后紅軍游擊戰還是主要的，有利條件下進行運動戰。華北工作一般路線是正確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績，統一戰線工作有進步。（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第402頁。）

 

在這次會議上，“唯有毛澤東作了實質上抵制王明錯誤的發言”（參見《張聞天年譜》（修訂本）上卷，第365～第366頁。）。當然，毛澤東的“抵制”也是有限度的。他12月11日在發言中，也承認“抗戰發動后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表示統一戰線工作“總的方針要適合團結御侮”，“目前應該是和為貴”，“使國共合作，大家有利”，“我們對國民黨的態度要光明磊落，大公無私，委曲求全，仁至義盡”（《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23頁。）。毛澤東對王明的一些觀點雖然持不同意見，但由于王明的共產國際背景與當時的會議氣氛，也不可能明確提出反對意見，只能作“基本的辯白和正面的闡述”（《毛澤東傳（1893～1949）》，第524頁。）。

 

毛澤東在發言中強調：“國民黨與共產黨誰吸引誰這個問題是有的，不是說要將國民黨吸引到共產黨，而是要國民黨接受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獨立性，便會使共產黨低到國民黨方面去。”“八路軍與游擊隊應當使成為全國軍隊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區別，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團結上、紀律上、戰場上起模范作用。”“共產黨在八路軍出動后，政治影響更擴大。在全國群眾中組織力量雖不夠，但不能看數量少，在群眾中力量是大起來的。”關于王明在發言中所肯定的章乃器的“少號召多建議”主張，毛澤東仍堅持自己的觀點，他說：“章乃器說少號召多建議，我們是要批評的。這是只適宜國民黨現時狀況。我們要在政治上有號召。”（參見《毛澤東傳（1893～1949）》，第524～第525頁。）

 

12月12日，毛澤東在會上再次作了發言，重點講戰略問題。他說：抗日戰爭總的方針是持久戰。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人一部。獨立自主，對敵軍來說我是主動而不是被動的，對友軍來說我是相對的集中指揮，對自己來說是給下級以機動。總的一句話：相對集中指揮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洛川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是對的。（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頁。）

 

由此看來，盡管毛澤東與王明在國共關系等問題上確實存在分歧，但毛澤東并沒有對王明的主張明確加以“抵制”或“斗爭”。實際上，毛澤東既認可了王明的一些提法，如承認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但同時又用各自表述的方式，堅持自己原有的觀點，如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戰略方針等。當然，堅持自己的主張，在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一種“抵制”或“斗爭”。

 

毛澤東后來在談到這次政治局會議時說：“十二月會議上有老實人受欺騙，作了自我批評，以為自己錯了”，“而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有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又說：“遵義會議以后，中央的領導路線是正確的，但中間也遭過波折。抗戰初期，十二月會議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會議的情形，如果繼續下去，那將怎么樣呢？有人說他奉共產國際命令回國，國內搞得不好，需要有一個新的方針。所謂新的方針，主要是在兩個問題上，就是統一戰線問題和戰爭問題。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是要獨立自主還是不要或減弱獨立自主；在戰爭問題上，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還是運動戰。”（參見《毛澤東傳（1893～1949）》，第524～第525頁。）據李維漢回憶，“十二月會議”后，毛澤東曾對他說：“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頁。）

 

說自己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多少有些夸張，但這次會議上沒有人去明確反對王明主張的那一套，也是事實。與會的彭德懷在其自述中曾這樣說：“當時，我沒有真正地認識到毛澤東同志路線的正確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線的影響，在這些原則問題上模糊不清。”“在會上并沒有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也沒有擁護或反對王明的錯誤路線，是采取了一種模棱兩可的態度。”（《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5頁。）

 

四、“十二月會議”上毛澤東“孤立”的原因分析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多數與會者同彭德懷一樣“受了王明路線的影響”？

 

原因之一，王明的特殊身份。張國燾回憶說：“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上方寶劍的莫斯科的‘天使’，說話的態度，仿佛是傳達‘圣旨’似的”，“王明暗示這個策略上的變動很為重要，而且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意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424、420頁。）彭德懷也說：“王明講話是以國際口吻出現的。”（《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頁。）王明長期在共產國際工作，并且是其領導成員之一，又有機會親見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他的這種身份，在當時的中共領導人中絕無僅有。經過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中共的獨立自主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共產國際、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在中共干部包括領導人的心目中，仍然有著很大的威望，中共真正意義上的獨立自主是經過延安整風之后才完全實現的。所以王明在“十二月會議”的講話中，雖然一些原則問題如彭德懷所說的“混淆不清”，但多數與會者認為王明的話實際上就是共產國際的態度，而共產國際一定比自己站得高看得遠，于是連毛澤東也承認自己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僅對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問題“堅持到底”，其他與會者的態度就可想而知了。

 

