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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從文化哲學看改革深層次問題

點擊：  作者：生源    來源：紅色文化網 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1-06-15 09:31:19

 

 從文化和哲學認識論的視角分析當前深化改革中遇到的深層問題

 

面對全球化的大趨勢，我們要在政治、經濟、社會、法律、軍事等眾多方面深化改革，將不可回避地面臨諸多方面的判斷與抉擇。尤其在未來全球合作治理模式的探索過程中，文化對經濟制度的詮釋力和話語權的確立將直接地影響到一個國家的發展方式和發展環境。因此，從文化和哲學認識論的角度思考和審視改革開放進程中遇到的一些重要理論與實踐問題，分析全球化的必然趨勢和客觀規律，并結合國情實際，大力加強軟實力建設已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戰略任務！

 

本文嘗試從中國傳統文化的哲學范疇和認識論精髓來解讀和探索當前經濟領域深化面臨的一些重要理論與實踐問題，以期對打造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話語體系，起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從文化、哲學認識論的角度理解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理論十分必要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我國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且不少問題也讓西方經濟學家感到困惑，尤其在西方經濟出現問題時，一些西方學者還真誠地寄未來經濟學之希望于中國；但是另一方面，我們至今仍無自己獨立創新的經濟學理論，國內不少學者談經濟問題，依然是言必稱希臘。同時我們還看到西方經濟學自身的不同學派也觀點不一，甚至出現左派更左，右派更右，似乎大家都有一些找不到北的感覺。那么到底怎么看這些現象呢？應該講這和我們今后全面深化改革密切相關，如果我們從文化及其哲學認識論的角度來審視和深究這個問題，也許可以提供一種思路或者答案。

 

現實中，經常遇到西方的許多經濟學理論或者企業的規章制度我們學不來、無法學，或者常有南橘北枳的情況，這實際上正說明任何制度的產生、設計和有效運轉都離不開文化的詮釋和支撐。因此學習和借鑒西方的各類制度首先就需要認清洞明其文化的特點，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客觀看待西方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諸多概念的哲學認識論本質。眾所周知，古希臘時期形成的形式邏輯是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礎之一，它也是構成啟蒙運動時期科學理性思維的主要內容，而希伯來的基督教契約觀念又為其提供了法治的倫理基礎。尤其是文藝復興時期笛卡爾的心物二元論，它認為除了人的思想與上帝以外，客觀世界都是滿足機械運動規律的。因此，它一方面強化了形式邏輯與培根的歸納法相結合，使實驗科學獲得了重要的認識論工具；另一方面也強化了還原論作為主流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要求對任何概念、語言的表達和推理判斷以及制度設計都必須嚴格符合以抽象思維為基礎的形式邏輯。

 

因此，這里就特別需要我們認清洞明這種從個別到一般，經過抽象思維形成的概念及其應用的局限性。因為抽象都是立足于整體中抽取局部的同一性，而這對任何客觀事物來講，都必然會丟掉它自身具有的其他客觀屬性及其內在聯系；而還原論導致的從個體或者一般的概念出發，再用形式邏輯來推理和構建整個社會經濟的理論體系和宏觀系統，則必然導致其金融、財政、稅收和企業管理制度體系呈現越來越碎片化和復雜化的趨勢。而當系統復雜到一定的程度，則必然導致局部與整體、短期與長期、政府與市場等諸多對立問題出現難以協調的矛盾而導致系統性危機。馬克思指出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和社會化大生產的矛盾就是這個問題的具體反映。而這里綜合反映出來的概念加形式邏輯的無限推理和應用后出現的問題，其根源正如東方哲人老子指出的“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經》第一章）、“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可以不殆（《道德經》第三十二章），這幾句話深刻地指出了凡是為了人類自身方便而制定的名詞概念，由于其本身已經加入了人的主觀取舍因素，因此其使用范圍必然是有限、有條件的。使用其構筑的理論要應用就必須聯系自身的實際，這是我們使用、借鑒西方理論必須清醒把握的一個重要的認識論基礎。而當前西方經濟學應用中出現的問題也正是忽略了這個問題，這和他們分析研究問題的出發點和思維方式有直接的關系。

 

