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經濟形勢，百年未見疫情也是一個大的變量，加上大國之間競爭博弈，形成新的國際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格局，這些都是重大變化。原來的貨幣理論，新貨幣理論，財政貨幣理論等，都失去了它原來的意義。現在影響世界經濟非常大的變量是美國經濟。美國經濟現疫情之后遇到一系列問題，就在于原來可以轉嫁風險，現在轉嫁風險的能力在降低，出現了這些我們所不能理解的經濟現象，這種經濟現象，恰好是美國未來遇到的最大問題，也可能是給中國帶來最大機遇。

 

我們現在分析國際形勢，長遠看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短期看是百年未有之大瘟疫。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到現在新冠疫情又是一個百年，世界經濟的未來像有些經濟學家所說的，可能要分疫情前疫情后，疫情前疫情后會發生很多顛覆性變化，不像紀年的公元前公元后。

 

一、原來的一些西方經濟學理論已經失靈

　　

一些西方經濟學理論實際上已經完全顛覆了。比如，所謂新貨幣理論并沒有理論。

 

首先，美國已經打破了現代西方貨幣理論約束、美國原有的政策約束、規則約束以及潛規則的約束，并沒有什么理論基礎。所有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基礎，基本上都是在算美國收益賬，這就是現在唯一的基礎。

 

為什么這么說呢？美國財長耶倫在國會作證詞說，美債可以繼續增發，因為按照現在美債的利率，我們再增發多少都不會突破局限，都不會增加美債償付的負擔。這些話說得特別“科學”，這證明了美元增發和美債增發的現實依據。

 

現在美國三十年期的國債，今天華爾街日報發布的數字是1.9%，美國通脹率5.2%，證明三十年期的國債差不多是-4%了。美國兩年期的國債才0.22%，相當于-5%了，說明美國長期國債是負收益的。

 

從疫情之后到現在為止，從低收益率到負收益率，全球超過了18萬億美元的負收益，已經完成了非常完美的蟬蛻過程。所以，美債負收益，增發美債越多，賣出美債得到的收益就越多，對美債補貼就越多，美國的收益就越大。

　　

美國、歐盟、日本等國的國債收益率全都是負的，還能掙錢，唯有中國沒有實行負收益率。中國三年期國債收益率降到3.45%，老百姓開始不買了，說國債收益率怎么這么低呢？原來是3.985%，現在3.45%，老百姓都已經承受不了。

 

美國2020年3月9號、3月12號、3月16號、3月18號股市4次熔斷之后，美元匯率開始調整為零利率，美國國債開始負收益率，美國開始大規模放水。

 

去年全球長期國債負收益創了新高，今年加上歐洲、日本、美國的，扣除價格因素，負收益總額會比去年還要多，現在還沒有機構提供權威數據。這些世界級經濟現象，用什么西方經濟學理論能夠解釋呢？

　　

把貨幣和財政綁在一起，所謂“財政貨幣理論”始作俑者是美國。美國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不是一回事，美聯儲印鈔，財政部購買，美國國民、美國機構、外國機構購買少了以后，全部回購者都是美聯儲。

 

所謂央行，日本央行購買國債數占45%，美國達到了20%多，2021年新增國債高達50%以上，這是非常驚人的，等于美聯儲或者日本央行既是發鈔的，又是買進的，形成了一種結構性的內循環。

 

原來，美國國債形成國際化的大循環，產生巨大潮汐效應，美元升值的時候收割各國財富，貶值的時候也收割各國財富。現在美元一旦國際大循環斷鏈以后，被迫出現了這種內循環，結果是美聯儲購買的比例越高，美國解決自身問題的難度越大，因為不能通過美元國際大循環再轉嫁危機了，或者說通過這種方式轉嫁風險、轉嫁危機的鏈條中斷，至少使程度減緩了，使美國宏觀經濟調控和救贖經濟受到非常大的影響。所以美國的債臺高筑風險非常大，但日本的國債，已經占到GDP的230%以上，但主要是國內的內循環，即國內機構和國民購買，所以對世界經濟和其他國家的影響沒有美國大。同樣的國家債務，不同的運行機理，用什么樣的西方經濟學來解釋呢？

