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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濤|新時代農村集體化的現狀、問題和建議
點擊:3426  作者:于濤    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  發布時間:2022-09-28 16: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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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振興不僅是鞏固和深化脫貧攻堅成果的必然選擇,更是應對百年變局的戰略舉措和最大后方,是再造經濟發展奇跡、實現偉大復興最大的潛力和動力。而要實現這樣的愿景,關鍵一招就是發展農村新型集體經濟。下面我結合山東煙臺的實踐,談談新時代農村集體化的現狀、問題和建議。

一、煙臺市實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發展壯大新型集體經濟的做法

2017年4月以來,為了破解農村“集體窮、支部弱、群眾散、產業衰”等問題,煙臺市認真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在借鑒農業合作化歷史經驗并試點探索基礎上,在全國率先提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通過做實黨支部領導地位,落實黨支部對農村經濟的領導,用好合作社這一平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重新把農民組織起來,聚集和優化資源要素配置,為新時代黨領導農村集體化道路做了探索。截至2020年年底,即我調任山東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之前,煙臺全市共有3045個村成立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占全市行政村總數的47.3%。據不完全統計,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帶動村集體收入增加3.9億元,群眾增收5億元。農村的社會面貌煥然一新,人心被重新凝聚起來,群眾關心集體、團結奮斗,守望相助,蔚然成風。到目前,全國已經有22個省份到煙臺調研學習,有的省(比如吉林)已經在全省推廣,山東省委、吉林省委都在省委十二次黨代會決議中明確寫到要“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走新型集體化道路的人越來越多。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實質是黨的領導全面融入農業合作化,以黨的組織力帶動農民組織起來,走集體化道路。相對其他合作社模式,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創新表現在:

一是通過支部領辦,加強黨的領導,把黨的領導和發展集體經濟有機融合起來。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特”就特在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把企業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一樣,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必須把黨的領導融入集體經濟組織各環節,把黨組織嵌入到合作社治理結構之中。我們提出一個公式:“黨的有組織>資本的有組織>小農的無組織。”發展農村新型集體經濟本質是把農民組織起來,更好地參與市場競爭,實施鄉村治理,維護農民利益。這就決定了,黨組織必須站出來承擔這個責任,才能充分動員群眾走合作化和共同富裕的道路,才能確保合作社姓公不姓私,真正為最廣大農民利益服務,才能賦予農民和農村強有力的組織、規范的制度,確保合作社發展行穩致遠。

在具體設計上,我們堅持:第一,合作社姓黨。尚未進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村,由村黨支部書記代表村集體注冊成立合作社,并明確這是職務行為,不是個人行為;已經進行了產權制度改革的村,由股份經濟合作社代表村集體注冊成立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第二,理事長在黨。把“村黨支部書記擔任合作社理事長”寫入合作社章程,切實發揮黨支部對發展村集體經濟的組織和引領作用,切實用黨的理想信念和黨規黨紀約束合作社帶頭人,保障合作社“姓公不姓私”。第三,決策權歸黨。明確合作社中集體占股為“金股”,確保集體股保留決策權和否決權;上級惠農政策由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為主體承接,利潤分紅由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主導,分配辦法向公共事務、普通社員特別是老弱病殘等弱勢人群傾斜,最大限度惠及于民,讓群眾知道惠在何處、惠從何來。

二是通過把群眾組織起來,實現有效治理。

目前流行的、借鑒西方的合作化理論,主要是以資產資源為紐帶的聯合。這是不符合我們的歷史和國情的。從中國農業合作化的歷史看,首先是黨領導群眾組織起來,解決生產關系的問題,再促進生產力的快速發展。農業合作化不僅僅是資產資源“物”的合作化,更重要的是“人”的合作化。“物的聯合”是手段,“人的聯合”是本質和目的。集體資產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更寶貴的是廣大人民群眾聯合起來,通過共同勞動解放生產力,共同分享發展成果。因此,同其他類型的合作社相比,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更加強調以勞動聯合為主、資本聯合為輔,最大限度吸收群眾以勞動力入股,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在合作社運營、管理和分配中的主體作用。