美國時任總統奧巴馬在2011年國情咨文中表示：“世界已發生了變革，盡管在過去幾年遭受到了巨大打擊，但美國仍是世界上最大、最繁榮的經濟體……而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是首個以思想立國的國家，這個思想是每個美國人……都會提出‘你認為這個想法如何？你想如何改變世界？當你長大后你想成為什么樣的人？’”。這段看似簡單的話，但是作為國家的立國思想突出個人和自我就具有非常特別的導向意義了。它顯然與我們“道之將行，天下為公”的東方文化相比是迥然不同的！西方主流文化中的思維方式——形式邏輯加抽象思維決定了他們必然一切從清晰的個體、自我和產權出發，以抽象的概念、抽象的數字、抽象的時間、抽象的貨幣加上形式邏輯的推理判斷來構建他們社會的經濟、法律和政治制度。這種還原論的認識論既是他們的優勢所在，也是其經濟、法律、政治、哲學出現弊端的由來。2008年底，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到訪倫敦經濟學院，向一干經濟學家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沒人意識到危機的到來?后來，她又給英格蘭銀行行長打電話，問了同一個問題。于是，英國人文和社會科學院召集頂尖專家專題研討。這些專家給女王的答復是，有一件事每個人都忽視了，那就是系統性風險(Systemic Risk)。如果從文化哲學的角度看就能發現，他們容易由于宏觀辯證思維的缺失而導致系統不平衡的危機是有其文化思維方面的必然性的。因為西方主流經濟學認識論核心都是從人為假設的微觀概念或者公理出發再用形式邏輯來推演的，因此他們認為可以在個體或局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礎上實現宏觀市場的一般均衡，而實際上絕非如此，現實說明這是一種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的錯誤！

 

那么，我們的文化與之相比又有什么特點呢？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在比較中呈現出不少相反相成的現象，而且現代恰恰又選擇了從否定西方形而上學和機械唯物主義的基礎上誕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官方哲學，這又說明什么呢？無疑需要我們從客觀實際出發，來探索和認識這種與政治、經濟、法律制度和人的思維行為方式密切相關的而又在人類社會深層次中起決定作用的文化哲學認識論問題。

 

二、從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的比較中來把握全球化過程的一般規律

 

老子《道德經》中有“執大象、天下往”的話，意思是“應用形象思維，來判斷事物的矛盾運動規律以后，就能夠明白事物的宏觀發展趨勢”。通過對東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的比較、區別、聯系，我們會看到許多互補乃至相反的現象，不過為什么會是這樣的呢？這是一個非常需要我們從宏觀規律的角度來審視和把握的問題！

 

從經濟領域來看：如有經濟學者提出：中國和美國的經濟模式是兩個極端的模式，美國是“市場內的政府”，而中國是“政府內市場”。就是講，在美國，如果市場占據了完全的主導地位，而政府失去對市場的規制，那么經濟危機就必然發生。相反，在中國，如果政府占據了完全的主導地位，而市場完全被政府所控制，官僚化則將使市場失去了公平、生機與活力，那么經濟危機也就必然發生。如果講美國的經濟危機出在華爾街，那么中國的危機則很可能出在國有企業。這些顯得很對稱，但也確是有依據和道理的。

 

另外，東方擁有真實財富創造中心，西方掌控貨幣金融中心，東方制造真實產品，西方創造貨幣購買力，東方為全世界制造產品，西方為世界產品定價；西方大量發行債券和創造各種金融產品，東方則用自己的儲蓄去購買這些金融產品；東方儲蓄，西方消費；東方貿易順差，西方貿易逆差；東方盈余，西方赤字；西方向東方借錢，東方給西方融資。這些顯然都是當前全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顯著特征。

 

從民主與人權的關系看：正如美國紐約大學終身教授熊玠在《中西文化相對比較之啟示一文》中指出的，西方突出的是個人微觀的“人權”，是人本主義；而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強調的是整體和宏觀。顯然其突出的是民本主義。至于民主，西方歷史演化出來的三權分立是橫向的民主，而我們中國強調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實際上注重的是一種縱向“立體”的民主。兩者同樣體現出一種“定性”的對稱。

 

從財富與權力關系的歷史看：美國是財富支配權力，而中國歷來是權力支配財富；美國的政治哲學以講權利、講法律為主，也講道德。而中國的傳統政治哲學則以講義務、講道德為主，也講制度和法律。我們以前批評人家是帝國主義擴張、自由資本主義造成經濟危機；而現在人家則抨擊我們是專制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美國人重消費，中國人重儲蓄，人家實行直接稅為主，我們還只能實行以間接稅為主，這里面的一系列對稱、相反難道僅僅是偶然嗎？

 

再從產業經濟的結構看：目前，中國產業整體上仍處于工業經濟時代，而美國已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兩國的產業結構也呈現出明顯的互補性特征。這種互補性在產業間分工、產業內分工、產品內分工三個層次都廣泛地存在。

 

