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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建引領鄉村共同富裕”研討會摘要
點擊:4646  作者:鄢一龍 江宇 李天浩 等    來源: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 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1-05-29 10:54:37

 

【編者按】202011月,黨建引領鄉村共同富裕線上研討會召開,有關專家圍繞學習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在新時代推動組織振興帶動鄉村振興、走共同富裕道路,總結提升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經驗進行研討。現將研討會發言的主要觀點(按發言順序排列)摘錄如下。

 

鄢一龍(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副院長,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首先感謝并歡迎各位理論專家和各位實踐專家參加這個研討會,共同學習十九屆五中全會關于共同富裕的有關精神,總結提升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經驗,共同探討黨建引領鄉村共同富裕的路徑。同時,也感謝江宇老師為組織本次活動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對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進行了深入調研,撰寫了一系列文章,也為本次研討會奠定了基礎。

 

我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階段,這不僅是量的變化,更是質的飛躍。按傳統的說法,小康之后就是大同,從小康走向大同,由“升平世”走向“太平世”,將是質的飛躍。

 

中國現代化已經走出了一條獨特道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前無古人的事業。在國內,我們不僅要建設富裕、繁榮、發達的國家,更重要的是要實現共同富裕。在國際上,我們不會成為一個新的霸權,而是要超越霸權更迭的歷史周期律。

 

從小康走向大同的過程中,共同富裕這個主題越來越突出。十九屆五中全會中首次明確,到2035年要在共同富裕上取得更加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談到共同富裕,包括毛澤東同志當年就指出:我們的富是共同的富,我們的強是共同的強。

 

在這個條件下,就要探索農村共同富裕的道路怎么走。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道路大體上經歷了三次飛躍:第一次飛躍就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鄉村首次建立了前所未有的集體共同體。第二次飛躍是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村改革,解放了農村的勞動力,剩余勞動力能夠參與工業化和城鎮化。現在我們處在新的時間結點上,鄉村振興標志著農村社會主義道路的第三次飛躍。應該在這個背景下去探討農村社會主義道路,總結鄉村如何走共同富裕道路。

 

我感到,總結煙臺經驗,需要把它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村如何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規律來認識。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之所以短短的時間取得勢如破竹的效果,必定是把握了某種規律。從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這個規律至少體現在三點。

 

一是使得土地經營權流轉到集體手里,做實了共同富裕經濟基礎。目前我們農村土地實行的是三權分置,土地的集體所有權是明確的,農戶的承包權也是明確的,煙臺主要的經驗在于通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使得土地經營權流轉到集體手里,由集體而不是資本來行使經營權,推動規模化經營,而農民作為集體成員參與行使經營權和收益權,這就進一步把鄉村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做實了。否則,在承包權分散的情況下,一旦外部資本過度介入,集體產權的共同富裕基礎就會被架空。

 

二是體現了黨的領導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做實了共同富裕的政治前提。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實質是黨領導鄉村發展集體經濟。煙臺把各級黨委、黨支部和黨支部書記這三個環節都抓住了,在鄉村振興中強化了黨組織的領導作用。

 

三是培養了社會主義新人,做實了共同富裕的命運共同體。通過走集體化道路,鄉村形成了命運共同體,合作社成員共同勞動,共同參加到合作社經營的活動中,共同分享經營成果,老百姓在集體中獲得安身立命的地方,一些弱勢群體,例如殘疾人能靠集體供養。

 

總之,煙臺經驗是在黨的領導下構建鄉村共同富裕共同體,為黨建引領鄉村共同富裕道路探索了經驗,這一經驗具有普遍性和可推廣性,是符合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村社會主義道路的規律的。

 

江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近年來,煙臺經驗在全國產生了較大影響,求是、人民日報等多家中央媒體進行報道,全國許多農村干部群眾和專家學者認為,煙臺的探索來之不易、振奮人心,是落實習總書記關于鄉村振興重要指示的地方樣板。

 

為什么煙臺能積極探索新型農業合作化道路、并在全國產生一定影響?重要原因在于煙臺基層有一批優秀基層干部。我們在煙臺調研時親身感受到,煙臺組織系統和廣大農村的基層干部,有堅定的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對習總書記關于農業合作化的講話領會深刻,說起農業合作化和集體經濟如數家珍、神采飛揚,對堅持走農業合作化道路充滿信心。有這樣一支隊伍,有這樣的精神狀態,是決定煙臺能夠在新時代農業合作化方面做出突破的一個關鍵因素。

 

我們黨將開啟第二個百年目標新征程。把鄉村振興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既是實現內循環為主新發展格局的必然,也是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煙臺的探索正當其時。有三點啟示和建議。

