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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濤：用馬克思主義城鄉觀謀劃鄉村振興

點擊：作者：于濤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1-08-14 08:08:59

【摘要】馬克思主義特別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從哲學、歷史和理論的高度，揭示了城鄉分化的本質，分析了資本主義城市和農村的異化現象，指出了社會主義國家如何處理工農、城鄉等重大關系，回答了社會主義鄉村振興的基本特征和路徑。這些重要理論成果，是堅持鄉村振興正確方向的根本遵循，是謀劃鄉村振興必須掌握的“橋”和“船”。在這些思想的指導下，結合地方實踐探索，本文提出關于鄉村振興的政策建議：把鄉村振興置于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全局，同新型城鎮化共同謀劃，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把黨領導下的組織振興作為鄉村振興的切入點。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是當前歷史關口一個關系全局的重大問題。目前，鄉村振興的重要性已經成為共識，然而走什么樣的鄉村振興道路、如何推進鄉村振興、如何看待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的關系，還有大量理論和實踐問題有待回答。我們黨高度重視理論建設和理論指導，重視吸取歷史經驗。馬克思主義特別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從哲學、歷史的高度，揭示了城鄉分化的本質，分析了資本主義城市和農村的異化現象，指出了社會主義國家應如何處理工農、城鄉等重大關系，回答了社會主義鄉村振興的基本特征和路徑問題。這些重要理論成果，是堅持鄉村振興正確方向的根本遵循，是謀劃鄉村振興必須掌握的“橋”和“船”。

一、馬克思主義關于城鄉分化根源的認識

鄉村振興直面的問題就是城鄉分化。人類社會的城市已經有9000多年歷史，城鄉分化是一個古老的現象。近代以來的社會主義運動，使城鄉分化受到特別的關注。不少空想社會主義著作中，都有批判資本主義城市、設想田園牧歌般鄉村生活的情節。這些樸素的觀點已經正確地指出：近代形成的城鄉分化不僅是一種自然現象，更是社會現象和歷史現象，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西方經濟學主要從城市和農村的自然稟賦、產業結構、地理空間等因素來分析城鄉分化，而馬克思主義則運用政治經濟學方法，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的本質出發，揭示了城鄉分化的根源。

第一，城市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近代城市的形成既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一方面，城市形成的動力在于社會分工和近代大工業生產的出現，“一切發達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的基礎，都是城鄉的分離”；“一個民族內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業勞動和農業勞動的分離，從而也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另一方面，城市一旦產生，資本就可以不再像過去那樣依賴土地，這就為資本集中和資本運動創造了重要前提，進而資本又引發各種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聚集，大大擴大了市場交換的范圍，促進生產力發展。“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樂和需求的集中”，“這一切都是這樣雄偉、這樣壯麗，簡直令人陶醉”。

第二，資本主義不僅無法消滅城鄉對立，反而使這種對立日益尖銳化。馬克思恩格斯在承認城市進步意義的同時，并沒有把城鎮化絕對化、神圣化，而是一分為二地指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由于資本集中在城市，而勞動力和原材料主要來自農村，人口和資源不斷向城市集中，鄉村的發展空間一再遭到擠壓，城鄉差距日益擴大、形成對立。“城市已經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這個事實；而在鄉村則是完全相反的情況：隔絕和分散。”“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財產聚集在少數人的手里”。農村人口成為城市“產業后備軍”的來源，農業資本家也把農業工人的工資壓到最低限度。同時，城鄉產業分工和差距拉大，導致農村人口精神生活匱乏、與世隔絕。

第三，社會主義的發展趨勢是縮小城鄉差距和城鄉融合發展。縮小城鄉差距，是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內容。恩格斯提出，未來人類社會的組織形式是“由社會全體成員組成的共同聯合體來共同而有計劃地盡量利用生產力”，“通過消除舊的分工，進行生產教育、變換工種、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以及城鄉的融合，使社會全體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的發展”。他還提出了“大工業在全國盡可能平衡的分布”，“將結合城市和鄉村生活方式的優點而避免二者的偏頗和缺點”的遠景，并預見“城鄉關系的面貌一改變，整個社會的面貌也跟著改變”。列寧和斯大林也都在晚年的重要著作中提出了縮小城鄉差距的設想。新中國成立后，縮小城鄉差別始終是中國共產黨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內容，1953年中共中央出臺《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指出：“逐步克服工業和農業這兩個經濟部門發展不相適應的矛盾，并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新中國成立70余年來，黨領導人民對縮小城鄉差別進行了長期探索。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城鄉融合發展，提出“不管工業化、城鎮化進展到哪一步，城鄉將長期共生并存”；“如何處理好工農關系、城鄉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現代化的成敗”；“加快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等重要思想。

