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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創建的一個文學組織，帶著濃厚的紅色印記。在左聯的培養下，涌現了沙汀、艾蕪、艾青、聶紺弩等一批文學新人，給白色恐怖下的文壇帶來了勃勃生氣。

“左聯”成立于1930年3月2日，當時會員有50多人,實到40多人。自“左聯”成立后，先后開過四次全體大會。據夏衍回憶，1930年5月29日召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第二次全體大會是“左聯”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會議。魯迅是左聯的旗幟，他一般很少參加左聯的會議，左聯的四次全體大會，魯迅親自到會就是這第二次全體大會。這有《魯迅日記》為證。據《魯迅日記》1930年5月29日記載：“晴。上午季市來。午后往左聯會。”此處“左聯會”就是指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第二次全體大會。所以值得我們好好研究，深深記念。

“左聯”的第二次全體大會，1930年6月《新地》月刊 曾作過報道，但在當時白色恐怖下，有些問題語焉不詳，新中國成立后，當時會議參加者寫的回憶文章，在很多細節上有很多出入。筆者作 了些調查研究，愿意拋磚引玉，求正于方家。

首先，會議名稱。這有兩 種情況，一是會序不統一。據紀文編的《左聯大事年表》和有關回憶錄，左聯開過四次全休大會，即1930年4月29日在上海爵祿飯店開的第一次全體大會，1930年5月29日召開的第二次全體 大會，1930年7月下旬召開的左聯第三次全體大會 ，1930年11月16日召開的第四次全體大會。但有的回憶錄和研究者，將左聯的成立大會算作第一次全體大會，而將以后的全體大會，以第二、第三次等排之，這樣勢必造成張冠李戴，有的學者為此打起了筆仗；二是會議名稱不統一，左聯第二次全體大會，有的稱左聯第二次全體會員大會，有的稱左聯第二次會員大會等等。

第二，會議地點。據夏衍《關于左聯一些情況的回憶》：“左聯很少開大會，……也很少請魯迅參加。當時許多人在一起開會不容易，我記得成立大會之后最大的一次，是柔石、胡也頻、馮鏗開了蘇維埃區域大會回來后的匯報會議，那是借日本記者俱樂部開的” 。而王任叔（巴人）《魯迅先生的藝術觀》中說：“地點在銀行公會”；茅盾則在《我和魯迅的接觸》一文中回憶說，他是1930年4月從日本回上海后參加左聯的，“我加入左聯一個多月后，在上海的成員開過一次會。上海的銀行家和資本家經常聚會的俱樂部，是在某某大廈的三樓，左聯這次開會就借這個地方（聽說是洪深托人借的）”。 三個人三種講法，其實都 不對，會議地點是在虹口的日本人俱樂部。

在《虹口區志·舊址遺跡》中是這樣介紹“日本人俱樂部”：“始建于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光緒三十三年與實業俱樂部合并，仍沿用原名。址初設東本愿寺別院，民國三年（1914 年）遷入文監師路（今塘沽路）309號新館。內有酒吧、彈子房、餐廳、劇場、和旅舍等設施，為日僑集會和社交的主要場所。日本居留民團和實業協會也設于此。反華的重大會議大都在這里召開。”解放后這里曾是上海浦江電表廠（不是有的研究者說的上海浦光電表廠）的廠址，筆者曾在這里工作過十多年，對它的前世今生多有了解。

“日本人俱樂部”是座四層樓高的洋房，進出的大門左右各有一個，上有別致的雨篷。底層是酒吧、彈子房。2樓是餐廳，后有一蜿蜒小石梯通花園中的小樓，可作密室、包房。3樓為劇場（舞廳），可容納近千人，也可分隔為小間作會場、展覽廳。中間高敞，直達四樓穹頂，邊飾七彩霓紅燈。4樓圍舞廳有一圈房間，可作包房、旅舍。樓頂中央豎有旗桿，當時整天飄著太陽旗。大樓后有花園，植有廣玉蘭等花卉，有二三幢兩層小樓點綴其間，疑似密室。“日本人俱樂部”坐北朝南，4層鋼筋水泥結構，占地約2660平方米，建筑面積4000余平方米。這里順便說一句：有人回憶當時參加在“日本人俱樂部”召開的左聯第二次全體大會是“坐電梯到三樓的”，其實“日本人俱樂部”樓高四層，并無電梯設備。

