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se亚洲综合在线,精品国产AV色欲果冻传媒,日韩在线欧美

余東華：工業革命的驅動因素 ——對人類工業文明演化的多維思考

點擊：作者：余東華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1-08-06 07:01:45

【摘要】工業革命推動人類社會進入工業文明時代，帶來了人口增長和財富增加，也引致了大國興衰和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第一次工業革命雖然首先發生在西歐，但它是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共同孕育的結果，不能成為“歐洲中心論”的證據。工業革命的驅動因素是多元的，這些因素之間是相互交融、相互糾纏、相互促進、相互滲透的，像螺旋體一樣共同推進工業文明的演化。探討工業革命的驅動因素，需要基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采用理性思維、客觀立場和科學態度對人類工業文明演化史進行多維思考。

工業革命是將人類帶入現代社會的標志性事件，是人類打開工業文明大門的鑰匙，也是改變人類命運和生產生活方式的重大里程碑式變革。工業革命徹底改變了人類生產方式，徹底改變了人類社會結構，也徹底改變了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面貌；工業革命使得人類創造財富的能力急劇增強，人口數量爆炸式增長，人類生活質量顯著提升，人類的思維方式徹底改變。總之一句話，工業革命對于人類的重要性怎么評價都不為過。然而，人類是否已經真正理解了工業革命？人類是否已經真正把握了工業革命背后的驅動因素？人類是否真正明白工業革命給人類帶來的啟迪？

以上問題的答案很一致：沒有！為什么沒有？原因很多，既有人類的“自負和傲慢”，也有人類的“盲從和懶惰”，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工業革命首先發生在西方國家，而歐美等西方國家的學者們長期占據了國際學術界的強勢話語權。他們中的一部分學者利用這一強勢話語權的絕對優勢，不僅給工業革命的歷史真相穿上了“皇帝新衣”、試圖掩蓋真相，而且有意扭曲真相，使工業革命成為展示“傲慢與偏見”的道具；在西方強勢話語權的影響下，大部分學者只看到了工業革命帶來的繁榮和喧囂，沒有看到工業革命背后的殘酷和無情，更不會去反思工業革命帶來的告誡和啟迪。發展中國家的學術界既缺乏能夠發聲的機會，更缺乏“天真無邪”或“童言無忌”的“懵懂小孩”。發展中國家的學者們即使能夠發聲，也只有在西方主導的大合唱中獻上絲絲和聲，通過“搭便車式的”隨聲附和才能在國際學術界顯示一點點存在感，并抓住這一絲絲存在感以阿Q的“精神勝利法”贏得自身所在學術界的“莫名優越感”。工業革命是人類文明史上最為重大的事件，但這一事件被層層迷霧所裹罩，需要“吹哨者”挑開輕紗、驅散迷霧、重現真相，通過對工業革命驅動因素的多維分析，打破西方學術界的自我迷戀。

一

21世紀，人類仍然處于工業文明時代，為了更好地應對工業化帶來的挑戰，人類需要對工業革命和工業文明的演化史進行客觀和理性的思考。地球誕生了45億年，地球上的生命大約存在了36億年，第五次物種大滅絕也已經過去了6500萬年。人類存在于這個綠色星球的時間已經超過25萬年，但是真正進入現代文明社會才短短300年。也就是說，人類進化過程中99%以上的時間是在狩獵和采集野果的忙碌中為了活命而奔波，人口、財富、平均壽命、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在幾十萬年時間內一直變化不大，人類在“小打小斗”中慢條斯理地延續著基因，一代又一代的慢慢累積，終于通過“驚險的一躍”進化到近代社會。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發生的工業革命就是那“驚險的一躍”，它打破了人類社會的沉寂，喚醒了人類敢于創造的天性，同時也將人類帶出了幾十萬年的蒙昧懵懂和5000多年的“低度發展”狀態，將人類社會推上了快速發展的列車。工業革命之后，地球上的人口急劇增加，人類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社會生產力得到空前開發，人類創造的財富和人類壽命也成倍增長，社會文明程度迅速提升，現代人享受著祖先們夢寐以求卻難以企及的“神仙生活”。同時，工業革命也伴隨著大國興衰，搭上工業革命快車的國家和民族很快在大國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地球上人類紀的“叢林之王”，爬上了食物鏈的頂端，演繹著弱肉強食的“古老叢林法則”。工業革命就像魔術師，不斷變化人類生存的場景；工業革命又像編劇兼導演，編排人類紛爭的悲喜劇；工業革命也是“雙刃劍”，帶給人類末日威脅的同時也給人類留下了希望。

工業革命的發生史和工業文明的演進史告訴人類，變革就是永恒，創新才能進步；懈怠和惰性只能帶來落后，而落后就會挨打。人類通過工業革命進入了現代文明社會，然而現代文明社會還遠遠不是沒有沖突的和諧社會，現代社會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與幾十萬年以來的“野蠻社會”一模一樣，甚至還要殘酷和慘烈，人類內部不同國家之間的明爭暗斗時刻提醒那些“盲目的和平者”：恪守“叢林法則”是動物本能，和平需要通過戰爭來捍衛和爭取。任何民族要想在人類社會中“安居樂業”，需要時刻保持實力、活力和競爭力。工業革命就是到目前為止保持經濟實力、活力和競爭力的有效途徑。19世紀以后，在工業革命推動下，英國、德國、法國、美國等西方強國先后崛起，建立了以它們為中心的國際經濟秩序。英國憑借第一次工業革命成為“日不落帝國”，鐵蹄踏遍大半個星球；其他西歐國家也搭上了工業革命的快車，在與英國的爭斗中獵食歐洲以外的“落伍者”，搶奪了一片又一片殖民地。美國主導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并引領了第三次工業革命，迫使全人類接受了美國世紀的“游戲規則”，美國也憑借工業革命帶來的優勢逐漸蛻變成穿著文明外衣的“野蠻霸主”和金融“寄生帝國”，依靠超強的軍事實力大量發行美元，形成了“美元-美軍-美帝”的霸權循環。這些通過工業革命崛起的大國必然采用包括激化社會矛盾、挑撥鄰國紛爭、干預貿易往來、遏制科技進步、制造國家分裂、主宰世界輿論、強占道德制高點等在內的所有手段，來維護既得利益，阻止新興國家的工業化進程。