這啟示我們，城鄉對立不僅是自然原因，還是生產關系和發展方式造成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會有一個發揮城市化帶動作用、同時出現一定程度城鄉差別的階段，但這個階段不是永恒的。隨著生產力發展和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完善，城鄉差別會逐步縮小以至消失。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除了自然、地理、產業等方面的原因之外，根源還要從體制機制上找。一定程度上說，城鄉差距是經濟發展導致資本集中到城市的必然結果，是市場自發調節盲目性和滯后性在城鄉關系中的體現。既然找到了這個根源，我們就要堅定信心，社會主義一定能夠縮小城鄉差別，也只有通過發揮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才能縮小城鄉差別。在具體政策中，既要解決生產力的問題，對農村加大資金、技術、產業等方面的投入，也要解決生產關系的問題，在黨的領導下把農民組織起來，扭轉那種把農村單純作為城市化、工業化資源來源的思路，充分挖掘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讓農民群眾成為發展的主體，改變資源向城市過度集中、導致城鄉分化的體制機制。

二、中國必須走不同于西方的城市化道路和鄉村振興道路

近代以來，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經歷了一個城鄉差距先擴大、再縮小的過程。那么，是不是我們就可以模仿西方的城鎮化和鄉村發展道路，等城鄉差距擴大之后再自然縮小呢？肯定不行。對此，習近平總書記說得非常明確。談到城鎮化時，他指出要“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談到鄉村振興時，他指出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這兩個表述都說明，既然中國的現代化都沒有照搬西方的發展道路，那么我們的城市化和農村現代化也不能照搬西方。

（一）走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道路，而不能走西方 “物的城市化”“資本的城市化”道路。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城市和鄉村各有其功能，城鄉分割的狀態使二者的功能都得不到有效發揮，城鄉環境遭受嚴重破壞。他們分析過資本主義城市化帶來的失業、童工、住房、傳染病、環境污染等問題，“一切能使空氣變得更壞的東西都聚集在那里了......在這種情況下，這個最貧窮的階級怎么能夠健康而長壽呢？”。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進一步認為，資本主義城市一方面是為了讓勞動力集聚，降低企業的成本，另一方面是為了制造出住房、交通、消費等新的需求，甚至把城市的空間也變成了特殊的商品，發展城市化是為了給生產領域過剩的資本投資尋找出路，城市化的目標是追求經濟利潤的最大化，而不是滿足人民群眾對宜居、舒適、環保、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追求。如美國學者的著作《掃地出門：美國城市的貧窮與暴力》通過八個貧困家庭的遭遇，揭示美國城市的貧民窟問題，高昂的住房、醫療費用和衛生危機、失業等困境，造成了大量突破社會底線的行為。一旦人們生活的必需品成為利潤的源泉，那么對利潤的追逐就會成為人們相互之間“要命的肉搏”。歸根結底，西方城市問題的總病根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固有矛盾。

一些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教訓更進一步證明了這點。模仿西方城鎮化單兵突進的發展中國家，無一例外遭遇了重大社會問題。如人口超過1億的發展中大國印度、墨西哥、孟加拉國、巴西等，都遭遇了農村貧困人口轉移導致的動亂、大型貧民窟、黑社會等問題。我國農村轉移人口比這些國家的總和還要多，但總體保持了社會穩定，原因之一是強調城市化和農村現代化協調推進，原因之二是堅持了農村基本經濟制度長期穩定不變。同時也要看到，我國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城鎮化和農村現代化不平衡的現象，城市里各種社會問題也在集聚，如城鄉結合部問題、農民工家庭問題、流動人口刑事犯罪問題、農二代失業問題等。如果不抓緊推進鄉村振興，不走新型城鎮化道路，僅靠社會治安治理是難以解決這些問題的。更何況，西方的城鎮化道路不符合共同富裕要求：在城市內部，少數人富可敵國，但是也有廣大的貧民區、貧民窟。我國總體的人口密度遠遠高于歐美發達國家，如果走西方的城鎮化道路，有限的生態空間就難以滿足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要求。