　　

因此，美國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到2016年，共實行了四輪寬松貨幣政策，前三輪是量化寬松，第四輪是扭轉操作，這四輪放水總共3萬多億美元，但已把美國的經濟風險和金融危機基本轉嫁到全球了，中國是它最大的接盤俠之一。

 

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開始直到現在，美國國內通脹率從來沒有超過2%，因此，近十幾年來美國宏觀經濟政策第一個指標，就是通脹率要達到2%才能停止貨幣放水，一直到2021年3月都沒有達到2%。

 

但從現在看，美國2021年4月通脹率上升到4.2%，5月份上升到5.2%，6月份上升到5.4%，通脹率逐月升高。但美聯儲不希望通脹指標影響到美元收縮或者放水的周期，一旦打亂以后，美元整個環流就再也環不起來了，加上現在美國國內存在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美國宏觀經濟學的貨幣理論，受到了美國采取貨幣政策的巨大挑戰。

　　

我個人認為：

 

第一，在美國通脹逐月增長的情況下，按照常理美國政府應采取收縮的貨幣政策，但是美聯儲至今仍然繼續堅持和延續寬松的貨幣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元的國際環流出了問題。

 

第二，由于美國信用的大幅度損耗，美國經濟在疫情中陷入困境，美債的信用大幅度下降，美債的賣出以及收益出了問題。

 

第三，全球去美元去美債開始成潮，世界各國對美元的信心、對美債的信心在減弱，一些國家推進的數字貨幣和繞開美元的結算體系正在形成。因此，美元的環流，美債的環流，由此產生世界性的潮汐效應會隨之降低。過去一大部分風險可以轉移到國際，現在則從國際轉移到了國內。

　　

2016年，美國曾經對34家大銀行進行過風險抗壓測試，就是要測試和檢驗一下，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美國這些大銀行的風險是否釋放完畢，如果再出現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銀行能不能抵御這樣的風險。

 

34家最大的銀行測試結果，這些銀行如果遇到類似2008年這樣的金融危機已經完全沒有問題，風險防控都過關了。為什么現在卻沒有達到原來預想的效果呢？就是由于整個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

 

世界格局發生變化的背后是大國之間的博弈，中美博弈，美俄博弈，中美俄博弈，中美俄歐博弈，大國博弈的格局，尤其是中美博弈，成為影響世界格局的最大變量。美國拜登政府并沒有放松對中國的遏制，而是采取了更為陰狠的手段強化對中國的遏制、圍堵和打壓。

　　

俄羅斯購買的美債已經清零了，從今年8月1日開始，儲備貨幣中歐元比例占40%，人民幣比例占30%，其余的是日元、英鎊、黃金。俄羅斯現在黃金儲備排在世界第五位，達到2295.4噸；美國仍然排在第一位，8331.5噸；第二位是德國，黃金儲量3369.8噸；第三位是意大利，儲量2451.8噸；中國現在黃金儲備排在世界第六位，為1948.3噸。

 

當前世界經濟形勢，百年未見疫情也是一個大的變量，加上大國之間競爭博弈，形成新的國際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格局，這些都是重大變化。原來的貨幣理論，新貨幣理論，財政貨幣理論等，都失去了它原來的意義。

 

在原來的意義中，假定美國是個守信的國家，假定美元在脫離了黃金，脫離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以后，是一個按照規則發牌的美元，堅守美元、美債發行和流通規則，假定美元是對世界守信的貨幣，能夠充當國際貨幣或者準國際貨幣，在這種假定前提下，原有的經濟學特別是貨幣理論仍然生效，原有的規則也仍然生效。

　　

