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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是兩國或兩個國家集團之間除直接軍事交戰以外的一切敵對行為的總稱。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東西方之間尤其是美蘇之間的對抗狀態。

1946年2月美國駐蘇代辦喬治·凱南從莫斯科向美國秘密發回8000字電文，在分析蘇聯對外行為的根源和政策趨勢的基礎上，主張對蘇聯的擴張主義采取遏制政策，從而為美國對蘇政策調整提供了依據。喬治·凱南因此贏得了“冷戰之父”的聲譽。緊隨其后的1946年3月，英國首相丘吉爾發表了富爾頓演說，1947年3月美國總統杜魯門提出國情咨文正式拉開了戰后美蘇冷戰的序幕，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和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進入全面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軍事對抗。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蘇東劇變，華約解散，蘇聯解體，標志著戰后持續45年冷戰結束。美國對華結束冷戰的時間還要早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于地緣政治的變化和中國奉行一邊倒的戰略。美國對中國的遏制封鎖一度超過蘇聯東歐等國，兩國關系處于敵對狀態。一直到1972年，美國放棄對華冷戰政策，中美兩國走上正常化進程，1979年中美建交。此后，中美關系得到快速發展，有人稱“中美關系進入蜜月期”。蘇聯解體后，中美關系進入競合狀態。雖然兩國時有激烈的碰撞，但美國將中國稱為“利益攸關方”。可以說，在冷戰結束后到2017年前，總體上美國對中國是既接觸又遏制，或者說接觸為主、遏制為輔。2017年后，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發生重要變化，中美關系進入建交以來最為嚴峻復雜的局面，兩國關系進入轉型和危險期。所以，到今天，在人們記憶中對那個冷戰也許已模糊。但是，2021年4月8日，美國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羅伯特·梅嫩德斯和首席委員詹姆斯·里施等人拋出長達283頁的“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要求拜登政府采取與中國的“戰略競爭”政策，以保護和促進美國“重要利益和價值觀”。2021年4月21日，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通過了《戰略競爭法案》。雖然，到現在為止還只是一個法案，要成為法律還要繼續走程序。但是，戰略界對這一法案的意義有一個比較一致的看法，認為美國國會已經拉開了對華新的冷戰的序幕。

《戰略競爭法案》由五部分組成：增強未來競爭力、鞏固盟友及伙伴關系、強化價值塑造、加強經濟管制以及確保戰略安全。

根據美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公布信息，這項法案的主要內容包括：

1.呼吁美國政府提出對華外交戰略，重申美國對盟友和伙伴國家的承諾，并重申美國在國際組織和其他多邊論壇中的領導地位，從而應對中國在西半球、歐洲、亞洲、非洲、中東、北極和大洋洲構成的挑戰。

2.呼吁美國政府重視和投資普世價值，授權一系列“人權和公民社會”措施，包括插手香港、新疆等地區的事務，并呼吁加強與臺當局的“伙伴關系”。

3.對抗中國所謂的“掠奪性的國際經濟行為”，包括追蹤“知識產權侵犯者”和中國公司在美國市場的存在等；并呼吁美國向打擊海外腐敗行為的國家提供技術援助，并向受新冠疫情影響的最貧窮國家提供債務減免。

4.面對中國“軍事現代化”和“軍事擴張”，應加強與盟國在軍控方面的協調與合作，共享中國在彈道導彈、高超音速滑翔導彈、巡航導彈、常規力量、核、太空、網絡空間等戰略領域的信息。

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第一，戰略競爭法案是一部“全面對抗中國”的冷戰宣言。該法案充斥極端妖魔化言論，持不加掩飾敵對中國立場。戰略競爭法案把中國描繪成一個冷酷無情的侵略者。認為中國致力于通過一切可能的手段獲得主導地位并削弱民主國家。主要起草者梅嫩德斯在聲明中指出，這代表了“前所未有”的兩黨合作和共識。美國將動員所有戰略、經濟和外交工具抗衡中國。對此，美國彭博社稱，美國參議院推動的反華政策正在成形。2020年5月26日白宮亞太政策負責人坎貝爾在斯坦福大學舉辦的一次活動中宣稱，中美“被廣泛描述為接觸的時期已經結束”，美國對華進入“激烈競爭時期”。第二，戰略競爭法案的立法意圖十分明確。雖然，戰略競爭法案只是由國會推動的對華政策立法過程中拋出的一個法案，而不是拜登政府推出的對華戰略，但這一法案企圖使美中關系朝著徹底的競爭和完全對抗的方向發展，戰略意圖和目標十分明確。與此前拜登政府宣稱的“該競爭時競爭、能合作時合作、應對抗時對抗”的對華政策傾向相比，更具競爭性和對抗性。由于美國屬海洋法系，法案的意義重大。不論能否上升到正式法律，法案的出臺對未來拜登政府在對華政策上的彈性將大大減弱。第三，戰略競爭法案既是美國對華戰略的路線圖也是施工圖，操作性極強。與以往美國政府出臺的各種對華戰略不同，這部法案在每一個項目下不僅規定要做什么、達到什么目標，還明確了時間節點、國務院等部分與哪些部門協調配合、具體撥款多少、如何檢驗實施效果等眾多細節，幾乎把每一步都想到了。如果說美國以往對華政策是一份菜單的話，那么這部法案就是一份菜譜，把每個菜用多少食材、怎么炒都規定清楚了。

