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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濤：聊聊“又紅又專”

點擊：  作者： 于濤    來源：春在千門萬戶中 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1-06-14 10:38:59

 

 

山東省醫療器械和藥品包裝檢驗研究院（山東省醫療器械產品質量檢驗中心）在疫情防控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受到黨中央國務院的表彰，是全省乃至全國藥監系統的一面旗幟。近期，院黨委書記、主任施燕平同志給我出了一道命題作文，希望我去給大家講講“又紅又專”這個話題。我長期干組織工作，談得多的是“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又紅又專”這個話題我耳熟能詳，但是沒有深入思考過。

 

就在不久前，總書記在清華大學考察時專門強調了清華大學“又紅又專、全面發展”的教書育人特色。結合學習總書記的講話，我翻閱了很多資料，重新做了一些思考。我發現，對專業技術人員來說，還真的很有必要思考這個問題。

 

一、為什么有必要重提“又紅又專”

 

“又紅又專”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高頻詞，一段時間以來提的不多了，甚至有人不贊成這樣的提法，這樣的認識是偏頗的。“又紅又專”作為一種經典的“二分法”，既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又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很有必要重新認識、重新體會。

 

（一）從黨的歷史看，黨對“又紅又專”的要求是一以貫之的。

 

 “又紅又專”最早是毛澤東同志提出來的。1957年針對一些知識青年只鉆研業務，缺失政治意識，對政治、前途和理想都不看重的現象，他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鮮明提出了“又紅又專”的思想。他說：“政治和業務是對立統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對不問政治的傾向；但專搞政治，不懂技術，不懂業務，也不行。我們的同志，無論搞工業的，搞農業的，搞商業的，搞文教的，都要學一點技術和業務。各行各業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術和業務，使自己成為內行，‘又紅又專’。”

 

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話，革命戰爭年代，他就多次指出，要反對單純軍事觀點。什么叫“單純軍事觀點”？用毛主席的話說，就是“認為紅軍的任務和白軍相仿佛，這是單純打仗的。……在組織上，把紅軍的政治工作機關隸屬于軍事工作機關。”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有了“三灣改編”，把支部建在連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實現了讓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我們的軍隊才得以永葆人民軍隊的本色。到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又始終如一地反對唯生產力論，就是說，生產力決定了生產關系，但并不能認為生產力發展了，就能自然而然地解決一切問題。這些思想和“又紅又專”一樣，其實是一脈相承的，體現了毛主席奮斗一生的目標。

 

毛主席提出“又紅又專”思想之后，在50、60年代引起熱烈反響，以清華大學為代表的高校全面貫徹“又紅又專”教育思想，培養了一大批人才。1983年3月，鄧小平同志在中央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說：“今天上午我看了清華大學一個報告。清華大學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學生從到學校第一天起，就要對他們進行政治思想工作。……清華大學的經驗，應當引起全國注意。又紅又專，那個紅是絕對不能丟的。”

 

進入新時代以后，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清華大學建校105周年的賀信中和最近在清華大學的考察中，兩次強調清華大學“又紅又專、全面發展”的培養特色。

 

從這些歷史中不難看出，“又紅又專”一直是我們黨堅持和提倡的。時至今日，“又紅又專”并沒有過時，一直在路上。

 

（二）從全球大勢看，當前急切呼喚“又紅又專”。

 

當前我們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形勢風云變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瘋狂對我國進行抹黑、攻擊、圍堵，不斷制造事端，毫無底線。比如，近期許多西方媒體就在造謠炒作新疆所謂“種族滅絕”的無稽之談。這從我們的角度看簡直無比荒謬，但是西方政客卻樂此不疲。改革開放四十年，過去我們技不如人，虛心學習世界上一切先進的東西，很多時候也因為技不如人而不得不韜光養晦。現在，中國的發展令世界矚目，草叢再也藏不住大象了，于是就遭到了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的圍堵。他們無所不用其極，希望阻擋中國發展腳步，中國到了一個非常艱難的時候。