原因之二，王明確實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上起過積極作用。1933年1月17日，王明起草了以毛澤東、朱德名義發表的《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愿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開始突破下層統一戰線的框框，有了向建立抗日反蔣統一戰線轉變的萌芽。 1933年1月26日， 王明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致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論滿洲的狀況和我們黨的任務》，第一次提出在東北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1935年6、7月，王明根據共產國際七大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起草了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這個宣言“不僅沖破了關門主義的小圈子和下層統一戰線的框框，而且把聯合的對象擴展到了除蔣介石等少數賣國賊和漢奸以外的—切抗日的黨派、團體、階級和階層，統一戰線的范圍進一步擴大了”（參見郭德宏：《王明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提出》，《黨史研究與教學》1988年第5期。）。《八一宣言》是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形成的一個標志性文件。在全面抗戰爆發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還是中國共產黨人要爭取實現的目標，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后，如何處理國共關系，中共對國民黨應當持何種態度，就需要有具體的方針政策了。正在這關鍵時刻，王明回國，在當時許多人看來，王明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最具有發言權，何況他還帶回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所以會議出現“一邊倒”的情況。

 

原因之三，洛川會議關于紅軍作戰原則分歧的影響。在洛川會議上，關于紅軍的作戰原則，毛澤東強調，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包括在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和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是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15頁。）但與會者對于這個問題看法并不一致。周恩來說：“我們的地區，是布置敵人后方游擊戰爭，必要時集中力量消滅敵人。”他將這種打法稱之為運動游擊戰。（參見《周恩來傳（1898～1949）》，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頁。）任弼時說：紅軍應當在“不失時機的條件下集中力量消滅敵人”，這樣“增強我們的領導及擴大部隊均有關系，所以還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運動、游擊戰”。彭德懷說：“一般說，運動戰的可能性減少了一些，但發動群眾，麻痹敵人，調動敵人是可能的。游擊戰和運動戰是密不可分的。”（參見《彭德懷全傳》㈡，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版，第375頁。）

 

由于時間緊迫，八路軍必須緊急出兵山西抗日前線，故而對于這個問題會議沒有深入討論，也沒有形成共識。在“十二月會議”上，王明對毛澤東以山地游擊戰為唯一作戰方針的批評，也引起了部分人的共鳴。彭德懷就對此“表示贊同”，認為八路軍在戰略上應該是運動游擊戰，在應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擊戰。會后，毛澤東與彭德懷詳細討論并研究四個月來八路軍作戰情況和華北戰場的形勢，兩人之間還曾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彭德懷說：“你在延安，不接觸前方群眾，不了解情況。”爭論的結果，是毛澤東說服了彭德懷，八路軍的戰略方針“基本的是游擊戰”，同時也采納了彭德懷的建議，在“基本的是游擊戰”之后加上“不放松在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參見《彭德懷全傳》㈡，第399頁。）

 

原因之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共合作是新事物，如何對待大多數人沒有經驗。中國共產黨雖然曾經有過與國民黨合作的經歷，但接著是同國民黨長達十年的內戰，現在國民黨從內戰的對手變為合作的對象，這對于中共來說確實是一個重大轉折。在這重大轉折關頭，對國民黨究竟應持何種態度，在國共合作中應持什么樣的立場，對于中共領導人來說是一個新的課題。上一次國共合作是十年前的事情，此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多數成員，是大革命失敗之后才進入中央領導機關的，更何況此次合作與上次合作時的國際國內形勢，兩黨合作的具體方式以及共產國際對兩黨合作的政策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剛剛提出之時，黨內有相當多的人對國共再次合作曾不理解，表現出關門主義的傾向。即使到西安事變發生后，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扣押時，當時許多人的第一反應是殺蔣，后來中共中央經過慎重的考慮提出了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從而推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當國共合作建立之后，鑒于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歷史教訓，毛澤東、張聞天等曾一再強調要反對右傾投降主義，一開始領導層中對這個問題并沒有不同意見。由于抗戰之初國民黨確實對以往的政策作了較大程度的修正，蔣介石在抗日問題上也表現出較堅定的立場，正在這種情況下，王明回國傳達共產國際的新精神，并認為中共仍存在對國民黨的進步估計不足等問題，相當多的人又覺得王明的說法有道理，從而造成了毛澤東一時“孤立”的局面。

 

王明雖然較早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口號，但由于他長期在共產國際工作，對于中國革命應當怎樣進行往往多是紙上談兵，對中國政治的了解顯然沒有毛澤東深刻，更缺乏同國內各種政治力量打交道的實際經驗。而毛澤東經歷了大革命由盛而敗的全過程，特別是十年內戰時期，他在創建革命根據地與紅軍的過程中，不但經歷了許多的黨內斗爭，而且在戰爭中與蔣介石進行直接較量，已經有了相當豐富的國內政治斗爭經驗，故而對蔣介石的了解與把握自然遠比王明深刻且準確。所以，王明在“十二月會議”上關于統一戰線和國共關系的觀點，雖然一時沒有人表示反對，但由于他的論述實際上是建立在中共能主導國共關系和統一戰線的主觀臆想上的，而當時的現實是如果真正“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就有可能成為國民黨的附屬物，變成一切經過國民黨和一切服從國民黨，這對于有著自己政治理想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是難以想象的。因而，“有些人雖在會上作了口頭的‘自我批評’，在實際工作中并沒有真正去貫徹王明那一套” （參見《毛澤東傳（1893～1949）》，第525頁。）。所以王明在“十二月會議”上的一套主張，在實際工作中并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

 

〔作者：羅平漢 系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