歷史的車輪總是滾滾向前，不會因為霸權的干擾而停滯，更不會因為武力的脅迫而倒退。工業革命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新一輪工業革命的大潮已至；誰能成為弄潮兒，誰就會“笑傲江湖”。關于人類到底發生了幾次工業革命，學術界還存在爭論。有人認為是三次，有人認為是四次。不管是發生了幾次，眼前的人類已經進入了新工業革命時代。新工業革命為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帶來崛起的機遇，成為全球政治經濟活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是世界上碩果僅存的文明古國，清末民初卻因為錯過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而淪落為“受欺凌國家”。新中國的建立讓中國走上民族復興之路，經過近30年的艱苦奮斗打造了完備的產業體系；改革開放讓中國恢復了發展活力，跨上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快車，實現了經濟騰飛，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迫切希望能夠主導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走向，通過新工業革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同時為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新模式，為捍衛世界和平貢獻新力量，為應對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提供新方案。機遇需要爭取，路徑需要探索，但經驗和教訓可資借鑒。探究引發和推動工業革命的主要力量，可以為后發國家制定工業化戰略提供借鑒和參考，在工業革命大潮中少走彎路。工業革命是產業領域發生重大顛覆式變革，但它不僅僅是產業本身發生變革，而是多領域革命的綜合，是各領域革命的“大合唱”。回顧人類歷史上幾次工業革命發生的背景，探討工業革命的驅動因素，能夠給中國推動新工業革命提供一些啟迪和借鑒。技術是產業之母，科學是技術之母，哲學是科學之母，哲學、科學、技術和產業之間的邏輯鏈條十分清晰。經濟學家們探討工業革命時往往會首先想到技術革命，對科學、文化、哲學、氣候等其他因素對工業革命的影響關注不夠。探討工業革命的驅動因素，需要追根溯源，尤其是要理清工業革命萌芽時期的推動力量。工業革命一旦啟動，先導國家便會獲得先動優勢，顯現競爭優勢，并防止競爭者跟隨模仿；然而，先動者無論如何遮遮掩掩，追隨者和模仿者都會蜂擁而至，以獲得工業革命的外溢效應。這樣，先動者的有意隱瞞和追隨者的刻意模仿，往往會混淆工業革命的源動力量。

二

從人類發展的近現代歷史看，經濟高速增長是一個工業化現象，工業革命是啟動工業化進程的鑰匙。工業文明時代決定國家命運的是工業制造能力，只有具備了現代制造業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沒有現代制造業，人均GDP再高，命運也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迄今為止，經濟現代化的核心內容仍然是工業化，高增長是工業化時代的“奇跡”，城市化、信息化和智能化都需要以工業化為基礎和前提。大國興衰的歷史表明，是工業革命而不是民主制度，推動了大國興衰，從過去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到現在的美國，近代社會以來全球陸續出現了七個“霸主國家”，它們強大的原因沒有一個與民主制度有關。所謂的“民主制度”，是取得霸權地位的國家殖民、征服和奴役其他國家的“催眠響指”，是霸權國家指手畫腳、行使霸權、獵取資源的“遮羞棉布”，也是霸權國家欺騙發展中國家民眾、發動顏色革命的“皇帝新衣”。發展中大國一定不能被發達國家所迷惑，放棄制造業和實體經濟去追求所謂的民主、自由和“虛擬財富”。回首人類經歷的幾次工業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奠定了英國作為現代資本主義強盛國家的經濟基石，并將英國推向全球霸主地位；第二次工業革命眷顧了美國，開創了美國世紀；第三次工業革命仍然由美國主導，但造就了一批迅速崛起中的新興經濟體；第四次工業革命，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和平崛起，有望帶領世界走出美國霸權時代，共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