筆者認為，《戰略競爭法案》出臺將大大惡化中美關系，未來的中美關系總體上會繼續沿著下行的方向發展。基本理由有：

第一，進一步加劇中美結構性矛盾。蘇聯解體后，美國一度獨領風騷。美國著名專欄作家查爾斯·克勞薩默認為世界走向單極“時期”。無論從當時美國政府出臺的各種戰略報告（如《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四年防務評估報告》等），還是一些戰略家們的著作（如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人們讀到的只是對美國如何確保目前超強實力的構想，對其擁有的傲視群雄的超強實力沒有絲毫懷疑。但是，美國的好景不長。“9·11”恐怖襲擊摧毀了美國人長達200年的安全心理防線，“9·15”金融海嘯沖擊了美國大半個世紀的經濟霸權堤壩，新冠疫情讓美國3338萬人感染、近60萬人死亡，使美國是民主人權典范的神話破滅。而中國快速發展和崛起，特別是2008年的奧運會、2013年啟動的“一帶一路”、2014年以PPP計算中國的GDP超過美國，建國七十周年的中國舉行盛況空前的大閱兵，以及2020年以來中國抗疫防疫做到全世界第一，著實讓世界震驚，中國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五合一”國家（“發展中大國”“社會主義大國”“崛起中大國”“世界級大國”“準超級大國”），徹底打破了美國人的帝國夢。一時間，《老鷹墜地》《權勢東移》《美國時代的終結》以及“結構轉型論”“文明沖突論”“中國威脅論”充斥美國輿論和戰略界。美國人萌生了從未有過的不安和焦慮。政客和戰略家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出“美國絕不當老二”“絕不能讓中國超過美國”。現在的“戰略競爭法案”則毫無證據地將中國描繪成當前和未來對美國、盟國和全球利益來說最嚴峻的威脅。認為“中國的政策將危及國際社會未來的和平、繁榮和自由”。《戰略競爭法案》企圖通過維持美國全球領導力，構建印太戰略聯盟，維系國際盟友和伙伴關系，制定美國主導的全球規則，全面遏制一個正在崛起的中國，中美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風險大大上升。

第二，進一步動搖中美關系的基石。由于中美存在經濟互補性，中美貿易不斷增加。2019年進出口總額達6000多億美元。過去，在經濟全球化和自由主義思想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中美雙方都認為密切的經濟往來是中美關系的粘合濟。但2017年后，特朗普政府對此認識發生了變化。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科技戰。中美關系的“壓艙石”發生了動搖。“戰略競爭法案”特批中國的產業政策，指責中美經濟關系不平等，提出要支持和增強美國企業競爭力，打壓中國的國有企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以所謂的國際規則“規制”中國。2020年5月26日，我國的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和美國貿易代表戴琪通過電話進行了對話，就彼此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但沒有形成實質性的成果，“只是坦誠務實貿易對話”而已。美國要想在已經簽署的“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基礎上，繼續在經濟上打壓中國，要剝奪中國經濟發展權，中國是絕不會答應的。從這一意義上講，未來一個時期中美經濟利益碰撞不可避免，甚至還會有貿易戰和科技戰。

