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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國明：日本又在叫囂戰勝中國，這次賭國運是它最后一次機會！

點擊：9379 作者：尹國明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3-09-20 09:16:04

【指責按】昨天是“九一八”，想說的話太多，文章沒有寫完，今天寫好今天發。篇幅較長，沒耐心讀完的可以直接從第三部分開始看。我們不是要沉迷在歷史的傷痛中，總結歷史教訓，是為了應對當下的現實威脅，不讓歷史重演。

一、“九一八”事變為什么是國恥，讓我們扼腕嘆息的是什么？

每年的“九一八”，很多國人想起歷史上的往事，依然是意難平。一想起“九一八”事變，就心里添堵，不只是憤怒和屈辱，而且是感覺窩囊。

日本發起“九一八”，從純軍事的角度，絕對算得上軍事大冒險，因為當時的東北軍無論從軍隊數量、武器裝備，都遠優于關東軍。

“九一八”事變前，留駐東北的東北軍約20萬人，大中型火炮600多門，迫擊炮2000多門，機槍2000多挺，步槍幾十萬支，還有坦克15輛。而日本關東軍只有正規軍10000人左右，外加非正規軍一萬多人，機關槍200挺，擲彈筒150個，火炮40門，沒有飛機和坦克。

1931年9月18日當天，駐沈陽的中國軍隊約1.2萬人，同樣裝備精良，坦克、火炮和進口先進輕武器都有，沈陽還駐扎著當時中國最強大的一支空軍，擁有各型飛機265架。光是北大營就有8000多東北軍。

最先發動事變的沈陽日軍有多少呢？據載，當日進攻北大營的日軍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擁有兵力600余人，裝備是步槍、機槍等輕武器。唯一的兩門大口徑火炮，炮彈不充裕且還有部分是啞彈。

但結果就是中國軍隊在數量20:1絕對優勢的情況下，沈陽城六個小時就失守于日軍。

從賬面實力對比看，關東軍的冒險無論如何也不應該成功，這樣的武器裝備要是給我黨領導的隊伍，不但可以輕松圍殲在東北的關東軍，都能把日軍趕出朝鮮半島。

如果當時的東北駐軍積極抵抗，其實很容易就能挫敗日本的軍事冒險。如果能夠抵抗意志更堅決，給日本以痛擊，給關東軍以沉重的代價，日本對于中國的覬覦之心就會收斂很多。

蘇聯在諾門坎戰役中讓日軍付出很大的代價，日軍后來就不敢北上，即使在蘇聯衛國戰爭中面對德國法西斯鏖戰最困難的時候，日軍都不敢再次軍事冒險。把它打怕一次，它能畏懼你很多年。

歷史上，唐朝在白江口之戰中，打敗兵力數倍的倭軍，日本開始虛心學習華夏文化，而且，長達千年懷有畏懼之心。

日軍發動“九一八”，其實是中國一次很好的能夠挫敗日本侵略中國野心的機會。當時的日軍不但在東北兵力很少，裝備較差，而且，當時日本國內的經濟狀況也很差，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1920年代的日本經濟狀況就不太好，先是經歷了關東大地震，1929年又遇到了席卷全球的經濟大蕭條，本就脆弱的日本經濟再受重創，經濟被打回谷底，到處是失業人口和破產農民。

從1929年到1931年，日本對外出口下降76.5%，進口下降71.7%。工業開工率不到一半，工業總產值下降32.9%，農業總產值也下降了40%。

日本國內資源匱乏，又面臨國庫空虛，當時根本沒有能力發動一場全面戰爭，甚至發動一場局部戰爭都很困難。

為了節省軍費，日本都不得不大幅裁軍。1930年裁掉20萬，常備軍縮減至30萬人，陸軍僅20萬人。這就是日本內閣后來知道關東軍有在中國東北發動事變的計劃時，都要進行阻止的原因。

但是關東軍軍事冒險成功，東北駐軍拱手讓出東北，形勢一下子就不一樣了。

日本借助關東軍搶劫來的財富，迅速彌補國內虧空。日本得到了東北，迅速走出了大蕭條危機。因為張作霖父子在東北幾十年積累的家底太雄厚了。日軍占領沈陽后，從張學良官邸搜出的黃金8萬條運往東京，每條重2斤，計256萬兩。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工業重新獲得高速增長。1931年至1937年間，日本工業增長的平均速度達9.9%。武器裝備的生產能力達到了年產飛機1580架、大口徑火炮744門、坦克330輛、汽車9500余輛的水平，造船能力為40余萬噸，造艦能力為5萬余噸。這與1931年的日本相比簡直是脫胎換骨。1931年，日本僅生產了步槍3613支，機槍514挺，火炮90門，坦克12輛，飛機410架，還不如當時東北的產量。東北1931年產大炮150門，機關槍1000挺以上，炮彈20余萬發，步槍6萬余支，槍彈60余萬發，還有大量迫擊炮。