從16世紀初到18世紀末的300年，是人類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時期，很多國家和地區在這一時期內完成了工業化任務。很多學派從這段近代史的研究中得出具有啟發和借鑒意義的工業發展經驗。優秀的民族往往是善于反思和學習的民族，是包容和理性的民族，是敢于“亮劍”且百折不撓的民族。學習和借鑒其他國家在工業革命中的成功經驗，在此基礎上創造出更加輝煌的工業文明，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夢的應有之義。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工業革命、不同輪次的工業革命，驅動因素存在著差異，但是也一定有某些共性的因素。找出那些共性因素，對于當代社會發展和找尋人類進步的路徑，具有啟發和借鑒意義。同時，多維度、多視角分析影響工業革命進程的因素，也可以為中國抓住新工業革命契機實現和平崛起提供借鑒和參考。學術界大多是從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的視角研究工業革命，關注的是工業革命中的工廠制度、組織形式和對勞工就業的影響。探討工業革命的驅動因素，需要突破這些研究視角，從更廣維度和更多視角梳理工業革命前后的歷史細節，探尋影響工業革命多維因素。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在《文明史》一書中寫道：“討論歷史，就是討論空間、土地、氣候、動植物等地理環境是如何被人類所利用。”由此可見，歷史從來不是獨角戲，各種各樣的因素都在共同影響著人類社會的歷史。工業革命的歷史亦然，需要從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社會學、哲學、歷史學等多學科視角進行分析。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歷史學界圍繞中世紀和近代早期到底誰才是“世界中心”展開了爭論。我既不贊成加州學派主張的“大分流”之前的所謂“亞洲中心論”，更不贊成西方主流學術界宣揚的所謂“歐洲中心論”。這是因為，在地理大發現和工業革命之前，世界性的交流活動未成規模，沒有形成所謂的“世界中心”，亞洲的中國、印度和日本，歐洲的古希臘、古羅馬和地中海周邊列強，只能算是區域中心，離真正的“世界中心”還是相去甚遠；英國、法國、德國等西歐國家尚未起步，更不可能是“世界中心”。工業革命之后，隨著全球的人員交往和商品流動的日益增多，經濟發展意義上的“世界中心”才逐漸形成。然而，這種“世界中心”僅是從經濟實力和發展速度上判定的，遠遠不是從人類文明的維度進行界定的。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在19世紀末期成為“世界工業中心”；第二次工業革命讓美國后者居上，在20世紀中期超越歐洲成為新的“世界制造中心”。但是進入21世紀以后，新工業革命助力新興經濟體崛起，美國地位相對衰落，其“世界中心”地位面臨著來自亞洲和歐洲的挑戰，尤其是中國的和平崛起讓美國有點“坐臥不安”和“不知所措”，為保護“世界中心”地位對中國的遏制和打壓有些不擇手段。作為強勢的文化輸出方，西方史學界長期主導著世界歷史學的發展進程，也培育了西方精英階層在文明演化和工業革命方面的“傲慢與偏見”。他們炮制的“世界中心論”就是服務于這種“傲慢與偏見”。

三

在探討工業革命驅動因素的同時，還需要對“李約瑟之謎”和“盧卡斯之問”給出解釋。這樣能夠為治愈部分來自東方的學者所患的“恐洋癥”和“媚洋癥”提供一些理性思考和“民間偏方”。學術界經常將世界分為東方和西方，并將東方與西方進行比較。文明視角的“東方”世界應當包括埃及、巴比倫、波斯、印度、中國等古老文明所在地；“西方”主要是指受古希臘文明影響的國家和地區。地理視角的“東方”是指東南亞地帶，“西方”是指歐洲和美洲。分析工業革命時的東方和西方指的是文明視角的東方和西方。

無論從什么角度權衡比較，18世紀之前的東方世界都毫不遜色于西方世界，古代中國孕育了人類文明史上的千年輝煌。然而，1750-1949年的200年，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暗淡時光”。這200年恰好是近代社會的開端，歐洲國家走出中世紀的黑暗，在全球貪婪地吮吸著人類文明成果，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近代西歐聚合，不同文明的交匯在不經意間培育了工業革命所需要的土壤和環境，并觸發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推動西方世界的崛起，西方主流話語體系和西方主流思想牢牢地掌握著國際學術界的話語權，西方學者和受西方學術思想影響的東方學者選擇性地忽略了1750年之前的中國在科學技術上的偉大成就和重大貢獻。同時，也選擇性遺忘了歐洲中世紀的漫漫長夜和長達千年歷史的無奈與荒涼，更不提及西歐在文藝復興之前的野蠻和荒唐。正如布羅代爾所指出的，歐洲最先創造了歷史學家，然后充分利用他們來促進歐洲人在世界各地獲取利益。人類文明史被歐洲歷史學家們人為割裂成“沉默的東方”與“喧囂的西方”，起源于西方國家的工業革命成了“一白遮三丑”的“貞節牌坊”，與工業革命失之交臂的古老東方則被西方種族主義者描述成“劣等民族”的集聚地。西方流行的理論將工業革命歸因于所謂的西方“特殊性”和“優越性”，并將工業革命發生在西方作為傲慢的資本。重新審視工業革命的驅動因素，可以清晰地看出，工業革命是人類東西方文明長期共同孕育的果實，只是歐洲巧妙地摘取了全球共同努力而結出的果實，絕非西方那些持“歐洲中心論”的學者宣揚的所謂“歷史必然性”。只要成功抓住新工業革命的契機，亞洲的重新崛起將成為必然。“工業革命必然發生在歐洲”，是歐洲學者為了制造“歐洲中心論”而精心包裝的證據，新工業革命將成為破除“歐洲中心論”神話的利器。