 

第一,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鄉村振興最根本的保證

 

調研中我們發現,不論是煙臺各級組織部門的干部,還是衣家村、東院頭村、槐樹莊村、田家村等村莊的干部群眾,講得最多的就是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鄉村振興的一系列講話指示,記得最牢的就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囑托。正如于濤同志說的:“只要認真讀過總書記的重要講話,腦子里就有了鄉村振興的頂層設計,煙臺就是不折不扣地落實總書記的思想”。煙臺探索的成績表明,只要堅定不渝遵循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做到“兩個維護”,農業合作化就能沿著正確道路不斷攻堅克難,農村農民一定能夠面貌一新!這是總結煙臺探索得出的最重要的經驗,也應當是全國抓好農業合作化的根本指導思想。

 

第二,總結提升煙臺探索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經驗,充分發揮其示范和帶動作用

 

當前從全國來看,如何走農業合作化道路,如何通過黨建引領鄉村共同富裕,還在探索過程中。建議充分發揮煙臺這個樣板的作用,支持煙臺在現有基礎上繼續大踏步前進,在進一步擴大合作社規模層次、興辦“三位一體”農村新型合作體系、促進城鄉大循環等方面做出新的探索,充分發揮其示范和帶動作用,打造新時代鄉村振興的地方樣板。

 

第三,走新型合作化道路需要大批發現和培養優秀的基層干部

 

在全國開展大規模干部培訓,讓總書記關于農業合作化的思想進一步深入人心,選拔和培養一大批新時代農業合作化帶頭人,加強激勵和使用,帶動全國形成“書記動手、全黨辦社”的生動局面。

 

李天浩(煙臺市委組織部副部長)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這為我們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已經到了深化提升、做大做強的關鍵階段。關于下一步發展,我們有一個基本設想,就是在村一級持續深化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從抓規范管理、強品牌建設、提經營效益入手,開展星級量化評定,倒逼體量升級。同時,探索發展聯合社和“三位一體”合作社,把專業合作社推向綜合性合作社,讓集體和群眾享受到更多的發展成果。在鄉鎮和村之間,創新建設“黨建融合發展區”,強化區域統籌理念,將周邊若干村作為整體連片打造提升,通過組織融合推動民心融合、治理融合、產業融合,既打造“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升級版,也為村莊行政融合奠定基礎。在鄉鎮一級,建立抓鎮促村的工作機制,從鄉鎮層面統籌規劃布局,做好農業社會化服務、鄉鎮黨委領辦聯合社、整頓提升發展集體經濟水平等工作,推動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高質量發展。

 

今年(2020年),省委組織部等14個部門聯合發文,在全省推廣黨支部領辦合作社。10月在紀念萊西會議30周年座談會上,煙臺作為全省唯一一個地級市進行了交流發言。1029日,中組部也邀請煙臺市委組織部負責同志到全國發展集體經濟培訓班進行專題授課。期待在農業合作化的道路上,各位專家能夠持續發聲,深入總結,引起更多的關注,推動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上升為國家層面的制度設計,打破部門之間的職責界限,形成推動工作的強大合力。

 

呂永杰(煙臺市委兩新工委專職副書記)

 

我是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親歷者,我想用三個關鍵詞來表達我內心的感受。

 

第一個關鍵詞是感動。三年一路走來,非常艱辛,非常不易,有汗水也有淚水,有工作突破的喜悅和興奮,但也一直有質疑和反對聲,也面臨各種不確定的風險,但是這些都沒有影響我們堅定前行的腳步。獻身于鄉村振興事業的廣大黨員干部,充滿忠誠和擔當,對群眾充滿感情,心里沒有自己,只有忘我的工作,金杯銀杯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這些工作也會深深的刻在基層干部和群眾的心里。

 

第二個關鍵詞是信念堅定。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符合中央要求,順應農村發展趨勢,造福廣大農民群眾,方向正確。我是具體從事基層黨建工作的,以前抓基層黨建總覺得力度不夠,沒有落地,分析原因,主要是陷入了就黨建抓黨建的自我循環,把黨建抓成了黨務,黨建對群眾的影響力、帶動力不夠,群眾沒有感覺。但自從我們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之后,找到了黨的領導在農村落地的載體和平臺,就是黨支部通過領辦合作社,掌握了經濟工作的主導權,通過股份合作重新建立了群眾與集體的經濟連接紐帶,我們稱之為一股連心,連力連責,這樣就把集體和群眾變成了一條心,黨支部也真正像吸鐵石一樣,把群眾凝聚起來,也真正做實了黨支部在農村的領導地位。既發展壯大了集體經濟,也把群眾組織起來共同富裕,更關鍵的是鞏固了黨在農村的執政地位,取得了一舉多贏的效果,一子落全盤活。現在我們抓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感覺信念越來越堅定,越抓越覺得有意義,渾身也有使不完的勁頭。