原有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已無法解釋美國現在的行為，無法解釋世界經濟正在發生的種種重大變化。原來美元綁定石油，現在被綁定物也發生了變化，歐佩克組織里最難辦的，美國現在也搞不定的伊朗，一頭靠在俄羅斯，一頭靠在中國，和中國已經簽署了25年的戰略合作協議。

 

文本雖然沒透露，但從華爾街日報看，這個協議文本不僅包括石油貿易，也包括伊朗的基礎設施建設合作。與伊朗25年的石油貿易合作，石油是當前最低價格，采用人民幣結算。

 

中國和俄羅斯前幾年就簽署了30年的能源合作協議，一些人對這個協議有個誤解，簽署的協議是基準價，但隨著市場形勢變化價格波動進行協商調整，并不是一個恒定的價格。

　　

總之，美國綁定石油這個綁定物松動了，美元也不綁定黃金了，美元對黃金一路貶值，從35美元1盎司進入到昨天的1800多美元1盎司，最高的時候2000多美元1盎司，美元對黃金的比值不斷縮水。

 

所以，現在影響世界經濟非常大的變量是美國經濟。美國經濟現疫情之后遇到一系列問題，就在于原來可以轉嫁風險，現在轉嫁風險的能力在降低，出現了這些我們所不能理解的經濟現象，這種經濟現象，恰好是美國未來遇到的最大問題，也可能是給中國帶來最大機遇。

　　

關于美國的高通脹。現在各種大宗商品的價格是一路走高，美國現在的能源、基礎原材料、金屬、化工產品、日用消費品都一路走高，在美國市場產生了很大影響，也擠壓了美國企業的利潤。美國的鋼鐵、有色金屬價格上漲帶動了PPI達到2008年以來最高水平。

 

美國現在這種通脹水平，既有國際上大宗商品給美國帶來的外部性通脹，也有美國對中國加征3700億美元商品高額關稅帶來的通脹，因為加征關稅的商品肯定要加價。今年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上半年中美貿易增加了34.6%，其中出口增加了31.7%，但沒有算到美國的商品加價是多少，商務部提供的出口商品價格指數是108%。我算了一下，正好等于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量沒有增加，因為增長34.6%，正好是價格上漲的因素。今年上半年出口美國商品增長31.7%，進口增長是34.6%，因為大量進口了美國的農產品、石油、牛肉等。

　　

美國通脹的兩個因素，一是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這個因素一直說不清。進口商品漲價，這個方面在市場的價格也體現出來，連麥當勞這些食品都在漲價，對美國來說，這兩方面的價格上漲是導致通脹非常重要的原因。

 

再一個導致通脹的原因是美國進口的增加，疫情期間進口大漲，不僅是中國、對越南的需求也再大幅增加，對很多替代國也在大幅增加。所以，美國高通脹是很難解決的問題。

 

當然，這個問題也不光影響美國，我們也包括在內。但我們現在通脹水平比較低，上半年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0.5%，是全球最低的；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1.1%，環比還下降了0.4%。上半年豬肉下降了19.3%。中國的豬是“替罪豬”，價格上漲的時候找豬，下降的時候也找豬，我特別同情豬，感覺它特別可憐，價格出了問題全找它。

 

中國上半年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上漲5.1%，漲幅比一季度擴大3.0%，6月份同比上漲8.8%，全國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指數同比上漲7.1%，漲幅比一季度擴大4.3個百分點。其中6月份同比上漲了13.1%。

 

昨天國家統計局在央視公布上半年的數據，專家進行連線解讀，是我和經濟學家連平進行的解讀。關于PPI和CPI，我認為上半年主要表現在PPI上，下半年一定會部分轉移動到CPI上，即使豬肉價格沒有上升，但其他生產資料加價到商品中，由此拉動CPI上漲會有一定的表現。

　　