第三，會場介紹人。茅盾說“聽說是洪深托人借的”，那么，洪深所托之人是誰？據《虹口區志》披露，此人為日本進步作家尾崎秀實。他當時是日本《朝日新聞》駐滬特派記者，租居在離日本人俱樂部不遠的昆山花園路，由他出面租借會場，自然而得體,不易招人懷疑。而這位尾崎秀實要多說幾句，他的生平好生了得，之后他參加蘇聯遠東情報局，“潛伏”到日本首相身邊，最后獲得日本不是北上，而是南下同英美開戰的絕密情報，致使斯大林西調遠東軍20個精銳師，在莫斯科危急關頭扭轉了戰局。

第四，會議內容。根據《左聯大事年表》載：“首先由左聯各部及各研究會代表、‘五卅籌備會?代表、社聯代表、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左聯代表分別作了報告；接著是討論總結工作，通過 了全體盟員參加‘五卅?示威紀念和聯盟改組及干部改選的提案。”這與1930年6月《新地》月刊所刊的《左翼作家聯盟的兩次大會記略》基本一致。大會不論是報告，還是提案，都充滿了革命色彩，可它卻在敵人的眼皮下經過討論通過了。你說神秘吧！令人驚奇吧！這印證了那句名語 “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第五，魯迅發言。魯迅參加了這次會議，并在最后講了話，但《左翼作家聯盟的兩次大會記略》報道未提及。他的此次講話，《魯迅全集》也未收錄。以后當事人的回憶各有講法。據上海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潘頌德先生《魯迅在左聯第二次全體會員大會上的演講考略》一文，魯迅當時主要講了兩點：一是國民黨報紙對“左聯”的攻擊，這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主要的是“左聯”的每個成員思想上要堅定。我們有些人恐怕現在從左邊上來，將來要從右邊下去。二是我每當寫作，一律抹殺各種的批評。因為那時中國的創作界固然幼稚，批評界更幼稚，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將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覺得非自殺不足以謝天下的。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于作者有益。同志們要勇敢地寫，批評家標準提得太高，創作家就不敢下筆，這是不對的。歷史不能脫節，偉大是在歷史的繼續中成就的。可見,魯迅的這次講話，與他的《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精神是一致的，是左聯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

從以上內容，我們可理解夏衍為什么說“左聯”的第二次全體大會是是“左聯”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會議了。因為“最大”一般指參加人數多，也指會議內容重要。據《左翼作家聯盟的兩次大會記略》中說，第一次全體大會“會員出席的，只占全體三分之二光景”，“開得并不十分好”。可見出席左聯第一次全體大會的會員，只有二三十人。而第二次全體大會“開得比較好了”，據此推算會員出席的比較多，應在四五十人,當時在上海的“左聯”著名人物，魯迅、茅盾、夏衍、巴人、柔石、胡也頻、馮鏗等，基本上都到會了。而且會議內容豐富而重要，《左翼作家聯盟的兩次大會記略》說，此次會議還檢討了“左聯過去工作，發言的人非常多，并且很熱烈，在這項上超過預定的時間”。左聯的靈魂和旗幟魯迅最后還講了“半個小時”的話(茅盾語)。因此“左聯”的第二次全體大會是左聯歷史上最大的、也是很有紀念意義的一次大會，帶著深深的紅色基因，值得我們寫上濃重的一筆。

作者系上海作家協會、中國散文學會會員，本文原刊于<上海魯迅研究第78輯>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