中華文明的“暗淡時光”恰好是人類工業文明的“高光時刻”，一系列人類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就發生在這200年內，這就很容易讓人產生錯覺和誤解。這200年的“暗淡時光”讓西方種族主義者有了宣揚“白人優越論”的“歷史證據”，建立了對東方世界根深蒂固的偏見與歧視；東方學者在西方強勢話語權的欺壓下產生了自卑心理，部分學者不僅“數典忘祖”，而且自愿成為西方“歪理邪說”的幫兇，附和西方學者以在異類中爭取存在感，在同類中顯示優越感。在西方學術界長期不懈的鼓吹和煽動下，西方社會開始“約定俗成”地認為，人類文明自古以來多種并存的局面已經走到了盡頭，西方文明“根正苗紅”，“西方文明優越論”開始根深蒂固。西方文明天然地“先進”、其他文明天然地“落后”，西方文明將一統全球，成為西方社會的“宗教式共識”和“人類歷史的終結”。多項研究已經有力證明，西方文明也有其長期野蠻、骯臟和落后的一面，近代社會出現的“東方衰落”與“西方興起”的“大分流”并非歷史必然性的結果，而是一系列偶然性因素共同作用而導致的歷史巧合。更需要大膽指出的是，工業革命之后的西方世界并非真正的“文明之邦”，大規模的侵略、屠殺和種族滅絕都是發生在西方“極樂世界”，或者由西方“民主國家”所發起或推動；西方社會在民主、自由和博愛的外衣下，是“令人窒息”的種族歧視、貪婪成性和野蠻無理。200年的“暗淡時光”，無法抹殺中華文明和東方國家對世界文明的貢獻，以及中華文明和亞洲文化的歷史地位；并且，新中國已經通過艱苦奮斗走出了“暗淡時光”，中華民族正昂首闊步行進在偉大復興的康莊大道上。

工業革命使人類掌握了有史以來所沒有過的財富創造能力，新產業的出現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正向聯系。正是因為首先實現了第一次工業革命，英國經濟增長速度提高了至少一倍，經濟規模迅速躍居世界首位，成為“日不落帝國”。1850年，英國工業總產值占世界的比重達到39%，貿易占36%。第二次工業革命眷顧了美國。1872年，美國經濟規模超過英國后，至今保持世界第一。幾次工業革命使得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差距不斷拉大。根據安格斯•麥迪遜測算，1820年西方國家GDP全球占比僅為28.5%，1950年升至59.9%，1998年仍占53.4%。新工業革命帶來了世界經濟革命和經濟模式的新變化。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按照現價計算，1992年發達經濟體GDP占全球比重達到83.6%的峰值，此后呈現持續下行趨勢，2018年該比重已降至60.3%；同期，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GDP全球占比從16.4%升至39.7%。同時，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不僅在GDP統計意義上實現對發達經濟體的追趕，而且通過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等機制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份額和投票權改革，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型話語權有所增強。未來若干年內，“南升北降”的趨勢將繼續下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9年預計，2024年發達經濟體GDP占全球比重將降至56.2%，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GDP占全球比重將升至43.8%。

四

人類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先后孕育了幾千年，在歐洲也至少孕育了四百多年。從13世紀到17世紀，亞歐大陸上的政治、宗教、制度、科學、技術、經濟、社會發生著微妙的變化，似乎都在“沉默中”為工業革命的破殼而出做著準備。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最早受益者是歐洲，歐洲國家通過工業革命實現了工業化，成為稱霸全球的殖民者。但是，工業革命的孕育者是包括歐洲在內的全球經濟體系，美洲的金錢、市場和原材料，亞洲的生產、市場、貿易和輾轉流傳的東方文明，非洲的勞動力和原材料，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文明遺風，都是工業革命的“助產士”。亞洲、非洲和美洲幫助歐洲實現了崛起，同時也成為被盤剝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工業革命使歐洲進入了一個“崛起—殖民—掠奪—霸權”的循環，其他國家要進入這一循環，需要學習歐洲工業革命的“成功經驗”，培育工業革命的驅動因素。

不同理論流派中經濟增長的驅動因素各異，古典增長理論強調的是勞動和資本，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強調的是技術，新制度學派強調的是制度，新增長理論強調的是人力資本、物質資本、技術進步與制度創新。同樣的，不同流派對工業革命發生的動因看法不一，有的強調技術驅動，有的強調制度驅動，有的強調文化驅動。我們主張工業革命的多元決定論，贊同應從多重因果關系的鏈條去解釋工業革命。立體而又多維度的觀察，有助于客觀認識和評價工業革命及其影響。考慮到工業革命發生前后的重大歷史事件，結合多學科思維，我們提出工業革命驅動因素的“六維度螺旋驅動模型”。這六個維度是，哲學-科學-技術，文化-思想-制度，探險-貿易-資本，戰爭-需求-市場，意識形態-政治-國家，偶然因素包括地理大發現、瘟疫、海盜、醫學等。“螺旋驅動”的意思是，六個維度之間也存在相互影響，有點類似于“量子糾纏式”，在相互影響的同時共同推進工業革命的演進。

第一個維度是哲學-科學-技術，這是工業革命的“硬核”驅動力量。哲學是科學之母，決定著科學前進的方向；科學是技術之父，影響著技術的成長；技術是產業之源，引導著產業的創新。哲學引領思想和觀念的創新，激發科學革命和技術進步，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又是推動工業革命最直接的力量。迄今人類的四次工業革命背后是哲學思想的演進、基礎科學的創新和科技革命的支撐，每一次工業革命都有特定的主導技術、主導產業和主導商業模式。哲學與科學是同源同生的，科學與技術是緊密相連的，技術與產業是相互促進的。哲學停滯了，科學就很難取得重大突破；科學停滯了，技術就很難取得重大創新；技術停滯了，產業很快就進入衰退期。哲學的發展又與文化、思想和制度相互聯系，哲學創新需要自由的氛圍與理性的思考。每一次工業革命發生之前，都需要哲學、科學和技術的長期孕育，在范式、模式與路徑上為工業革命做好準備。

