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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兆梓：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兩條路徑和兩種后果

點擊：  作者：榮兆梓    來源：中國政治經濟學學會青年智庫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4-08-12 13:03:16

 

 

尊敬的李永智院長，尊敬的教科院的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大家下午好！

 

我今天報告原定的題目是：“誰是主流：西方經濟學還是政治經濟學——高校經濟學教學本末倒置現象亟待改變。”這個題目與我們那篇研究報告的題目是完全一樣的。但是，今天我想講的內容應該與研究報告的內容有所區別，報告用很大篇幅討論了高校經濟學的現狀。現在想想，高校經濟專業的現狀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可能不需要花太多的篇幅。今天在這里和這么多專家在一起討論，我覺得就直接把重點放到后面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評價這個事實。

 

很顯然，對于這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大家的評價是有分歧的。一種觀點認為，這是現代經濟學在中國經濟學領域成為主流，這事好得很；但是也有少數人有另外一個聲音，說這事糟透了。我們的觀點是：高校講西方經濟學這門課程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但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高校被邊緣化的處境始終沒有真正改變，這個本末倒置現象必須盡快改變。

 

下面討論的重點是怎么評價這一事實，核心的問題是：如何正確評價西方經濟學，如何建立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主導的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以及這件事對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深遠影響。

 

下面分三個部分討論，第一，從總體上比較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第二，為什么說西方經濟學主導弊大于利；第三，關于積極務實地改變現狀的一些建議。

 

一、

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的理論硬核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但它對于市場價格現象的大量研究還是有合理成分的。所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指導改革開放實踐中，部分借鑒了西方經濟學。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實踐與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教條存在著根本的區別：西方經濟學是徹頭徹尾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它構建了一個理想化的資本主義模型作為對所有經濟問題分析的“參照系”，因此在底層邏輯上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相容。這是這一節的基本觀點。

 

首先要討論一下西方經濟學這個概念，我們不能從字面上說從西方來的經濟學就叫西方經濟學。這里講的西方經濟學，按照經濟學界的約定俗成，指的就是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即所謂新古典經濟學。19世紀70年代以后，因為資產階級經濟學面對馬克思《資本論》的強大邏輯，急于想要拋棄古典政治經濟學，拋棄以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在這樣的情況下，1871年，英國的杰文斯和奧地利的門格爾不約而同地提出了邊際效用概念。然后，1874年瓦爾拉斯寫了《純粹政治經濟學要義》。這三個人的論著被稱作邊際革命，即以邊際這一個經濟學范疇為標志的一場經濟學革命。邊際革命之后，新古典經濟學的體系逐步形成，到1895年，馬歇爾完成《經濟學原理》，一般認為到那個時候，新古典的經濟學已經成型；經濟學終于用均衡價格論“徹底消滅”了勞動價值論。當然，它還沒有最終完成，其中如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論，一開始沒有得到科學的證明，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阿羅-德布魯模型才從學理上證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更重要的是，新古典經濟學講均衡，但是它跟現實之間的矛盾是非常明顯的，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因此就有了凱恩斯革命。1935年凱恩斯《通論》發表，對新古典的均衡模型提出了挑戰：你的理論與現實之間脫離太遠啊。我們把這叫作凱恩斯革命。但是凱恩斯的理論和新古典理論并不是直接沖突的，因為它們的底層邏輯有一些相同的東西。凱恩斯理論講三大心理規律，用三大心理規律來解釋宏觀經濟學的有效需求不足，這和新古典理論硬核中的個體主體、心理主義方法論是一致的。所以到20世紀50年代以后，就出現了由漢森和薩繆爾森等人搞的所謂新古典綜合經濟學，提出了IS-LM模型，即一個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達到均衡的模型，將凱恩斯理論重新拉回到均衡分析的框架里面。到這個時候，一個包含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在內的新古典經濟學基本形成，一般稱作新古典綜合經濟學。這就是大多數人所說的西方經濟學。以下討論也以這個概念為限。

 

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有什么區別？它的特點是什么？我們說，這是兩種經濟學范式，它們的理論硬核截然不同。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硬核，可以用4個關鍵詞來概括：個體主義、理性經濟人、均衡分析和實證主義。每一個都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是對立的。

 