 

同時，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們打贏了疫情防控阻擊戰，打贏了脫貧攻堅戰，成為世界上唯一實現全年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此刻的中國，既面臨著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國家迫切需要一大批專業技術人才和知識分子堅定地站在祖國一邊，以強烈的愛國情懷奮發圖強，突破核心技術和“卡脖子”問題，打破西方的壟斷和打壓，用自己的技術為民族復興添磚加瓦，把“紅”體現在愛國奉獻上，把“專”體現在提升核心競爭力上，怎么能說“又紅又專”沒有時代意義呢？

 

（三）從藥監工作實際看，“又紅又專”才能推動事業行穩致遠。

 

我之前反復講過，藥品作為治病救人的特殊商品，其質量直接關系到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是人命關天的大事，這決定了藥品安全是民生工程的屬性。藥品又與每個家庭、每個人的生活緊密相連，是“生老病死”的必需品，是群眾幸福感、獲得感強不強的重要指標，這決定了藥品安全是民心工程的屬性。民生、民心和安全聯系在一起就是最大的政治。這要求我們決不能把藥監工作當成一項普通的業務工作，而必須當成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來對待。

 

同時，藥品監管又需要很強的專業能力。最近中央深改委審議通過的《關于全面加強藥品監管能力建設的實施意見》，強調要系統總結這次抗疫的經驗做法，健全完善突發重特大公共衛生事件中檢驗檢測、監測評價等工作機制，全面加強藥品監管能力建設。這不僅體現了黨中央對藥品監管的高度重視，也為我們事業發展提供了難得機遇，是我們提升能力的一次有利契機。

 

我們今年提出了“安全提升”等三大工程和“藥械創新”等三大計劃。醫療器械監管和服務醫療器械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雙重任務都在加重。這迫切需要我們建設一支“又紅又專”的高素質專業化的檢測隊伍，堅定信仰信念，增強做好檢測事業的責任感、使命感，盡快補短板、強弱項、提能力，努力打造“國際一流、國內領先”的檢測機構，為監管和產業發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撐。

 

二、如何做到“又紅又專”

 

 “又紅又專”雖然只有四個字，但有認識論、方法論的深刻內涵，需要辯證地、系統地看，才能更有效地指導我們的工作。

 

（一）要處理好政治與業務的關系，樹立正確的世界觀。我們努力的方向是，在政治上夯實“專”的基礎、業務上把準“紅”的方向。

 

總書記告誡我們說，“只有從政治上分析問題才能看清本質，只有從政治上解決問題才能抓住根本”。這就要求我們用政治引領促進業務提升，用業務發展彰顯政治擔當。

 

一方面，業務上要把準“紅”的方向。政治與業務的辯證關系，是“又紅又專”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但是在現實中，不少同志的認識是模糊的。有的以“業務干部”自居，認為自己就是吃業務飯的，業務能力至上，只要業務好、就不愁政治待遇。有的甚至把二者對立起來，把黨內政治生活當負擔，認為抓黨建浪費時間、耽誤干業務。這是不對的。

 

我們都知道南轅北轍的故事，方向正確，馬跑得越快，越能早到目的地。但是方向錯了，馬跑得越快，反而會離目的地越遠，那就還不如跑得慢的馬。從這個角度看，政治是管大方向的，是決定性的，政治和業務不僅不是對立的，不是業務高于政治的，甚至連并立的觀點都失之偏頗。這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在干部干好工作所需的各種能力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

 

清華大學老校長蔣南翔曾經比喻說：“從清華到天安門，天安門是目標，是方向。方向是頭等重要的，是政治。去天安門只能朝東南方向走，不能往北走，那樣就走到清河去了。但光方向對頭還到不了天安門，必須實地走才行，否則方向再對，不走還是永遠到不了天安門。而且走路的時間比辨方向的時間要多一些，這就有一個學好業務的問題，是專的問題，所以紅專要結合，要又紅又專。”

