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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在經濟理論領域一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對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缺乏有效的批判性吸收；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國內卻不同程度地出現教條化、僵化、邊緣化的傾向，沒有得到積極的創新與發展。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是什么呢?今后應該怎樣開展適合我國發展實際的經濟學理論創新呢?在當前中央鼓勵“雙創”和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的背景下，本文試圖對上述問題做些探索性的回答，期望與經濟學領域的學者專家及愛好者共同交流探討，起到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為什么需要開展經濟學理論創新？

　　首先我們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看，以信息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生產力必然對生產關系產生決定性的作用，如互聯網經濟中的分享經濟出現使用權與占有權出現了分離，出現不求所有權但求使用權的現象；其次是一些經濟學的變量、概念、制度與政策在經濟實踐中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過去有效的宏觀經濟關系可能因為制度安排的變化而變得不穩定，利率、通脹、貨幣總量、政府負債率、匯率等宏觀變量出現不同于以往的性質方面的變化。“最明顯的是，在接近零（現在世界上已經多國實施負利率）的情況下，短期利率已經喪失了作為政策操作工具——流動性提供的有效性，直接購買長期國債或者其他風險資產（量化寬松）成為主要手段”，“但新的工具和政策傳導機制是怎樣的？會帶來什么風險？……爭議較大，我們正處在一個不確定性尤其大的時期”(上述見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的《漸行漸遠的紅利》第21-22頁)。“在現代信用體系下，金融市場的發展，使得可以起支付和儲備功能的貨幣工具變得多元化，要準確量度理論上的‘貨幣’概念并不是想象得那么簡單……貨幣總量作為判斷通脹壓力指標的重要性下降，逐漸變化為諸多指標中的一個”(同上第146頁);“什么是貨幣？相信每個人的腦海里都會有一個特定的形象，這個問題看似簡單，但上升到分析貨幣和宏觀經濟，比如通脹、增長、資產價格等關系時，就復雜起來，變成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同上第118頁)。第三是現實經濟中如困擾我們的房地產問題，十幾年來大家都知道，很多調控政策實施下去事與愿違，甚至適得其反。很多地方其實也沒能積極地吸取日本、美國的教訓，一定程度上存在有重蹈覆轍的危險;第四是全球化日益加快面臨的國際金融秩序重建的話語權問題，諸如在應對匯率操縱指責、市場經濟地位認同等方面我們顯得較為被動。因此需要我們“著力構建讓世界聽得懂、能信服的理論和話語，讓國際上了解和理解中國道路、中國制度”;第五，還有我們自身的經濟體制如金融體制改革的方向與節奏、路徑與實施條件，如推動資本自由流動、匯率政策設計、人民幣國際化等問題的實施步驟和條件都有待探索；第六是西方學者自己也認識到，如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哈耶克訪臺被問及他那套理論的普遍性時，他也謹慎地表示對亞洲文化所知不多，頗擔心自己的理論被簡單照搬到東方的后果。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布坎南則干脆就表示，他的理論思考和實際經驗完全出自西方人的邏輯，所以無法對中國的改革提出更多的建議。因此我們需要結合自己的實踐經驗，探討能夠詮釋中國經驗的經濟學理論。

　　二、 西方經濟學理論存在哪些不足與錯誤傾向？

　　目前講西方經濟學理論的不足問題，都是通過經濟危機的現實來反思的，無論是國際或者國內學者，都是破的多，立的少，結論無非是要么是市場失靈，要么是政府失靈，莫衷一是！顯然我們不能亦步亦趨，照此老套路來搞理論創新。那么我們怎么從理論的角度來揭示它的不足呢?我認為這項工作需要從構建人類學術理論的思維基礎——邏輯學的層次來洞察它的不足，才能有的放矢！