2020年第17期《求是》雜志刊登了煙臺棲霞市衣家村的事跡。2017年以前,這是一個集體收入為零的省定貧困村。他們在一無區位優勢、二無自然資源、三無年輕勞力、四無外來幫助的情況下,黨支部通過給入社群眾發放“工票”、讓群眾以勞動力入股,把全村50余戶群眾組織起來戰天斗地,男女老少齊上陣,僅7個月就在大山深處開辟了上山路,建起了蓄水池,改善了基礎設施,引入種養殖等產業,2019年村集體收入25萬元,戶均增收6000元,整個村莊面貌煥然一新。

黨組織和發動群眾,不是層層下指標、包辦代替。我國合作化的歷史表明,能否充分發動群眾自愿入社,并且參與合作社的運營和管理,關系到合作社的成敗。同其他合作社相比,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一頭連著上級黨委,一頭連著群眾,具有最高的號召力和公信力,最容易獲得群眾信任,把群眾發動起來。我們貫徹“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則,充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堅持由民做主而不替民做主、強力推進而不強迫推進,堅決不設置100%入社的數量指標,堅決不搞“一刀切”“大呼隆”,而是通過黨支部成員示范帶動以及外出觀摩、集中培訓、黨員入戶動員等方式,幫助群眾算清入社前后的對比賬,講清一家一戶單打獨斗的瓶頸弊端,以看得見的利益提高群眾入社率。從2017年試點,到2020年全域推進、全面提升,我們可以非常自信地說:每一名入社的群眾,都是自覺自愿的。入社后,通過土地、資金、勞動力等多元化股份合作,以股連心、連責、連利,建立起群眾和集體經濟利益共同體,群眾的集體意識進一步回歸。

萊陽市西石河頭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之初,只有村“兩委”帶頭加入合作社,流轉了60畝土地。不到兩年時間,全村90%的群眾都加入了合作社。群眾從以前干旱時搶水澆地、大打出手,到現在發揚集體主義風格,先澆集體的地,再澆自家的地。在集體土地相鄰的地塊,有其他投資者給出更高的報價想流轉群眾的土地,但是沒有群眾加入。因為他們從黨支部的行動中看到了為民干事的決心,堅定了跟黨走的信心。

萊州市田家村2018年之前是萊州市最亂的村之一。成立合作社后,迅速由大亂實現大治,在萊州全市考核中,由之前的一千多名進入了前十名。過去干群對立,現在干部到群眾家里討碗水喝,群眾能給他熬一鍋湯。

三是通過整合要素,實現共同富裕。

發展壯大集體經濟、走合作化道路的重要落腳點是實現“小康路上一個都不能掉隊”。所以,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在入社資格、股權設置、分配辦法以及與社會資本合作等方面,都充分體現共同富裕原則。我們鼓勵、歡迎城市工商資本和專業大戶參與鄉村振興,但也強調要在堅守共同富裕原則的前提下實現雙贏、多贏,提出單個社員出資比例不得超過20%,防止“大戶壟斷”形成“精英社”;改變貧困戶“等人送小康”的脫貧心態,優先發展貧困戶入社,變“輸血式”扶貧為“造血式”致富,實現“以地養老、穩定脫貧”。在同社會資本合作時,堅持黨支部在合作社中的主導權。這些辦法不僅受到群眾歡迎,也受到社會資本的歡迎。因為我國農村有廣闊的產業升級和資產升值空間,但如果農村一盤散沙、治理薄弱,社會資本投資也很難進入和穩定盈利。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把群眾組織起來整合各種生產要素,也給各類社會資本發揮作用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實踐證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既以黨的信用提高了群眾參與鄉村振興的信心,也把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落實到合作社的運行實踐中,特別是讓老弱病殘能有保障,蹚出了共同富裕的新路徑。