 

所以，毛主席指出，“不注意思想和政治而成天忙于事務，那會成為迷失方向的經濟家和技術家，很危險”。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如果理想信念不堅定，政治上不合格，經不起風浪，這樣的干部能耐再大也不是我們黨需要的好干部。”很多前車之鑒告訴我們，一些專業能力非常強的干部出了問題，從根上講，就是沒有站在政治高度看藥監，淡化了政治意識，漠視了紀律規矩。離開政治講業務，就如同蒙著眼走路，不但極易偏離正確方向，更會跌跟頭。

 

另一方面，政治上也要有“專”的基礎。就像毛主席講的，專搞政治不懂業務也不行。離開業務講政治，那就成了口頭革命派、空頭政治家。

 

就個人而言，真正的講政治，一定是知行合一的。在正確的政治方向指引下，以堅定的信念、崇高的覺悟、無私的奉獻、精湛的技術，把業務干到極致，那才是真正的講政治。“干一行愛一行、專一行精一行”，這是講政治的題中應有之意。在市里工作時，有個民營企業發展特別好。他們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就是“把業務骨干培養成黨員，把黨員培養成業務骨干”。黨員既然是先鋒隊，就應該在本領域業務比其他人精。

 

就單位而言，真正的講政治，一定是抓黨建、抓業務緊密結合的。絕不能把“黨建”簡單理解成“黨務”，把開幾個會、組織幾次學習研討就當成講政治、抓黨建，那是非常膚淺的、是低層次的。我們要抓的黨建，或者說符合全國文明單位標準的黨建，一定是能夠充分凝聚全體干部職工的黨建，一定是帶動工作質量全面提升的黨建，一定是推動我們繼續在全國領先的黨建。

 

做一個結論，那就是沒有離開業務的政治，也沒有離開政治的業務。政治可以保證業務的正確方向，可以促進業務能力的提升，反過來說，業務也是政治的載體和表現。

 

（二）要處理好哲學和科學技術的關系，樹立正確的方法論。我們努力的方向是，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指導科學技術研究實踐。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自己的看家本領”。在各種哲學思想中，馬克思主義哲學最科學地揭示了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發展的一般規律，為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最根本的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革命的哲學、紅色的哲學。

 

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同志主持會議，討論發展原子能事業問題。錢三強應邀參會，講述核物理學的研究發展概況。當他講到核原理的時候，毛澤東同志插話說，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質子組成的，那質子、中子又是什么東西組成的呢？錢三強一下子回答不了了，因為按照當時的最新研究成果，質子、中子就已經是構成原子的基本粒子了，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但是毛主席說，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物質是無限可分的，基本粒子也是無限可分的，因為一分為二，對立統一嘛！后來，有兩個美國科學家（謝爾登·格拉肖、史蒂文·溫伯格）兩次和毛主席一起討論基本粒子到底還有沒有自己的內部結構和矛盾這樣一個現代物理學的前沿問題，毛主席始終堅持認為基本粒子有自己的內部結構和矛盾，在理論上是可以再分的。而美國科學家堅持不同意見，認為基本粒子只是一種數學上的點狀物，不可能再分了。沒想到在毛主席去世后，更小的粒子夸克果然被發現了。所以1977年，在第七屆世界粒子物理學討論會上，跟毛主席探討過這個問題的格拉肖提議，將構成物質的所有這些假設的組成部分命名為“毛粒子”，以悼念毛主席并致敬其哲學思想。

 

這充分說明了哲學對于自然科學研究的指導意義，也說明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辯證唯物主義是我們觀察世界、認識問題、指導實踐、推動工作的有力武器。

 