 

第三個關鍵詞就是用心呵護。感謝許多領導、專家對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關心和支持。但通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發展壯大新型集體經濟,還是一項新生事物,還只是一棵破土而出的幼苗,需要各方面用心來呵護它,來給予充分的營養。只有給予更多關心和政策支持,才能真正把一棵茁壯成長的幼苗培養成參天大樹,形成一片郁郁蔥蔥的大森林。

 

于金寧(海陽市朱吳鎮黨委書記)

 

朱吳鎮是一個典型的山區鎮、農業鎮,經濟基礎也比較薄弱,多年來空殼村占80%左右,基層黨組織面對這些問題束手無策。現在“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無論在我們鎮還是海陽市、煙臺市,已經從星星之火形成了燎原之勢,讓我們找到了破解農村難題的一把金鑰匙。不到兩年時間,我們鎮從無到有,全鎮68個村已經有43個村黨支部領辦了合作社,流轉了土地6000多畝,新上的產業十多個,為村集體和農民增收200多萬元。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對基層黨組織帶來的變化非常大,每個基層黨組織有了更明確的奮斗目標,黨員有了凝聚力,群眾有了奔頭,真正激發了農村發展活力。現在農村各個黨組織非常忙碌,到了每個時間結點,大家投入主要精力,形成了發展的熱潮。

 

我們在推進過程中,重點從一些見效快的項目入手,爭取今年實現首次分紅,讓更多老百姓看到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好處和吸引力。下一步我們也會根據上級部署,讓鄉鎮黨委引領聯合社,帶動支部領辦合作社,實現各個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抱團發展,共同為實現鄉村振興打造樣板。

 

衣元良(衣家村黨支部書記)

 

我今年56歲,從我記事,我們村好像就是個貧困村,鄉村怎么振興,找不到路子。曾經有一個領導問我:衣書記,你當書記十年了,你前八年干什么去了?直到2017年三四月份,煙臺市委組織部提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我感覺這個路子走得對。我們村1982年之后,所有土地分光了,集體資產賣光了,我當書記時,村集體經濟一無所有,還欠15萬塊錢的外債。我現在的這間辦公室,當時也被村民“占領”了。膠東這個地方,旱天時間比較多,一家一戶解決不了什么問題,搞水利建設、修道路,都解決不了。我又看了《塘約道路》這本書,啟發很大,感覺走集體化這條道路比較適合我們。我們村201778號正式成立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這三年,老百姓都講,都沒想到我們村發生這么大的變化。有的領導說,一個月不到衣家村來,就感覺衣家村變化很大。

 

現在我們村基本上水、路、電都解決了,這是以前我們不敢想的。除了2017年修的路,今年又修成了水泥的環山路。預計近三年集體收入可以達到100萬左右。我們成立了電商直播平臺,有四個直播間,回流了20多個青年人,村里兩位會計都是有會計師證的會計,他們不是衣家村的人,是我們聘請來的。

 

我感到,“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和黨支部書記個人領辦的合作社不一樣。黨支部書記個人領辦合作社,大部分有個人利益在里邊。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純粹為了群眾利益,不攙雜個人利益。我們村黨支部和村委會成員,個人在股份上都不比老百姓特殊,我們參加勞動,也是一天120塊錢,掙夠2000塊錢就算一個股份,和群眾是一樣的。現在一些惠農政策給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這是順理成章的。我感覺走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這條道路是最正確的,這個鞋合不合腳只有我們自己知道。我們有歷史300年了,也沒發展起來,為什么短短三年時間變化這么大?一個是得益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這條道路,再一個得益于把老百姓組織起來,和各級黨委、政府、領導們支持和幫助。

 

溫鐵軍(福建農林大學新農村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經過前一輪基層選舉,大量鄉村干部實際上已經是中小企業家,媒體稱為“富人治村”或官方說法是“鄉賢治村”。但是,一些村莊在建設過程中,負債也比較嚴重。無論誰接手村級工作,都要處理債務,這也是形成“富人治村”的一個客觀原因。過去農村基層形成“德治”依靠的老貧農、老骨干的作用削弱。

 