個體主義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社會歷史觀，認為個體行為決定社會制度。那么個體行為是什么決定的？個體行為是由個人的心理規律決定的，心理規律由什么決定？是人性決定的。是人性決定了社會制度的樣貌。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歷史唯心主義，是唯心主義的歷史觀。它和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是對立的。在馬克思看來，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社會存在就是一個由生產方式決定的社會制度，就是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基本矛盾決定的社會體系，一個整體的社會制度環境。在這個制度中生活的人因為特定的社會環境而形成他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特征，是整體決定個體，這是與個體主義截然相反的理論。

 

第二個關鍵詞是理性經濟人。從個體主義出發，認為人的個體行為是一種理性選擇行為，每個人都從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目標出發，通過對成本和收益的計算選擇自己的行為，這種選擇就叫理性選擇。每一個個體的行為都是理性的，但是各人的效用函數不一樣，而且個人的效用函數是相互獨立、互不相干的。這其實是精致個人主義的一種理論表述，是一種披著科學外衣的精致的個人主義。

 

然后是均衡分析。把以上兩個前提拿過來，通過均衡分析法就可以推導出一個社會制度。兩個理性經濟人到一起就要交易，大家都想著要通過交易提高自己的效用，這個交換的結果一定是在雙方的邊際效用等于0的地方達到均衡。邊際效用為零，這意味著在這個點上誰的效用都不能再改變了，不能再提高了，那就達到均衡了，實現“帕累托最優”了。這個就是馬歇爾所說的局部均衡。而瓦爾拉斯把這樣一個局部均衡推廣到整個市場環境，因此就導出了一般均衡。這是一種均衡分析的方法，最后達到均衡狀態，一種理論的“終極狀態”，理論分析的目的也就達到了。新古典經濟學全部理論的基礎就是確定這個均衡點，這跟馬克思主義的矛盾分析法是直接對立的。對馬克思主義來說，一個社會系統的真正的問題是什么？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矛盾，這個矛盾的展開不斷推動著社會進步。歷史終結狀態是不存在的。所以說，這個均衡分析法與矛盾分析法是完全對立的。

 

個體主義、理性經濟人，加上均衡分析法三個東西形成一個閉環。塑造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一般均衡模型，這是表達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硬核的最重要模型，是建立在單一私有制基礎上的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一個經過“美顏”的理想化的資本主義。到這里，這個理論硬核似乎已經完成，后面怎么還要加上一個實證主義？因為新古典經濟學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為對手，要打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光有一個均衡模型還不夠，它還要證明這個均衡狀態才是理論的終極狀態，并證明均衡背后的本質的東西是不可能的，市場均衡價格背后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是不可能的。

 

為此不得不從哲學中找依據。實證主義或者邏輯實證主義的哲學否認經驗背后的本質，否定抽象方法的必要性，認為規律就是現象間的不變的、重復的、穩定的東西，搜集和梳理現象是理論唯一能做的事情，現象背后的本質是不可知的，甚至是不存在的。這個實證主義很厲害，它一下就把透過現象去把握事物本質的任務從科學中清除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一再強調的科學抽象法被完全否定。事物的本質是“形而上”，是不可知的。根據這個方法，薩繆爾森后來提出一個著名觀點，說勞動價值論這個東西沒有用，我用均衡分析已經推導出了均衡價格，要你那個勞動價值論有什么用？那是理論上多余的東西，是可以用“奧卡姆剃刀”剃掉的東西。這樣，新古典經濟學就“徹底”清除了勞動價值論。

 

整個所謂新古典經濟學，它的硬核就是這4個關鍵詞，這個理論硬核是整個西方經濟學的公理性前提，它不需要證明（而且因為效用概念最終被發現不能自圓其說，這個理論硬核事實上也不可能被證明）。不僅如此，它甚至也被西方社會科學當中的許多學科視為是公理性的存在。比如說西方的法學、管理學，甚至道德哲學。在座的很多專家一定讀過羅爾斯的《正義論》，我們看到，《正義論》的論證邏輯也要借用新古典經濟學的這個硬核。

 

總之，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硬核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立場、觀點、方法根本對立。國內有一些學者希望融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現代經濟學理性選擇方法本體”，這種愿望是不可能實現的。

 