第二個維度是文化-思想-制度，這是工業革命的“軟性”驅動力量。文化孕育著思想，思想決定了精神，精神支撐了制度，制度是產業發展的社會土壤。文化的內涵豐富、外延廣泛，先進的文化能夠為社會進步創造了良好氛圍，彰顯社會發展的價值取向，也為思想獨立和精神自由提供了支撐。在很多情境下，文化成為競爭力的真正決定因素，文化與思想和制度一起能夠改變一個社會的面貌。思想是人類社會進步之源，是社會活力的象征，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觀念和理念的指導。制度不僅僅是環境，也是產業發展的組織形式，是軟性生產力。重視文化、思想和制度對工業革命的作用，就需要重視教育和人才，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育人作用。教育是傳播文化、培育思想、維護制度的最基本手段，是培養人和人性的最基本工具。從工業革命的演進歷程可以清晰地看出，凡是工業發展較快的國家和民族，都非常重視教育和人才；振興產業，首先需要振興教育事業，培養產業人才。

第三個維度是探險-貿易-資本，這是工業革命的“顯性”驅動力量。海洋探險活動的興起促使地理大發現時代的到來，為商品和資本的流動尋找了便捷通道，改變了世界的時空距離，啟動了經濟全球化進程。在人類進入大航海時代以后，探險既是發現新市場、開拓新航線、探尋新財富的重要手段，也培植了一種冒險、進取和大無畏的精神，這種精神對于創新創業十分重要。海洋探險帶來了地理大發現，“世界市場”快速拓展，跨洋貿易逐步興起，人類逐漸進入由貿易驅動的“全球化”時代。貿易往來可以促進世界各國的技術流動、人員往來、生產工藝和管理經驗的擴散，既推動了工業革命的發生，也將工業革命的火種迅速引向全球市場。資本是工業革命的催化劑，資本一旦與技術和產業相結合就會煥發出驚人的力量。探險、貿易與資本之間也是相互作用的，探險和貿易獲得的財富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刺激下很快成為資本，資本又會繼續鼓勵探險和貿易等逐利行為。

第四個維度是戰爭-需求-市場，這是工業革命的“隱性”驅動力量。任何戰爭都會帶來災難，戰爭是對人口和財富的毀滅，和平則是人類得以繁衍生息的機會，人類必須反對戰爭、珍惜和平。然而，自人類社會誕生以來，戰爭就與人們如影隨形，可以說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戰爭史。從工業革命的視角看，戰爭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戰爭是對人類財富的破壞；另一方面，戰爭在客觀上產生對物質生產的巨大需求，包括對技術的需求、對武器的需求、對后勤物資的需求、對戰士和醫護人員的需求，等等。對戰爭勝利的渴望以及戰爭產生的需求會刺激生產力的發展，會帶來科技進步和工業革命的動力。美國是一個能夠嫻熟地實施“以戰養戰”策略的霸權大國，也是一個發動戰爭最多的國家，戰爭成為他們開拓市場、獲取利益、掠奪資源的常用手段。分析美國的戰爭史就會深刻認識到一個后起國家是如何通過戰爭獲取霸權、如何通過戰爭維護霸權、如何通過戰爭享用霸權。市場需求是推動產業發展的直接力量，善于發現需求，善于開拓市場，是企業發展壯大的必由之路。

第五個維度是意識形態-政治-國家，這是工業革命的“直接”驅動力量。意識形態、政治和國家因素是推動產業革命的“有形之手”。意識形態是整個社會的精神和思想，相當于一個社會的神經系統，它直接影響了“主流民意”，還能夠影響政治走向和治理體制，而政治制度和治理體制又直接決定了國家干預產業發展的政策取向和政策體系。國家與國家之間、制度與制度之間、黨派與黨派之間的競爭，首先是意識形態的競爭。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只要意識形態陣地失守了，這個國家和民族就離衰亡不遠了。國家是權力的容器，是最重要的政治組織，也是工業革命的直接推手。縱觀人類的幾次工業革命，幾乎所有的國家在工業革命前后和工業革命中都實施了政府干預，制定了支持特定產業發展的產業政策。尤其是在工業革命和工業化初期，國家治理、行政力量、組織管理對于產業發展的影響十分明顯。

第六個維度是地理、氣候、醫學進步等其他偶然因素，這是工業革命的“間接”驅動力量。不同時期，偶然因素出現的概率不一樣，對工業革命的驅動力也會有差異。在特定情境下，偶然因素也有可能成為引爆工業革命的主導因素。偶然因素與必然因素之間沒有明顯的界限，偶然的事情并不必然不發生。地理環境、氣候條件和資源稟賦差異在工業革命早期可能會對經濟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為工業革命創造條件。地理位置、氣候、溫度、疾病環境、自然資源、交通條件等方面的客觀差異可能被歷史事件放大，從而對長期經濟發展產生顯著影響。醫學進步對工業革命影響是通過影響人力資本供給、產業發展環境、公眾生活質量等因素實現的。地理、氣候、自然稟賦、醫學進步等其他偶然因素的差異會導致工業革命的路徑和模式的差異。