“富人治村”客觀上造成鄉村基層治理的難題,因為按照市場經濟理論,企業家是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這同追求村莊公共利益最大化存在著矛盾,不可能“激勵相容”。所以我們看到,少數村莊出現了利益由少數人占有、農村兩極分化嚴重,導致農村基層治理亂象,甚至不得不用打黑除惡的方式來解決這些矛盾。

 

所以我認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有一個重要前提,就是“三變”改革重構“激勵相容”的財產關系。

 

推進“三變”改革,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已經正式寫入中央文件兩年了。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進展還不顯著。特別是因為法律的滯后和基層部門的消極操作,只給了鄉村集體經濟一個“特別法人”的地位,束縛了集體經濟開展多業態生態經濟的手腳。在這種情況下,必須上下結合才能突破常規。所以,“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意義可以從兩方面理解。

 

第一,構建激勵相容的鄉村組織體系,實現治理有效。

 

所謂激勵相容,就是通過集體經濟把黨支部中的“鄉賢”或稱“能人”的經營管理能力發揮到鄉村集體經濟的經營管理當中,讓這些作為企業家的“能人”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和村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標,緊密結合在一起,用集體經濟組織的制度約束實現激勵相容。

 

這是我們進一步總結煙臺經驗的一個比較關鍵的問題。這樣,才能夯實基礎、練好內功,在農村打造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壓艙石。

 

第二,要看到“兩山”理論(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在煙臺經驗中的作用。

 

總書記講兩山理論,極大地擴充了生產力要素的結構。由于山水田林湖草沙等新要素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不可以像過去支持粗放市場那樣把它切開了,拆分著交易,所以生態經濟不是用簡單的市場能解決的。既然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就具有公共性。因此,“三變”改革是通過集體經濟體現了生態空間資源開發的公共性,亦即“空間正義”。所以,要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就必須重構新型集體經濟,減少生態資源開發中的基尼系數,才能鞏固脫貧攻堅成果。

 

以上這兩點是進一步歸納總結煙臺經驗的理論點位。

 

周建明:(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

 

煙臺經驗是深入學習理解中央精神、踐行鄉村振興戰略的產物,它把新時期中央關于“三農”工作相關的五個方面結合起來,開創了黨的建設和鄉村振興的新局面,迎來了鄧小平所說的農業農村的“第二次飛躍”。

 

首先,緊緊抓住“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核心的黨的建設,村黨支部要組織帶領農民群眾發展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職責任務作為農村黨的建設落腳點,在鄉村振興中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其次,通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經濟,使農民群眾在鄉村振興中充分發揮主體作用。

 

第三,在堅持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和家庭承包制基礎性地位的前提下,通過合作經濟賦予“統分結合”經營體系新的內涵,為實現產業興旺、環境宜居、鄉風文明、生活富裕、治理有效提供了基礎,建立起新的集體與個人之間的關系,形成集體、農民與資本之間的合作共贏。

 

第四,以黨支部領辦合作經濟為抓手的鄉村振興行動,帶動了政府部門的作風轉變,推動了涉農政策供給側的改革。

 

第五,使鄉村振興始終朝向有利于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發展。鄧小平同志多次強調農村改革要有兩次飛躍,黨的十九大所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正是在呼喚農村農業的第二次飛躍。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經濟的實踐,正在叩響這第二次飛躍的大門。

 

學習和推廣煙臺經驗,也需要注意它的特殊性。煙臺市委組織部主動作為,這是一個特殊性,需要對煙臺經驗進行系統學習和理解,才能夠推得開。另外一個特殊性在于,在農村改革之后,煙臺的行政村大致還保留在原來生產大隊的規模,平均人口是500700人,在這個規模上建立黨支部,相對來說有利于把農民組織起來,辦好合作事業。其他一些省份行政村規模達到20003000人,只能設一個黨支部,把整個村都組織起來就比較難,需要在實踐中進一步探索,例如縮小黨支部的規模。

 

高梁(《經濟導刊》總編輯)

 

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全局性、歷史性任務。人類生產力不管發展到何種程度,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不會改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化、城鎮化有了長足進展。從長遠看,城鄉共生共存的格局不可能改變,處理好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事關我國現代化事業的成敗。只有農村興旺、農業發展、農民富裕,中華民族振興才有堅實的基礎。農民是農業生產的主力軍,是鄉村振興的主體,黨的基層組織是團結和組織群眾的先鋒力量。要把好鄉村振興的政治方向,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發展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

 

煙臺在全市范圍內有序穩步推行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工作,把農民組織起來,落實了基層黨支部對鄉村振興工作的領導,為新時代農業合作化道路做了有益的探索,這是落實中央關于發展農民合作經濟、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很好的經驗,也是全國在地級市范圍內推行發展新型合作社的第一例。