“九一八”丟掉了東三省，讓日本有了第二次工業化的機會。第一次工業化，日本得到了甲午戰爭的巨額賠款，讓日本彌補了當時的經濟虧空。

“九一八”之前，中日之間的工業差距并沒有后來說的那么大，至少軍事工業是如此。是“九一八”后中國失去了最重要的東北工業基地，才讓中日之間的工業能力驟然拉大。我看到一個數據，說“九一八”之前當時東北的工業總產值是關內各省總和的十九倍?？梢?，失去東北對中國意味著什么？

1931年，東北的工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為59.3%，甚至比日本的比例都要高，形成了以鋼鐵、金屬冶煉、機械制造為中心的重工業和一套比較完整的輕工業體系。東北在1931年就生產出中國第一輛載重1.5噸的“民生牌”卡車，航空工業也開始建立起來。東北航空工廠到1929年已經可以自行生產機身、尾翼、螺旋槳、發動機支架等航空產品。沈陽則有當時亞洲最大的兵工廠。

“九一八”事變前，東北鐵路主干線已基本建成，總里程超過7000公里，占全國50%以上。

失去了東北，讓中日之間的差距迅速拉大到農業國與工業國的差距。

所以，蔣介石說“中國槍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人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根本經不起推敲，是掩蓋不抵抗責任的混賬話。

丟掉了東北，中國才真正變成槍不如人，炮不如人。光是因為“九一八”丟掉的沈陽兵工廠里的成品就有各種大炮668門，機關槍2724挺，步槍10萬余支，各種彈藥無數，及大批其它機器設備，這些裝備可以直接武裝15-20個陸軍師。

東北軍的300多架飛機，也自然成為日軍的囊中之物，日后，中國軍隊因為一直沒有制空權而付出巨大的代價。

東北還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彌補了日本本土資源的不足。東北不光有耕地2.3825億畝，而且礦產資源豐富。據當時日方的調查統計，“鐵的總儲藏量為 69億多噸，煤的總儲藏量為145億多噸。森林資源方面，森林總面積6億5千多萬畝，木材蓄積量達150多億立方米”。

據史料記載，從1932到1944年的12年間，日本共計從東北掠奪：煤炭2.23億噸，鋼材580萬噸，生鐵1100萬噸，木材1.4億立方米，糧食1.2億噸……。這都是戰爭時期的戰略物資。而中國抗戰那么艱苦，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不就是因為戰略物資不足嗎？

本來中國如果在東北的工業基礎上繼續發展，是有可能跟日本在工業實力方面抹平差距的。東北的經濟增長并沒有受到大蕭條的影響。而日本占領了東三省，日本在本土之外又控制了一個工業體系，與中國的工業變成了2：0。把最重要的工業基地丟了，這才有了蔣介石說的“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

二、中國本來完全有機會避過日本侵華這一國難，但是就那么錯過了

只要在“九一八”那一天積極抵抗、果斷反擊，只需要下一個反擊的命令，以當時東北中日兵力的懸殊對比，是完全可以挫日本關東軍的鋒芒，讓其軍事冒險失敗的。

“九一八”事變其實是幾個關東軍軍官發動的軍事冒險，帶頭的是石原莞爾和板垣征四郎，事先也未得到日本政府的批準。事變發動前數日，日本內閣才得到消息，內閣緊急決議，責令陸軍大臣派專使拿天皇敕令，警告關東軍不得亂動。關東軍的這一軍事冒險，日本政府是在關東軍軍事冒險成功、事后追認的合法性。

如果當時的東北駐軍能夠積極抵抗，被內部經濟問題搞得焦頭爛額的日本政府，是沒有底氣憑借關東軍那點實力，繼續擴大事端的。

但是機會就這么錯過了，中華民族迎來了最深重的災難和最嚴重的民族生存危機。

當時關東軍面對的東北軍早已改旗易幟，服從南京政府，而當時南京國民政府的主事人又是主張不抵抗的蔣介石。

這就決定了當時東北的命運，決定了國恥事件不應該發生而發生了。代價是14年艱苦卓絕的抗戰，中國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人，其中，死亡人數達2100萬人；按照1937年的幣值計算，直接經濟損失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億美元。如果用今天的美元幣值計算損失，更是一個天文數字。

