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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考察全國各地鄉村振興先行者的經驗，其共同點都在于基層黨員干部能夠積極作為，因地制宜靈活執行相關政策，依靠集體力量，兼顧政治、經濟、文化、生態、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各個方面的建設與發展，實現了人與人的和諧相處、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黨建引領的農村集體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牛鼻子，是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的重要切入點，是實現中央一號文件基本要求的主體力量。壯大集體力量，激發內生動力，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關鍵所在。

強化縣級黨委抓鄉促村責任，深入推進抓黨建促鄉村振興，這是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的具體要求。脫貧攻堅任務的順利完成，依靠的是五級書記抓扶貧。鄉村振興是比脫貧攻堅更艱巨、更持久的歷史任務，更需要五級書記的高度重視與科學聯動。

通過總結脫貧攻堅經驗可知，在市場經濟中，導致貧困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個體力量的弱小，二是所在集體力量的弱小。個體力量弱小，就無法獲得能夠帶來富足生活的工作機會；所在集體力量的弱小，就無力為其成員提供更好發展的基礎條件。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內在地要求每個村莊都應該發展成為具有經濟、政治、歷史、文化、教育、醫療衛生、養老保障、生態等多種功能的綜合體，這樣的目標只能依靠黨建引領的農村集體。實際上，每個村莊都具備發展成為物質富足、精神豐富的美好家園的客觀基礎，這是任何其他新型經營主體都無法具有的條件。

黨建引領的農村集體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中最應該依靠的力量。在全市范圍內有效推進黨建引領合作社發展的山東省煙臺市，提出了一個公式：“黨的有組織”大于“資本的有組織”大于“個人的無組織”；或“個人”小于“能人”小于“集體”。其含義是，黨建引領的農村集體與依靠資本組織的公司企業相比，前者有更強大的生產力和生命力；而個人或家庭生產經營者在市場經濟中必然是弱勢群體。黨建引領的農村集體不僅具有發展經濟的功能，還能夠履行好思想教育、文化建設、社會治理等多方面的職能。沒有黨建引領的強大農村集體，就無法全面高質量推進鄉村振興。

鄉村振興的根本目的在于使鄉村成為人們向往的地方，使工作生活在鄉村的人們能夠獲得不低于城市的成就感和滿足感，需要依靠黨建引領的農村集體才能實現這樣的目標。要壯大黨建引領的農村集體，就需要調動村兩委的政治覺悟和工作積極性，提升村兩委的工作能力，組織農村黨員干部深入學習一批富有實踐性、指導性的相關著作，如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式現代化及鄉村振興的系列論述，《擺脫貧困》《組織工作道與行》《走向鄉村振興》《煙臺紀事》《塘約道路》等，從而獲得科學的思想指導和豐富的經驗借鑒。要壯大黨建引領的農村集體，就需要把黨建引領的農村集體作為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的重要切入點，增加對黨建引領農村集體的資金、人才、技術的支持力度，組織農村黨員干部分批次入駐鄉村振興的先行村鎮，進行實地跟班式學習，并指導督察其組織發展農村集體的做法與成效。支持發展和壯大黨建引領的農村集體，才能夠使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的領導機制落在實處。

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部署了鄉村振興的九項重點工作任務，并要求“要立足國情農情，體現中國特色，建設供給保障強、科技裝備強、經營體系強、產業韌性強、競爭能力強的農業強國”，黨建引領的農村集體能夠發展成為落實中央一號文件基本要求的主體力量。鄉村振興包括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五大領域，具體到某個村鎮，這五個方面的振興就是“一體五面”的綜合系統。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在具體實施層面的重點，在于壯大鄉村振興主體的力量，激發其內生動力，提升農村農業從業者同時獲得二產、三產收益的能力。難點在于多數農村基層黨員干部組織發展集體經濟的思想覺悟不高，業務能力欠缺，必要的資金支持不足。組織起來打敗一盤散沙，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資本把生產要素組織在資本家的公司、工廠、企業中，創造的財富被少數人占有；社會主義國家需要把生產要素組織在各類集體中，創造的財富服務于每個集體成員。

在現代工業、現代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需要黨建引領的農村集體發展成為能夠承接和應用現代化裝備、現代信息技術的載體。只有依靠黨建引領的農村集體，才能夠逐步實現規模化、機械化、品牌化、現代化，不斷增強科技裝備能力。只有依靠黨建引領的農村集體，才能夠有效避免土地撂荒或低水平的生產經營，不斷增強供給保障能力。只有依靠黨建引領的農村集體，才利于構建各類國有企業、省供銷系統、涉農院校科研機構與鄉村經營主體的業務關聯，形成鄉村產學研、產供銷融合發展體系，不斷壯大涉農產業經營體系的力量。產業韌性強意味著產業的抗風險能力強，但是涉農產業是多風險產業，既有風霜、水澇、干旱、冰雹等諸多自然風險，也有市場價格波動風險，還有經營風險、資金鏈等風險。只有依靠黨建引領的農村集體，才能夠有效提升涉農產業的抗風險能力，提高產業韌性。沒有規模，就沒有品牌。黨建引領的農村集體，既利于規模的形成，也利于品牌的打造，是提升涉農產業的產業韌性與競爭能力的重要力量。