因此，我們要走的是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道路，不同于西方那種以物為本、以資本為中心的城鎮化道路，基本要求是“四個更加”，更加注重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更加注重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更加注重環境宜居和歷史文脈傳承，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和幸福感。2013年召開的中央城鎮化會議強調：“城鎮化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推進城鎮化必須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出發，遵循規律，因勢利導，使城鎮化成為一個順勢而為、水到渠成的發展過程。”這實際上批評了一些地方盲目大拆大建、大造新城、逼農民上樓、讓市民成流民、“住上樓萬事愁”、亂舉債攤大餅等問題。要走好這種新型城鎮化道路，就必須統籌考慮、協調推進城鎮化和農村現代化。因此，走新型城鎮化道路，與實現鄉村振興，是相輔相成、互為前提的。

（二）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而不是西方那種擴大城鄉差距的道路。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鄉村振興，同樣是區別于西方資本主義農村發展方式的一種新的道路。我們既要學習美國、歐洲發達國家在規模化經營、農業技術進步、環境保護等方面的經驗，也要吸取一些發展中國家實施土地私有化帶來的城鄉差距、土地兼并、農業衰落等教訓。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的特征有哪些？2017年起，山東省煙臺市創造性地施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在基層黨組織領導下把農村重新組織起來，發展壯大集體經濟。我們在實踐中體會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應當有四個基本特征。

一是必須突出黨的領導這個核心。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特”就特在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把企業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也必須把黨的領導融入集體經濟組織各環節，把黨組織嵌入合作社治理結構之中。我們提出了一個公式：“黨的有組織＞資本的有組織＞小農的無組織”，農業合作化本質是把農民組織起來，更好地參與市場競爭和實施鄉村治理，維護農民利益。這就要求黨組織必須站出來承擔這個責任，充分動員群眾走合作化和共同富裕道路，這樣才能確保合作社姓公不姓私，真正為最廣大農民利益服務，才能賦予農民和農村強有力的組織、規范的制度，確保合作社發展行穩致遠。

二是必須突出公有制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融合。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公有制為主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實現廣大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如果實行土地私有制，不僅違背黨的初心、愧對犧牲的革命烈士，更會導致農村兩極分化、大量人口失去土地、市場范圍受限，造成巨大的經濟和社會風險。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發展新型集體經濟，既發揮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也通過明確的股權設置激發了群眾的內生動力。

三是必須突出農村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農業合作化不僅是資產資源等“物”的合作化，更重要的是“人”的合作化，通過共同勞動解放生產力，共同分享發展的成果。同其他合作社相比，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更加強調以勞動聯合為主、資本聯合為輔，最大限度吸收群眾以勞動力入股，發揮群眾在管理和分配中的主體作用。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通過黨的領導，以勞動為紐帶把農民組織起來，更有利于盤活農村各種資源，把潛在的經濟發展動力變成現實，避免走其他發展中國家那種城市掏空農村而導致巨大社會問題的道路。

四是必須突出共同富裕這一取向。這是我們和西方農村發展的重要區別。資本主義國家農村也可以實現繁榮，但無法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少數西方發達國家可以實現鄉村繁榮，主要是由于人口基數小，加上其在全球分工中處于優勢地位，可以反哺農村，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無法走這條路）。我們的鄉村振興，不管能人還是老弱病殘，都要過上幸福生活、全面發展，一個也不能掉隊。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在入社資格、股權設置、分配辦法以及與社會資本合作等方面，都能充分體現共同富裕原則。提高普通黨員和村民的入社比例，讓盡可能多的貧困群眾入社，較好地保障了群眾的權益。

三、在“新發展格局”中高度統籌推進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

上述分析表明，無論是城鎮化，還是農村現代化，都必須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路。那么，進一步的問題是，這兩者是什么關系呢？馬克思主義在分析農村問題時，從來沒有就農村談農村，一向是把農村放在城鄉關系、工農關系的框架中認識。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使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有機地聯系起來，是實現城鄉融合的經濟基礎和重要條件，“大工業在全國的盡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滅城市和鄉村的分離的條件”；“只有通過城市和鄉村的融合，現在的空氣、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列寧指出“只有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混合和融合起來，才能提高鄉村居民，使其擺脫孤立無援的地位”。要促進城鄉的結合，“只有一條路，就是城市工人和農業工人結成聯盟”。