以上六個方面的因素疊加在一起共同構成工業革命的“六維度螺旋驅動模型”。該模型意味著驅動工業革命的六大類因素之間是相互交融、相互糾纏、相互促進、相互滲透的，就像螺旋體一樣共同推進工業文明的演化。同時，該模型也意味著，考察工業革命的驅動因素，需要樹立立體思維，從多個維度思考工業革命發生的原因。學術界習慣于從歷史事件中去搜尋工業革命的驅動因素，尤其是圍繞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發生，學術界往往會提及地理大發現、新大陸殖民、英國光榮革命、歐洲政治和宗教改革、文藝復興、法國大革命、中世紀大瘟疫、世界貿易體系等。然而，這種習慣于將工業革命與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大航海運動、科學和技術革命、政治變革、社會變動等等西方“現代化”事件聯系在一起的慣常做法，缺乏“全球視野”和“國際眼光”。經濟學家研究歷史問題，既要關注重大事件本身，更加關注事件背后的驅動力量和綜合背景。尤其是對工業革命這種能夠改變人類發展進程的重大事件，更需要關注其背后的驅動因素和這些驅動因素形成的歷史淵源。為了獲得真知，避免在無謂的議題上浪費過多精力，我們需要淡化地域局限，歷史地考察工業革命前后的社會、文化、經濟、生態等方面的變化，通過比較分析重點關注事件背后的驅動力。同一個事物，觀察者秉承的價值觀不一樣，可能得到的結論就會迥然相異。不要說是尋求真理，即使是尋求真相，也需要客觀理性和公正無私的情懷。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成功實施了40多年，推動改革開放的動力是自覺意識，是無私精神，還是利益追求？改革進入新常態以后，如何尋求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動能？以上問題，無疑需要我們認真總結和思考，也需要從工業革命和工業化中去尋找啟迪和借鑒。當前，中國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從工業革命的跟隨者轉型為工業革命的引領者，如何突破模仿者的天花板效應獲得繼續推動經濟發展的新動能。“歷史是一面鏡子”，從回顧工業革命演進的歷史中或許能夠得到一些啟迪。未來一個時期中國仍需要繼續以開放的心態，更多更好更深入地學習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革命中積累的發展經驗和教訓，從中汲取智慧，結合中國國情找到解決中國深層次問題的方案。

人類社會的歷史反復證明一個道理：成功是成功者的羈絆。從人類歷史上的幾次工業革命的實踐看，工業革命取得成功的國家都無一例外地被成功的經歷和經驗阻止了繼續前進的道路。任何事物都存在兩面性，工業革命在帶來繁榮和進步的同時，也會產生負面效應。工業革命的負面效應包括：喚醒了資本家追求商業利益的欲望并促使其空前膨脹，為了獲取商業利益，資本家會不擇手段，有時候會像軍火商和制藥廠老板那樣喪失了人性；“三廢”排放造成的污染、氣候變化、生態惡化等環境問題，降低了窮人的生活質量，人類面臨絕種威脅；弱肉強食、野蠻掠奪、長臂管轄等霸權主義以各種面目占有資源，霸權國家憑借工業革命可以長期為所欲為；物欲橫行、急功近利等生活方式讓人類迷失了方向，氣候變化、瘟疫流行等讓人類陷入“末日心態”。工業化的初衷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誕生本身就帶有一種掠奪性的特質，不斷的侵略和戰爭造就了英帝國源源不斷的外部市場，催生了技術革命和資本主義生產，自由貿易與統一體系為英帝國的富強崛起提供了源動力。伴隨著工業革命而來的丑惡也比較多，失業和貧困化，強制人類向著高污染、高消耗的生產和生活模式轉變。工業革命還有一個負面效應，那就是扭曲了部分西方學者的世界觀，使他們拋棄歷史事實，憑借強勢話語權宣揚所謂的“歐洲中心論”。過去三百年來國際關系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西方國家的全方位主導。西方國家率先實現了工業文明，工業文明的基礎之一是科技發達，工業生產能力與科技的結合又導致了軍事力量強大，連帶著強大的話語權。

六

現代社會姍姍來遲，然而一旦來到，人類就開始毫無節制地盤剝地球，加快了“人類末日”到來的步伐，很有可能使人類物種成為地球上的“匆匆過客”。解救人類物種，還需要從工業革命中尋找答案，通過加快科學發展和技術進步尋找人類的“伊甸園”或制造出逃避地球災難的“諾亞方舟”。如果想讓工業革命成為人類繼續生存下去的希望所在，就需要發揚工業革命給人類文明帶來的正面作用，遏制和彌補工業革命的負面效應。如何彌補工業革命帶來的負面效應？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等領域需要在政府主導下補課，社會保障、政府治理、國際關系等領域的配套改革需要跟上工業革命的步伐；工業革命的模式和方式需要改革；人類需要合作共同應對金融領域不確定性、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網絡犯罪和疾病大流行等全球性問題。總之，人類應該借鑒歷次工業革命的經驗和教訓，引導新工業革命的發展方向和模式，使其成為人類走向美好明天的鋪路石。

在討論工業革命的驅動因素、尋求人類自我救贖之路時，我們需要基于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樹立立體化的思維方式，突出對人類工業文明演化史的多維思考和理性分析。

一是境的思維。這里的“境”指的是事物發生的時空、環境與情境。境的思維需要考慮事物屬性的相對性和絕對性，需要在具體時空中對事物的演化進行分析。分析歷史事件需要檢視過去發生的事件和歷史人物，并從特定歷史情境下重新認識。例如，在分析世界霸權的更替時，就需要將時空視野從地中海轉到大西洋，再從大西洋轉向太平洋。任何復雜體系都可以由社會、經濟、政治與意識形態四個維度進行詮釋，而任何詮釋都必須考慮空間與時間兩個方面。境的思維告訴我們，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所謂“模式”、“經驗”或“真理”，借鑒別國的模式或經驗必須結合本國實際和當下情境。需要時刻保持清醒的是，工業革命的經驗和模式可以借鑒，可以分析，可以比較，可以討論，但是不可以照搬，發展中國家沒有必要照搬任何西方模式或其他模式。

