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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

（1959年7月23日）

你們講了那么多，允許我講個把鐘頭，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著。

我看了同志們的發言記錄及許多文件，還跟一部份同志談了話，感到有兩種傾向，一種是觸不得，大有一觸即跳之勢。吳稚暉形容孫科是一觸即跳，現在有些同志不讓人家講壞話，只愿人家講好話，不愿聽壞話。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壓力，兩種話都要聽。我跟這些同志談過，勸過他們，不管壞話，好話，兩種話都要聽嘛。嘴巴的任務，一是吃飯，二是講話。既有講話之第二種任務，他就要講。還有人長了耳朵，是為了聽聲音的，就得聽人家講話。話有三種：一種是正確的；二是基本正確或不甚正確的；三是基本不正確或不正確的。兩頭是對立的，正確與不正確是對立的。好壞都要聽。

現在黨內黨外都在刮風。右派講，秦始皇為什么倒臺？就是因為修長城。現在我們修天安門，搞得一蹋糊涂，要垮臺了。黨內這一部分意見我還沒有看完，集中表現在江西黨校的反應，各地都有。邵大個（江西省長邵式平）你不必著急，你們搞出的這個材料，實在好，今天就印出來。所有右派言論都印出來了，龍云、陳銘樞、羅隆基、章伯鈞為代表。江西黨校是黨內的代表，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變就是了，是動搖分子。他們看得不完全、有火氣，做點工作可以轉變過來。有些人歷史上有問題，挨過批評，例如廣東軍區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對形勢也認為一蹋糊涂。這些話都是會外講的，我們這一回是會內會外結合，可惜廬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們都請來。像江西黨校的人、羅隆基、陳銘樞、都請來，房子太小嘛！

不論什么話都讓講，無非是講得一蹋糊涂，這很好，越講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聽。硬著頭皮頂住，反右時發明了這個名詞，我同某些同志講過，要頂住，頂一個月、兩個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說“持久戰”，我很贊成，這種同志占多數。在座諸公，你們都有耳朵，聽嘛！難聽是難聽，要歡迎，你這么一想就不難聽了。為什么要讓人家講呢？其原因在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塌下來。為什么呢？因為我們做了一些好事，腰桿子硬。那些聽不得壞話的人，他那個腰桿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桿子真正硬，壞話你為什么聽不得？我們多數派同志們腰桿子要硬起來。為什么不硬？無非是一個時期豬肉少了、頭發卡子少了、又沒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調，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都緊張，搞得人心也緊張。我看沒有什么可緊張的。我也緊張，說不緊張是假的，上半夜你緊張緊張，下半夜安眠藥一吃，就不緊張了。

說我們脫離了群眾，我看是暫時的，就是兩三個月、春節前後，群眾還是擁護我們的，現在群眾和我們結合得很好。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但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們的意見：問題主要是公社運動，我到遂平詳細地談了兩個鐘頭。碴岈山公社黨委書記告訴我：七、八、九三個月，平均每天有三千人參觀，十天三萬人，三個月有三十萬人。聽說徐水、七里營也有這么多人去參觀。除了西藏，都有人來看了，到那里去取經，其中多是縣、社、隊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們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創造了真理，有了羅斯福說的“免于貧困的自由”；就是太窮了，想早點搞共產主義。

現在聽說這些地方搞了共產主義，那還不去看看。對這種熱情如何看法？總不能說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我看不能那樣說。有一點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確是狂熱，無非是想多一點、快一點，好省那時談不到。總而言之是多快。這種分析是否恰當？三個地方三個月當中，有三個三十萬人朝山進香，這種廣泛的群眾運動，不能潑冷水，只能勸說：同志們！你們的心是好的，但事實上難以辦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驟。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個胖子，你吃三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十年還不會胖，總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這些干部率領幾億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積極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極分子（即地、富、反、壞、官僚、中農和部分貧農），百分之四十隨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是一億幾千萬人，他們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大規模耕作、非常積極。他們要搞，你能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不是小資產階級，是貧農、下中農、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隨大流的，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百分之三十。總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為百分之七十，三億五千萬人在一個時期內有狂熱性，他們要搞。