四是通過建立新的生產關系,解放生產力,發展現代農業和農村產業。

我國農村一、二、三產業都有很大升級空間,但當前“統”“分”不平衡的狀況導致交易成本過高,壓抑了生產力。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創造了全新的生產關系:鞏固和加強了集體所有制,有利于在更大范圍優化配置資源;社員在黨領導下參與合作社管理,分配上體現共同富裕原則,有利于充分調動社員積極性,增強發展后勁,吸引人才回歸。合作化對促進生產力的作用已經充分顯現:我們把土地、資金、人才等資源優化組合,統一經營支配,流轉土地32萬畝,連片平整后新增集體用地3萬畝。統一經營為采取良田、良種、良法、良品“四良”模式和水肥一體、物聯網、大數據等先進技術創造了條件,從拼資源、拼消耗的老傳統向科技強農、綠色興農的新動能轉換。煙臺蘋果產業升級表現尤為明顯:煙臺蘋果主要是30多年前引種的第一茬果樹,目前已到樹齡老化、產量下降、品質降低的階段,大有被外地趕超的趨勢。村莊人才外流,老齡化加劇,單個農戶資金力量有限,無法度過更新果樹之后頭3-4年不結果的生長期。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全面解決了這些難題:通過建立農戶、村集體、龍頭企業互惠共贏的合作共同體,實現蘋果升級換代,到2020年,已改造老劣果園47.2萬畝,3年內將梯次改造120萬畝,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

正是通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把農村集體經濟做實了,才真正體現出集體所有制的優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通過領辦合作社,既發揮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也通過明確的股權設置激發了群眾的內生動力,既能把老百姓組織凝聚起來,又能調動老百姓最大積極性和參與性。打破了以往村集體簡單發包租賃、群眾單打獨斗的低層次、低水平增收模式,通過喚醒沉睡的資源、整合分散的資金,由黨支部重新優化配置,既讓群眾參與到了合作社全產業鏈增值收益,也使集體經濟發展有了源頭活水。

棲霞市東院頭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發展蘋果產業,2019年社員每畝地分紅5050元,村集體收入92萬元,社員長期務工年均收入4萬元,實現了村集體與群眾雙增收。我們體會到,這樣的做法,符合鄧小平同志“兩個飛躍”理論,符合習近平總書記“必須使分散的農民聯合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要走組織化的農村市場化發展路子”的思想,符合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根本要求,也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愿望。與人民公社相比,我們現在推行的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是一種螺旋式上升,而不是簡單的回歸,更不是走回頭路!

五是通過制度建設,確保規范運行。

我國歷史上農業合作化走過的一些彎路,以及當前專業合作社存在的一些問題,一個重要原因是管理粗放、運行不規范,容易產生經營風險甚至化公為私。黨的制度建設是我國國家治理各項制度的本源。合作社規范運行要靠制度保障,這個制度就來自黨支部的領導,來自黨的制度建設延伸到合作社。煙臺市委組織部牽頭出臺《關于促進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高質量發展實施意見》,建立章程統一審核、項目統一論證、分配統一規范等“六統一”機制,在合作社注冊、經營、分紅等各環節,形成科學規范、閉環監管的內部治理體系。鎮街黨委對成立的合作社是否按章程組建、按制度運作、按標準考核逐個審核把關,對合作社新上項目組織專家逐個科學論證,對合作社簽訂的經濟合同及1萬元以上的重大支出等嚴格審核,合作社所有重大事項最后都由黨員和村民代表會議表決通過,確保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安全、規范、高效運轉。發揮市委組織部職能優勢,借鑒黨政領導干部的選拔、培養、管理辦法,加強對村黨支部書記隊伍建設,培養出一大批優秀的集體經濟帶頭人。

我們體會到,通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發展壯大新型集體經濟,是鄉村振興的關鍵抓手。一是加強了黨的領導。村黨支部開展工作有了抓手,服務群眾有了實力,群眾對黨支部有了信賴,黨建與發展“兩張皮”的問題迎刃而解。二是優化了基層治理。在黨支部的領導下,群眾抱團發展從“多條心”變成“一條心”,有事共商、有難共擔、有利共享,矛盾摩擦不斷減少,許多過去的問題村變成了最祥和穩定的村。三是推動了產業振興。群眾參與到了合作社全產業鏈增值收益。四是拓展了戰略縱深。以三產、二產帶動一產,提高了農村對人才的吸引力、承載力,為承接城市勞動力過剩做好了戰略準備,也為實現就地城鎮化創造了條件。