關于全球高債務。按照最新的數據，全球債務總額已經達到282萬億美元，其中美國快到30萬億美元了。拜登提出的美國基礎設施計劃，從3萬億美元到2.3萬億美元，到最后通過的1.2萬億美元，加上1.9萬億的紓困，實際增加印鈔3.1萬億美元。美國巨額債務肯定不會伴隨拜登下臺而消失，如果拜登還活著，到四年任期終結的時候，這3.1萬億美元肯定不夠。拜登還有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紓困1.9萬億也遠遠無法度過新冠疫情這場危機。

　　

現在美國有一點是可以期待，這次彭博把美國抗擊疫情評為全世界第一位，可能和疫苗使用有關，但最根本的是疫情政治化。彭博社把中國排到全世界第八位，其實我認為這種評比沒有什么用處，美國彭博社能進行評比，中國環球時報也能組織評比，我們連抗議它都沒有必要。我們不必過于在意這些東西，美國說自己做得好難道就好嗎？全世界都看得非常清楚，我們愿美國以后更好，能夠戰勝疫情。中國人有很大的胸懷，不是錙銖必較。但美國是非常可恨的，給中國評到第八位絕對是錯的，這是一個國際笑話。

 

從現在全球債務看，美國債務可能還會繼續升高，由于這波疫情的強烈反彈，已經發行了美國國債盡管到8月份已經達到上限，但還必須采以債還債的辦法度過危機。

　　

二、對中國一些經濟問題的分析也不能用傳統方法

　　

中國的債務水平也很高，看了一些研究機構對地方債的分析，我認為有點偏頗。他們把凡是地方投資的，地方投資集團、投資公司的借債都當作了債務，這里有非常重要一個東西被忽略了，就是由債務轉化為投資，由投資形成的優質資產，尤其是長期可以攤薄的東西，應該把它作為長期收益。收益減去借債，減去支出才能算最終的債務。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寧吉喆2020年5月發布，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編制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中國總資產已經超過1300萬億元。寧吉喆指出，市場經濟從會計學、統計學的角度是資產負債經濟，企業都有資產負債表，國家也有資產負債表。這個總資產不是憑空而來的，是多年投入、多年發展形成的。中國的基礎設施，無論交通、通信、能源、水利，還是市政，都是在投入的支撐下形成了很有效的資產。中國具有世界上分類最完備的產業體系，這也不是憑空而來的，都是投資簡單再生產、擴大再生產帶來的。

 

要促進一定合理的負債投資，形成大量有效資產，從而使得經濟發展和民生保障有更加扎實的物質技術基礎。這是中國在統計學上的重大創新，是根據中國實踐得出的正確結論。

　　

比如高鐵投資，一些機構或者專家把它算成債務，但高鐵要運營幾十年，如果說這幾十年攤薄下來以后，再計算債務或者投資收益，那就會大不相同。另外，不僅僅產生經濟收益，還改變了人的出行方式，改變了國家區域經濟的布局，用空間換來了中國區域新的格局，形成了經濟新的增長點，這些經濟收益的總和到底是多少？這種東西怎么評估？如果不進行全面和整個周期的評估，一律把這些借貸看作債務，投資看作應收款，豈不是要譴責中國建設高鐵了？所以，我們的一些學者用這兩個東西評價高鐵，這是不對的。

　　

再比如，中國建成的機場肯定要負債，但大興機場要運行多少年？大興機場對中國航運事業的貢獻，對中國巨大的市場需求和人員的疏散，對于首都北京形象，對于提升國家競爭力，對于產生的無形資產，這些東西有沒有評估？沒有。

 

所以，對中國債務評估和美國債務評估還不能完全一樣，對中國債務和投資形成的經濟結構、有效資產，尤其是可以長期攤薄的資產，可以形成的無形資產，對中國經濟社會長周期發展起支撐作用的價值評估，沒有一個單位做這種價值評估。

　　