 

第一,煙臺的做法完全符合中央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符合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農村黨組織建設、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一貫精神。

 

第二,農村農業現代化必須發展規模化經營,必須有資金和技術投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誰來組織農民、怎樣組織農民,龍頭企業下鄉和農村集體的關系如何處理,怎樣防止大戶壟斷,煙臺經驗提供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答案。黨的基層組織負有組織群眾為共同利益奮斗的責任,堅持黨組織對合作社的領導,才能在發展農業生產的同時,維護村民共同權益,實現共同富裕。

 

第三,依托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這個平臺,建強基層領導班子、發展經濟、做好群眾工作等一起抓了起來。群眾對兩委有了信賴,群眾集體主義意識增強,村里有事共商,扶貧工作有了長效機制,村莊文化活動有了明顯改觀,人才開始回流,村莊再現蓬勃活力。他們的經驗說明,發展新型集體經濟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

 

第四,煙臺市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實踐中,通過合理的體制安排,既提高了協作效率,發揮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也充分發揮了個人積極性和創造力。基層黨組織發揚依靠群眾,服務群眾的優良傳統,在領導合作社工作中做到身先士卒,民主決策,完善規章,有效監督,給群眾帶來了看得見的共同致富效益,從而提高了黨支部的威信和號召力,加強了村莊和社會的凝聚力。

 

第五,煙臺市委組織部把握了正確的政治方向,抓好思想教育和培訓干部。煙臺的經驗說明,領導新型合作社的基層干部和人才,只有在實際斗爭中才能成長起來,正確的指導思想和路線是第一位的。煙臺的經驗說明,加強黨的領導,發揮基層黨組織作用,組織帶領農民群眾發展新型集體經濟,是貫徹鄉村振興戰略具有決定意義的一項舉措。

 

王宏甲(著名作家,《塘約道路》作者)

 

在寫作《塘約道路》和在全國各地調研的過程中,我感到,光講村黨支部書記不夠,還要有人支持他。鄉鎮黨委書記做什么?縣委書記做什么?煙臺的事跡最大的價值在于,它不是鄉鎮黨委書記、也不是縣委書記,而是市委組織部做出來的。組織部的工作有組織建設、干部工作、人才工作、干部教育培訓、公務員管理等,非常繁忙。煙臺市委組織部要開展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時,就有人問為什么組織部要做這個工作?組織部跟經濟工作有什么關系?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煙臺市委組織部打通了三個關節。第一個關節是統一市委組織部全體干部的認識。統一認識之后,市委組織部就去各個部門去爭取政策。第二個關節,打通各縣市組織部長的認識。第三個關節,還要打通各鄉鎮黨委書記的認識。把這三方面的人發動起來,才有可能推動黨支部領辦合作社。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工作的意義在于,把群眾組織了起來。革命戰爭年代,組織群眾就是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工作。毛澤東同志在《古田會議決議》中強調:“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任務”。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就是把群眾組織起來。真正了不起的是人民群眾,他是真正的英雄。黨支部書記能夠發揮這個作用,是因為人民群眾有了不起的創造力。

 

衣家村最典型的經驗在于“勞動入股”。很多合作社實行的是按資分配,你占股份多少,他占股份多少,然后按資分配。如果問:勞動力工資在哪一個?回答是,勞動力工資是成本,要扣除成本、扣除花費,剩下來的東西按資分配。這是西方經濟學,資本主義經濟學。而社會主義經濟學要以按勞分配為主、按資分配為輔。衣元良那里有什么資本?西方資本主義實行雇傭勞動,老板創業,農民去打工。但是衣元良那里是創業,我們沒有資本,但是我們有一雙手,我們通過勞動創造價值。工票的含義就是,你勞動了,我尊重你勞動的價值,實行按勞分配,這是非常典型的集體經濟。煙臺最大的意義是認識到了自己的歷史責任,在這個歷史時期把勞動人民重新組織起來,是真正地繼承了傳統,是真正走向共同富裕。

 

徐祥臨(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授)

 

第一,黨中央已經明確了鄉村振興的頂層設計,體現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鄉村振興戰略的系列重要講話中。煙臺市委組織部在市委領導下,領導推進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這是扎扎實實落實總書記關于鄉村振興頂層設計的改革舉措。

 