東北駐軍不抵抗，讓日軍幾乎沒有付出什么代價，就占領了東北128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比法國軍隊投降德國還不可思議。畢竟法國面對的是德軍的精銳，法國軍隊并沒有數量上和裝備上的優勢。

誰該為“九一八”負責呢？首先是當時下命令不允許抵抗的人。張學良是當時東北的最高軍政長官，“九一八”事變爆發當夜，他在北平。事變消息傳來，不抵抗的命令由他直接下達，“力避沖突，這是日本人的挑釁，不能上當。”“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里，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所以，丟失東北的歷史責任，他當然要領一份。

但人在南京的蔣介石，是最大的責任人。

當時的東北早已宣布服從南京政府的領導，并約定東北外交完全歸中央辦理。甚至有時候我在想，如果東北軍當時還沒有服從南京政府的領導，因為東北是它唯一的地盤，怎么樣都會抵抗。只要抵抗，日軍就極大可能失敗。

即使人均戰斗力不行，但數量和裝備的優勢那是妥妥的客觀事實，退一萬步，抵抗成什么樣，也比不抵抗強啊。

明明可以抵抗，而且大概率能夠抵抗成功，但就是不抵抗。蔣介石在列強面前的表現連慈禧太后都不如。國民黨在政治上的腐敗，和晚清比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日本關東軍為什么就敢冒險呢？

看看蔣介石在“九一八”前后的不抵抗言論，就知道關東軍在寡不敵眾的情況下軍事冒險的底氣從何而來了。

顧維鈞的回憶錄：“早在沈陽事件之前的夏天，他（指蔣介石）就在廬山舉行擴大會議，討論當時提出的特別是少帥在東北的集團提出的對日采取強硬態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員長是個現實主義的政治家，他覺得必須對日談判”。

這段話表明，張學良曾提出對日采取強硬態度和直接抵抗的政策要求，但被蔣介石否決了，畢竟雙方有約外交由南京政府管。

早在“九一八”之前，東北當局就已預料到日本將要在東北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張學良多次向中央政府請示匯報。即使在情況最嚴重的時候，南京仍指示東北當局：“無論日軍此后如何在東北挑釁，我方應不抵抗，力避沖突。”

不抵抗的命令雖然是由張學良直接下給東北軍的，但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對張學良產生了重大影響，也是事實。

被一眾國粉廣泛引用為蔣介石開脫責任的張學良晚年接受采訪的那段話，雖然也承認了自己“命令東北軍不抵抗，以求暫時避其鋒芒，后來我的確錯了。”但他也提到了“中央的不抵抗態度的確是沒有責任感”。他說的也只是“不能把責任全部扣在中央政府頭上”，而不是南京政府和蔣介石沒責任。

而且因為蔣介石長期堅持不抵抗政策，這才有了到1936年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的西安事變?？梢?，在不抵抗的立場上，張學良和蔣介石還是有很大區別的。如果說張學良是判斷失誤，加上對老蔣的遵從，但蔣介石是頑固透頂地長期堅持不抵抗。

說到底，張學良的不抵抗命令是在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有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三令五申，張學良要是“九一八”那天選擇積極抵抗，也會被蔣介石敕令放棄。

蔣介石面對日本的不抵抗政策，早在1928年的濟南“五三”慘案，就已經形成。1928年5月，蔣介石的日記中就提出了“不抵抗主義”。

5月3日，日軍在濟南殺害中國軍民。4日，蔣介石決定中國軍隊退出濟南，繞道北伐，而且，蔣介石還決定對日道歉。

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是他的一時沖動，不是他一時的認識問題，而是堅持了很長時間。如果從1928年的濟南“五三”慘案開始算起，到1937年的“七七事變”爆發，差不多十年時間沒有做出根本改變。

不抵抗主義，不是蔣介石一個人的決定，這是“四一二”之后的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的主體意志。這就又涉及到國民黨的統治性質及階級基礎了。

我黨對叛變革命后的國民黨定性是代表地主階級以及買辦大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治集團，這個定性肯定是沒錯的。表現在對外政策方面就是軟弱性和依附性。蔣介石集團對于帝國列強的侵略不敢反抗，投降意識濃厚，能妥協就妥協，能讓步就讓步；對內就特別兇殘，對于勞動人民是嚴酷的剝削和壓迫?？词Y介石這句關于圍剿根據地的手令：“各部隊官兵盡量之燒殺”，那是殺氣騰騰，看不到絲毫妥協。