到春節前后，有兩個多月，他們不高興了，變了。干部下鄉都不講話了，請吃地瓜、稀飯，面無笑容，因為刮了“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提款”。對刮“共產風”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縣、社兩級干部，特別是公社干部，刮向大隊和小隊，這是不好的，群眾不歡迎。我們說服了這些干部，堅決糾正，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今年三、四月間，就把風壓了下去，該退的退，社與隊的賬算清楚了；隊跟群眾的賬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繼續算。這一個月的算賬教育是有好處的，極短的時間，使他們懂得了平均主義不行。聽說現在大多數人轉過來了，只有少數人還留戀“共產”，還舍不得。哪里找這樣一個學校、短期訓練班，使幾億人、幾百萬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說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從古以來沒有這個規距，一萬年以後也沒有這個規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紅幫，青偷紅劫，明火執仗，無代價剝奪人家的勞動。這類事，自古以來是“一個指頭”。宋江劫的是“生辰綱”，（按，此處記憶有誤。劫生辰綱是晁蓋等人干的，此時宋江還沒有上梁山。）是不義之財，取之無礙，刮自農民歸農民。

我們長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歸公，那也取之無礙，因為是不義之財。現在是刮“共產風”，取走生產大隊、小隊之財，肥豬、大白菜，拿起就走，這樣是錯誤的。我們對帝國主義的財產還有三種辦法：征購，擠垮，贖買。怎么能剝奪勞動人民的財產呢？只有一個多月就息下這股風，證明我們的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上五月，有幾億農民、幾百萬干部受了教育，講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講干部，不懂得這個財并非不義之財，而是義財，分不清這個界限。干部沒有讀好政治經濟學，價值法則、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沒有搞通幾個月就說通了，不辦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書還沒有讀，要叫他們讀，公社一級干部不懂一點政治經濟學是不行的。不識字的可以給他們講課。

梁武帝有個宰相陳慶之，一字不識，皇帝強迫他作詩，他口念，叫別人寫；“微令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精力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比盛世，何愧張子房。”他說你們這些讀書人，還不如老夫的用耳學。當然，不要誤會，我不是反對掃除文盲，柯老（柯慶施）說，全民大學，我也贊成，不過十五年不行，恐怕得延長一點，幾億人口嘛。南北朝時有個姓曹的將軍（指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來作詩：“出師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過路人，何如霍去病？”還有北朝的將軍斛律金，這也是個一字不識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一字不識的人可以作宰相。為什么我們公社的干部、農民不可以聽政治經濟學？我看大家可以學。不識字講講就懂了，現在不是農民學哲學么，工人學哲學么；他們比我們，比知識分子容易懂。我們這次議事日程就有讀書這一項。我也是個沒學問的人，這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我就沒有看；略微看一點，才有發言權，也是怕大家來考我，我答不出怎么辦？要擠出時間讀書，全黨來個學習運動。

他們（指省以下各級地方干部）不曉得作了多少次檢查了，從去年十一月鄭州會議以來，大作特作，六級會議、五級會議都要檢討。北京來的人哇啦哇啦，他們當然聽不進去：我們作過多次檢討，難道就沒有聽到？我就勸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講嘛。要聽聽人家的意見。我看這次會議有些問題不能解決，有些人不會放棄自己的觀點，無非拖著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無非兩個可能，一個可能放棄，一個可能不放棄，兩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區區長開了一個會，我就是這么講的，對不對？沒有扯謊吧。聽不得壞話不行，要養成習慣，我說就是硬著頭皮頂住。無非是講的一蹋糊涂，罵祖宗三代。這也難。我少年時代、青年時代，也是聽到壞話就一股火氣。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現在學會了聽，硬著頭皮頂住。聽他一兩個星期，勸同志們要聽，你們贊成不贊成，是你們的事，不贊成，無非我有錯誤。有錯誤嘛，還是真有錯誤、假有錯誤。真有錯誤，我作自我批評，再來一次；假有錯誤，那是你們的事。你們弄假成真，本來不錯，你們說嘛。

第二方面，我勸另一部分同志，在這樣的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動搖的。他們也說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都是正確的，但要看講話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邊，向哪一方面講。這部分同志是我講的四種人里面的第二種人，“基本正確，部分不正確”的一類人，但有些動搖。所謂四種人是：完全正確，基本正確，但是部分不正確；基本不正確但部分正確；完全不正確；有些人在關鍵時是動搖的，在歷史的大風大浪中不堅定。黨的歷史上有四條路線：陳獨秀路線、立三路線、王明路線、高饒路線。現在是一條總路線，在大風浪時，有些同志站不穩，扭秧歌。