在科研中，哲學可以幫助我們提高對感性材料進行分析、比較和思維加工的能力，可以讓我們更準確地把握這個對象與其他對象之間的關系，認清本質屬性。由此實現對科學概念的正確把握，進而形成成熟的科學理論。所以，錢學森同志說過：“沒有科學的哲學是跛子，沒有哲學的科學是瞎子。”

 

像我們前面提到的蔣南翔校長，也正是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所以他親自給老師上哲學課，組織老師學習《實踐論》《矛盾論》，因為“兩論”是唯物辯證法的經典。不得不說，這些哲學思想對提高清華大學的研究能力發揮了很大作用。

 

毛主席早就提出，要把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成群眾手中的銳利思想武器。當年，許多的普通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部隊官兵，努力學哲學用哲學，都學出了味道，嘗到了甜頭。比如上世紀六十年代，石油工人會戰大慶油田，面對著種種矛盾和重重困難。如何打開局面？當時的石油部長余秋里也是組織全體會戰隊伍，學習《實踐論》和《矛盾論》，用這兩個文件的立場、觀點、方法來組織大會戰，把別人的經驗都學到手，但又不迷信別人的經驗，不迷信書本，勇于實踐，發揚敢想、敢說、敢干的風格，終于闖出了自已的經驗，贏得了會戰的勝利，一舉甩掉了中國貧油的帽子。所以后人說，大慶油田是靠“兩論”起家的，是用哲學指導社會實踐和科學實踐的典范。

 

現在各級干部文化程度都很高，但是水平的高低并不僅僅取決于文化程度的高低，可能更取決于思維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如何思考、如何工作。而哲學素質是一個干部的重要素質。毛澤東同志說過，我們的眼力不夠，必須借助望遠鏡和顯微鏡。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辯證法就是我們的“望遠鏡”和“顯微鏡”，它使我們看得遠些，看得深些。

 

如果說前些年我們的技術一度依靠大量的模仿和引進，不是那么需要哲學思維的話。那么現在，我們更多地強調自主創新。而從無到有的創新，就需要對事物的本質規律有更深刻的把握，需要用科學的方法論構建新的框架，所以尤其需要哲學思維，否則不可能有大的突破。

 

我們要像總書記要求的那樣，增強創新意識，敢于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敢于搶占國內國際創新制高點，把握創新特點，遵循創新規律，既奇思妙想、“無中生有”，努力追求原始創新，又兼收并蓄、博采眾長，善于進行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既甘于“十年磨一劍”，開展戰略性創新攻關，又對接現實需求，及時開展應急性創新攻關；既尊重個人創造，發揮尖兵作用，又注重集體攻關，發揮合作優勢。

 

工作中，要避免唯理論和唯經驗的傾向，破除靜止孤立的形而上學的觀點，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既大膽假設，又小心求證，取得創造性和突破性的成果。要學會用矛盾的觀點分析問題，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解決突出問題，不斷補齊短板。要用發展的觀點審視問題，考慮隨著形勢的變化、條件的轉化，檢測結果、標準和方法是不是嚴謹、客觀、準確？是不是需要及時修正？要用聯系的觀點，參照、對比、援引其他領域的檢驗方法、檢測標準，使檢測工作更加靈活，思路更加開闊。某項指標檢測不合格，還要舉一反三、深想一層，是不是其他批次也有問題、是不是所有的同類產品都會有這樣的問題，如何就這些問題提出有針對性的監管建議，這樣工作才會有主動性，才能給監管提供更有力的支撐。

 

做一個結論，那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哲學，唯物辯證法是指導科學研究和實踐的正確的方法論。從技術實踐的角度看，要想在“專”上持續領先，就必須有科學的、“紅色”的哲學做指導。而實踐中形成的正確認識，又可以豐富哲學理論。

 

（三）要處理好組織和個人的關系，樹立正確的名利觀。我們努力的方向是，個人在組織的懷抱里，組織在個人的意識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每個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都要強化黨的意識和組織觀念，自覺做到思想上認同組織、政治上依靠組織、工作上服從組織、感情上信賴組織。”組織和個人不是對立的關系，而是相輔相成、互相成就的關系。