這就是民族危機面前的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路線，并以此作為面對日本侵略不抵抗的依據。

即便是日軍后來全面侵華，并且已經威脅到蔣介石的統治中心，讓蔣介石退無可退，逼迫蔣介石不得不開始抵抗，他走的也是片面抗戰路線，不能也不敢充分發動群眾。因為看不到群眾的偉力，他就不可能有中國必勝的信念，未戰先怯。當然這是后話。

我們還是要再強調一次，本來，如果從“九一八”就堅決抵抗，日本是沒有多大把握發起對中國的侵略的。如果能夠從“五三”運動開始，就不妥協，別搞不抵抗主義，日本關東軍那點兵力面對東北軍，也不敢進行軍事冒險。即使軍事冒險，也會碰得一頭包。

由于“九一八”之前就開始實施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就從偶然事件變成了必然事件，中華民族近代史上的最大劫難就避不開了。

一些國粉美化蔣介石正面戰場抵抗有功，沒有學汪精衛投降，所以說他是民族英雄?？吹竭@種言論，我都想當面唾他。沒有蔣介石的軟弱腐朽，中國本來是有機會避開日本侵華這一劫的。他是此次民族劫難的最大始作俑者。他后來的所謂抵抗，也抵消不了他對民族犯下的罪惡，何況他的正面抵抗一塌糊涂，失去的土地很少有奪回來的。1944年，日本已經在太平洋戰爭陷入嚴重的被動，侵華日軍很多精銳已經抽調去跟美國死磕，蔣介石組織的豫湘桂戰役還能慘敗大敗。這次戰敗的結果是中國失去了外蒙，要以外蒙為代價換取外來力量的支持。

對外軟弱，這是階級意識決定的骨子里的東西，蔣介石是改不了的。到了抗戰勝利之后，蔣介石兩次拒絕了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由中國接管琉球群島的建議，因為心里依然是怕日本。“天予不取，必受其亂”，不然哪來的釣魚島問題？

蔣介石政府的階級屬性，決定了他不可能以中華民族的利益為最高利益，決定了他即使選擇不抵抗，仍然能夠保證自己小集團的利益。投降而不影響自己的利益，妥協而不會影響自己的生存，這就是妥協派和投降派的決策邏輯。國土大片淪喪，確實也沒耽誤蔣介石幾大家族繼續斂財。

只要能賣出好價錢，國家對他們來說并不是非賣品。

在二戰期間，各國共產主義組織的抵抗意志最為堅決，蘇共、法共，南共、希臘共......，都在納粹占領的情況下，堅持留在本土抵抗到底。而資產階級的政府大多都表現出強烈的動搖性、妥協性和投降意識。這就是不同階級屬性決定的不同表現。

以法國為例，法國的資產階級性質政府，堅持了40天左右就投降了。而戴高樂領導的“自由法國”政權去了英國當起了流亡政府，法共則在淪陷區發動人民繼續抵抗。

我們可以在二戰中的很多個資產階級的國家，看到蔣介石和汪精衛的影子。這更加說明，蔣介石政府表現出的不抵抗主義是超越民族的，根源是它的階級性質，是它所代表的階級利益。

蔣介石在“九一八”爆發之前，1931年8月22日蔣介石在南昌講的那句話：“中國亡于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茍延殘喘，若亡于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已經給堅持不抵抗政策做了階級動員。這就是蔣介石對于“攘外必先安內”路線所作的階級分析！所以蔣介石的不抵抗主張在他的黨內和政府內部，都能成為主導性的政策。

他們認為，如果中國是赤色的天下，勞動人民翻了身，他們的統治就沒有了基礎。但如果中國被日本人打進來，那他們還有很大的生存和發展空間。

堅持不抵抗，不是蔣介石認識糊涂的問題，而是他階級意識“清醒”的表現?？纯唇裉欤覀兙W絡上很多的精美精日精歐精韓精印，密度最高的圈子恐怕就是財經博主。因為拿破侖早就說過，“金錢沒有祖國，金融家不知何為愛國和高尚，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獲利”，其實這是資本買辦的集體意識。

紀念“九一八”，我們不能簡單地流于紀念，停留在憤怒的層次。需要分析“九一八”發生的深層次原因，需要搞清楚為什么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在國民黨政府統治期間，而不可能發生在偉人領導的中共身上。