經濟學理論真是要創新，沒有創新，按照傳統西方經濟學理論或者傳統分析方法，一算全是問題，中國全是在賠錢。但為什么中國經濟發展這么快，為什么美國這么痛恨中國呢？這從理論上解釋不通，全球高債務肯定是非常大的問題，美國高債務是當前最大的難題，美國債務形成與我們有本質區別。

 

但我們真正的問題是，一些政府投資的債務，并沒有形成有效或者優勢資產，那些放空的園區，那些所謂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投資，沒有成功地轉化為有效資產，反而加重了重復投資和盲目建設；還有一些行政性的地方債務，完全靠拍腦袋，什么有效資產也沒形成。

 

我們真正要解決的是這樣的問題，要把這些東西剝離出去，必須追求投資的乘數效應，至少是加數，而不是減數或者除數。前段時間，據報道各地芯片投資多少，可能上千億了，要防止沖動型投資，防止行政干預型投資，防止碎片化投資。

 

三、世界產生了經濟復蘇的“增長幻覺”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高強度的經濟刺激政策是全球性的，這涉及到對疫情的判斷，到底疫情是兩三年結束，幾十年結束？還是與人類共存？這涉及到全球宏觀經濟政策可不可持續。

 

最近鐘南山講了，張文宏講了，美國福奇講了，WHO譚德塞也講了，疫情將與人類共存。那么，各國要不要改變打法，這樣的強刺激政策，到底什么時候結束？是不是已經成為一種經濟新常態？包括美國、中國、歐盟、英國、俄羅斯、印度等國家，未來對疫情怎么判斷，到底是三年結束還是兩年結束，美國的疫苗如果真是有美國人宣傳的效果，在全球能不能作為公共產品加大生產量，哪怕各個國家付成本，或者讓他賺點錢都可以，能不能像當年治理天花一樣，把人類盡快從疫情中挽救出來，這樣才能解決全球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強刺激的問題。

　　

世界現在產生了一種“增長幻覺”。美國現在對今年非常樂觀，IMF預測，美國2021年經濟增長6.4%，是大型經濟體里經濟增速最快的，似乎感覺經濟已經完全恢復了，甚至比疫情期間還要好很多。

 

中國一季度經濟增長18.3%，二季度增長12.7%，大家也很樂觀。

 

其實，這次疫情導致世界經濟的問題，比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要嚴重得多，伴之大國激烈的競爭博弈，要比那時候嚴重得多。所以，經濟的強刺激引發的經濟強復蘇，我個人認為是一種“假想”或者“幻覺”，如果要與病毒長期共存，全球在三、五年或二、三年內不能解決疫情問題，經濟增長就沒辦法鞏固。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低增長持續八年之久，這次起碼也會持續8-10年。伴隨經濟低增長，低利率、零利率、負利率、低收益率、零收益率、負收益率，宏觀經濟政策中的財政貨幣政策雙寬松或者一松一緊的局面，都不會很快結束。

　　

世界經濟面臨另外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產業鏈重構，產業鏈的斷鏈、斷流、斷供，引發產業鏈全球的變局，現在還是一個很大的不確定的東西。

 

總體上看，有些經濟學家提出，會形成東亞板塊、歐洲板塊、北美板塊，認為有可能是這樣的板塊。但我認為，完全重構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因為戰后的產業鏈、供應鏈、服務鏈、價值鏈形成，經過了70多年，經過了四輪大規模的產業轉移和要素重組。在不斷進行轉移和重組的過程中，國際的制造業布局，國際貿易的生成，都不是一個國家制造業總值和貿易總值的表現，而是全球產業要素、國際貿易在某一個國家形成的規模或者總量，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是全球性的。

　　

比如美國企業在中國，一年產生的銷售額7000億美元，去年公布的數據是8000億美元，即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額。中國和美國的貿易額，2017年是6335億，美國企業在中國的銷售額比兩國進出口貿易額都大。所以，這是中國對美出口嗎？是所有在中國企業產生的貿易總額。

 

