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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統的軍事術語看，戰術是師以下部隊進行戰斗的方法。實施戰術的單位雖然級別比較低，但卻是落實戰略的基本依托。任何戰爭，都是由一場又一場的戰術行動組成的。歷史上，很多戰術領域的創新，都直接改變了戰爭的面貌，并對各國軍隊的全面建設產生了長期而深遠的影響。戰術創新，通常是以技術的發展為根本推動力，但隨著人類技術水平的提升，戰術與技術的因果關系發生了變化，戰術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技術發展的推動力。在技術的支持下，軍事大國戰術創新的條件大大改善，戰術創新成果也層出不窮，但在戰爭變得越來越復雜的情況下，新的戰術創新方法與成果效能如何，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戰術創新的歷程

戰術與其他事物一樣，都經過了由簡單到復雜的發展演變過程。在古代，世界各國軍隊普遍采用軍陣戰術，此時的作戰方法是由步兵、車兵、騎兵組成密集軍陣，通常用步兵與車兵軍陣與對方的軍陣進行直接的沖撞，一旦將其沖散或者沖亂，立即使用騎兵進行追擊以擴大戰果。當時的戰爭往往通過一次或幾次這樣的軍陣沖擊就能決定勝負。

直到熱兵器廣泛運用于戰場，密集軍陣在火力面前已經無法適應，在西方國家的軍隊中產生了線式戰術。17、18世紀歐洲國家軍隊，通常在戰爭中把軍隊沿正面展開成二至三線，各線距離50至200步，每線又分為3至6列，步兵、騎兵和炮兵根據將帥的戰術安排分別配置在中間、兩翼和隊形中間。此時的戰術，通常是步兵在炮兵的支援掩護下緩步前進，運用步槍射擊與白刃格斗殺傷敵人，騎兵仍然主要用于追擊。線式戰術后期，歐洲國家又采用過縱隊戰術，但這種戰術的作戰本質與線式戰術是一致的。

19世紀中葉，隨著后裝線膛槍的廣泛使用，部隊火力效能不斷提升，線式戰術與縱隊戰術都過于密集，在火力打擊下傷亡過重，于是又產生了更加疏散的散兵線戰術。這種戰術首先由普魯士軍隊在普法戰爭中使用。其基本的作戰方法就是步兵在進至步槍射程后，成一線配置，兵與兵間隔數米，在炮兵的支援下一邊向敵人躍進，一邊射擊，騎兵則用于迂回、側擊敵人。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由于坦克、飛機等新式武器的廣泛運用，火力的效能進一步提升，戰術開始向著“非線式”方向發展。即戰斗已經由原來的一線平推，演變為在飛機、坦克的配合下，在敵戰線上選擇一定的寬度進行集中沖擊，形成戰術突破口，然后從這個突破口進入敵防區，實施分割、包圍等戰術行動，力求以較小的代價從整體上瓦解敵人的軍隊。德軍的閃擊戰就是這種戰術的典型代表。“非線式”戰術在戰后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主要國家軍隊都沿著這一方向進行了戰術創新，其中以美軍的戰術創新最為引人注目。美軍在“空地一體戰”思想下，發展了航空兵近距離火力支援、空中遮斷、和陸空引導打擊等先進戰術，并在近期幾場局部戰爭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

大國非對稱戰爭與戰術創新

隨著蘇聯的解體，世界格局由“兩超爭霸”變為“一超多強”，美國面臨的對稱戰爭風險大大降低，因此將戰爭準備的基點放在了應對地區性強國、弱小國家和非政府武裝組織上，并發展了與之相適應的全新戰術。