　　如果我們從邏輯學的角度來剖析，那么西方經濟學的本質和不足就更容易被揭示與把握。具體分析我們就可以看到，他們的不足之一是該用二值邏輯的地方，他們往往不懂從矛盾分析出發，成了以單值邏輯的假設來構建理論體系的跛腳鴨。這方面比比皆是地體現在經濟學許多基本假設上，如理性人假設、有效市場假設、信息充分假設等。這樣的假設由于一開始就缺乏矛盾分析，存在片面性。尤其當經濟系統越來越復雜的時候，以所謂的假設和公理，再加以形式邏輯來推理，就往往導致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實際結果!如：經濟體系中客觀存在有效市場與無效市場，有效競爭與無效競爭，分工產生交換與合作也產生交換等等矛盾。但是，由于他們的經濟理論一開始就沒有從矛盾的對對子出發來分析，導致其理論充滿了片面性，在認識論上表現為不懂得兩點論，不懂得去區分假設存在的對立面及其有效應用的具體范疇！結果貨幣政策用到了極致，“過中則反”就出現了負利率，與此同時另一邊還在去杠桿，理論界還在按圖(形式邏輯的思維方式)索驥，為負利率找理論依據;而財政政策用到極致也已經出現主權債務危機，大量的資本為了逐利完全拋棄了一般等價物的功能，為了以錢生錢現在把炒作匯率和大宗商品價格作為盈利的辦法，完全脫離了實體經濟，擾亂了經濟體系的穩定，也成為洗劫其他國家財產的資本游戲。這些年國內在出版、教育、醫療衛生領域存在不論范疇和使用條件的盲目市場化問題，多少與理論的片面性有關，這方面就非常值得反思和糾正！再有一些產品如房地產、電力本身就具備公共服務與商品兩重性，自身還需要具體分析，區別對待，如電力的普遍服務等公共品，就不可能一味地都用市場的方法去解決!

　　還有一個邏輯問題，就是該用三值邏輯的地方，由于形式邏輯“排中律”的緣故，都當成了二值邏輯的問題去處理。由于排中律導致沒有“中”的過渡與聯系，更沒有看到構成二值邏輯的雙方還有性質的不同，也就是定性的不同!比如體現在供需方面，就是簡單地抽象化，用抽象的貨幣價格曲線相交就認為供需系統平衡了！他們根本看不到供需不單是抽象價格數字的相等，還有定性的不同，這方面打個比方他們就猶如只看到抽象的人的概念，而沒有看到還有男人、女人質的不同!而簡單地把體重等抽象的數字相等就當成了平衡指標一樣，這是我們開展理論創新需要認真分析的關鍵問題之一!

　　分析供需雙方性質的不同，我認為起碼可以進一步認識到：一是生產方的供應者是社會的少部分人，他們是追求投資收益——利潤的，而需求方是社會的絕大部分人，他們主要是購置生活品而來給商品生產者祭獻利潤的。這方面我們也看到由于西方主流經濟學不探討收人分配問題，本身就存在著致命的缺陷。《21世紀資本論》作者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他指出了一個事實，資本主義300年來，收入分配只是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十幾年有所改善，他說收入分配格局照這樣下去，資本主義世界是要遇到麻煩的，這實際上就指出了在西方的經濟體內供和需的雙方在分配地位上是不平等的，有不可忽略的性質上的差異；二是供應方的絕大部分資金來自資本積累和銀行信貸，而需求方的資金來源絕大部分則來自構成供應方產品成本的部分——工資;三是供應方與需求方構成供需統一體需要貨幣——價格中介，需要時間差來完成交換，而且巨額資本可以通過影響匯率、大宗商品價格、設計各種金融衍生品來影響需求商品的價格，也即貨幣的非中性特點也決定了其在供需雙方是不平等對待的；四是銀行作為資本中介的放貸方，絕大部分都是貸款給供給方的，需求方在資本面前歷來處于劣勢，這方面我們查了一些大概的數據，這些年我國投資信貸與消費信貸大概是7比3左右。我們這樣分析的目的也就是要講清楚真正經濟的供需平衡，絕對不是抽象數字的定量平衡，而是必須考慮定性與定量的綜合平衡，也即考慮投資與消費、供給與需求及其收入分配等因素在經濟系統中扮演的真實角色——有質的不同的動態意義的平衡，這才是經濟系統的真正平衡。而西方經濟學則完全沒有考慮供與需、公平與效率、實體與虛擬、長期與短期還有定性的不同問題!也即沒有考慮定性與定量的綜合平衡。這就如《論持久戰》中除了分析敵我的強弱、大小國等數字化的定量因素外，還必須分析戰爭的性質正義與非正義一樣，不可或缺!