國際貿易理論急需重構，制造業理論也需要重構。所有的貿易戰，推動制造業斷鏈的說辭都基于傳統理論，特別是基于原有的西方經濟學，已經解釋不了當今的經濟現象和經濟聯系。

 

所以，WTO的規則嚴重滯后，IMF的規則嚴重滯后，世界銀行的規則嚴重滯后，并不是過去不正確，而是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原始理論創新滯后，沒有新的理論來解釋或者支撐新的世界經濟現象。

 

世界能否再回到70多年以前，都以單個國度為單位，形成完全自主的經濟體系，一個國家一個國家的封閉體系？我認為，已經完全不可能了，那就等于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但是新世界也建立不起來，人類一敗涂地落體在一片瓦礫之上。

　　

產業鏈供應鏈重構，看似非常簡單，但是基本不可能。美國拜登政府提出首先在四方面重構產業鏈，歐洲一些國家提出不僅要重構產業鏈，2011年德國發展工業4.0，現在則以歐盟的名義推出工業5.0，不斷競爭推出更具競爭性的產業政策和重大戰略。

 

所以，全球產業鏈也面臨非常大的風險，而且現在的風險主要不是來自于市場，是來自于一些國家政客出于戰略競爭需要，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破壞和阻滯。這個風險也很大，屬于政治風險，政治風險影響到產業鏈重構。真的會以這三個板塊為主？將來誰的制造業占主體？以誰為主？世界制造業可能空前地向哪一個制造業高地轉移？

　　

我個人認為，向亞洲地區轉移的可能性很大。疫情之后，中國迎來了一個最大的機遇，和美國二戰以后的情況幾乎一模一樣。那時候，歐洲成為一片瓦礫，日本在二戰中也失去了制造能力，唯有美國的制造能力很強，全球工業制成品都從美國來，軍事工業產品也都要從美國購買，美國是發了二戰的財的。

 

當然，我們不能說中國可能會發疫情的財，但是客觀看中國最早恢復生產，加上制造業完善的配套體系，加上暢通的現代流通體系，特別是現代物流體系，現代國際貿易體系，可以把商品非常順暢地，不僅賣出去，而且能運到任何一個地方。

 

現在深圳等地一個集裝箱漲到1.7-1.8萬美元，還是一箱難求，假如中國沒有這么多的港口，沒有這么多的國際油輪，沒有這么強的現代物流能力，疫情中也不可能實現暢通的國內國際雙循環。

 

現在有點類似二戰時候的美國，如果疫情延長三、五年，中國就徹底贏了。我們非常希望疫情盡早結束，不希望它延遲，但延遲的時間越長，按照中國的制造能力和貿易水平，中國贏的可能性就越大。

　　

當前國際形勢的變化非常大，最大的變化可能就是大國之間的競爭博弈，現在是競爭博弈的初期階段，大家都在出手，都在較量，通過一段時間較量以后將達到相對平衡。

現在最大的較量雙方是中美，美國努力與歐洲盟友恢復關系，與日本、韓國重構盟友，力圖重新構建世界反華聯盟或者對華包圍圈。拜登和俄羅斯普京會面，爭取拉住俄羅斯。美國也和伊朗會談，爭取從伊朗抽身。現在已經從阿富汗撤軍了，留下一個爛攤子。美國實際已經做好了一切準備，體現毛主席思想集中優勢兵力打擊對手。實際上美國現在最大的、或者是唯一的、他最看重的競爭對手是中國。拜登、布林肯講，唯一能在經濟、政治、外交、軍事上和美國抗衡的國家只有中國，所以，美國打擊的目標越來越集中在中國。

　　

2014年我帶隊到俄國防大學調研訪問，國防大學校長對我們說，他是中國領導人到俄羅斯訪問時發言專家，那時候美歐聯手制裁俄羅斯。他說，現在美歐制裁的是俄羅斯，打擊的是俄羅斯，一旦他們能夠回過神來，打擊的對象一定是中國。這些話是2014年說的，俄羅斯專家挺有戰略眼光的。