對歷史概念和歷史現象的理解也需要樹立境的思維，尤其對諸如專制主義、東方專制主義這種標簽化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既要考察其歷史，也要領會其內涵，更要分析其提出的歷史背景，避免陷入“西方中心論者”的陷阱。其實在工業革命之前，西歐國家的專制主義比起中國明清王朝而言，有過之而無不及。不能以現在標準審視和評價古代的經濟活動，而應該讓思想回到歷史深處，從當時的橫向比較中去評價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很多學者以現代視角去審視中國古代的科學，覺得古人的發明不值一提。尤其是一些對華不太友好的西方學者，為了捍衛“西方中心論”，在評價中國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時，往往戴上有色眼鏡，選擇性地“旁征博引”，忽視、貶低甚至詆毀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和影響。科學總是在不斷證明，過去的科學并不“科學”。這就是因為科學結論的成立與否也需要特定的境，只要環境變了，或者人類的認知能力進步了，科學結論就有可能被改寫。以物理學為例，從亞里士多德到伽利略，從伽利略到牛頓，從牛頓到愛因斯坦，從愛因斯坦到未來的某位科學家，科學進步的軌跡十分清晰。人類的科技進步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是可以確定的是，百年或千年后的人類，如果以未來視角來審視現代的技術，無疑也會發生巨大變遷。因此，分析工業革命的驅動因素，也需要將工業革命放入近代社會去考察當時世界上的經濟聯系，從橫向維度和縱向變化去發現孕育工業革命的新興力量。

二是序的思維。這里的“序”指的是順序、秩序和層次感。靜態的“序”是指一種有序的狀態和展現出真善美的局面，動態的“序”是一種動態的達到和諧的過程，是實現真善美的協調方式和調整過程。靜態的“序”與動態的“序”之間是辯證的關系，二者可以相互轉化。重大科技創新、重大社會變革和產業革命都會暫時改變經濟社會發展原有的靜態的“序”，產生新的動態的“序”，新“序”更能適應變化了的環境，產生更高層次的靜態的“序”。從一個靜態的“序”到另一個更高層次的靜態的“序”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動態的“序”。從無序到有序，從舊序到新序，從低序到高序，都是“序”的思維在起作用的表現。“序”是宇宙和自然的內在規律，是客觀存在的主觀反映，也是一種自然形態之美。秩序和規制構成的序是理性精神的來源，人類在追求序的同時，也在努力打破序，實現更高層次的序。在伽利略-笛卡爾-牛頓-愛因斯坦的數理世界里，充滿著井然有序的理性規律和法則，展現了秩序之美。同時，也展現了科學進步帶來的秩序變動之美。

序的思維追求的是一種秩序，秩序是構成穩定環境的重要維度，秩序變化會產生變革的誘因或動力。正如一個生態系統，個體生態位的變化或導致生態系統秩序的變化，最終會導致整個生態系統的演化。因此，序的思維所追求的秩序并非一種一成不變的秩序，而是秩序的升級，動態的“序”與變的思維息息相關。中華文明的核心之一就是秩序優先與和諧穩定，二者都是一種有序的表現。從制度上說，當對秩序的追求到了極致的時候，便會阻礙效率主義價值觀的形成，失去創新技術的動力。從價值觀上說，極端實用主義與經驗主義忽視了對客觀世界的邏輯推理，造成理論、實驗和科技互相隔離，阻礙了近代科學在中國的產生。因此，“序”的思維需要與“效”的思維和變的思維相互結合。

三是變的思維。這里的“變”指的是變革、發展、創新、演化和運動。變的思維是一種辯證思維，也是否定之否定的批判性思維。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唯變不變”才是應對多變環境的王道。變的思維是范式的變化，也就是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首次提出的所謂的“范式革命”。人類歷史上的每一次重大變革，無一不是“范式革命”的產物，牛頓力學徹底顛覆了亞里士多德物理學，拉開了工業革命的帷幕；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改變了牛頓世界觀，將人類視角推向浩瀚的空天世界；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顛覆了重商主義，讓西方國家邁入崇尚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期；哈耶克的“自發秩序”，顛覆了烏托邦主義的幻夢，讓人類從通往奴役之路上折返；凱恩斯的“政府干預主義”，冒著被冠以“欺師滅祖”者的風險，將資本主義國家拉出了“大蕭條”的泥淖。范式革命帶來的是思維體系變革，是人類實現躍遷式發展的真正驅動力量。

我們看到，事物在出現之初往往有其先進性，然而隨著惰性的累積，慢慢通過“內卷化”走向反動、落后和腐朽。如何保持事物的先進性，是一個與時俱進的話題。雖然眾說紛紜，但是走出舒適區，主動擁抱變革可能是保持生命力的不二法門。保持先進性只能依靠變革和創新。變的思維本質上就是創新思維，是不受現成的常規思維的約束，尋求對問題全新的獨特性的解答和解決方法的思維過程。變的思維是人們在探索未知領域的過程中，充分發揮認識的能動作用，不斷以新穎的方式從多角度進行思維以獲得新成果的思維活動。動物的本能害怕變革，基因的延續需要穩定。然而，環境變革與否并非由基因決定，為了能夠延續下去，基因也會主動選擇變革去適應環境，這就是基因的變異。人類社會的歷史反復證明，變革和創新是獲取新生的唯一途徑。然而，大多數情況下，當局者都知道變革的重要性，但是總會在利益集團的阻礙下，無法啟動自我變革的蛻變之旅，眼睜睜地看著機會遠去，痛失好局。變革需要勇氣和魄力，也需要智慧和藝術。正如人性是多維的一樣，任何事物都有多面性，并且任何事物都是在變化的。客觀認識事物，需要將“境的思維”與“變的思維”結合起來，統一起來。