 

首先，我們敬畏組織、依靠組織、服從組織，就是因為她是我們的集體，是我們存身立命的依托。一滴水怎么才能不干涸？答案是：融入大海。單獨的一滴水，既經不起陽光的暴曬，又無法抵擋狂風的侵襲，惟有融入廣闊的海洋，才能永不干涸，才能掀起滔天巨浪。而反過來無數的水滴團結在一起，也才能匯成汪洋大海。

 

我經常講，組織之于干部，猶如陽光、雨露、沃土之于草木。一個干部的成長，固然離不開個人的勤奮努力，但同樣要靠組織的培養和同志的幫助。工作給人以尊嚴，崗位給人以舞臺，組織給人以機遇，集體給人以溫暖。任何一個崗位，哪怕是再小的崗位，也都不是非我莫屬的。得到它，也是應該慶幸和珍惜的。離開了組織，縱有三頭六臂也無用武之地；背離了組織，無論怎樣高的榮耀也會化為烏有。鐵人王進喜有句名言：“進步不要忘了黨，講本領不要忘了群眾，講成績不要忘了大多數，講缺點不要忘了自己，講現在不要割斷歷史。”這真是至理名言。認清了這一點，當組織需要與個人利益產生沖突的時候，甚至當受到委屈和誤解的時候，我們就能做出正確的選擇。

 

鄧小平同志三起三落的故事我們都耳熟能詳。我們可能不知道，毛澤東同志一生也曾遭遇多次打擊和挫折。但是他始終如一的做法就是“照顧全局，相忍為黨”。

 

1927年毛主席開辟井岡山根據地，但這一符合實際的決策卻遭到中央的批評、指責，隨即他被撤銷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湖南省委委員的職務。當時還誤傳他“被開除黨籍”，使他一度成為“黨外人士”。對于這些不公平待遇，毛澤東首先考慮的不是個人得失，而是著眼于革命事業的大局，寧可委曲個人，也要遵守組織紀律。

 

1932年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批判毛澤東正確的軍事方針，撤銷了他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這對毛澤東來說是一個沉重打擊。但是他表示：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仍然愿意積極對待黨的工作，盡力做出自己的貢獻。他對為他送別的周恩來表示：“前方軍事急需，何時電召便何時來。”

 

在被整和靠邊站的歲月里，毛澤東也從不放棄自己的正確主張。寧都會議后，許多會議毛澤東不能出席，但只要讓他參會，他就要在會上極力闡述自己的觀點與態度。他堅信自己的觀點、路線是正確的，終將得到絕多數人的擁護和支持。

 

在被剝奪軍權之后的兩年，他扎扎實實讀了兩年書，后來寫成《矛盾論》、《實踐論》，與這兩年讀馬列著作很有關系。他也扎扎實實做了兩年調查研究，寫了大量文章，成為指導中央蘇區經濟建設、土地改革等項工作的綱領性文件。身處逆境之中，毛澤東不管干什么工作，都竭盡全力做出成就，使自己的智慧和才干都得到了進一步的增長，而不是撂挑子、怨天尤人。這就是老一輩革命家為我們樹立的榜樣。

 

1956年，毛澤東在回顧那段逆境時說：“對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對于那些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從此消極，很氣憤，不滿意；另一種態度是把它看作一種有益的教育，當作一種鍛煉。”在1962年1月舉行的擴大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又講道：“一個人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么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研究許多新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我們學黨史，就是要學精神、學境界、學方法。

 