第三，進一步強化美國對中國的負面認知。美國人對自已的制度和價值觀總有一種天生的優越感，他們總以為自己是上帝的使者。美國想當然地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引入市場經濟及私人企業后，經濟得以發展，日漸強大的中產階級便會按照美國人年預想的規律發展，將中國推向西方自由民主的制度，納入美國的戰略軌道。冷戰結束時，美國的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明確地說，世界將是自由民主制度一統天下，歷史已經終結。但中國改革開放的結果出乎他們的意料。不但使中國富起來和強起來，而且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進一步得到彰顯，中國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自信，中國方案中國理念具有世界意義。這一下好了，美國覺得自己的制度和價值觀受到了巨大的挑戰，希望中國和平演變的美夢落空了，從而對中國無比憤怒。大罵中國是政治上權威主義，經濟上的國家資本主義，對外政策上擴張主義。2020年美國有近70%的人對中國持負面認知。美國前駐華大使馬克斯·鮑卡斯曾感嘆說：“如今在美國，誰要是為中國說公道話，他或她都會感到害怕”。拜登上臺以來，一種主張在全球推進民主、重建“開放的世界”的觀點在美國興起。以“政權類型”劃界，在全球展開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張盛行。拜登曾說：“民主和自由主義戰勝了法西斯主義和威權統治，并創造了一個自由的世界。這種競爭不僅定義了我們的過去，還將定義我們的未來。”《戰略競爭法案》列舉一大堆不是事實的事實，充斥極端妖魔化中國的言論，把中國說成是十足的惡魔，這只能是進一步強化美國人對中國的負面認知，強化對抗中國的意識形態。

第四，進一步固化美國兩黨和國會強硬打壓中國的政策。美國是一個多元政治國家。對任何一項政策都會有不同的聲音。中美建交以來，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對華態度和政策多少有些差別。至今，國會中也有少數理性議員反對美國政府敵視中國，主張與中國接觸和合作。中美建交到2017年，美國國會和政府的對華政策的主基調是“接觸加遏制”。然而，特朗普執政后，美國國會相繼通過一系列對華不友好的法案。拜登上臺后，許多人認為中美關系會有所變化。然而，非常遺憾，現在國會和政府中仍然是“屠龍派”當道，在美國打壓中國成為政治正確，在國會中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拿中國說事，相繼通過多個干涉中國內政的法案。在國內問題上，民主黨和共和黨有太多的分歧，但在對華政策上幾乎意見一致。”擁抱熊貓派”已經不敢說話。美國的政治生態越來越糟糕。如果說特朗普時期出臺一項又一項具體法案，惡心中國，挑戰中國的底線，損害中國利益。《戰略競爭法案》則試圖從法律上全面固化近幾年美國政府已經出臺的規制中國所有政策，形成一個系統的競爭對抗戰略。美國的國會對中美關系來說絕對是一個負資產。

第五，進一步推動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朝著對抗的方向發展。拜登執政四個月來，出臺了一系列內外政策，有的國內舉措可謂可圈可點。從對外政策來看，多少改變了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和簡單粗魯做法（2020年美國對中國實施全政府全方位的戰略遏制和打壓。軍事挑釁、外交孤立、經濟脫鉤、意識形態攻擊。中美關系一度走到了“無線電靜默”）。現在，中美兩國領導人總算開始接觸對話。但很明顯，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傾向是接觸、競爭、對抗的混合體。在氣候、經貿和防疫領域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在臺灣、南海、人權、外交、科技多個領域則繼續打壓中國，且打壓的狠勁一點都不比特朗普差。繼續推動印太戰略向制度化和小北約化發展，至今沒有取消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加征的高額關稅，維持了特朗普政府制定的針對中國共產黨黨員的簽證禁令，仍然暫停面向中國研究生的大學獎學金計劃，又將中國的90多家高技術企業列入投資管制清單，在新冠病毒溯源問題上還在污名中國。作為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的前主席拜登深諳政治和外交門道，為了彌合國內分裂，實現兩黨的團結，大做打壓中國這篇文章。而且，大力重整聯盟，企圖突出聯合針對中國。《戰略競爭法案》是民主共和兩黨的的共識。拜登要想在任內有所作為，不可能不考慮尋求國會的支持。所以，不論能否順利過關，拜登政府要在對華政策上搞什么模糊戰略的難度很大，對華政策的彈性空間大大縮小。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杰克·沙利文最近在一個論壇上說，“拜登政府的目標是加強多邊體系，阻止專制政權破壞這個體系，而不是對中國發動新冷戰”。這是真話嗎？我看是口是心非。美國對華政策只是表面上模糊，實質是清晰的。打壓中國這一基本目標沒有變。變的是手段和方式，變得更狡猾更老道。