黨的二十大提出了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式現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同步提升的現代化。黨建引領的農村集體應該成為實現中國式農村農業現代化的主體力量，成為實現人與人和諧相處共謀發展的主體力量。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講，“商品交換是在共同體的盡頭”。商品交換行為使商品生產者之間成為外人關系，而在生產生活的共同體內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家庭成員般的親人關系。因而，在黨建引領的農村集體內部，才能夠形成人與人和諧相處、共謀發展的社會機制。南街村之所以能夠吸引來全國各地的大學生，就在于南街村的工作者沒有后顧之憂，沒有內卷，沒有抑郁癥，沒有“996”、“007”等對勞動者的過度消耗。

有黨員干部認為那些共同富裕的先行村鎮，都是因為有德才兼備的能人，離開了能人，那些村鎮仍然要回到分田單干的道路上。這種觀點的錯誤至少有兩個方面，一是我黨的任務之一就是培養德才兼備的能人，每個黨員干部都應該努力成長為帶領群眾實現美好生活的能人；二是我國確實有不依賴某個能人、而是依賴好制度的共同富裕先行村鎮，例如西藏的嘎措鄉。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嘎措鄉已經經歷了7任書記。嘎措鄉的美好生活并不依賴某個具體的能人，而是形成了自身的制度特點和優勢。在歷年的實踐中，嘎措鄉探索形成了“各生產組織監督組員，村干部監督生產組長，群眾監督干部”的循環監督模式。嘎措鄉的《工分細則條例》需要根據群眾意愿和實施效果每兩年修訂一次。

深入考察那些能夠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村鎮，每個村鎮都有自己獨特的發展條件、具體生產經營內容和值得學習的管理經驗。它們的共同點在于黨員干部以服務全體群眾為目標，并且能夠著眼全局、著眼長遠，因地制宜靈活地執行黨的方針政策。例如花石村的“分田不分地、分股不分山”，就是靈活執行了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政策。在我國各地共同富裕的鄉村振興典范村莊中，所有成員能夠平等享受充足的物質福利和豐富崇高的精神文化生活，有退休養老保障，無住房教育醫療等憂慮，能夠安心從事各自的工作，在健康美好的生產生活環境中和諧相處。單純務農收益低是許多農村呈現人走屋空現象的主要原因，在黨建引領的農村集體中，部分村民從事農業生產，部分村民從事加工業、服務業，總收益除了按勞分配外，還能夠積累起來用于滾動發展的資金，以便開拓和提升二產、三產業務，逐步形成更強大的多業態發展模式。這樣的發展路徑正是那些鄉村振興先行村莊的發展路徑，這樣的發展路徑才利于實現一二三產在農村的高質量融合發展，才能夠使鄉村勞動者成為產業融合發展的利益獲得者，實現鄉村的真正振興和全面振興。

黨建引領的農村集體不僅利于鄉村產業融合發展，使在鄉村工作生活的群體獲得產業融合發展的收益，縮小貧富差距，實現人與人的和諧相處；而且黨建引領的農村集體，還利于實現鄉村生產、生活、生態的有機融合，利于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科學的物質變換，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存。

在中華民族的農耕文明中，有許多實現人與自然科學的物質變換的做法。人從自然界中獲得生產生活資料，又把人的消耗殘余及排泄物回歸自然，從而利于實現綠色循環發展。例如在農業社會中，農村家庭養的豬能夠消耗該家庭的殘羹剩飯，并且以人們的排泄物為食；豬能夠消除人類排泄物中的病菌，豬的排泄物又成為土地的肥料。城鄉的不平衡發展破壞了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最突出的表現是，許多人不再熱愛本屬于自己的土地，有些農村年輕人從來沒有到過自己家的田地里從事過農業勞動。不少人把農村看作是落后的地方，把務農看作是低層次的勞動，向往城市的工作與生活，這就導致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疏離了土地，更談不上熱愛土地、保護土地了。城市的膨脹和鄉村的衰敗，不利于人與自然之間科學的物質變換，不利于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

要實現農村生產、生活、生態的有機融合，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科學的物質變換，最根本的是有熱愛農村、熱愛農業的農村勞動者組織。這種組織應該是屬地式的組織，而不是單純生產經營性的組織。鄉村振興是一項長期的歷史任務，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就需要使黨建引領的農村集體成為主體力量，實現城市與農村的均衡融合發展，使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均衡雙向流動，而不能是人、財、物單向流入城市。只有依靠黨建引領的農村集體，才能夠充分利用來自城市的各種幫扶力量，最大程度組織動員鄉村自身力量，逐步發展成為南街村那樣物質精神均富足的村莊，才能夠具備吸引各類技術、人才、資金、文化等生產要素的能力。“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鄉村本來是勞動者的家鄉、土地的所在之處，因而鄉村本應該是最有條件創造財富的地方，問題在于如何使二者更好地結合起來。馬克思、恩格斯科學預測了農業勞動生產率會超過工業勞動生產率，因而涉農產業的發展潛力是巨大的。恩格斯認為，“生產力按幾何級數增長，而市場最多也只是按算術級數擴大”。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還需要更加注意涉農產業的生產能力與市場容納能力之間矛盾關系的處理，需要更加注重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就需要不斷壯大黨建引領的農村集體的力量，在集體內部成員之間以滿足人們的合理需要為目的，在集體之間適度地進行商品的市場交易活動，以避免出現過度逐利性行為對勞動者和土地的不合理消耗，以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即如馬克思所講的，“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

【基金項目：2022年度河南省政府決策研究課題“河南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重點難點與對策研究”（項目編號：2022JC011）】

（作者：趙意煥，河南農業大學文法學院教授；李向寧，河南省禹州市古城鎮崔莊村黨支部委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河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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