 

二、存在的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已經提出“把握鄉村振興正確的政治方向、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要求,我們在實際工作中感到,落實這一指示、發展新型集體經濟,還面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是集體經濟發展水平仍然不高。多數地方還只是在縣和鄉鎮層面推動,地級市乃至全省層面系統、全面、扎實推動的少。大都還是以村為單位發展集體經濟,縣級、鎮級聯合社少,很多地方的鄉鎮缺乏能夠代表全體鄉鎮居民利益的鄉鎮集體經濟組織,也缺乏鄉鎮黨委政府主導的鄉鎮級國有平臺企業,所以鄉鎮很難發揮在集體經濟發展中承上啟下、鏈接城鄉的中樞作用。從事種養殖的合作社多,一、二、三產融合發展的少,三位一體的合作社少。聚集全部資源打造的盆景多,自我發展形成的森林少。依靠簡單發包租賃積累集體經濟收入的多,真正形成內生動力、把群眾組織起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少。很多地方通過開展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登記注冊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也初步做了清產核資,但絕大部分的村集體經濟組織缺乏對應的架構設計,村集體股份經濟合作社結構不清楚、功能不完善,村集體經濟組織資產底數不清、歸屬不明,難以有效整合村內土地、資金、人才,難以為村民提供服務。

二是各部門尚未形成共識和合力。對于要不要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怎樣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產業發展是依靠集體經濟還是單純依靠外部投資、龍頭企業、種田大戶,看法還不盡一致,沒有形成推動集體經濟發展的強大合力。財政資金整合度不足,大量財政資金按照各部門要求分散投入,無法發揮整合效用,存在“撒胡椒面”的現象。

三是存在一些模糊認識。應該說,合作化是集體化的表現形式,但不是所有的合作化都是集體化。當前,很多地方把社會資本流轉土地辦合作社,向集體和農民交流轉費作為集體經濟,我們認為是有偏差的。還有的同志認為,產權制度改革之后,各村都有了集體經濟組織,即股份經濟合作社,黨組織領導股份經濟合作社就是走上了合作化道路。這個認識也是有偏差的。股份經濟合作社只能說是集體經濟的存量,量化到每個村民頭上。對集體而言,資產的底子摸清了,但是這只是賬面上資產的增加,這些集體資產是否盤活了、發揮作用了?“發展壯大”如何才能做到?這是需要路徑和方法的。對村民而言,確權之后也并沒有自然而然地加強了對集體的依附感。現在我們通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激活了這個存量,撬動了農村大量沉睡的資源,就為經濟發展注入了“流動性”。讓村民名義上的股份變成了實實在在的收益,這才和集體產生了利益聯結機制。

四是相關法律不夠完備。《集體經濟組織法》沒有出臺,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土地流轉等概念沒有權威解釋,影響了集體經濟發展。

三、建議和展望

第一,將黨的組織工作納入鄉村振興總體部署,將黨的組織部門納入鄉村振興領導體制的重要位置。要鞏固黨在農村的執政地位,推進鄉村振興和城鄉發展一體化,加快農業現代化,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健全農業專業化社會化服務,解決農村空心化問題,亟需我們黨帶領農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所有這一切,都聚焦于加強農村黨支部地位和增強農村集體經濟實力這兩件事上。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正是做好這兩件事的抓手。由黨的組織系統通過加強農村黨支部建設來推行合作社建設,是一個創造。這一經驗的核心在于,通過加強農村基層黨建,把黨員組織起來,然后再通過黨員把群眾組織起來。推動農業合作化,是涉及農村政治建設和生產關系調整的重大問題,應當將黨的組織部門納入鄉村振興領導體制的重要位置,由黨委組織部門和農業農村部門共同牽頭,形成合力,推動新型集體經濟發展在較短時間內取得突破。