直到熱兵器廣泛運用于戰場，密集軍陣在火力面前已經無法適應

美國面臨的非對稱戰爭，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具有一定實力但綜合能力遠不及美國的地區性強國，為此，美國專門發展了“快速決定性作戰”理論。在這一理論指導下，美軍創新了精確打擊、信息作戰、機動作戰等戰術方法，強調憑借信息優勢和精確作戰優勢進行“斬首行動”、打擊敵作戰體系的關鍵節點瓦解其體系作戰能力等。美軍的“快速決定性作戰”理論及其所依靠的戰術方法在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得到了成功運用，并在后續的演習中不斷完善，成為大國實施局部戰爭的一種模板，而其所創立的戰術方法，也成為各國競相模仿的對象。

美國面臨的第二種非對稱戰爭，是以游擊隊和恐怖組織為主要對象的小規模戰爭。在對付小群分散作戰的游擊隊或恐怖武裝時，美軍應對大國的對稱戰爭手段以及應對中等軍事強國的非對稱戰爭手段都失去了作用。美國雖然運用先進的戰爭機器快速打敗了伊拉克正規軍以及阿富汗塔利班的部隊，但之后應對由伊拉克的反美武裝以及“游擊化”的阿富汗塔利班武裝時，美軍很快陷入了被動，導致美國耗資上萬億美元，歷時十多年也無法真正打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反美武裝力量，最終不得不從這兩個國家撤軍。

在應對非正規武裝時，美軍也并非完全沒有作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遇到困境后，美軍結合越南戰爭等非正規戰爭經驗教訓，在戰術創新方面進行了大量的探索。比如，使用特種部隊進行的清剿戰術，特種部隊與CIA等情報機構共同實施的斬首行動，特種部隊引導遠程火力打擊戰術，無人機大范圍搜索與打擊戰術，海軍陸戰隊新的登陸戰術等。這些以應對游擊隊和恐怖組織為主的戰術創立以后，也曾經取得一定的戰績，比如美軍成功擊殺了本·拉登和其他恐怖組織頭目。但這些戰術創新仍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應對非正規武裝所面臨的困境。因此，美軍在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都在積極推進以應對非正規武裝為目標的戰術轉型。

面向大國對稱戰爭的戰術轉型

正當美軍在中東研究非對稱戰術時，中國的崛起加速進行，軍隊的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新的成果，中國軍隊整體實力迅速增強，同時俄羅斯漸漸從蘇聯解體的混亂中恢復過來，俄軍通過一系列的改革，開始整體重塑，軍事實力也大為提升，成功實施了第二次車臣戰爭，并在俄格沖突、克里米亞戰爭中取得成功，尤其是俄軍在敘利亞的軍事行動粉碎了美國推翻巴沙爾政權的企圖。于是，美國從天下獨大的美夢中驚醒，開始重新思考應對大國對稱戰爭的問題。美軍為了集中軍事資源應對大國戰爭，倉促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提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以加強對中國的戰略圍堵，同時在歐洲積極推進“北約東擴”，不斷壓縮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在這種大背景下，美軍戰術創新也開始由應對非正規武裝轉向應對大國的正規軍隊。

隨著蘇聯的解體，世界格局由“兩超爭霸”變為“一超多強”

為了應對大國對稱戰爭，美軍曾經推出“空海一體戰”“全球公域介入與機動聯合”等作戰概念，并為此推動了一系列的戰術轉型。以美海軍陸戰隊為例，美軍曾經為了應對非對稱戰爭，花費十年時間對海軍陸戰隊登陸戰術進行創新，使其由傳統的以應對對稱戰爭的大規模登陸轉變為應對非對稱戰爭的“加強連戰術”。但是，隨著中國軍事實力的提升，美海軍陸戰隊又不得不進行轉型，將適應非對稱戰爭的戰術轉為在新的形勢下實施的對稱戰術，并提出了所謂的“跳島戰術”，還為此專門組建了“濱海戰斗團”。為抵消潛在對手信息化戰爭能力的提升，美軍還以人工智能為基礎，開發了一系列全新的戰術，其中就包括了無人蜂群戰術。為了應對中俄等國快速發展的高超聲速作戰能力，美國還在積極發展高超聲速作戰戰術，并提出了所謂的“復雜防空”作戰理論。

