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進行了總體設計和實踐探索,在所有制、經濟體制、分配制度等方面提出了許多重要的經濟思想和觀點,為改革開放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經驗和教訓。毛澤東提出經濟制度的首要問題是發展生產力,提出要重視經濟制度的價值功能,走獨立自主的經濟制度探索道路,這是對經濟制度理論具有開創性貢獻的思想觀點。毛澤東對經濟制度的探索和思考告訴我們: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基本經濟制度的根本優勢,以人民為中心是基本經濟制度的價值基礎,正確判斷國情和社會主要矛盾是基本經濟制度的發展前提。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首先推動了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向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轉變。毛澤東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初步構想者和實踐探索者,在所有制、經濟體制、分配制度等方面提出了許多富有開創性的思想,雖然其中有些思想觀點不夠成熟,有些觀點沒有真正付諸實施,有些觀點在實踐中出現了偏差,但這些觀點對改革開放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最終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一)對所有制的探索
生產資料所有制在生產關系系統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首先實行的是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在所有制領域形成了以國營經濟為領導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結構。建立公有制并走向社會主義,是黨成立以來的遠景目標。毛澤東認為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特征,必須在時機成熟時對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指出:“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建立公有制為主要特征的社會經濟制度,才能在更短的時間內花費更少的代價取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所以在所有制領域,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成為主要的經濟成分,公有制成為所有制的主要表現形式。從政治角度來講,公有制的確立也為人民真正當家作主提供了制度保障。
毛澤東強調公有制的決定性作用,但是并沒有全盤否定非公有制的作用。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提出要公私兼顧。1934年1月他指出:“我們對于私人經濟,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圍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獎勵。”只要私人經濟的存在能夠帶來國家和人民所需要的東西,就可以在一定限度內存在。1942年12月,毛澤東提出了“民營經濟”這一概念,并把其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肯定了民營經濟在財政支持上的積極作用。在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一切不是于國民經濟有害而是于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也就是說,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成分也是構成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重要部分。只要有利于國民經濟的發展,私人資本可以在有利于國計民生的領域內存在和發展。
對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完成后,是否公有制要一統天下,毛澤東有過猶豫和徘徊。例如,改造完成后一些地方出現了“地下工廠”和“地下商店”,曾使他在1956年12月的一次談話中指出,私營企業“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這叫新經濟政策”,“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毛澤東的這段講話,“在所有制結構方面,顯露了有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一束可貴的思想火花”。這是毛澤東對所有制結構積極主動的思索。可以看出,他一度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私有經濟仍有存在的必要,曾設想過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允許發展一部分資本主義經濟。但之后由于種種原因黨中央并沒有制定相應的具體政策,在實踐中也沒有貫徹落實這一觀點,導致我們在所有制領域形成了脫離實際的純之又純的單一公有制,這一狀況直到改革開放后對個人、私營經濟的不斷放松才得到改善。
(二)對經濟體制的探索
適應所有制領域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國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是受蘇聯模式影響的結果,也是當時在中國實現工業化的迫切需要決定的。20世紀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結合1958年出現的“大躍進”和“共產風”現象,毛澤東在認真研讀有關蘇聯教科書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價值的發展商品經濟的理論觀點,認為我國當時還應該運用商品交換和價值規律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毛澤東關于經濟體制的探索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
第一,在公有制建立以后,仍然需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產。
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需要有一個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這是因為我國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在封建社會時期我國的商品經濟也不是很發達。在這樣一個國家發展經濟,商品生產還是一個有利的工具,應該運用商品生產、價值法則等為社會主義服務,才是馬克思主義者應有的態度。當然,商品生產有可能帶來的消極作用也不可忽視,只要能夠限制或消除這種負面作用就可以了。毛澤東認為:“只要存在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是極其必要、極其有用的。”因為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雖然都是公有制范疇,但是兩種不同的所有制形式,體現著不同的利益主體和財產關系,不能采取無償調撥的方式進行交換,只能通過商品交換的方式實現各自的利益。毛澤東進一步提出:“必須在產品充分發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趨于消失。”這就表明,毛澤東認為商品生產的最終消亡取決于是否有充足的生產力,如果生產力得到極大發展,社會物質產品極大豐富,那時才是商品生產的終結。換句話說,商品生產的存在與否和所有制形式并不必然相關。
第二,商品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
毛澤東批駁了部分人把商品生產等同于資本主義的錯誤觀點,認為:“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表明,在社會主義社會當中進行商品生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應該是一條客觀法則。可以看出,毛澤東已經認識到商品經濟的非意識形態屬性,商品交換是不表征制度屬性的生產要素配置方式,這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提出埋下了伏筆。
第三,關于對經濟體制的調整。