如果要專門找這方面有趣的對稱、對應、互補的問題就更多了，乃至東西方的語義都充滿辯證的統一。諸如美國學界的左派自由主義對于中國而言恰恰是右派，其右派恰是我們的左派，連我們地名的書寫順序都和人家相反，為什么會這么巧呢？如果按照中國傳統的意象思維（相對西方的抽象思維）來看，這里面實際上已經生動而深刻地體現了從思維、行為到制度和經濟結構的對立統一關系，兩者已經構成了“陰陽”即“矛盾”關系，也即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這種狀況的出現具有極其深刻的客觀規律的規定性。1974年5月30日毛澤東主席會見物理學家李政道時就體現他非常重視對稱在物理和政治中的含義。當時李政道以書本托著筆在他與毛澤東之間抖動來演示，并指出“這運動沒有一刻靜止，但這整個過程卻具有對稱性。毛澤東主席非常欣賞這種演示，并且問到對稱的更深含義，問到物理學家能否僅僅根據對稱性原理真正描述出普遍規律”（《毛澤東晚年讀書紀實》第360頁）。北宋哲學家張載也曾經深刻地指出：“有象斯有對、對則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因此辨別和認識到這種具有對稱意義的“陰陽”、“矛盾”及其雙方的相反相成、對立統一與互相轉化的關系規律，以唯物辯證法為工具來分析未來中美（東西）關系乃至全球化問題的趨勢，并積極主動地促進其朝有利于我們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轉化就具有重要的現實和戰略指導意義。

 

上述分析可能有人認為是牽強附會，那么我們注意到當年管子在管理國家中總結的七種方法“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管子·七法》）中就包括“象”，這是為了處理作為復雜系統的國家宏觀戰略事務時具有我們民族獨特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對這七法中的“象”，《管子》一書中具體解析為“……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這就是應用我們傳統文化中的觀物取象和立象取意的意象思維方法。在我國傳統的文化經典和著名學者中有大量的關于“象”的描述。如“天地陰陽者，不以數推，以象之謂也”（《素問·五運行大論》）。清代學者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易教下》中指出：“戰國之文，深于比興，即其深于取象者也”、“象之所包廣矣,非徒《易》而已，六藝莫不兼之”。我們還注意到錢學森同志晚年十分強調：“我們要多宣傳這樣一個觀點，科學技術工作決不能局限于抽象思維的歸納推理法，即所謂“科學方法”，而必須兼用形象思維或直感思維”（《關于思維科學》第2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所以這種形（意）象（系統）思維是我們民族傳統文化體現在認識事物、解決問題的一個重要工具，有其重要的認識論價值。實際上，毛澤東主席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也曾深刻地強調過這種思維方式的應用，他指出：“學習戰爭全局的指導規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因為這種全局性的東西，眼睛看不見，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會懂得”。在接下去的文章內容中他連續用35個矛盾對對子，諸如“作戰與休息、集中于分散……上級與下級、干部與兵員、老兵與新兵……正規軍與游擊隊、消滅敵人與爭取群眾擴大紅軍與鞏固紅軍，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等等問題的區別與聯系，都是眼睛看不到的東西，但若用心去想一想，也就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精通。這就是說，能夠把戰爭或作戰的一切重要問題，都提到較高的原則性上去解決”。在我們傳統優秀文化的精華中醫理論中，同樣強調“察色按脈、先辨陰陽”（《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上醫醫國”（唐·孫思邈），“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對老祖宗的這套認識論和方法論在全球化的今天應該給予更加深入的研究和重視，并從實踐應用中不斷豐富并加深認識，以做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道德經·道經第十四章》）。

 

綜上所述，從文化及其哲學認識論的角度來審視這些問題，有助于我們把握宏觀的大規律，一方面使我們在全球化環境中，知己知彼，樹立更加自覺和積極主動的戰略意識，在堅信自己優點的同時能更加客觀地對待自己的不足；同時還將使我們在未來的深化改革中心中有數，更加善于揚長補短、轉化矛盾，樹立道路、制度和理論自信。更長遠看還能在未來全球治理合作新模式的探索建設過程中，樹立起有利于我們的話語體系和話語權！

 