第二,我們解釋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首先要論證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它是能夠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這是市場經濟一般的規律。如果一家一戶分開單干的話,資源配置效率是很低的。我們千萬不要以為搞市場經濟就是那些信奉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和領導干部的專利,這不是他們的專利。就好比打仗的時候,也是我們中國共產黨打得更好。共產黨搞市場經濟,也能比資本主義搞的更好,因為我們不僅能夠做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而且還能做到共同富裕。也就是說,對于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共產黨會處理的更好。所以,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完全可以從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來解讀。農村稅費改革后,多數農村取消了承包費,農民認為土地就是私有的了,這就是恢復了小農經濟,哪是進步?!而那些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農民自愿交承包費的農村,發展水平要高出一大塊。其實,承包費就代表了集體與農戶兩個對等經營主體的市場經濟關系。其實,集體經濟只要堅持民主管理,克服官僚主義、平均主義、瞎指揮,本身就是產權明晰的,資源配置效率是很高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集體經濟道路也是有制度優勢的。

 

第三,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下一步如何發展?剛才李天浩同志講到要搞三位一體合作社。據我所知,煙臺一些區市和鄉鎮已經在這方面有所動作,勢頭很好。這里我強調一點,辦合作社,一定要把資金抓住,就像戰爭時期一定要把槍桿子抓住一樣。如果除了產品生產,合作社再把資金抓在手里,就更能凝聚人心,解決資金貸款難的問題。其實農村根本不缺資金,缺的是把資金用于農村發展的體制機制,這個體制機制只能是三位一體中的信用合作。下一步要把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繼續提升,給老百姓創造更多增收致富的機會。

 

潘維(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黨支部領辦集體經濟,在政治方向上是正確的。為什么?從中國歷史來看,一旦資本推動土地兼并,就會導致農民流離失所、烽煙遍地,所以就得有祠堂,作為集體的經濟基礎。在現代,如果農業農村仍然是一家一戶的小農耕作,會更加導致這種破敗。所以,農村需要集體經濟。

 

農村集體經濟該由誰來抻頭?當然是黨支部。農村集體經濟最大的基礎就是憲法規定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過去鄉紳領導鄉村,鄉村有祠堂田,有祠堂,有村規民約。可是清朝滅亡之后,鄉紳像斷了線的風箏,很快變成土豪劣紳。我們當年農村稅費改革,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的農村基層干部變成了土豪劣紳。這就和黨建的道理相通了。如果領辦農村合作社的,不是一幫自私自利的人,而是一幫黨員,有組織的黨員,它就不再是斷了線的風箏,不會變成土豪劣紳惡霸。所以合作社必須由黨支部領導。有了這樣的集體經濟,黨組織自身也會變得健康。

 

全國扶貧攻堅是一個大手筆,這個大手筆不僅是為了扶貧,更是要解決黨的作風問題,黨的干部要下基層,不能嫌貧愛富。這樣一批人動員起來,把人民組織起來,這樣的黨就是健康的。

 

李玲(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首先,我相信煙臺創造的“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模式一定是未來中國農村發展的必由之路。中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社會主義是一個嶄新的文明。這次抗疫中,西方物質基礎比我們強,但抗疫成績遠不如我們,就是因為缺乏社會主義文明的因素。人不能只解決像動物一樣的生存問題,還要有精氣神。煙臺把農民組織起來,不僅是邁向共同富裕,更重要的是培養社會主義新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純粹的人……在煙臺的各個合作社,我都看到了這種精神。尤其是衣家村的事跡,讓人感動得不行。你們就是把一個個普通農民內在的那種精氣神激發出來了,我認為這才是合作社未來更大的生命力所在。

 

其次,煙臺一個重要貢獻是擴展了組織部門的功能。我們黨的組織部門不僅是國外的HR(人力資源)部,只管干部人事安排,更要承擔動員組織群眾的功能。

 

中國共產黨能取得革命、建設、改革開放和新時代全面發展的輝煌成就,就是能夠有效組織人民,組織部門的本質工作就是發揮黨的優勢,組織農民實現共同富裕。

 

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實踐非常有意義,黨建要到實戰中去建,才能真正建立起一支能戰斗、能組織動員群眾、能贏得威信的黨組織。

 