蔣幫不是叫我們做秧歌王朝嗎？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們憂心如焚，想把國家搞好，這是好的。這叫什么階級呢？資產階級還是小資產階級？我現在不講。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二次黨代大會講過，對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那種搖動，對動搖分子，我不贊成戴帽子，講成是思想方法問題。也不講小資產階級、也不講資產階級。如果現在要講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就是一種資產階級的什么性？狂熱？資產階級它不狂熱，是冷冷清清凄凄慘慘切切的泄氣性，悲觀性了；我們那個時候不戴帽子，因為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會主義；那些同志是要搞社會主義，沒經驗，一點風吹草動，就以為冒了，于是，反冒進。（講到這里，偏過頭來對坐在旁邊的周恩來說）總理，你那次反冒進，這回站住腳了，干勁很大、極大，是個樂觀主義了。因為受過那次教訓，相信陳云同志來了，他也會站住腳的。那次批周、陳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點那個味道，沒有那么深，但是也相當深，就是不講冒進了。不講反冒進，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這都是仔細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這回是資產階級動搖性，或降一等，小資產階級動搖性，是右的性質，往往是受資產階級影響，是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壓力之下，右起來的。

一個高級社（現在叫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七十幾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登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臺。就是帝國主義不來，人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辦一張專講壞話的報紙，不要說一年，一個星期也會滅亡的，大家無心工作了。馬克思講，莫說一年，就是幾個星期停止工作，人類也要滅亡的。只要你登七十萬條，專登壞事，那還不滅亡呵！不要等美國、蔣介石來，我們國家就滅亡了，這個國家應該滅亡，因為那就不是無產階級黨了，而是資產階級黨了，章伯鈞的設計院了。當然在座的沒有人這樣主張，我這是夸大其詞。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是會跟我走的。

我勸一部分同志，講話的方向問題要注意，講話的內容，我看基本是正確的，部分不妥。列寧講，要別人堅定，首先自己要堅定；要別人不動搖，首先自己要不動搖；這又是一次教訓。這些同志現在據我看，他們還不是右派，是中間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講的左派，是不加引號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馬克思主義者。我所講的方向，是因為一些人碰了釘子，頭破血流，憂心如焚，站不住腳，動搖了，就站到中間去了。究竟中間偏左偏右，還要分析，我現在還沒有想清楚。他們重復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上半年犯錯誤的同志的道路，他們不是右派，但他們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我那時講，你們自己把自己拋到離右派三十公里，接近三十公里了，因為右派很歡迎這種論調，右派一定歡迎，不歡迎才怪，距離右派不過還有三十公里。這種同志采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我這些話是在大庭廣眾當中講的，有些傷人。但現在不講。對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題目中加一個題目，本來十八個題目，加一個團結問題。還是單獨寫一段，拿著團結的旗子：人民的團結、民族的團結、黨的團結。我不講，對這些同志是有益處還是有害？我看有害，還是要講。我們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第一方面的人要聽人家講，第二方面的人也要聽人家講，兩方面的人都要聽人家講。我說還是要講嘛，一條是要講，一條是要聽人家講。為什么只有你講得、我講不得？別人講不得？但是我勸許多人不忙講，硬著頭皮頂住。我不忙講，也硬著頭皮頂住。我為什么現在不硬著頭皮頂了呢？頂了二十天，快散會了，索性開到月底。馬歇爾八上廬山、蔣介石三上廬山，我們一上廬山，為什么不可以？有此權利。

食堂問題：食堂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贊成積極辦好，贊成那些原則，自愿參加，糧食到戶，節約歸己。如果能在全國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滿意了。我是講全國范圍。我這一講，吳芝圃就很緊張，生怕把你那個食堂搞掉。還有一個四川、一個云南，一個貴州，一個湖北，還有一個上海（上海有十一個縣），90％以上還在食堂里。試試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個階段嗎：“一邊站，試試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沒有這四句話？我是個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試試看。1／3人口對五億農民來說，多少人？一億五千萬，堅持下去就了不起了，開天辟地了。第二個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幾個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經驗，有些散了，還得恢復。《紅旗》登的一個食堂，敗而復成，這篇是我推薦的。食堂并不是我們發明的，是群眾創造的。