同時，還要看到全球化過程中必然伴隨著東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的交融、碰撞乃至沖突，這是人類社會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的必然。《易經》中談到“天地交，而萬物通”，“天地感，而萬物化生”，矛盾雙方的交互、沖突在對立統一規律的支配下必然誕生新的事物。因此，全球化的過程也必然醞釀著重要的歷史機遇和重大的戰略挑戰。既然自然的現實選擇了中華民族作為其中的一方，賦予這樣的歷史使命，那么我們就要勇于擔當，敢于作為。既要高度重視挖掘和弘揚我們自身傳統文化的優秀內核，重塑我們文化的詮釋力和感召力，更要注重融合與擴大東方文明圈以與西方進行對等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良性互動。同時，還要充分認識到陰陽互濟共生，有很大的回旋空間，不能排斥或者完全對立地看待對方，要善于在兩極互動中根據自己的實際，把握好度，善于駕馭和轉化矛盾，注重發揮東西文明的綜合優勢，主動搶占綜合東西方文化優點的這個戰略制高點，從而為自己未來的政治、經濟發展夯實文化根基，積蓄軟實力服務。

 

三、從文化哲學的角度審視經濟等領域中眾多“二”的對應范疇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看到眾多領域改革的指導意見都有個“分”字當頭。從“分田到戶”、“黨政分開”、“政企分開”，到具體行業諸如醫療衛生領域的“政事分開、管辦分開、贏利與非贏利性分開、醫藥分開”，電力行業的“廠網分開、輸配分開、主輔分離、主多分開”等。正是這個“分”字，讓我們從計劃經濟轉向了市場經濟，使國民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是對待這個“分”字如果從文化的角度看，必須承認和西方分析哲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有著根本的關系，我們必須承認學習和引進西方的這個“分”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不過“分”與“統”具有深刻的辯證關系，社會是個整體，“分”的目的畢竟是為了整體最優，因為只有整體最優才能真正實現絕大多數個體的最優。因此要特別注意“分”后必須馬上跟上“統”的一手，當然這個“統”在本質上已經不同與計劃經濟的行政管理的“大一統”，而是可以通過監管、信息技術、法律和人民的道德文化自律而能實現的健康市場秩序及國家社會和諧發展的“大一統”，進而避免因為“分”了以后導致“統”不起來而無法實現系統、整體的協同發展的無序局面。

 

為此，我們當前深化改革就面臨著這樣一些關鍵的問題：“分”要分到什么程度才合適？什么時候以什么形式“分”和“統”是最合適呢？也即“分”了以后怎么“統”起來？“分”與“統”的形式、內涵又是些什么呢？也就是講我們必須一方面注意和避免“分”了以后，導致群龍無首無序發展的狀況；另一方面也要避免過度地強調“統”而過多地用行政來“統”，進而導致管理低效或使社會缺少活力的停滯局面。而解決這些問題的背后我們只有緊緊抓住文化中的認識論這個重要的工具來審視，做到“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于民”，加倍重視調查研究和與時俱進，才能做到“察于心、決于度”，進而始終保持心中有數和積極主動的良好發展狀態。

 

現階段，我們還將在深化改革中面臨眾多的兩極問題，諸如：市場（看不見的手）與政府（看得見的手包含計劃、監管、政策、價格、審批等）、商品與貨幣、供給和需求、法治與德治、公有與私有等等眾多“二”的對應問題。我們看到，一方面，西方的新自由主義依然堅信“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所謂小政府、大市場，迷信看不見的手。經濟學中的奧地利、芝加哥學派仍然是主流。在貨幣與商品的關系上，美元貨幣已經成為脫韁的野馬，試圖成為其新殖民的手段，結果已經出現了不少難以克服的矛盾。另一方面，我們的許多主流學者也認為在上述眾多的兩極中只能執其一端，并進行到底。比如在諸多行業中把發揮市場機制作為我們的唯一機制保障，認為只有徹底的市場化才是優化配置資源最有效的手段。表現在現實中如煤炭開采只要有錢就可以干，住房、教育、醫療衛生也有片面地追求市場化的趨勢，大有一“化”了之的價值認同。結果是煤炭事故頻發，基層官員參股，引發腐敗，現實中出現我們根本無法監管和管理到位，以及法律、制度形同虛設，監督者需誰來監督的問題。山西省還似乎參照了歷史上的“鹽票”制度而出臺了“煤票”，但卻又有被批評以所有制來解決安全生產問題。上述這些問題的實際根源是對這些“二極”的問題唯理論化和絕對化，似乎“兩害相權只能取其輕”，只能落在有“害”之處，而把辯證法、把老祖宗的“執二用中”、把理論聯系實際拋到九霄云外去了！在這里我們實際上已經看到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具有深刻的文化內涵和重大的現實意義！

 