　　上述我們講西方經濟學理論的不足，還要鮮明地指出他們沒有看到一個最簡單的經濟系統都是由三部分不同性質的事物組成的(也即黑格爾的正反合與老子的三生萬物)!特別是忽略貨幣之作為一般等價物外，還有不同與供需兩邊的特殊屬性，也即它自己能夠逐利——以錢生錢而在短期與長期通過負債等形式都具有非中性的重要特征。由于作為中介與經濟紐帶的貨幣具有這樣一種重要的定性特征，就決定了它能在經濟系統中扮演著許多導致系統出現非線性、非理性的結果，如銀行的資產擴張能夠創造貨幣的能力，如通過金融衍生品創新能使貨幣本身無中生有，還有銀行的資本被不良貸款即壞賬吃掉后，政府性銀行可以通過財政發債來補充資本金，也能無中生有，但是這些損失最后都是由廣大的老百姓來承擔的。其實馬克思經濟學也早就指出：G—W---G1與W—G—W1兩種模型，由于系統中的中間物的性質不同，也即貨幣作為整個經濟系統之“中”是作為一般等價物還是作為以錢生錢的工具，就決定了整個經濟系統的性質不同。

　　現在西方經濟學理論雖然也指出流動性偏好、信息不對稱、價格粘性、市場出清、理性預期、逆向選擇等問題，但他們還從來沒有在三值邏輯的框架內來系統考慮經濟系統的平衡問題，最典型的就是把貨幣也當成商品，也用二值邏輯來再判斷。諸如得出貨幣的短期非中性，而長期是中性的等等結論，本身就沒有看到短期與長期還有定性的不同，而僅僅把時間看成單一的抽象數，結果是拆東墻補西墻，漏洞百出，舉債、舉債再舉債，也就根本無法找到真正的經濟學規律!

　　三、 當前怎么開展我國的經濟學理論創新？

　　回答這個問題，一方面我們應該看到，早在1787年，美國的第二任總統亞當斯就指出“美國所有的困惑、混亂和痛苦不是來自憲法或者聯盟的缺陷，也不是來自人們對榮譽和美德的過高追求，很多情況下只是因為人們對貨幣、信用及其流通規律的無知”。兩百年過去了，至今依然如此，這就不能不讓我們需要立足從文化的認識論根源也即邏輯學的角度來分析其深刻根源，去看清西方經濟學由于邏輯的不足而導致經濟危機的必然性!與之同時，我們還應該充分認識中華民族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其中就包含著究天人之際與舍身求法的規律意識和文明成果。為此，我們應該與時俱進、返本開新，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認識論、邏輯學精髓的挖掘和闡發，尤其是要通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用我們傳統文化的認識論、邏輯學精髓，結合新時代的科學技術成就和現實的經濟實踐活動，在經濟學領域大膽地開展理論創新，詮釋好中國自己的道路，并為人類經濟可持續發展做出新的貢獻。

　　另一方面開展經濟學理論創新，我們必須強調，首先要研究人類的思維科學和邏輯學，因為只有了解了思維規律后才能正本清源，看清人類思維的基本方式及其理論構建的認識論邏輯基礎！因此，開展經濟學理論創新我認為一定要重視邏輯學研究，因為邏輯學是用來推理判斷而區別于一般思辨哲學的重要認識論與方法論工具!如果對這兩門學問缺乏學習和了解，則研究學問就如“猶人眼能見毫毛而自不見其睫”，片面性是難以避免的！也就是講我們分析西方經濟學的不足首先需要看清他們理論的深層哲學和邏輯的缺點!從西方經濟學史來我們看到他們始終存在著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傾向。體現在經濟領域就是理論在政府與市場、宏觀與微觀、供與需、短期與長期、貨幣與實體蕩來蕩去，結論都是“兩權相害取其輕”，總是以危機來解決危機；與此同時，要注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要在立足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礎上，把握辯證法與中國傳統文化精髓聯系起來，對上述經濟系統中的諸多矛盾對對子能夠“執其兩端而用其中與民”。實際上上述提到的二值邏輯、三值邏輯，就是《易經》里面提到的“三天兩地而倚數”的整體論規律。