第三,要在新時代推廣煙臺的經驗,就要正確認識、實事求是地總結建國以后農業合作化、集體化的實踐。根據我們的研究,中國作為貧窮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能夠基本上靠自己的力量實現工業化,離不開集體化這個重要制度。工業化需要天量資金投入,所以發達國家工業化早期均靠掠奪其他國家的資源來彌補支撐工業化的資源。中國1949年建國時是農業國,一窮二白,我國早期工業化的資本積累只能來自農業剩余,而農業的剩余是很微薄的。中國歷史上從秦皇漢武開始,農業稅過重一定會導致農民起義。而新中國能夠從農村集中最大量的剩余進行工業化建設,就是因為有人民公社這個低成本的稅收制度,農業稅收是對集體征收公糧支援國家建設,極大降低了對億萬小農征收農業稅的成本。而且,當時依靠組織起來的人民公社和生產隊,解決了其他發展中國家沒有解決的問題,那就是人力資本的開發。我們靠農村集體經濟發明了赤腳醫生和民辦教師制度,解決了千百年來沒有解決的農民醫療和教育問題。所以等到1978年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們擁有的是世界一流的人力資本,巨量優質的人力資本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獨特優勢。而且中國農民還創造了許多今天看來仍然有效的激勵機制,比如德國的醫保、其它國家和我國醫保支付實行的點數法,實際就是來源于人民公社的工分制。今天,在更高的生產力水平上,組織起來的農民所煥發的磅礴力量將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生動力。

 

我們一起努力,新時代農業合作化道路會越走越寬廣,我們一定會走向“人道”和“天道”,為世界貢獻新的文明形態。

 

吳重慶(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開放時代》特約主編)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是非常適合由組織部門施行的,我想結合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談談對黨建的認識。中國革命的經驗,不僅是“農村包圍城市”,而且是“武裝奪取政權”。包圍城市的不是一般的農村,而是有根據地、有政權的農村。毛澤東認為,如果只打游擊,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東躲西藏,那么黨和軍隊如何得到鍛煉?所以他反對單純軍事觀點,認為如果紅軍只會打仗,并沒有發揮作用。而是要把建黨、建政、建軍統一起來。我們黨成長為人民的黨,軍隊成長為人民軍隊,都是要靠深入群眾、組織群眾、宣傳群眾、發動群眾、武裝群眾。所以,根據地對中國革命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擴大地盤,更重要的是把建黨、建軍、建政完全統一起來,組織了群眾、鍛煉了黨、鍛煉了軍隊。

 

煙臺施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經驗也說明,只有通過領辦合作社,基層黨組織才會真正接觸群眾,接觸相對貧困的群眾,這樣的工作是值得推廣的,具有普遍的意義。

 

各級財政對鄉村投入了大量資源,可是如果鄉村沒有堅強有力的組織,這些資源很容易變成項目制,甚至是外包,變成一個很簡單的工程投資,這是比較遺憾的。如果發揮這些資源的作用,把群眾發動起來、組織起來,鄉村的面貌一定會得到更大的改觀。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和脫貧攻堅一樣,都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重新塑造了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農村。

 

田改偉(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研究室主任)

 

鄧小平同志早就提出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第二次飛躍”的思想,但為什么至今沒有飛躍起來?大致有四個原因:

 

一是物質基礎的問題,很多地方集體資產被分光分凈了,集體經濟空殼了。有些地方的即使有些集體收入,也是簡單依靠土地出讓或者“收租經濟”獲得。雖然也有些積累,但是不能夠起到組織群眾、培養群眾集體意識的作用,黨組織的領導力也很難發揮。

 

二是城市化抽空了農村人才。農村最缺的就是人才。村基層黨組織要發揮作用、發展集體農村集體經濟都需要大批人才。

 

三是基層的其他組織的挑戰。組織產生權力,組織性越強,行動力和影響力就越大。一個時期,一些地方出現的宗教組織、宗族勢力甚至黑社會組織的組織性強、影響力超過基層黨組織,農村基層黨組織被邊緣化,引導群眾發展集體經濟的組織力、號召力很弱。

 

四是市場化大環境催生了利益個體化,集體意識淡化。甚至在一些集體經濟比較發達的村,集體意識、黨的意識也是比較弱的。一些農村黨組織和干部一心想著為農民做些事,但苦于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對于有些農民來說,黨組織建得再好,不能給百姓帶來切身的利益,他們對黨組織也很隔膜。煙臺在解決以上幾個方面的問題,都有突破,值得我們去認真總結。

 

呂德文(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中心研究員)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不單單是對于發展集體經濟很重要,更大程度上還是鄉村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抓手。去年(2019年)起,全國開展了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示范工作(中農發〔20195號),其中一個重要任務是探索在黨組織領導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機制,而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就非常好地體現了這些目標,解決了幾個問題:

 

第一,黨組織到底領導什么?從狹義的角度,黨的領導主要體現在管干部。但從鄉村治理內在的要求,要比這個寬泛得多。農民生活怎么安置、農業生產怎樣進行、美麗鄉村怎樣建設、鄉村秩序怎樣維持,都是黨組織需要領導的內容。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不僅解決了農業生產問題,更實現了對農民生產生活的引領。

 