不能忘記歷史，是為了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不能讓歷史的學費白交。因為人類的最大的教訓就是不吸取教訓，所以導師列寧說“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背叛就意味著自己又要失去，災難又可能重來。

三、我們對歷史的紀念，對歷史教訓的吸取，有著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因為現在就有那么多中國“人”正在跟他們的前輩一樣，選擇背叛中華民族的利益。

時間過去了90多年，我們跟背叛者的斗爭還沒有結束，我們竟然還要跟形形色色的投降派在中國的網絡國土上和現實世界里進行苦戰。其中，還有那么多的親日派，為著日本的利益做著傷害中國人的事情，甚至現在的網絡偽軍比“九一八”前后的文化偽軍表現更為猖獗。

這些問題的存在都在提醒我們，雖然我們的綜合國力特別是硬實力已經今非昔比，但我們不能放松警惕，警鐘依然要長鳴，“九一八”的警報必須要每年都要響起，提醒我們中國人，因為背叛者的存在，中華民族的危險時刻依然沒有過去。

投降派的聲音依然很大。

2018年，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馬上就有人人跪了，呼吁“我們現在向美國投降是代價最小的時候”！

到了美國發起科技戰，投降派的聲音就更大了。堅決不肯投降的華為，反而不斷遭到嘲笑、圍攻、抹黑和詆毀。

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對中國的海洋和環境安全造成威脅，中國互聯網還有很多人給日本的行為洗地。

中國進行《治安管理處罰法》的修訂，有一個三十四條讓他們集體破防。這一條不過是以法律的形式要求不得“在公共場所或者強制他人在公共場所穿著、佩戴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服飾、標志”;不得“制作、傳播、宣揚、散布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論”。這已經對一個中國人最低的要求了。

因為法律的缺位，所以就有人敢在高鐵上當眾辱罵中國人，“中國是個爛國家”“中國人都是垃圾”“中國沒有未來”“中國只會被其他國家欺負”“中國人有病”。而因為制裁傷害中民族感情的法律缺位，“到現在也沒看到當事男子被拘留的消息”，這反而成了他的精神同類們為他的言論進行辯解的理由。

他們極盡詭辯之能事，說什么“傷害民族感情的標準是什么？每個人各不相同”“每個人的愛國閾值不同”。

好吧，正因為他們所謂的每個人標準不同（其實是他們不肯承認中華民族的民族感情），那更需要國家以法律形式制定標準，劃定紅線。這樣就不能再以標準不同挑釁中國人感情而不受懲罰了。

叫囂法律規定不具體的人，早就應該閉嘴了，法律規定不具體，還會有實施細則和部門規章進一步明確具體化，這是中國立法的常識。我一個經常要跟法律和法律專業人士打交道的人，太知道他們的那些詭辯背后的真實目的是什么了。

2011年，南周人物周刊的執行主編徐亮慶（網名西門不暗）在“九一八”那天發了一篇侮辱中國人的微博，沒有受到任何懲罰。

所以，法律漏洞必須補上，這也是這么多年來無數中國人跟背叛者斗爭的階段性成果。背叛者們急了，恰恰說明這一步做對了。不是不應該做，而是做得太晚了，而且力度應該更大，傷害中華民族的精神，侮辱中華民族的感情，情節嚴重的，應該入刑，用刑法進行制裁。

這幫人太過猖獗，他們敢于猖獗的原因是他們的勢力太強。所以，他們一次次在我們與日本歷史仇恨有關的敏感日子搞事情，沖淡紀念日的主題，轉移中國公眾對日本的仇恨關注點，“圍中救日”的老策略屢用不爽屬于是。

2022年的“8·15”日本投降紀念日之前，那位全知全能的前主編，突然炒作已經平靜的蘇州和服事件，成為“8·15”當天的熱搜事件，沖淡了“8·15”紀念日的主題，讓這一天的中國互聯網呈現為中國人嚴重的國人內斗情景。

這一次也不例外。

今年的“九一八”之前，一些人集中炒作高鐵鎖喉事件，小作文飛起，有的題目還極具煽動性：“如果鎖喉女不被制裁，下一個被鎖喉的就是你”。

大爺的，鎖喉女鎖的是侵害中華民族感情的敗類，只有敗類的同類，才會擔心下一個被鎖喉的是自己。這就是典型的不打自招！

他們一邊侮辱或無視中華民族感情，還一邊要偷換概念。他們的手法并不高明，但他們有足夠的資源能夠在特定的時間掀起輿論狂濤。

問題的關鍵在于，為什么他們敢這么猖獗地偷換概念？抗戰時期的漢奸都沒有他們表現這么“理直氣壯”。

中國的抗戰那么艱苦，除了蔣介石政府的投降主義路線之外，還與中國出現大量的投降派有關，光軍事偽軍就有二百三十多萬，加上文化漢奸，買辦資本家，數量更大。

與“九一八”相關，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為什么石原莞爾和板垣征四郎敢于冒險，一是我們前面分析過的，日本關東軍看準了蔣介石政府的不抵抗立場；二是看到了當時的中國國民思想狀態，他們認為中國人的國家意識不強，所以軍事冒險不會遇到真正的抵抗。

