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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這是習近平主席發出的“世界之問”。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為維系戰后世界格局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一定程度上也構成了“世界之問”的制度根源。“世界之問”，制度是表象，根子在哲學。現行國際秩序隱藏著反映西方利益的文明規則和價值理性，這是當今世界諸多亂象的哲學根原。我將其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線性進化的“發展理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美國主導塑造了當今世界經濟秩序。這一經濟秩序遵循梯度發展、線性進化的發展邏輯，認為現代化是一個由傳統向現代、由低端向中高端的單線演變進程，西方模式是走向現代化的唯一選擇。按照線性進化的發展邏輯，西方發達國家在全球產業分工和工業鏈條上占領制高點，扮演技術創新引領者、高端產品供應地的角色；發展中國家則處于低端，扮演資源來源地、產品傾銷地、低端產品制造地的角色。

梯度發展、線性進化的發展邏輯有違當今世界多極化的發展潮流，無助于消解全球發展赤字。21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各國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相互依賴程度日益加深，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夠離開外部的資源、資本、技術、市場而獨自發展。那種以掠奪別國為前提、壟斷發展權利、獨享發展權益為目的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群體崛起，全球經濟體系的基本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各國產業體系高度融合，國際分工與合作日益加深，跨國產業鏈和跨國公司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載體和實現形式，各國不過是全球經濟網中的一個網結。

利己主義的“經濟理性”

利己主義的“經濟理性”在國際交往中表現為零和博弈，即非合作博弈，博弈中一方所得必然意味著另一方所失，雙方不存在合作共贏的可能。西方國家的發展史就是一部資本擴張史，歷來遵循弱肉強食的生存邏輯，視世界為你輸我贏的競技場，視零和博弈為永恒的游戲規則，視贏者全拿為當然的游戲結果。它崇尚勝利，敬重強者，奉行自身利益至上的原則。基于此，近代以來，“利益至上”“只有永恒的利益，沒有永恒的朋友”等西方理念被視作國際關系的通行法則，“本國優先”“本國第一”公然上升為某些西方大國的執政理念。在這種理念支配下，西方大國結盟對抗，成為制約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文化阻滯力。

零和博弈、叢林法則已被歷史證明是行不通的。最后達成的效果往往不是“帕累托最優”，而是“囚徒困境”；不是公義的增多，而是利益的兩極分化；不是“公利”戰勝“私利”，而是“私利”破壞公平；不是為未來開辟道路，而是以犧牲可持續發展為代價。西方國家自以為深諳利益攫取之道，其實是在狹隘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歷史終結的“制度理性”

“歷史終結論”“世界趨同論”“共產主義失敗論”實質是西方國家為輸出西式民主政治模式而杜撰的理論支撐。歷史終結論認為，西式自由民主已發展到頂峰，構成歷史的終結。世界趨同論認為，西方的繁榮是西式自由民主的產物，非西方國家要實現現代化，除了資本主義，別無選擇。顯然，這兩種論調都在極力鼓吹西式自由民主制度，他們利用話語霸權，“將‘民主’包裝成點石成金的‘魔杖’，制造‘西方的繁榮乃拜民主所賜’的神話，渲染‘民主高于一切’的價值觀念”，其目的是讓其他國家向西方靠攏，向西方看齊。共產主義失敗論認為，共產主義現象是一場歷史悲劇，共產主義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已遭到失敗，進入“最后危機”。西方秉持歷史終結的制度理性，20世紀下半葉熱衷于和平演變、和平解放，21世紀熱衷于制度輸出、政權顛覆和顏色革命，已經成為諸多世界亂象的重要根源。

其實，“歷史終結論”“世界趨同論”“共產主義失敗論”不過是西方編造的“制度神話”和“話語陷阱”。自這些論調問世以來，盲目復制西方制度的發展中國家，要么慘淡經營，要么陷入內戰，要么重回專制，鮮有成功的個案。發展中國家盲目照搬西方制度模式，其結果如何，實踐已經給出了答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功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模式”在多年前那場全球性金融危機中依然傲立枝頭，一花獨放。中國故事告訴世界，“歷史沒有終結，也不可能被終結。”福山2009年在反思時也慨嘆，“‘中國模式’的有效性證明，西式自由民主并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人類思想寶庫要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

大國共治的“治理理性”

在傳統的全球治理體系中，治理的主體要么是個別發達國家，要么是同質化的西方國家聯合體，代表性和包容性不夠。比如，作為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過是西方大國掌控的政策工具和政治籌碼，曾經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主導作用的G7集團不過是富人俱樂部，主宰全球安全秩序的北約組織徹底淪為了美國主導、意識形態劃界的軍事恫嚇組織，聯合國在一定程度上也淪為西方大國操控的工具。大國主導、幾方共治的治理體系，傷害了廣大中小國家特別是落后國家的利益，導致東西問題、南北問題愈加突出，發展鴻溝愈加拉大。

其實，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平等的成員，理應平等參與決策、享受權利、履行義務。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壟斷全球治理權，沒有哪個國家天然就是被治理的對象，誰也無法剝奪“地球邊緣”的國家和人們參與全球治理的權利。世界不能淪為少數大國的娛樂場，而應是全人類的共同家園。