其次，在組織面前，個人的“專”，就絕對不是討價還價的專橫，而是拼搏奉獻的專長。這里面有個反面典型，也是延安時期，有個干部叫劉力功，是個黨員知識分子，在延安黨校訓練班畢業后，黨組織決定讓他到基層去鍛煉，但他堅持要進馬列學院學習或回原籍工作。黨組織先后7次找他談話，但他不僅不去，反而提出要去八路軍總部工作。組織幾經挽救他依然不知悔改，最后只好決定開除其黨籍，并開展一場“為什么要開除劉力功黨籍”的大討論。當時的中組部部長陳云同志親自在《解放》雜志上撰文引導，說：分配黨員工作時，黨固然要考慮到個人的特長，但主要還是考慮工作需要。試問，你如果是一個飛行員，但是我們今天沒有飛機，不能用你駕駛飛機的特長，那還不是只能分配你做其他工作？一個共產黨員在黨分配工作時，只有說明自己意見的權利，只有在黨決定以后無條件地執行的義務。除此之外，決不能增加一點權利，也決不能附加一個條件，否則就違反了黨的紀律。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服從中央。這是我們最基本的組織原則。

 

如果說，個人非要得到些什么的話，那么我們的拼搏奉獻，會換來一個堅強有力的集體、會換來一個更加美麗的祖國，個人也會隨之水漲船高，彰顯人生價值。這會是對我們最大的獎賞和回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第三，處理好組織和個人的關系，樹立正確的名利觀，不僅是事業的需要，更是人生幸福之所在。我很喜歡一句話：“心底無私天地寬”。把自己看得小小的，天地就會變得大大的，站在高山上俯視大地，地上的溝溝坎坎都可以忽略。烏蒙雖然磅礴，但是在紅軍腳下就像是走泥丸，這是多么大的氣魄。而這樣的氣魄來自哪里呢？就來自心里裝著天下蒼生，唯獨沒有自己。沒有自己，也就沒有了個人的痛苦。所謂“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

 

我們現在學黨史會發現，中國最早的一批革命者，最初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和實踐者，都是家庭條件優越，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如果為了自己過好日子，升官發財，最自然的選擇應該是加入執政的國民黨。在白色恐怖的情況下，加入共產黨有什么好處呢？除了犧牲還是犧牲。但是他們都放棄了自己的幸福生活，義無反顧地投身革命。

 

還有那么多的革命者，年紀輕輕就犧牲了，有很多連姓名都沒有留下。我經常想，從物質享受上講，我們今天生活的每一天，哪怕是最痛苦的一天，也比那些早已長眠于地下的革命烈士活著的時候最舒服的那一天更幸福。和他們的付出相比，我們做出的這點成績，付出的這點犧牲，算得了什么呢？和他們相比，我們還有什么不知足呢？正是因為這樣的知足，所以張富清老人居功不自傲，深藏功與名，總是說：“當年和我并肩戰斗的那些戰友，許多都犧牲了，他們根本沒有機會向組織提任何要求。比起他們，我今天吃的、住的已經很好了，我有什么資格把戰功拿出來顯擺？又有什么資格向組織提要求。”我們這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更是沒有什么資格。

 

當然，我們也是為人父母，為人子女，也有生活追求，也希望給他們以更好的生活。我們身在職場，也有工作焦慮，也希望有更好的職稱職務待遇。我覺得這很正常，是人之常情，有追求是好事，因為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的士兵。作為一級組織，也有責任給每個人以合適的平臺，而不是讓千里馬去耕田，讓老牛去馳騁。但是作為個人，如果斤斤計較于名利，那無論人生境界還是個人幸福感都會落入下乘。

 

做一個結論，那就是個人只有融入組織才有力量，個人的貢獻只有化成組織的發展才顯崇高，心懷大我放下小我才會更幸福。

 