那么怎么來處理這些“二”極的對應問題呢？中國古典哲學對這個問題早就有過“兩末”之辯的說法，認為它是沒有實際意義的，現實的問題和解決的辦法都在兩者之間的“度”上，也就是《管子》一書強調的“度數”和辯證唯物主義“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靈魂。“與時偕行”、“君子而時中”、“天下隨時”、“觀人文以化成天下”，我們先賢的智慧結晶《易經》也一再強調這個道理。至于怎么才能把握好度呢？那就是調查研究、理論聯系實際……這個我們反復強調的老問題了！曾國藩早已經說過：“天下事，需要躬身入局”才能從親身的感受中提出有益的解決辦法。否則，攻其一點，不及其余，老是沉溺于“姓資與姓社”、“公有與私有”、“政府與市場”的“兩末”之辯中是沒有現實意義的！這里提出的文化中的哲學認識論問題無疑是深化改革中繞不過、躲不開的深層問題，它也能深刻地啟發我們進一步學習領會和應用辯證唯物主義這一重要思想武器的重大現實意義！

 

四、開展文化創新是我們當前的一項重要戰略性任務

 

綜上所述，經濟發展的體制、模式背后都有深刻的文化影響。而全球化是個不同文明、不同文化背景的交融、撞擊和取長補短的綜合過程。當前網絡經濟、信息經濟的迅速發展也正從生產力的角度深刻呼喚新的思維方式以解決復雜、開放巨系統的社會乃至全球經濟的和諧發展問題。與此同時，我們民族的偉大復興也正逢其時，但是這個道路和過程怎么走呢？西方近代的復興路徑或許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種文明復興、大國崛起的具有一般性規律意義的借鑒。首先西方從羅馬法復興和文藝復興開始，先是恢復希臘、羅馬時代的人文精神，其后在宗教改革方面是處理好宗教與政權的關系，并在宗教自身的發展方面探索出新路。再后的啟蒙運動則是吸收了外來的中國的傳統自然哲學，從思想上擺脫了宗教的枷鎖。最后的科學革命就是遵循依此而樹立起的一種全新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即笛卡爾的心物二元論和培根的實驗的方法，加上固有的形而上學的形式邏輯傳統），并以此來審視和構建自己的政治、經濟、法律和社會秩序，從而從文化復興走向了全面的社會復興的。

 

那么借鑒此路徑，要實現我們民族的復興，我們首先就必然要復興自己的優秀傳統文化，挖掘儒、釋、道中的人文精華和重要的認識論、方法論精髓；其次就是要客觀地分析東西方文化的不同特點及其在應用過程中客觀存在的優劣；再次就是要充分認識“物不可以茍合而已，故受之以賁”（《易經》賁：飾也，指文化），從而重視通過文化創新來綜合其優點，并以此注入現代社會來提升國民的道德水平和科學創新能力；最后歸根結底就是一定要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探尋出一條新道路，并據此來指導我們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建設，才能走向全面復興。

 

我們注意到一些文化界前輩十分關注這件大事。國學大師南懷瑾先生說:“《易經》學術思想的根源，如果離開象數，只是偏重儒理，對于中國文化來說，未免是很大的損失。古人所謂‘象外無詞’，也便是這個意思。如果潛心研究象數的易學，配合科學思想的方法，相信必有更新的發現，很可能會替中國文化的前途，開發更大的光芒。古人雖然也有這種企圖，但始終不敢脫離前人的窠臼”。

 

國學大師北京大學張岱年教授曾精辟地分析說：“中國傳統中，沒有創造出歐幾里德幾何學那樣完整的體系，也沒有創造出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的嚴密體系；到了近古時代，也沒有出現西方十六七世紀盛行的形而上學思維方法，更沒有伽利略所開創的實證科學方法。應該承認，這是中國傳統思想方法的重大缺陷。在今日建設社會主義文化的新時代，必須做到思維方式的現代化。既要發揮辯證思維的優良傳統，更要學會縝密分析、進行實驗的科學方法。中國新文化的燦爛未來，有待于思維方式的更新”。

 

美國戰略家布熱津斯基指出“歸根結底，控制人類共同命運的努力成敗取決于具有極端重要意義的哲學和文化層面，正是它形成了指導政治行為的重要觀念和思想”，在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我們應該更加敏銳地認識和把握這個深層次問題。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說“一個新的中國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正山雨欲來”，他指出這項事業的創作者將是“出生于胡適死后的這個新生代的中國知青”，他還特別說明這不是嘩眾取寵，“而實在是在大洋三岸兜了幾十轉后的實際心得”！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華民族是個歷史悠久、不甘落后、勇于創新的民族。“生生之謂易”，我們應該有信心、有決心從文化創新與制度創新的良性互動中，為自己的文明探索出一條光輝燦爛的未來，相信我們中華民族必將對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來源：紅色文化網  作者：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