總結與展望

戰術創新是人類在戰爭中的一項重要的實踐活動，從歷史的經驗看，戰術創新是以武器裝備發展為推動力的，同時還必然與當時的社會環境與地理環境相適應。歷史上的戰術創新大多是以實踐總結為基本方法，即在實戰經驗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樣的戰術創新由于具有堅實的實踐基礎，因此都有很強的生命力，在人類歷次重大戰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隨著工業革命的深入，尤其是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后，人類的社會生產力大大提升，先進國家的武器研制水平空前提高，甚至達到了“打什么仗就造什么武器”的程度，使戰術創新的物質基礎大大改善，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戰術轉型的思路與流程。以前是新的武器裝備出現后，軍事家就會思考如何在戰爭中更加充分發揮其功能，進行相應的戰術創新，并在實戰中進行檢驗與修正，形成成熟的戰術形態。

在機械化和信息化條件下，以美國為代表的軍事強國軍事理論和戰術創新的思路與流程發生了變化，不再是立足現有的作戰手段，而是根據軍事需求和技術的發展趨勢，首先提出作戰構想，然后根據作戰構想提出更加具體的作戰概念，再通過實驗和演習對概念進行分析，形成具體操作規則，即作戰條令，最后在實戰中對這些戰術方法進行驗證并完成條令的迭代修訂。我們可以將傳統的戰術創新方法叫做基于實踐的戰術創新，將當前的創新方法叫做基于技術的創新。基于實踐的戰術創新成果，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其有效性較為可靠；而基于技術的創新成果，由于缺乏實踐檢驗，其可靠性存在很大的疑問。尤其是大國對稱戰爭，其復雜性難以預料，在這種背景下進行的戰術創新，放在復雜的戰爭實踐中能否適應，也很難下結論。

為了應對大國對稱戰爭，美軍曾經推出

“空海一體戰”“全球公域介入與機動聯合”

等作戰概念

美海軍陸戰隊為應對大國戰爭而創立的“跳島作戰”戰術，其著眼點是在面對大國強大的軍事力量與火力打擊能力時，運用以團為單位的作戰單元，攜帶一定的重型裝備，在大國軍隊密集火力打擊下強行進入戰場，并建立牢固的戰術基地，配合其他軍兵種力量逐島實施作戰。這種戰術雖然已經基本成型，并在演習中得到體現，但是關于海軍陸戰隊在大國強大的火力打擊下能否生存，與其他軍兵種的協同能否保持，其建立的戰術基地是否堅固，仍然是極具爭議的問題。而立足人工智能技術的無人作戰戰術，在大國對稱戰爭背景下，其復雜性就更加突出，其有效性也有待檢驗。大國對稱戰爭背景下的高超聲速作戰領域，任何戰術創新也都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雖然技術的快速發展，在物質上消除了戰術創新受到的制約，但是在大國對稱戰爭背景下，戰術創新的風險性并沒有因為技術進步而減小。雖然擁有了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計算機兵棋等戰爭、戰役、戰斗實驗手段，戰術創新之路并沒有因此而變得透明，人類仍然要在黑暗中不斷摸索，只有通過不斷的戰爭實踐，才能將理論上的黑暗消除，但很快，又不得不陷入新的黑暗之中，如此循環往復，才是戰術創新的根本道路。反觀今天大國對稱戰爭背景下的戰術創新，雖然已經碩果累累，但由于大國對稱戰爭的復雜性還遠非目前的技術所能克服，因此這些戰術創新成果仍然還只是“半成品”，還要在將來的戰爭實踐中不斷修正，才能成為真正的成品。而技術的進步，只能讓戰術創新的某些步驟適當縮短。目前的一切新戰術，包括美軍的“跳島戰術”、無人蜂群戰術、高超聲速作戰戰術等，在復雜的大國對稱戰爭中命運如何，或許只有戰爭實踐才能回答。

本文刊于2023年４期《軍事文摘》雜志，作者：吳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