并不是公社發明的，是合作社發明的。湖北有個京山縣，京山縣有一個合作社，那個合作社就辦了個食堂。河北一九五六年就有辦的，一九五八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說，食堂節省勞力。我看還節省物資，包括糧食油鹽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沒有后面這一條，就不能持久。可否辦到？可以辦到。我建議河南同志把一套機械化搞起來，如用自來水，不用人挑水。這樣可以節省勞力，還可以節省物資，節省糧食。我跟你們談，你們說可以嘛。現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處。總司令，我贊成你的說法，但又跟你有區別。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中間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一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一蹋糊涂，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學那個宋玉的辦法，寫《登徒子好色賦》（接著就講這個故事的原委）。我講食堂，走了題了。科學院的調查，攻其一點，不及其余。食堂哪沒有缺點。無論什么事都有缺點。無論什么人都有缺點。孔夫子也有錯誤。我看到列寧的手稿，改得一蹋糊涂，沒有錯誤，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維持，可以多一些，再試試看，試它一年、二年，估計可以辦得下去的。人民公社會不會垮臺？我看現在這樣大風大浪里頭，沒有垮一個，將來準備垮一半，還有一半；垮七分，還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辦得不好，一定要垮。共產黨要做工作。辦好公社，辦好一切事業，辦好農業，辦好工業，辦好交通運輸，辦好商業，辦好文化教育。

許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說黨不管黨嗎？計委是計劃機關，現在卻不管計劃。還有各個部，還有地方，一個時期不管計劃，就是不管綜合平衡。不要比例，這一條沒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諒，計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會議后不管了，名曰計劃指標，等于不要計劃。所謂不管計劃，就是不要綜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鐵、多少運力。煤鐵不能自己走路，要車馬運。這點真沒有料到。我這樣的人，總理、少奇同志這樣的人，根本沒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開脫自己，我又不是計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數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頭去了，對建設這一條沒有認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樓時講過，不要寫“英明領導”，根本沒有領導，哪來什么英明呢？

看了許多討論發言，鐵還可以煉，浪費是有一些，要提高質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琉量，為真正好鐵奮斗。共產黨員有個辦法叫做抓。共產主義者的手，一抓就抓起來了。鋼鐵要抓；農林牧副漁，糧棉油麻絲茶糖藥煙果鹽雜，農中有十二項，要抓。要綜合平衡，不能每一個縣都一個模子，有些地方不長茶，不長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區買賣豬。黨不管黨；計委不管計劃，不管綜平衡，根本不管，不著急。總理著急。無一股熱氣，神氣，辦不好事。李逵太急一點，列寧熱情磅薄，可以感染群眾，實在好，群眾很歡迎。

有話就要講，口將言而囁嚅，無非是各種顧慮，這個我看要改，有話就要講。上半個月顧慮甚多，現在展開了，有話講出來，記錄為證，口說無憑，立此存照。有話就講出來嘛，你們抓住，就整我嘛。成都會議上我說過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緊。還講過幾條，甚至說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殺頭，不要開除黨籍。一個共產黨員，高級干部，那么多的顧慮，有些人就是怕講得不妥挨整。這叫明哲保身，叫作什么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我今天要闖禍，禍從口出嘛。兩部分人都不高興：一部分是觸不得的，聽不得壞話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險的。不贊成，你們就駁。你們不駁，是你們的責任，我交代了，要你們駁，你們又不駁。

說我是主席不能駁，我看不對，事實上紛紛在駁，不過不指名就是。江西黨校那些意見是駁誰呵？始作俑者，其無后乎。我有兩條罪狀：一個，一千零七萬噸鋼，是我下的決心，建議是我提的。結果九千萬人上陣，補貼四十億，“得不償失”。第二個，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推廣之權。北戴河決議也是我建議寫的。我去河南調查時，發現碴岈山這個典型，得了衛星公社的一個章程，如獲至寶。你講我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是有一點，不然為什么如獲至寶呢？要上《紅旗》雜志呢？我在山東，一個記者問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說“好”，他就登了報。這個沒關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議要作決議的。