運用上述原理回顧新中國城鄉關系的歷史，可以得到結論：在新發展階段，要構建新發展格局，就必須統籌考慮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換句話說，鄉村振興的目的不僅是縮小城鄉差距、補短板，同時也要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凝聚新的經濟增長動力。這個道理，從我們黨成立以來對城鄉關系的認識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能夠取得勝利，從根本上得益于解決了農村農民問題。國民黨表面上集各種大權于一身，但實際權力只在鄉以上，沒有延伸到廣大農村，出現了“城市有黨，農村無黨；上層有黨，下層無黨；沿海有黨，內地無黨”的情況。國民黨失敗的重要原因是脫離群眾、缺乏基層基礎，大量農業剩余被土豪劣紳所蠶食。我們黨用短短的二十幾年時間取得全國政權，靠的就是把群眾組織起來，不僅獲得了農民在政治上的支持，而且在經濟上也打了翻身仗。把農村組織起來，是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前提。

新中國成立初期，1950年實施的“城鄉物資交流”對我們有重要啟示。當時，隨著戰爭結束、生產恢復，工商業很快就遇到了生產過剩、市場不足的問題，大量工業品滯銷。黨中央決定，利用農村進行土地改革、農民購買力旺盛的條件，通過重建城鄉貿易流程，打通城鄉流通，啟動農村大市場。鼓勵國營貿易機關、合作社和私商收購農產品。通過這些辦法，我國經濟開始扭轉半殖民地條件下城鄉之間相對孤立的兩個內部循環，向城鄉統一市場的“大循環”轉變。主持經濟工作的陳云同志指出：“農民經過土地改革，加上城鄉交流，購買力必然會大大提高，問題不是工業品過剩，而是工業品不足”，“收購蠶、茶、豬鬃，這樣也不用借錢給他們，也不要加工訂貨，他們就可以搞好了，這樣就救了城市。這是中國經濟的鑰匙。這一收購的結果，商人也有事干了，東西也賣出去了，工廠開工，失業減少，稅收增加”。這一經驗在20世紀60年代經濟調整、20世紀80年代農村改革中都起過重要作用。其實質是，通過改善社會公平、啟動農村這個巨大市場的購買力，為城市工業化發展提供巨大市場。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二十多年，為盡快維護國家安全和建成工業體系，建設的重點在城市。為支持城市化和工業化建設，農村實行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和農產品統購統銷。雖然通過“剪刀差”農村向城市輸送了大量資源，支持了城市建設，但由于合作化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農民的生活也得以改善。20世紀60年代之后，黨中央采取了一些措施，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展開了縮小城鄉差距的探索。

1960年，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針對大躍進期間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的情況提出：“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里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在他這些思想推動下，1965年，黨中央指示要以生產隊為主，大力發展集體副業。1970年中央召開北方地區農業會議，大辦“五小”工廠，為農業剩余勞力尋找出路，增加農民收入。社隊企業的發展客觀上為20世紀80年代鄉鎮企業的大發展準備了條件。同時，還采取了上山下鄉、普及農村醫療和教育等措施。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加上嚴峻的國際形勢，這些措施推進得并不順利。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有進展，為改革開放初期農村經濟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城鄉關系總的特征是農村各種優質要素進入城市，支持城鎮化、工業化發展。改革開放初期，城鄉關系比較協調，農村生產力得到釋放。農民收入增長較快，城鄉差距縮小，也為城市和工業提供了巨大的市場。20世紀90年代末，城市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之后，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出口和重化工業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農村勞動力進城成為支持出口加工產業低成本擴張的優勢，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也為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低成本的土地。

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縮小城鄉差距的迫切性日益突出。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

一是工業部門從短缺經濟轉為過剩經濟。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以來，大量工業品產能、房地產產能、金融產能出現過剩，與新中國成立以來城鄉關系的主題“城鄉爭奪資源”不同，現在變成了城市過剩的資源希望去農村，但農村缺乏承接的能力。因此，必須把推進鄉村振興和化解城市經濟運行的風險結合起來，也完全有可能結合起來。

二是城鎮化發展已經遇到一定的瓶頸。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城鎮化要發展，農業現代化和新農村建設也要發展,同步發展才能相得益彰”“目前，我國超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人以上）和特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人以上）人口密度總體偏高。長期來看，全國城市都要根據實際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大城市人口平均密度要有控制標準”。城鎮化帶來的城市病、心理健康、環境污染、城市社會問題等也不容忽視。像過去那樣大干快上推進城鎮化的條件已經不存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鄉村振興戰略這篇大文章做好，必須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推動人才、土地、資本等要素在城鄉間雙向流動”。強調“雙向流動”，當前重點是解決怎樣讓資源從城市向農村流動。