第二,黨怎樣領導?煙臺經驗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是實事求是,市委組織部反復強調不搞一刀切。另一個特點是不變體制、變機制。當前農村的基本經濟制度和鄉村治理體系的框架已經是比較健全的,關鍵是怎么用好這個體制,發揮其優越性,轉化為治理效能。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就是在不改變當前體制的情況下,充分發揮黨的領導的優勢、集體所有制的優勢,把這些優勢真正實現出來。

 

第三,為什么“三治”都需要在黨的領導下?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使農村集體真正成了命運共同體,群眾有了切身的感受。正因為有了這個共同體,農民才成為了鄉村振興的主體,能夠在黨的領導下參與戰天斗地,實現治理有效。所以說,黨的領導和群眾參與是一體兩面,沒有好的領導就沒有群眾有效參與,反過來,沒有群眾有效參與,黨的領導也很難落實。

 

魏南枝(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首先向煙臺的同志們致敬,你們是像戰士一樣,開創了工作的新局面。中國共產黨已經經過了一百年的苦難輝煌,被譽為世界上最成功的“創業團隊”,我看了煙臺市委組織部同志們的發言,感到你們就是一個具有創業精神的團隊。創業總是特別艱難的,總是要面對各種各樣的利益格局和固定的思維方式,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中央要求各級干部不當紳士、要當戰士。為什么這樣說呢?當今世界上的大國,中、美、俄三家的歷史都說明,這樣大的國家,如果出問題一定是出在自己內部。當前隨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到來,我們最根本的是要增強自己的政治能力,更好地解決各種矛盾、激發內部的能力,這就必須依靠強大的組織工作。

 

組織工作絕不僅僅限于黨務。如果只限于黨務,而不是去做黨建,那么組織工作就會從我們黨最大的法寶變成官僚主義滋生的地方。什么是黨建?黨建一定要以人民為中心,一定要直面我們最大的困難和最大的矛盾,一定要堅持自己還是個革命黨的本色。這就是習總書記反復強調的,永葆共產黨人的革命精神,不斷進行自我革命和社會革命。所謂革命黨,就是要直面矛盾、解決矛盾,這個矛盾不僅是剛才我們提到的農民被忽視、農民組織不起來,也包括我們黨自己始終保持跟人民群眾在一起,這樣才有足夠的動員能力。

 

我們黨要領導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這段路程是最艱難的。煙臺的探索是對黨過去革命和建設經驗的總結、繼承和發揚,一定會給我們黨的工作更多啟示,是寶貴的財富。

 

白鋼(復旦大學副教授)

 

我想從20世紀中葉以來國際政治的趨勢談談。當前,我們正住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政治發展的趨勢來看,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來,世界很多國家呈現了“去政治化”的過程,核心就是拆散作為集體性的人,讓人成為孤立的、分散的消費主體,像原子一樣進入市場。事實證明,這種“去政治化”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釀成了嚴重后果。近年來,世界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各種原先被壓抑的對于集體的訴求又重新恢復了活力。

 

十八大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加強政治建設的進程正式拉開,相對世界性的“再政治化”存在的反智主義、激進的、為反對而反對等特點,中國“再政治化”過程始終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是有序的、建設性的。在這個意義上,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實踐為中國加強政治建設提供了值得總結的經驗,其核心是讓孤立、分散的個體形成特定的組織,通過這樣的組織去整合各種社會資源。

 

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要處理好與資本的關系。一方面要看到資本濫用造成災難性的嚴重性后果,另一方面又要看到,不可能完全脫離資本。要有效駕馭資本、善用資本,不能僅靠善良的愿望,而需要用一種全面性的社會力量進行有效制衡。中國能夠進行這樣的有效實踐,是因為有黨組織的存在。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形式,一方面能夠節制資本過度膨脹和逐利,但另一方面恰恰也提供了一種渠道,使得資本力量能夠較好的與農村的實際相結合,迅速改變農村經濟社會的面貌。這是帶有一定普遍性的經驗。

 

鄉村振興僅有制度安排也是不夠的,還需要同這種制度相適應的人的精神風貌。我們到煙臺考察之后,感到不僅基礎設施發生了重大變化,更重要的是人民群眾精神狀態很好,對黨的認同、對自己作為共同體一員的認同,都有了極大的提高。這是人民主體地位的煥發,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應有之意。社會主義不僅需要高度的生產力發展,也需要人的覺悟提升。中國要建設新文明,為世界做出較大貢獻,一個重要抓手就是通過黨的領導加強基層建設,構建同社會主義傳統結合起來的新的社會風貌、精神狀態,塑造社會主義新人。

 

來源: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 微信號(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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