根據上面分析，很多人可能會認為，既然新的冷戰序幕已經開啟，中美新的冷戰即將全面爆發，“狼真的要來了”。我的看法是：新的冷戰序幕已經開啟，但不等于一定會全面爆發。如果比照戰后美蘇冷戰，分析那場冷戰爆發的成因，美國國會正在推動的新的冷戰會否全面爆發，還有待進一步觀察。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從冷戰的生成到全面爆發還需要一定的條件、氣候和發展進程。如秩序轉型的速度、大國的戰略意愿、意識形態的強度、戰略競爭性大國之間經濟依存度、能否建立起以自己為中心的國家集團等，這是幾個關系到冷戰全面爆發的最重要因素。

從上述這些因素上去考慮，我認為，美國正在發動的針對中國的新冷戰，與當年美蘇冷戰相比，既有共同之點，又有不同之處。

第一，都處于國際秩序的快速轉型期。2017年習近平在外事工作會議上提出世界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次世界大變局呈現五個基本特征：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西方整體陷入綜合困境、全球性問題集中爆發、世界三大地緣板塊同步異動共振、民粹主義浪潮席卷全球。而2020年的新冠疫情則進一步加快了世界大變局。科技、經濟、大國實力對比變化加快、大國關系加速演變。特別是中美關系隨著新冠疫情的蔓延迅速惡化。如果再繼續沿著現在的態勢發展下去，由于中美兩國有其特殊的地位、戰略目標的重大差異，現實利益上的矛盾，出現兩國關系劇變是可能的。

第二，戰略意愿不完全相同。二戰后，由于戰略基礎的變化，美蘇兩國很快都將對方視作戰略威脅，實施了針鋒相對的冷戰政策。但今天的中美兩國的戰略意愿顯然不同。中國認為中美兩國有許多戰略共同點，中共十九大明確提出我國在新時代的戰略目標是兩個構建。中國不是秩序的破壞者，而是秩序的維護者。中國真心地想與美國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和平相處，更不愿意與美國沖突對抗。前些年中美元首有過“莊園會晤”“瀛臺夜話”“白宮私敘”。對建立新型大國關系，中國總體上表現出積極的態度。但美國的戰略判斷和意愿完全相反。美國國會、政府、精英界基本上把我國視作“戰略對手”、“戰略競爭者”“主要威脅”。拜登政府雖然與中國保持一定的接觸，但政策的側重點是打壓中國崛起，而且把對中國的打壓當作彌合國內分裂的途徑和手段。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中方堅決反對美方打著競爭的旗號，行封閉排華、遏制打壓中國之實。這是非常危險的戰略選擇。常言道一個巴掌拍不響。現在是美國的巴掌已經拍下，中國的巴掌還沒有完全拍上去。但這種局面能持續多久？搞不好，中美兩國自覺不自覺進入冷戰的軌道。

第三，意識形態對各自對外決策的影響力不同。戰后那個年代是意識形態至上的年代。美蘇都有強烈的意識形態沖動，都想很快戰勝對方的主義。冷戰研究者中有一派認為，美蘇冷戰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識形態。然而，今天的現實是，美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恐懼與日俱增，特朗普對中國發動了猛烈的意識形態戰爭，而拜登政府在對華政策中把人權干涉作為一項重要內容。2021年4月22日，針對美國國會參議院外委會審議通過“戰略競爭法案”，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發言人尤文澤表示，該法案充斥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肆意曲解、誣蔑抹黑中國發展戰略和內外政策，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用心險惡，損人害己，我們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但細心人看得清楚，改革開放后，雖然我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在對外關系中奉行的超越意識形態外交原則，主張多邊主義，尋求伙伴關系，求同存異，合作共贏。我們認同文化的多樣性。即便在人權領域與美國斗爭不斷，但只要不危及我國整個制度和體制的安全，中國一直保持克制的態度，不走意識形態至上的歷史老路。在國際關系理論上有一種建構主義，認為敵人是塑造出來的。今天，美國似乎正在塑造一個自己的對手和敵人，但中國沒有這樣做。

第四，經濟依存度不同。美蘇冷戰年代，美國與蘇聯各處不同的經濟體系，經濟聯系非常少，不存在相互依賴的問題。但在今天的中美關系中，經濟聯系十分密切。雖然2017年以來經濟基石發生動搖，但美國要與中國經濟脫鉤很難。2020年，美國政府恨不得在經濟上掐死中國，但倒頭來全年的中美貿易總額還增加了，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也沒有減少。今年以來，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在快速增加，中國的市場呈現出巨大的吸引力。美國人似乎討厭中國人，但不討厭中國人的錢。所以，由于中國這些年經濟的快速發展，美國的工商界一方面感覺到競爭和壓力，但另一方面并沒有像政客們那樣主張對華冷戰。在美國，金錢政治的母乳。只要是工商界不答應的事，政客們掀不大浪，也不可能走得太遠。