三是生態資源的價值日益重要。農村還有大量未開發利用的資源。而鄉村的山水林田湖草人是天然融合的共同體，無法單獨作為生產要素流動，必須以集體經濟的方式，兼顧產業發展、生態保護和改善民生，而不能放任資本下鄉把農村沖垮、生態破壞。同時，隨著信息化時代到來，農村向二產三產延長產業鏈的前景也更加廣闊，有利于突破大規模人口進城只有打工這種單一路徑的局面。

四是農村內部還不同程度存在集體窮、支部弱、群眾散、產業衰、合作社亂等問題。一些地方的村級集體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缺乏發展后勁，成為鄉村振興進程的短板。在集體經濟薄弱的地方，村黨支部和村干部就相應降低了影響力和權威性，有的農村經濟組織與黨組織“爭影響”，用經濟手段把群眾聯結起來，群眾“跟著協會跑、不聽支部話”的現象時有發生。一家一戶、單打獨斗的分散經營割斷了群眾與集體的經濟聯結紐帶，弱化了群眾對集體的依賴，淡化了群眾的集體意識。農村“空心化”、人口老齡化、農業邊緣化、作物品種老化的問題十分突出。要進一步實現多種經營、產業升級、共同富裕，一家一戶的能力越來越捉襟見肘，老齡化、空心化的農村迫切需要集體經濟平臺吸引更多人才和資源。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具有全局性意義，是應對金融過剩危機、工業過剩危機和生態環境危機的出路，也是緩解發展不平衡現狀的必然選擇。當城市招商引資、批地建房越來越難的時候，不妨把眼光投向農村。農村有巨大的自然資源、廣闊的綠水青山、大量的潛在人口，如果能夠通過新型合作化道路，把這些資源充分整合起來，就可以吸引城市過剩的資金、產能、人口下鄉，再造一個與城市一樣繁榮美麗的新農村。啟動鄉村振興，不能走其他發展中國家搞土地私有化、跑馬圈地、竭澤而漁的老路，必須在黨的領導下走新型集體化道路，讓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為農村各種資源和資產的經營主體，讓廣大農民充分占有農業農村資產收益。農民收入提高，集體收入增加，農村公共服務改善，購買力就增強了，城市過剩的資本和產品也都有了出路，這就為實現“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奠定了城鄉關系的堅實基礎。

四、鄉村振興的關鍵是提高組織化程度，在黨的領導下走新型農業合作化道路

上述分析表明，要讓鄉村振興撬動新發展格局的杠桿，關鍵是把農村各種資源要素整合起來，從而實現和城市融合發展。這就決定了，鄉村振興關鍵是提高組織化程度。這既是馬克思主義一貫的觀點，也是實踐證明的必然選擇。

（一）從理論上看，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把農民組織起來，是馬克思主義的一貫主張

馬克思恩格斯提出，小農經濟的根本矛盾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分散個體經營與社會化大生產發展不相適應的矛盾。馬克思恩格斯將合作社運動作為改造以階級對抗為基礎的現代社會的各種力量之一，強調“公民公社將從事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將把城市和農村生活方式的優點結合起來”。當工業和農業勞動的舊有分工消失之后，同一批人將既從事工業勞動又從事農業勞動，工農之間、城鄉之間的不平等和差別將逐漸消失。在毛澤東的思考中，幾千年來中國分散的個體生產是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導致農民陷入長久的窮苦，而集體化是徹底改變這種狀況的根本方式。從長遠看，解決農村和農民問題的主要途徑就是將農民組織起來，變個體經濟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而實現集體化的唯一道路就是合作化。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為避免在實踐中將包產到戶誤解為完全放棄集體經營，鄧小平明確提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村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他強調，“要鞏固集體經濟，也就是要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根本方向”。2021年新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介紹了鄧小平同志“兩個飛躍”思想和1995年江澤民同志關于“逐步走上集約化、集體化道路”的講話。并強調：農村改革在推進過程中，有些集體經濟基礎比較扎實的地方，繼續實行集體統一經營，改革原來的平均主義分配辦法，逐漸向高水平的集體化前進，他們的做法也是符合中央“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精神的。