參照蘇聯模式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隨著工業化建設的逐步開展,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弊病,毛澤東對此十分重視,提出要研究社會主義整個經濟體制的問題,實際上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調整。如何處理好國家和企業、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權力關系,是當時調整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對于這一問題,毛澤東提出要以蘇聯為戒,對公有企業不能統得太死,必須給予一定的自主權。1956年他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提出:“各個生產單位都要有一個與統一性相聯系的獨立性,才會發展得更加活潑。”企業有了一定的獨立性,就會有更高的積極性。中央管得過多,統得過死,這是我們國家管理體制的不良傾向,要把統一性和獨立性的辯證統一關系運用到國家和企業的關系當中。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上,必須充分發揮這兩種主體的積極性,因為“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這對我們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有利”。毛澤東主張既統一又分權;要統一也要特殊,充分調動每個主體的積極性,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因素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這些觀點對于我們現在進行現代化建設仍然具有十分鮮活的價值。
在經濟體制問題上,毛澤東并沒有拘泥于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相反提出應該研究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問題,可以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可惜隨著“左”傾思想的發展和蘇聯模式的影響,為了更好地發展社會主義,又認為商品經濟的發展可以為資本主義提供土壤和溫床,逐步把商品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關于經濟體制的有益探索和正確觀點在實踐中并沒有走遠。這體現出毛澤東商品經濟思想的矛盾性,他對商品經濟的認識仍沒有徹底擺脫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束縛。但毛澤東開創了我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的先河,為我們黨改革開放之后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做了重要鋪墊。
(三)對分配制度的探索
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也就是說,分配方式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具體來說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的。社會主義社會由于已經建立了公有制,所以在分配領域應該實行按勞分配原則,按照每個社會成員在國民經濟中所付出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來進行消費品的分配。新中國成立之初,由于存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在分配形式方面實際上存在著革命戰爭期間遺留的供給制和建國后新出現的工資制等多種收入分配形式。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逐步由供給制向工資制過渡,建立了按勞分配原則。毛澤東曾在一份批示中指出:“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這樣兩個原則,是在建設社會主義階段內人們決不能不嚴格地遵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兩個基本原則。”他又指出:“我們的提法是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殊。”可以看出,實行按勞分配的分配原則,防止平均主義和收入懸殊是毛澤東的基本分配觀點。
毛澤東在改革開放前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艱辛探索,不管是成功的經驗還是失敗的教訓,都是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在此過程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為改革開放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提供了理論準備。毛澤東思考可以合理利用私人經濟,重視商品經濟的歷史作用,對公平的強調以及對國家集體個人三者關系的處理,都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不僅如此,毛澤東在探索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建設的一些基本理論和原則,對改革開放后經濟制度的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最終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經濟制度的首要問題是發展生產力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要把解決發展生產力的問題放在首位。毛澤東對生產力作用的認識建立在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正確認識和分析的基礎上。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進行過多分析,列寧認為仍然存在非階級對抗性矛盾,斯大林卻否認存在矛盾。毛澤東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作為人類社會形態之一仍然存在矛盾,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仍然是社會的基本矛盾。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提出搞革命和搞建設都是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在毛澤東看來,戰爭的目的是為了推翻舊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道路。1945年4月,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這一論斷緊緊抓住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問題,在黨的歷史上首次提出了生產力標準,并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歷史使命。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目的也是為了生產力的發展。1953年12月毛澤東在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時明確指出:“只有完成了由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過渡,才利于社會生產力的迅速向前發展。”此后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國都把發展生產力作為當時面臨的主要任務進行認識,那么對于反映生產關系內容的經濟制度的建設自然也必須把發展生產力放在首位。
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為了發展生產力,毛澤東也在依據實踐情況不斷調整生產關系。特別是我國及蘇聯在現代化建設中遇到的一系列問題,使毛澤東認識到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重要性,認識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不能超越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他說:“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遲早,取決于生產發展的水平和人民覺悟的水平這些客觀存在的形勢。”所以在八大前后,毛澤東提出了把資本主義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補充的思想。在經濟體制方面,計劃經濟的提出的本意也是為了能夠快速提高我國的生產力水平,后來毛澤東也是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提出商品生產的重要性。但總體而言,雖然認識到不能超越生產力發展水平無限拔高公有化的程度,可以利用商品生產作為有利的工具,但當時的生產關系還是超越了生產力發展水平,并沒有真正實現把非公有制作為公有制的補充,沒有超越那個時代的局限性。