 

現在的戰略機遇不僅是經濟現象，和正在經歷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有直接聯系，和百年未有之疫情的走勢和應對、各個國家的表現有關系；和各個國家未來采取的國家大戰略有關系；當然更與世界的前途命運有關系。

　　

四、中國經濟要規避幾個較大的輸入型風險

　　

在國內經濟方面，下半年我們要規避幾個大的輸入型風險。

　　

第一，輸入型的通脹風險。上半年PPI超過5%，PPI肯定會向CPI轉移，6月份CPI同比上漲1.1%，7-9月CPI的增速可能會逐浪高，但全年下來還是不會發生大幅度通脹，因為國內通脹主要是輸入性的。

　　

第二，要防止輸入型的金融風險。特別是全球性的寬松貨幣政策導致的流動性泛濫，對我們金融市場的安全影響很大，從目前美聯儲釋放的信號看，今年內不管通脹達到什么水平，他們并不想放棄寬松的貨幣政策，對此一定要早做預案。

　　

第三，要預防輸入型制造業的風險。特別是產業鏈、供應鏈的斷鏈、斷供、斷流、斷裂，美國+歐盟+日本+疫情，美國4月份在白宮召開了全球供應鏈價值聯盟會議，發起對中國的供應鏈供給和對中國制造業的打擊行動，這可能是非常大的制造業輸入性風險。

　　

第四，要防止對“一帶一路”輸入型戰略風險。“一帶一路”建設八年以來，已經取得出乎人們預料的進展與成效，142個國家32個國際組織和中國簽署了“一帶一路”合作文本，是未來形成國際國內“雙循環”最大的戰略支點，總體來說，我們是很成功的。

 

現在美國、歐盟都在“抄作業”，特朗普時期美日印澳聯盟要對沖“一帶一路”，但沒有成功。在今年G7會議上，拜登提出重建美好世界計劃，明確提出要覆蓋全球，把世界各個洲、幾大板塊都提到了，他提出要幫助貧困國家、中小國家，算了算總的投資額度40萬億美元，確實有點天方夜譚。

　　

現在值得重視的是歐洲，歐洲現在與日本、與印度已經簽了合作協議，包括基礎設施，包括信息，包括數據，叫經濟連通性的計劃。現在日本和非洲也在推進類似計劃。所以，西方推出的這些對沖“一帶一路”行動，它的一個內核是基礎設施，一個主題詞就是“連通”或者“連接”。

 

所以，“一帶一路”輸入性戰略風險還是蠻大的，我們要把戰略風險變成戰略機遇，只要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只要有利于貧困國家，只要有利于全球的基礎設施改善，只要對人類發展有利的，我們都持開放態度，歡迎態度，化危為機。

　　

未來中國的發展，總體上的制度優勢，制造業優勢，人力資本優勢，貿易優勢，等等，整個中國經濟還是看好的，穩步恢復，穩中調優，穩中加固，穩中向好，不至于有大的跌宕起伏。

 

但有幾個結構性矛盾要關注。

 

一是債務風險。這是非常大的問題。

 

二是需求不足的矛盾。去年消費是中國唯一負增長-3.6%的指標，今年雖然比同期上升了23%，但這是在去年基數非常低的情況下的上升，需求總體不足還是非常大的矛盾。

 

三是新經濟中的頭部企業發展問題。從國內經濟看和人民群眾的訴求看，一些政策調整和規范企業行為的舉措都是必要的。

 

但是從中美之間在新經濟領域博弈的大局看，對于中國的頭部企業，一方面要規范，另一方面還要支持中國頭部企業做大做強，美國在新經濟上有強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頭部企業的競爭力。

 

【本文根據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于7月16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和京東科技集團研究院聯合舉辦的“2021年下半年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和應對”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

 

（作者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來源：中宏網；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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