（四）要處理好群眾和精英的關系，樹立正確的人民觀。我們努力的方向是，大力弘揚與群眾相結合的、為國為民的“紅”，堅決摒棄脫離群眾歧視群眾的偽精英的“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廣大知識分子是社會的精英、國家的棟梁、人民的驕傲，也是國家的寶貴財富”。同時，總書記又指出，“勞動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是共和國的功臣。”可見，精英是人民群眾當中，能力、見識、素養等各方面超過大多數人的、對社會發展有重要影響和引領作用的那些人。但不可否認的是，現在有些人曲解了精英的含義，以為精英是一種身份地位，讀過幾本書就覺得高人一等，自視為貴族，而把群眾看成是沒文化、沒見識、沒身份的群體，不屑于與群眾為伍，脫離群眾甚至把自己和群眾對立起來。這是完全錯誤的。

 

唯心主義者秉持精英史觀，認為歷史是由少數精英人物創造的，人民群眾只是群氓。而馬克思主義者則堅持唯物史觀，認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所以才會有群眾觀點，才會走群眾路線。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就是唯物史觀的具體體現。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向來是黨做好工作的重要法寶，我們黨也是靠群眾支持和擁護不斷發展壯大，取得政權的。

 

最近熱播了一部劇叫《覺醒年代》，拍得很好。但是劇中呈現毛澤東一到北大就受到包括陳獨秀在內的很多人稱贊，覺得他的思想見識非同尋常，這與事實不太相符。事實上，后來毛主席在延安講過，他在北大跟很多人思想認識不同，新文化運動的精英們也沒有一個人愿意聽一個圖書管理員講南方土話。北京之行之后，毛澤東開始主動疏離五四核心群體，脫離精英階層的隊伍，投身于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凝聚人民的偉力。

 

1939年，毛澤東在《五四運動》一文中說：“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都明顯地表現出了這一點，而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則比辛亥革命時期的知識分子更廣大和更覺悟。……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

 

正是基于這種群眾史觀，所以毛澤東同志一生都拒絕認同近代以來形成的精英教育，他認為，教育是整個社會實踐程序的一部分，不應該被精英化。他也始終在努力打通社會與學校，二十年代親自辦自修大學、夜校，1949年以后的院系調整和學校增加務農務工課，包括后來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都是他試圖打通學校與社會隔閡的嘗試，也是讓知識分子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嘗試，這是一個偉人的高瞻遠矚。

 

學問再大，也要虛懷若谷，以群眾為師。在這方面，錢學森給我們做出了表率。1963年錢學森52歲，是中國的國寶級大科學家，國防部五院院長。他編寫的《工程控制論》一書也被奉為業界經典。這時候，北理工有個年輕學生讀了這本書，覺得有一段推理過程不對，就給錢學森寫過一封信，闡述了自己的觀點。發信之后心里也覺得有些唐突，畢竟二者身份地位差距甚遠。沒想到，錢老很快回信，承認了推導確實有誤，表示一定會在再版的時候改過來，又把這兩封信發表在自己創辦的學術刊物上，鼓勵更多年輕人向他學習。這個學生的名字叫祁載康，后來成長為著名的飛行器專家。

 

我們能不能有這樣的胸襟？能不能聽得進小人物的意見？總書記說，“廣大知識分子要堅持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始終胸懷大局、心有大我”。錢老就是這樣的人。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孤芳自賞，難成大器。

 

學問再大，也要為民服務，與群眾為友。時代楷模李保國生前是河北農業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他一生堅持“從科研中來，到群眾中去”，把太行山區的生態治理和科技富民當成畢生追求，每年深入基層200多天，讓140萬畝荒山披綠，帶領10萬農民脫貧致富，被稱為太行山上的新愚公。58歲時他突發心臟病去世。他35年的職業生涯，始終心系群眾、為人民服務、為人民造福，始終圍繞著群眾的需求搞科研，是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的典范。所以總書記評價說，李保國同志堪稱新時期共產黨人的楷模，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

 