普世主義的“價值理性”

“西方中心論”“文明優越論”者認為，西方文明是最先進的文明，西方價值觀是普世的價值觀，代表著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他們將地域性的文明上升為世界性的人類文明，將自身的特殊價值提升為超越時空的“普世價值”，企圖建構一元化的文明世界和價值世界。他們只認同一種文化，那就是西方文化；他們只接受一種結局，那就是世界文明西方化、西方價值普世化。

“普世價值”實際上是西方精神世界化的話語表達，是西方推行強權政治和霸權統治的開路先鋒。它以西方中心論為基礎，以資本擴張為目的，以建立符合西方國家意愿的國際秩序為愿景。西方中心的“文明理性”忽視了各種文明交融互鑒的事實，已成為導致文明沖突和世界戰亂的深層次根源。西方國家極力宣揚文明優越論，無非是想要用西方的價值體系來統領、替代其他的文明，其真正意圖在于實現西方文明對世界的永恒主宰。這與世界文明發展的潮流是相違背的，在多樣文明的世界中，注定是行不通的。

自我至上的“安全理性”

一些西方國家固守冷戰思維和自我中心主義的“安全理性”，要么倡導實力至上的排他性安全觀，要么倡導霸權穩定論、民主和平論，試圖通過結盟對抗和霸權統治，實現自身的絕對安全。

西方國家為了實現霸權統治，對抱團結盟趨之若鶩，對團團伙伙情有獨鐘。他們奉行雙重標準，“圈內”與“圈外”有別，對“圈內”的國家包庇縱容、遷就照顧，對“圈外”的國家吹毛求疵，極力打壓。兩次世界大戰就是最典型的證明。這兩次發生在歐洲的世界性戰爭都證明，結盟機制危及世界，也會殃及自身。

事實證明，“民主和平論”非但沒有解決戰爭問題，反而成了導致世界動亂的深層根源。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給一些國家輸送了西式民主，但并沒有帶來和平。“‘民主和平論’與其說是為世界和平提供了一劑良方，不如說是構成世界和平的一大威脅”。事實也證明，排他性安全觀已經不合時宜。北約、美日、美韓等軍事同盟，在確保成員國安全的同時，帶給世界巨大的安全風險，2022年初爆發的烏克蘭危機就是最好的例證。

中心-邊緣的“關系理性”

過去的地緣政治模型具有典型的西方色彩、依附特征，表現為大國主導下的“中心—邊緣”結構。依附型世界體系和中心—邊緣結構的哲學基礎是西方中心論，思維方式是主客二分。由美國主導的依附型世界體系，實際上將主權國家主客二分，核心國家是一言九鼎的“我”（即美國），中心國家是志同道合的“我們”（比如英德法意加日等），邊緣國家是處于依附地位或相對獨立的“你們”（比如菲律賓、韓國、新加坡等），還有大量的尚未融入這個體系的外圍國家（比如朝鮮、古巴、伊朗以及部分亞非拉國家），屬于被遺忘、忽略的“他們”。

中心-邊緣結構的驅動機制是資本邏輯。在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中，資本是國際體系的真正主人，資本的力量直接介入到國際體系內部各成員間的權力分配。由于資本力量的懸殊，國際政治版圖才出現了中心/邊緣的分界線。在依附型世界體系中，“中心”的利益擁有絕對優先地位，“邊緣”的利益只有在迎合或不沖擊“中心”利益的情況下才是合理的。正如馬克思所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主導塑造的國際關系本質上是依附-從屬關系，“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這種從屬關系，這種依附格局，由資本的力量決定，隨著資本力量的變遷而改變。

國強必霸的“權力理性”

在西方國家看來，沖突是世界的本質，對抗是交往的常態，國際秩序總是建立在霸權統治之上。“霸權是任何國家確保自己生存的最佳手段”，唯有建立霸權，才能實現對世界的主宰。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固守國強必霸、大國必戰的邏輯，認為大國之間無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這種霸權思維一旦主導大國關系建構，勢必強化守成大國的對抗意識、遏制力度，將“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引向沖突對抗的兩極狀態，將國際關系引向不確定的方向。

如何才能獲得霸權呢？西方的邏輯是，強大是霸權的前提，霸權是強大的結果。五百年來，國強必霸是西方無法擺脫的歷史宿命，“大國博弈的政治悲劇”一再上演，大國之間必有一戰的“修昔底德陷阱”貌似成了不變的“歷史定律”。然而，這一“定律”并非人類歷史的普遍規律，它只是“建立在地方性國際政治經驗基礎上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有其鮮明的文明特色和實踐特色”，并不適用于所有時代、所有國家。這一“定律”帶有明顯的經驗主義色彩，絕不具有無條件的真理性，它是用西方的歷史邏輯來框定他國的現實選擇，用過去的歷史經驗來判定未來的歷史趨勢，無益于世界大國的理性交往，無益于全球的和平穩定。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北京日報-理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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