(二)重視經濟制度的價值功能
經濟制度反映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必然蘊含著一定的價值取向,表現出一定的價值功能。在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工具功能之外,經濟制度的價值功能不可忽視。毛澤東對經濟制度的價值功能進行了深入挖掘,為新時代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進一步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毛澤東一方面重視經濟增長,希望通過經濟制度的完善從而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但是另一方面,毛澤東更加重視經濟制度的價值功能,有著豐富的經濟倫理思想,直接影響了對經濟制度的探索。
從舊社會走來的毛澤東,始終站在廣大貧困農民階層的立場,對舊社會的剝削、壓迫深惡痛絕,希望建立一個更加平等、人人富足的新社會,有維護被壓迫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價值取向,這同共產黨人的價值立場是極為吻合的。因此,毛澤東在制度設計上更加傾向于對公平的價值追求,“相對于經濟增長,毛澤東更重視對貧富分化、對官僚主義的謹慎提防”。毛澤東認為革命就是要使“極端貧苦農民廣大階層夢想平等、自由,擺脫貧困,豐衣足食”。革命成功后,新中國的經濟制度建設同樣應該遵循這一價值追求,“發展經濟是手段,人民幸福是目標”,發展經濟最終目的應該是為了讓人民群眾過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毛澤東對經濟制度的頂層設計強烈地體現出這一價值取向。在所有制方面,毛澤東領導開展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廢除少數人富裕、多數人貧窮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在所有制方面建立了人人平等的經濟基礎。在分配制度方面,毛澤東尋求建立的按勞分配制度在公平與效率關系上更加傾向于公平,反對貧富分化。
毛澤東對經濟制度確保人民利益公平合理實現的價值功能的重視,給我們全面理解基本經濟制度提供了新的視角。我國經濟建設的實踐表明,要正視人民群眾對物質利益的合理需求,以物質利益為內在驅動力的市場機制的存在具有合理性。但是完全依賴物質利益驅動有可能帶來的拜金主義、功利主義等負面效應也應該為我們所警惕。要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發揮好制度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功能。
(三)走獨立自主的經濟制度探索路徑
制度的不斷變革推動社會不斷發展進步。但是符合國情的經濟制度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制度的建立是多種試錯、獨立自主探索的結果。毛澤東在改革開放前對經濟制度的探索歷程告訴我們,對于經濟制度一定要處理好學習借鑒和獨立探索的關系,走獨立自主的制度探索路徑。
我國的經濟制度最初是以蘇聯模式為模板形成的。從1956年開始,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毛澤東等人提出要以蘇聯為鑒,積極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這是因為蘇聯模式已經暴露出許多弊端,毛澤東認為,蘇聯“有許多東西我們可以學。當然,是要學習先進經驗,不是學習落后經驗”。如果在經濟建設的許多方面照抄蘇聯,會造成我們“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因此要獨立自主探索適合我國的經濟制度。可以說,毛澤東在我國最早提出要獨立自主探索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
胡繩后來回憶說:“(毛澤東)對待蘇聯的經驗是采取分析研究的態度。他說,我們要破除各種各樣的迷信,其中包括對蘇聯經驗的迷信。”更進一步講,在八大前后,關于如何在公有制占絕對主體的情況下發揮非公經濟成分的作用,如何在計劃擁有絕對控制力的情況下發揮市場的作用,毛澤東和其他一些領導人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雖然這些探索成果并沒有被堅持下來,但無疑是對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一種突破,是尋找適合我國國情的經濟制度的一種嘗試,其中所蘊含的可貴的獨立探索精神為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的開辟和經濟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歷史借鑒。
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方面,毛澤東設計和明確了我國經濟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性質,并為制度的探索和發展指明了方向。毛澤東經濟觀變化較大,有相互矛盾的地方,有反復的地方,根本原因是對于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不足,對建設社會主義的艱巨性估計不足,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理解出現偏差。但是毛澤東對所有制、商品經濟、按勞分配的探索和認識在一定程度上閃耀著理論的光芒,對當今時代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
(一)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基本經濟制度的根本優勢
深刻把握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是研究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基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進行的改革開放,在經濟改革方面的主要內容是根據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來調整生產關系。所以說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經濟制度建設的出發點和歸宿。這已經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所證實。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對于經濟制度的探索也佐證了這一客觀規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采取保護民族工商業的經濟政策,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國生產力落后這一事實。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深入分析后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與以往社會不同在于矛盾是非對抗性矛盾,呈現出既相適應又相矛盾的特征,可以在社會主義制度的框架內進行生產關系的適當調整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但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剛開始之時,不僅要認識到基本矛盾的主要內容和性質,而且要解決好如何使生產關系適應于生產力發展水平這一問題。毛澤東提出了這一問題,但并沒有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沒有系統地闡明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這一問題到了改革開放以后由鄧小平進行了系統回答,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也有解放生產力的問題,應該推動生產關系的積極變革以適應低水平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提高經濟效率和人民生產的積極性,這給我們推動經濟體制改革指明了道路。我們在經濟制度方面拋棄了一些錯誤的認識,如純而又純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就是為了能夠確保生產關系能夠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最終促進經濟發展。