“九一八”事變之前，板垣征四郎在他的戰前動員中就提到：“（中國）它是一個同近代國家的情況大不相同的國家，歸根結底，它不過是在這樣一個擁有自治部落的地區上加上了國家這一名稱而已，所以，從一般民眾的真正的民族發展歷史上來說，國家意識無疑是很淡薄的”。

板垣征四郎憑什么做出這樣的判斷？他又不可能去一家家采訪中國的普通老百姓，那自然是主要通過當時壟斷話語權的中國文化精英的言論進行判斷。當時確實有一批文化買辦，長期在到處兜售投降言論和主張。

比如胡適。1915年日本逼迫中國接受《二十一條》條約，胡適大加稱贊。學生發起愛國運動，胡適進而發表《致留學界公函》，罵愛國學生們是“理智失常”，得了“愛國癲”（《胡適全集》第28卷，第129頁）。

【這是七七事變后胡適寫給蔣介石的信，要求割讓東三省給日本?！?/span>

當時像胡適這樣的文人不少。而且，日本在“九一八”之前，長期在中國進行文化和思想滲透。他們出資舉辦大量瓦解中國人國家意識和抵抗意志的報刊。“九一八”事變前，中國純日資或日資援助的報紙已經有很多，東北更是日資報紙最為盛行的地區。

沈陽有1906年創刊、1926年被改組，由佐原篤介接手的《盛京時報》。佐原篤介寫了一本《拳匪紀事》，大肆抹黑義和團，當然是詆毀瓦解中國的抵抗意識，現在中國的恨國黨也動不動把愛國的網民說成是義和團。

1921年由矢野勘在沈陽創辦了《奉天日日新聞》。

大連有1919年創辦的《關東報》、1921年創刊的《滿州報》和1922年創立的《大同文化》。

鐵嶺有1911年由西尾信創刊的《鐵嶺時報》和1917年田采之助創立的《鐵嶺每日新聞》。

長春有1920年創辦的《北滿日報》。

哈爾濱有日本人齋藤竹藏1918年創辦的《極東新聞》，1921創建的《哈爾濱新聞》，還有1922年由中島真雄（他也是沈陽《盛京時報》的創建人）創立的《大北新報》。

其他東北比較大的城市也都有日本人出資創立或資助的報刊。以《申報年鑒》1933統計為據，1932年中國的外資日報共計為58種，日本人就占36種，在東北呈壟斷局面。

這些報刊的目的非常明確：扼殺愛國言論、詆毀中國人愛國熱情，摧毀中國人自信心，挑拔分化中國人。這些報刊雇傭了一大批文化漢奸為其服務，以增強迷惑性。

從甲午戰爭之前，日本就特別重視宣傳，特別舍得在宣傳方面花錢?，F在的日本和一百年前，在重視文化輸出和滲透方面沒有變化。日本戰后數十年，通過各種輿論宣傳，改善日本的國際形象，效果明顯。外務省2020年預算概要里，用于在海外培養“親日派、知日派”等相關的宣傳經費是821億。2021年的預算，把上述內容和國際課題（性別/教育之類）合在一起，是2695億。

日本核污水排海，外務省安排的攻關經費就高達700億日元。

中國是日本對外進行思想和文化滲透的重點目標。

日本諾貝爾獎獲得者、日本京都大學教授本庶佑在公開言論中表示，就算再次開戰，日本仍然擁有戰勝中國的能力。他指出中國雖然已經發展起來，但日本在眾多領域對中國都有滲透，并擁有從內部解體中國的實力。

對于他的這個話，我們不能想當然地就認為是虛張聲勢?？纯粗袊慕炭茣秃⒆拥恼n外讀物都有日本鬼子的元素，學雷鋒插圖是侵華日軍背中國老大娘的擺拍圖片，岳飛被畫成日本浪人的形象，這是大家已經知道的。

毒教材引起社會關注之后，問題依然沒有得到徹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