四是術的思維。這里的“術”指的是戰略、策略、方法、工具和思維，是科學性與藝術性相結合的智慧結晶，是理性思維在人類行為中的直接體現。已有的幾次工業革命大潮中，凡具有競爭意識的大國都有獨具特色的發展戰略和發展策略，都有推動工業革命的勇氣和智慧，都找到了適合本國國情的獨特道路，這就是工業革命的“術”。體會工業革命發生地的戰略、策略、勇氣和智慧，可以為后來者提供啟迪和借鑒。術的思維本質上是一種戰略思維，是思維主體對關系事物全局的、長遠的、根本性的重大問題的分析、綜合、判斷、預見和決策的思維過程。術的思維具有長遠性、前瞻性、全局性、整體性、重點性、關鍵性、復雜性、有序性、創造性、求新性、開放性、動態性、自覺性、主動性等多重特點。

術的思維要求決策者和行動者具有全局性、戰略性和前瞻性。對大勢的判斷、對現狀的了解、對過去的領悟，對經驗的總結、對教訓的借鑒，是形成“術”的前提。術是達到目標的過程和實現目標的手段與方式，是過程導向的思維方式。人類的工業革命在不同國家的發生方式就反映出了“術”的思維差異。同時，先行國家工業革命的方式方法與路徑模式，為后發國家推動工業化進程提供“術”借鑒和啟示。近代社會最重要的“術”是理性思維和科學精神，它幫助歐洲人沖破了封建專制和宗教神權的束縛，從思想上獲得了解放，為工業革命的發生卸去了枷鎖。

五是效的思維。這里的“效”指的是效率、效果、時效、效用和績效，是結果導向的物質表現。效率是經濟學概念，是一種投入與產出的比例關系，效率主義和自由優先是古希臘文明的核心要義之一；效果是管理學概念，是一種組織與領導的績效水平，是管理者信奉的管理理念；時效是物理學概念，是描述及時性與前沿性的尺度，反映的是時空變化的結果；效用是心理學概念，是一種主觀滿足感，也用于衡量經濟學中消費者消費商品和服務后所獲得的心理滿足感。效的思維是一種結果導向的思維，鄧小平的“白貓黑貓論”就是一種效的思維，這種思維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避免了大量不必要的爭論，為中國社會節約了大量交易成本。效是結果，是目標的實現程度。但是，如果從效用的角度思考，結果會帶來效用，過程也會帶來效用，有時候過程帶來效用更讓人感到驚喜和滿足。因而，效的思維注重結果，但絕對不能排斥過程，過程與結果之間并沒有十分清晰的分界線。

以上五種思維方式歸納起來就是理性思維、客觀立場和科學態度，尤其是對于我們這個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社會而言，理性思維尤其重要。情緒化思維的確能夠激發民族自豪感，但是對于解決紛繁復雜的國內外難題沒有幫助，有時候還適得其反。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更需要客觀認識自己、理性對待挑戰、科學推進發展。靜下心來，按照自己的節奏，辦好自己的事情，在發展中維護尊嚴，對于正處于崛起中的大國而言，更顯重要。

從15世紀到20世紀，五百多年中總是少數國家依靠科技軍事力量的絕對優勢，對全球其他國家進行征服和掠奪。不僅如此，領先的國家還可以不加節制地揮霍使用各類自然資源，通過各種透支維持優厚的生活水平。在工業革命以來的200多年里，現代化及其代表的高水平生活質量只為少數發達國家和全球少數人口專享，大量發展中國家和處于貧困線以下的人口還得不到衣食住行上的基本保障。探討工業革命的驅動因素，公開工業革命的密鑰，使工業革命成為人類的“公共品”，能夠幫助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借助工業革命擺脫貧困，更多的民族能夠享受現代工業文明帶來的健康和財富。從宇宙視角來看，人類不過是生活在一粒名叫地球的“宇宙塵埃”上的“微生物”，與宇宙萬物一樣有始有終。這就是說，人類的結局十分明朗，等待我們的是永遠的安寧。因而，樂觀者不能過于關注結果，應該致力于經營過程，讓過程變得和諧穩定而又多姿多彩。“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前事為歷史，后事為規劃，分析工業革命的演進史，能夠在歷史回顧和未來規劃之間架起一座橋梁，讓人類在從此岸到彼岸的征程上少犯錯誤，讓工業文明之花永遠絢麗多彩，讓人類的家園永續存在。

【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高質量發展導向下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適宜性技術選擇與動力變革研究”（項目號：71973083）、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適宜性技術選擇、新舊動能轉換與制造業轉型升級動力機制研究”（項目號：19YJA790109）、山東省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制造業轉型升級中的適宜性技術選擇與新舊動能轉換研究” （項目號：ZR2019MG018）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山東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黃河國家戰略研究院副院長；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發布，原文刊于《天津社會科學》2021年第4期）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