藥監局和檢驗研究院等事業單位的同志大都是高學歷，是高級知識分子。越是讀書多學問大，越要有意識地根植于群眾當中，和群眾坐在一條板凳上。毛澤東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搞科研不能閉門造車，要多和一線的企業群眾交流，看看他們有什么所需所盼和好招妙招。群眾中蘊含了無窮的智慧和力量，也有無窮創造，這是我們科研的源頭活水。科研又要服務群眾，要像總書記教導的那樣，“堅持面向經濟社會發展主戰場、面向人民群眾新需求，讓創新成果更多更快造福社會、造福人民”。企業需求什么就主攻什么，期待什么就攻克什么，這樣檢測事業、科研工作才會更有生命力。

 

做一個結論，那就是我們要始終熱愛人民、尊重群眾，聚合群眾的智慧以豐富完善我們的研究，同時把自己的專業能力、專業素養當成服務群眾的工具，而不是高人一等、沾沾自喜的資本。

 

（五）要處理好管理與技術的關系，樹立正確的人才觀。我們努力的方向是，寓管理于技術之中，寓技術于管理之中，力爭做復合型人才。

 

管理與技術，好比是人的兩條腿，單腿跳還是兩腿走，決定了前進速度。如果兩條腿不協調，還可能將自己絆倒。只有相互協調，人才能走得快、走得穩、走得遠，盡快成才。

 

從個人角度講，既要懂管理，也要懂技術，既要精通黨建，也要精通綜合管理，成為一專多能的復合型人才。一個優秀的人才、一個成功的干部，往往兩者兼具。知識面寬，各領域都懂一點，是“一字型”干部。在此基礎上，專業知識研究得深，就是個“T字形”干部。如果能冒尖、創新，那就是“十字型”干部。每個人都要爭做這種“十字型”干部。搞科研從來不可能單槍匹馬去闖，都需要帶領一個團隊協力完成。只有高超的專業水平，而沒有管理團隊的綜合能力，是很難取得輝煌成就的。現在很多兩院院士或知名科學家同時兼任高校校長、黨委書記，教學科研兩不誤，就體現了很強的綜合素質。所以，從事管理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學一些業務知識，如果連技術指標、專業術語都弄不懂，工作就干不到點子上，甚至會鬧笑話。同樣，從事檢測、標準和科研工作的同志，也要注重提升黨務工作、綜合工作的能力，做到不僅長于一技，還要“一專多能”。

 

當然，專業技術人員還是要格外注重“專”，這是看家本領。得有專業精神，專一、專注、專心，有定力、不游移，不能這山望著那山高。得有專業作風，腳踏實地、注重細節、團結協作。得有專業能力，干一行精一行，想到窮盡，做到極致，努力到無能為力，拼搏到感動自己。得專心鉆研，不經“八十一難”，怎能取回“真經”。得嚴謹細致，具備“工匠精神”，在千錘百煉中追求精益求精，使每一項工作都嚴謹細致、講規則、講流程、講規范，確保檢測結果準確、專業和權威。

 

從單位層面看，要注意探索建立一種工作機制，將管理崗位、技術崗位有機融合，使之產生“化學反應”“連鎖反應”，相互影響融合，而不是簡單的“物理混合、排列”。

 

上世紀60年代探索形成的“鞍鋼憲法”，就比較典型。鞍鋼公司總結出一套管理經驗，即“兩參一改三結合”，具體內容就是實行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這就把管理者的管理理論、組織能力，技術人員的專業知識和工人的實際操作經驗有機地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各自優勢特長，產生極大的工作合力。檢驗研究院作為一個整體，也要建立健全這樣的機制，最大限度激勵、調動不同崗位上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相互學習、相互支持、互相成就，營造出團結、向上、融洽的良好氛圍，共同推進事業向前。如果干業務的看不上干管理的，干管理的看不上抓業務的，誰也不買誰的賬，把自己困在一畝三分地上，就只能是原地畫圈、龜速發展。

 

做一個結論，那就是管理與技術融合、“紅”與“專”互促，實現共同提高。

 

作者： 于濤   來源：春在千門萬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