第五，聯盟政治難以形成。在美蘇冷戰年代，集團政治風行。美國通過杜魯門主義、馬歇計劃、建立北約，把資本主義國家差不多都納入自己的戰略軌道。但今天，美國還有那樣的號召力嗎？我看今非昔比了。雖然，日本、印度、澳大利亞、英國等，跟美國跟得緊，但由于美國的國際威望這些年來斷崖式下降，美國的傳統盟友，心中有數，許多國家并不愿意選邊站。因為，他們知道，中國與他們有利益競爭的一面，但中國對世界發展和平的貢獻越來越大，美國和中國哪個國家都得罪不起。所以，我們看到，德國、法國等一些歐盟國家與美國也是若即若離。拜登政府想通過G7結成對抗中國的“統一戰線”，但馬克龍在最近的G7峰會結束之后，在英國康沃爾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明確表示：七國集團不是敵對中國的“俱樂部”。

第六，中國有了破解美國新的冷戰之策。這些年來，中國在戰略轉折關頭，總是能保持戰略定力，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那就是在做好自己事情的基礎上，堅持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積極運籌大國關系，構建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系框架，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奉行多邊主義，為國際社會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產品。這不僅使中國處于有利的道德高地，也使其他國家的利益得到了現實關照。面對世界大變局，面對美國對華戰略的重大調整，面對拜登政府將中國定為“頭號競爭對手”的戰略定位。中國從過去主要尋求減少麻煩、發展合作的戰略轉向在公平公正基礎上與美國展開良性競爭。一方面，對美國的無理取鬧和流氓化行為給以堅決反擊。通過外交戰、法理戰、輿論戰，反制美國在經貿、科技、安全等領域霸凌行徑。另一方面，呼吁美國“撥亂反正、重回正軌”，“停止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治制度的抹黑詆毀，停止縱容甚至支持“臺獨”分裂勢力的錯誤言行，停止在香港、新疆、西藏等中國內部事務上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同時，努力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之道，本著善意和誠意發展中美關系。希望兩國都要相向而行，加強合作，管控分，繼續推動同謀求與美國發展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2020年7月，王毅外長在向中美智庫媒體視頻論壇發表致辭時，就推動中美關系走出困境、重回正軌提出三條建議：一是激活和開放所有對話渠道；二是梳理和商定交往的清單，形成雙方合作、對話與管控三份清單；三是聚焦和展開抗疫合作。王毅外交部長還說：中方不會讓冷戰的陰謀得逞。我們堅決反對人為制造所謂“新冷戰”，因為這完全違背中美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背離世界發展進步的潮流。今天的中國并不是當年的蘇聯，我們更無意去做第二個美國。中國從不輸出意識形態，也從不干涉別國內政。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將繼續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持之以恒做世界和平的推動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王毅外長的話清楚地表明，中華民族是一個有戰略智慧的民族，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是一個具有深邃的戰略力和極強的領導力的政黨和政府。我們有信心破解美國的新的冷戰戰略。歷史上，美國對付主要戰略對手是有一套的。可以說，通過熱戰，擊敗了德國；通過冷戰，搞垮了蘇聯；通過金融戰，制服了歐日。如今，美國正在發動新的冷戰想整死中國，我認為只能是美國的一廂情愿。因為中國既擁有類似蘇聯那樣的國土規模和軍事實力，又擁有遠遠超過日本那樣的強大經濟實力，還具備歐盟那樣完整的文化價值體系。同時，中國這個主要戰略對手同美國又有密不可分的各種利害關系和利益捆綁，并堅持奉行對美建設性合作方針。美國用什么招都沒有用。美國在既有的戰略工具箱里找不到現成的工具。如果美國一意孤行，一定要像對付蘇聯那樣對華搞全面遏制的新冷戰，無疑會“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得不償失。

中美關系無疑是21世紀最為重要的國際關系，也是當今世界大變局中最重要的一個變量。《戰略競爭法案》已經打開了中美新的冷戰大門。未來相當一個時期中美關系總體趨下行態勢，也許有時會有腥風血雨。我們要有最壞的打算和充分的思想準備。不過，我們也不要對中美關系全看死，歷史上所有秩序轉型并非全是對抗和戰爭，大國關系也是可以塑造的，何況中國和美國都在變化之中，也許美國國會拉下的不是“鐵幕”而是“竹幕”。

2021.5.30

作者：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圖片來自網絡，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