　　當前我們要結合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精神，重視理論創新首先要重視辯證法的邏輯化，也即辯證邏輯的形式化、科學化、協調化，并以此為基礎來開展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才有底氣和可操作性，才能克服當前經濟學理論創新面臨的“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尷尬與被動局面。

　　四、“雙創”與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的背景下，開展經濟學理論

　　創新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創新是一個國家民族與時俱進、興旺發達的原動力。開展經濟學理論創新，首先要充分吸吮中華民族漫長奮斗積累的文化養分，也即要重視傳統文化中究天人之際的認識論和邏輯精髓——整體論的本體論也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二值邏輯的矛盾分析法和“中道、中觀”三值邏輯的推陳出新。我們注意到西方形式邏輯中的“排中律”與我們傳統文化精髓中的“中道”、“中觀”、“中庸”、“中和”、“執二用中”的“中”具有深刻的對應關系，問題是同樣的一個“中”字，在這里為什么一個要排除“中”，而另一個卻要反復地強調“中”的重要性呢？原來人類思維方式及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觀等在這里也受到了“對立統一”規律的支配！因此，強調“中”的辯證邏輯恰恰就是我們建立中國話語體系最深層的邏輯出發點。因此從理論構建的根本基礎——邏輯學方面講，當前，我們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把辯證法發展成為具有完備體系的辯證邏輯!關于這方面的工作錢學森同志晚年指出：“‘辯證邏輯’是什么？講講道理比較容易，具體運用就不那么容易了，用不好會犯錯誤，原因是沒有形成規律。作為思維科學基礎的辯證思維理論如何進一步規律化也是抽象思維學的一項艱巨研究任務”。因此，加強辯證邏輯形式化、科學化、協調化的研究和應用，分清單值邏輯、二值、三值邏輯的應用范疇及其在經濟學等領域的應用研究十分重要！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會議上深刻地指出哲學社會科學建設需要關注繼承性、民族性、時代性、原創性、系統性和專業性，無疑對廣大理論工作者繼往開來、挖掘傳統文化認識論、邏輯學精髓，并以此來開展經濟學理論創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與此同時，開展經濟學理論創新要高度重視與信息技術發展的結合應用，注重傳統文化精髓表現形式的現代化研究，重視辯證邏輯的建立完善和操作性問題。比如在我們國家治理中經常提倡的——統籌兼顧、多頭并舉、處理好各種關系等問題，就不能再停留在思辨哲學層面，而要通過辯證邏輯得形式化、科學化，與大數據、云計算等信息技術結合，尋找方法論工具，使之能夠具體地落實到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和經濟系統的管理之中。同時開展理論創新時刻也不能脫離我國經濟活動的具體實際，需要廣大理論工作者，虛心地向國學要智慧，重視民間學者的首創精神，向邏輯學者請教，與民間學者的研究成果相結合，這也是我們黨一貫倡導的走群眾路線的具體體現!

　　當前結合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的一項主要任務——供給側結構改革，就是要在經濟學理論方面既要重視經濟的數量，更要重視經濟的結構與質量，也即要更加重視經濟系統的定性問題!諸如如何正確對待GDP和CPI的數字問題，我們就要注意這些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數字都是僅注意定量而往往忽視定性問題，結果往往掩蓋了很多矛盾，甚至到了無法避免經濟危機的地步，2008年的危機爆發就是生動的例證！再有，我們看到如CPI數字本身就沒有把地產、教育、醫療等因素反映進去，那么它能夠反映我國人民生活的實際通脹嗎?顯然GDP、CPI作為抽象數，其本身就容易掩蓋很多矛盾著的對對子——定性問題，如當前比較突出的產能過剩和貧富分化問題，我們就必須通過從定性到定量，綜合兩者才能解決，這是我國開展經濟學理論創新有的放矢，解決好自己發展中實際問題的關鍵。

　　總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大會上指出的：“歷史表明，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的時代。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我們堅信，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當前我國廣闊而充滿探索實踐的經濟領域必將為經濟學理論創新提供最肥沃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