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你們贊成了，也分點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對，蘇聯也反對。中國也不是沒有人反對，照江西黨校這樣看，人民公社還有什么意思。還有個總路線，是虛的，實的見之于農業、工業。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別人也要分擔一點。你們放大炮也相當多，如譚老板（譚震林），放的不準，心血來潮，不謹慎。關于共產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講起，江蘇、浙江的記錄傳的快，說話把握不大，要謹慎一點。你說我不放大炮嗎？我也放了三個：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煉鋼鐵；一個總路線。彭德懷同志講的，張飛粗中有細，他說他粗中無細；我說我也是張飛，粗中有點細。公社我講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個過程。當然那個過程，現在看起來，可能過于短了一點，我講大體兩個五年計劃。要進到全民所有制，現在看來，可能要大大的延長，不是兩個五年計劃，而是二十個五年計劃也難說。要那么久？還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馬克思也犯過不少錯誤。我搬出馬克思來，使同志們得到一點安慰。這個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見形勢來了就說歐洲革命來了，無產階級革命來了，后頭又沒有來；過一陣又說要來，又沒有來。總之，反反復復。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寧時代才來。那還不是急性病？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馬克思也有呵！(劉少奇插話:列寧也有,講世界革命很快就要來了。)世界革命，那個時候他希望世界革命來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階段，后頭不行了，搞出一個一國可以建設社會主義，澤和在以前也講過吧？（劉：是一國可以勝利，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沒有講。）一國可以勝利，到這個時候,不建怎么辦？只有一國。(劉:依靠自己本國的農民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依靠農民。

巴黎公社起義之前，馬克思反對。季諾維也夫反對十月革命，這兩者是不是一樣？季諾維也夫后來開除黨籍，殺了頭。馬克思是否還要殺頭？巴黎公社起義爆發之后，馬克思就贊成了，但他估計會失敗。他看出這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哪怕只存在三個月也好。要講經濟核算的話，劃不來。我們還有廣州公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等等。我們現在的經濟工作，是否會像一九二七年那樣失敗？像萬里長征那樣，大部分根據地喪失，紅軍和黨都縮小到十分之一，或者還不到？我看不能這樣講。大家也是這么個意見，參加廬山會議的同志都豪無例外地說有所得，沒有完全失敗。是否大部分失敗了？我看也不能講。大部分沒有失敗，一部分失敗了。就是所謂多付了代價、多用點勞力、多付一點錢、刮了一次“共產風”，可是全國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現在要研究政治經濟學，過去誰人去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我就不讀。斯大林的書（按指《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我讀了一遍，根本沒有味道。那個時候搞革命，搞什么社會主義經濟。唉，一到鄭州，我就讀了兩遍，我就講學，就有資格講學了，不過剛剛在火車上讀了兩遍，我講了兩章，沒有造謠吧！現在不夠，現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們的事業不能發展、不能夠鞏固，不能夠前進。

如果講到責任，責任在李富春、責任在王鶴壽，其他部長多多少少有點責任；農業部有責任，譚老板有責任。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應該說我。過去說周恩來、陳云同志，現在說我，實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沒有辦。你們看，“始作俑者，其無后乎。”我無后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后的。一個大煉鋼鐵，一個人民公社。大躍進的發明權是我，還是柯老？我同柯慶施談過一次話，我說還是我。你那個屬于意識形態，你有沒有責任？（按：柯曾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黨代會作過一個長篇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內容重提多快好省，要十五年趕超英國，具有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大躍進”精神，極為毛贊賞，成為南寧會議的先聲。）鋼鐵你要搞六百萬噸，（按：一九五八年六月華東計劃會議，確定華東一九五九年鋼鐵指標為六百萬噸，引起一九五九年指標全面高漲，也影響到五八年鋼鐵指標的變化），我要搞一千零七十萬噸。

北戴河會議公報，薄一波建議，也覺得可行。從此闖下大禍，九千萬人上陣。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絕子絕孫。補貼四十億，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償失”，“得失相當”等等說法，即由此而來。我勸同志們，自己有責任的，統統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講，也不要往少講，都吐出來。無非拉屎嘛，有屎拉出來，有屁放出來，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講別的，因為還要睡覺。你們要繼續開會就開，我就不開了。講了好久？不到兩個鐘頭嘛。散會！

（注：本文原載于“猶龍居士”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