總之,作為生產關系外在制度表現的基本經濟制度,要能夠保障生產力的發展,基本經濟制度相比于其他制度的根本優勢在于能夠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正是對這一問題的深刻認識,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時,把基本經濟制度能夠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十三個優勢之一。今后不管如何對經濟制度進行變革,解決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這一根本目的和顯著優勢不能偏移。這是從歷史實踐探索中得來的啟示和結論。
(二)以人民為中心是基本經濟制度的價值基礎
我們開展經濟建設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這是建立基本經濟制度的價值基石。毛澤東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人民是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因此理所當然地成為生產力發展成果的享用者。如果勞動價值的創造者無法占有生產力發展的成果,社會經濟制度應該是落后和反動的。中國共產黨作為人民群眾利益的代表,要致力于實現價值成果向價值主體的轉移。從這個意義上講,基本經濟制度的終極目的應該是實現人民的價值需要,不斷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由此,作為發展生產力根本保障的經濟制度必然具有人民性的價值屬性。
毛澤東從來沒有抽象地談論經濟制度問題,而是一再強調社會主義建設的目的就是要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并為之不懈地奮斗。他十分重視分配制度中公平的價值功能,對商品經濟以及由此帶來的公平的損失抱有深深的警惕。這實際上是把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開展經濟建設的價值基石,彰顯了經濟制度的價值功能。黨的一切工作都要圍繞更好地實現人民利益而展開,黨領導經濟制度的變革也不例外。如果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保護的是少部分既得利益者或特權階層的利益,而不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認同,這樣的制度不可能真正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也當然不會持久。如果每個人的合理合法的物質利益要求都能得到滿足,就會迸發出極大的創造力,生產力也會得到迅猛發展,這樣的制度才能持久存在。
在新的歷史發展時期,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他指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解決的是為了誰發展的問題,這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發展的內在要求,充分彰顯了經濟制度的價值功能。為此一定要把公平和效率的關系處理好,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走共同富裕之路,使生產力既能得到解放和發展,同時又能使發展成果惠及社會的每個人。如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目標已經實現,下一步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把共同富裕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因此,完善基本經濟制度要以共同富裕的實現為導向,使社會更加公平公正,從而彰顯經濟制度的人民價值屬性。
(三)正確判斷國情和社會主要矛盾是基本經濟制度的發展前提
毛澤東對經濟制度的貢獻之一就是認為應該立足國情、實事求是,把經濟制度建立在具體國情的基礎之上。把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作為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一個經濟成分,這一結論來源于對舊中國極為低下的生產力水平基本國情的客觀總結。新中國成立之后,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成為黨的首要目標,毛澤東認識到:“在現代中國的條件下,只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才能真正解決我國的工業化問題。”這是因為新中國建立后如果不搞社會主義而繼續搞資本主義,中國的經濟難以擺脫對外國壟斷資本的依賴,有可能成為他們的附庸。而發展社會主義,能夠促使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起來,這對于當時沒有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中國來講,是最優的選擇。發展社會主義,通過計劃經濟的手段發展經濟和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是對我國社會發展條件和國情綜合判斷之后的理性選擇。
獨立自主地探索適合國情的經濟制度的做法,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指明了路徑。經濟制度應該建立在具體國情的基礎之上,不能超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實際上否定了急于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實行超越階段的經濟制度的做法。因為超越國情的經濟制度不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反而會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毛澤東的經濟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出現相互矛盾的地方,即是因為沒有處理好經濟制度的理想狀態和經濟制度的現實基礎之間的關系,具體表現就是一方面想向理想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靠攏,把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的經濟制度設想作為當時中國經濟制度的模板,但是又發現現實經濟發展的具體現實同理想制度之間存在矛盾。在經過猶豫、徘徊之后,再加上國際形勢的惡化等多種因素,使他對于經濟制度的有益探索中斷了。
毛澤東關于經濟制度的有益探索的中斷跟他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失當也有直接關系。1956年9月,中共八大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做出了科學判斷,提出了集中力量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的主要任務。這一判斷是正確的,是毛澤東在對我國國情正確判斷的基礎上得出的。但是之后毛澤東改變了這一判斷,導致對于經濟制度的探索出現曲折。
當前我國最大的國情就是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制度的選擇和建設離不開這個國情,不能超越當前發展階段盲目追求單一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需分配。但也不能背離社會主義社會性質,轉向全盤私有化、自由放任、貧富分化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完善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尊重實踐和國情,隨著實踐的發展和國情的變化不斷進行理論創新是保持經濟制度活力的根本,只有這樣才能一步步推動基本經濟制度不斷發展和完善。
(作者系天津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副院長、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來源:昆侖策網【摘編】,原文刊于《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編發時有刪略)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國策建言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