第二,以舉辦鄉鎮聯社、縣聯社和推進“三位一體”合作社為抓手,開展鄉村振興和發展集體經濟綜合試點工作。

1960年,毛澤東同志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就提出:“不要把人都搞到城市里,而是要把農村建設得和城市一樣好,甚至比城市更好一點。”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城鎮化要發展,農業現代化和新農村建設也要發展,同步發展才能相得益彰。”他還指出,“目前,我國超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人以上)和特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人以上)人口密度總體偏高。長期來看,全國城市都要根據實際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大城市人口平均密度要有控制標準。”毛主席和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思想很有指導意義,就是農村未來發展的方向。

下一步,橫向上,我們要擴大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內涵,打造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的綜合合作社。2006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就提出,要發展農民的橫向與縱向聯合……把生產職能與流通職能融為一體……發展跨鄉、縣的地區聯合,組建大規模的中心合作社。他說, “三位一體”是三類合作組織的一體化,也是三重合作功能的一體化,又是三級合作體系的一體化。條件好的地方可以大步前進,建立區域性的新型合作經濟聯合組織。

縱向上,提高合作的層次、擴大合作的規模。在鄉鎮一級,要大力推行建聯合社,解決村級合作社辦不了、辦不好的事。在縣域要統籌規劃布局、產業發展、政策資金、土地利用,尤其是公共服務,建設很多小的經濟中心、生活中心,讓農民就地成為職工,通過“在地工業化”“在地服務業化”,實現“在地城鎮化”,進而實現城市與農村同步發展,而不是盲目鼓勵農民進城,讓他們被迫擠進城市謀生。

第三,充分利用城市經濟調整的機會,推進新的上山下鄉,大規模挖掘、發現和培養稱職的集體經濟領頭人。農業合作化的歷史告訴我們,集體經濟能否搞好,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找到一個好的帶頭人。具體講,就是村支部書記一定要既有公心又有能力,即煙臺市委組織部總結的“好人加能人,才是當家人”。有時村里現有的人選不出,還可以從外面找。改革開放以來,一些村里的黨員或復轉軍人到城里打工或下海經商,見了世面,學會了經營,有的還賺了一些錢,積累了一些人際關系。他們之中有些人對本村有感情,在村里也有威信,看到上級黨組織有意讓自己回去領著大家致富,往往會認為這是展示才華、實現個人價值的機會。當前我國城市經濟受到經濟轉型沖擊,大量有經營經驗的人才和大中專學生需要尋找新的就業機會,對他們要繼續培養,同時要進一步拓寬發掘合適人才的路子,使集體經濟的發展確實得到組織上的保證。

第四,修改有關法律和政策條文,把“組織振興”帶動集體經濟發展作為鄉村振興的總抓手,扭轉片面重視產業振興的做法。習近平總書記今年3月6日參加政協聯組會時指出,“鄉村振興不能只盯著經濟發展,還必須強化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當前,在鄉村振興總體部署中,還存在著片面重視產業振興,忽視組織振興和基層黨建的現象。實踐證明,如果不解決農村生產資料碎片化的問題,產業也不可能振興,而解決碎片化問題的根本渠道就是在黨的領導下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建議在有關鄉村振興的政策部署中,進一步突出“組織振興”的引領作用。修改《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或者制定《農村集體經濟法》,補充完善在黨的領導下發展集體合作社的條文,吸收地方實踐經驗,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要求轉化為法律保障。

總之,農村有巨大的自然資源、廣闊的綠水青山、大量的潛在人口,如果我們能夠構建“三位一體”的農業綜合合作體系,就能把這些資源充分整合起來,吸引城市過剩的資金、產能、人口下鄉,再造一個和城市一樣繁榮美麗的新農村。同時,農民收入提高了,資產升值了,城市的二產、三產就有更廣闊的市場,就可以實現“內循環為主”。

這就是中國農村的未來。

(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原載“中國青年雜志”,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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