習近平同志較早提出要增強鄉村兩級集體經濟實力，他指出集體經濟是公有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農村公有制的主要形式。1990年時任寧德地委書記的習近平在實地調研后提出，“喜的是廣大農民開始脫貧致富了，憂的是鄉村兩級集體經濟實力出現了弱化的現象”。同時，他明確指出，“發展集體經濟實力，絕不是復歸‘歸大堆’式的人民公社，而是糾正大包干中忽視統一經營所造成的偏差，絕不是對是對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否定，而是對這種承包制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要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壯大集體經濟，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集體經濟運行機制，確保集體資產保值增值”“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

（二）從實踐上看，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發展壯大集體經濟，是鄉村振興的關鍵一招

2017年以來，煙臺市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打造鄉村振興齊魯樣板”“發展新型集體經濟”重要指示和省委省政府決策部署，創造性地探索形成以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為抓手，把黨的領導全面融入鄉村發展，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帶動鄉村全面振興的發展模式。

這個模式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抓住黨的領導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把農村黨支部的領導作用做實做強，通過黨的政治和組織優勢，帶動合作社發揮經濟優勢，發揮群眾能動性，用黨支部這個“凝結核”把城鄉各種資源整合起來，形成黨建引領、抱團發展、規模經營、共同富裕的強村富民“煙臺模式”。目前，已有3045個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占全市村莊總數的40%。據不完全統計，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前比較，帶動集體增收3.9億元，群眾增收5億多元。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主要特點是，以“黨建引領”為主導，把好政治方向，進行深入細致的思想動員，凝聚起各級干部群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因地制宜走合作化道路的共識，大規模開展村干部培訓，為鄉村振興打好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由黨支部主導，注冊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黨的領導全面融入合作社運行。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運行規范，深得群眾信任，目前已有34.5萬名群眾入社。以“共同富裕”為目標，重塑利益聯結，全市統一對合作社股份設置、分配辦法等制定指導意見，如單個社員出資比例不得超過20%，集體占股不低于10%，體現共同富裕導向，切實防止“大戶壟斷”，鼓勵吸收貧困戶和老弱病殘群眾入社。充分發揮市縣鄉三級黨委政府作用，規范合作社各項制度。建立章程統一審核、項目統一論證、分配統一規范、財務統一管理、社務統一公開、文檔統一保管等“六統一”機制。按照“速度服從質量”的原則，注重典型引路，及時總結經驗，鼓勵比學趕幫超，在全市上下形成你追我趕、熱氣騰騰的局面。在組織起來的基礎上，將土地、資金、人才等資源優化組合，對社會資本、人才、技術等要素的吸引力明顯提高，流轉土地23.5萬畝，改良新品種、應用新技術，實現生產方式變革；注冊品牌400余個，與龍大、振華等農業企業、大型商超建立合作關系，暢通銷售渠道。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取得顯著成效，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一是提升了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力。村黨支部書記兼任合作社理事長，黨支部把牢經濟發展領導權和利潤分紅主導權，開展工作有抓手、組織群眾有載體，村干部找到了干事平臺，群眾對集體有了依賴，精神面貌煥然一新。二是鄉村發展活力充分釋放。整合土地要素，發展規模經營，優化資源配置，拓展農業產供銷鏈條，廣泛應用良田、良種、良法、良品“四良”模式，有效改變了拼資源拼消耗的傳統生產方式。三是實現村集體和群眾互利共贏。通過股份合作將村集體和群眾緊緊扭在一起，形成共建共享聯合體，集體盤活了資源，使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群眾合理分享到土地流轉收入、股份分紅、務工收入等，實現了利益最大化，尤其是貧困戶長期穩定脫貧。四是推動農業走向現代化產業化。帶動改造老劣果園47.2萬畝，3年內將梯次改造120萬畝，解決了一家一戶轉型升級難的問題。五是鄉村治理更加有序。打開了人才振興通道，吸引了大批外出務工人才返鄉創業；集體經濟的發展為建設美麗鄉村、倡樹文明新風夯實了物質基礎和群眾基礎，促進了鄉村善治，五大振興全面起勢。

我們在實踐中感到，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路，是在走“把群眾組織起來，推動鄉村全面振興”的路。同時，在村莊層面的合作化還是低水平的，在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基礎上，擴大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內涵，打造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的綜合合作社；在縱向提高合作的層次、擴大合作的規模，鄉鎮大力推行建聯合社，解決村級合作社辦不了、辦不好的事；縣域要統籌規劃布局、產業發展、政策資金、土地利用、公共服務，通過“在地工業化”“在地服務業化”，實現“在地城鎮化”，進而實現城市與農村同步發展，逐步向著縮小城鄉差別、實現共同富裕的遠大目標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