當然，西方經濟學也并非只是一個孤零零的硬核，它還有一個在百余年時間里，經過成千上萬的經濟學精英反復鍛造的一個厚厚的保護層，其中多數是對市場現象的歸納和總結，這些理論并不是一無是處。我們要講兩點論。新古典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和有效范圍可以這么去理解：首先，它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產生的經濟理論，它是有實踐根據的，是市場現象的經驗歸納。其次，其理論硬核中關于個人行為的假設也并非完全沒有根據，理性經濟人假設與市場中多數行為主體的特征是一致的，個人效用函數相互獨立也與市場主體“相互間作為外人看待”的事實相符合。它錯就錯在把這些東西當作是從人性中發展出來的永恒的東西了，它是從歷史唯心主義的立場去看這些東西的。但是，這些東西在市場經濟中是基本事實，由此導出的“保護帶”理論自然會有一些合理的東西。再者，新古典經濟學將邊際分析法引入經濟學分析，為現代數學工具在經濟學中的應用開辟了道路，形成了用數理方法研究經濟學的先占優勢。在這一點上，它還是跑在其他經濟學流派前面的。總的來說，新古典經濟學在近百年的保護帶建設中，形成了一系列有關市場現象、市場運動規律的有益成果。

 

我們要把西方經濟學的理論硬核與其保護帶區別開來，一方面要承認二者間的聯系，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它們的區別。西方經濟學研究市場現象的一部分理論成果，是可以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吸收、借鑒利用的。但是它的作用有限度，在關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局性長期性問題上，它的局限性非常明顯。比如說關于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以及它的歷史趨勢。讀《資本論》第一卷我們知道，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是兩極分化，它必然導致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它的歷史趨勢是資本主義必然為新的社會制度所替代。這些是西方經濟學得不出來的結論，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英國女王對經濟學家的質疑便是有力的證據。再比如說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這個現象西方經濟學就沒法解釋；關于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關于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這些都是中國經驗，但是這些東西都不可能靠西方經濟學來解釋。又比如我們現在講五大發展理念，講中國式現代化，講“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東西能不能用西方經濟學去解釋？沒辦法解釋。西方經濟學在所有這些重大問題上都不可能有所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進程是由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引領的。

 

我們隊伍當中有一些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只是思政教育，沒有實用價值；還有一些人甚至認為中國改革和發展是因為引進了、應用了西方經濟學才取得成功的。這些觀點是根本錯誤的。

 

我們不禁要問這些同志，你們從哪一本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里面讀到過集體所有制前提下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讀到過農地三權分置這樣的中國特色的東西，又在哪一本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里頭見到過價格雙軌制下的漸進式改革，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新古典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倡導一步跨越深溝的“華盛頓共識”，這種轉型理論的終極目標指向私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與通過漸進式改革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經驗南轅北轍。

 

說國企改革是西方經濟學的成功，可是西方經濟學的微觀理論何曾討論過市場經濟下探索公有制有效實現形式，又何曾討論過國有控股公司中黨的領導與依法治企相結合的治理結構。公有資本是純粹的政治經濟學范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多種資本形態并存，也只有在政治經濟學的語境中才能展開討論。

 

新古典綜合的宏觀經濟學強調財政手段和貨幣手段，對我們可能有點用處，但諸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用中長期規劃指導社會經濟發展的中國特色的宏觀治理體系，這些難道也是新古典綜合經濟學的成就？中國式的共同富裕道路，發揮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運用共產黨的組織力量和公有制經濟的物質條件，以及精準扶貧等一系列中國式的減貧手段，這些又怎么能記到西方經濟學的功勞簿上呢！

 

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中國共產黨的創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40余年改革開放的實踐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領導作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來源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將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歷史地結合到一起，融合為一體，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不是任何一個別的什么經濟學的范疇。西方經濟學至今仍然對這一具有人類歷史意義的偉大創舉集體噤聲，因為在其理論邏輯的深處，市場化改革的終極目標只能是私有制為主體的資本主義。用西方經濟學教條對照中國經濟，總是發現改革偏離了這個終極目標，以為中國經濟好景不長，隨時有可能崩潰。這就是一部分國外學者一次又一次預言中國經濟崩潰，而一次又一次失敗的理論根源。

 

既然如此，人們憑什么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沒有實用價值，又何來底氣說中國經濟發展成就應該歸功于西方經濟學！

 

二、

西方經濟學主導弊大于利

 

西方經濟學主導高校的經濟學教學弊大于利。雖然說西方經濟學應該一分為二，但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不能搞錯的。高校經濟學科的建設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以政治經濟學為主體，本末倒置有極大的危害性。

 

高校的經濟學專業講西方經濟學有其合理性，不僅可以講，而且必須講。我認為主要是兩點理由。第一點是馬克思主義兼收并蓄的需要。馬克思主義批判吸收人類文明的全部成果形成并且發展自己的理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以供求平衡為起點，直接進入關于商品價值與剩余價值的更加本質的層次。馬克思不是不承認供求矛盾，不承認價格波動，而是以此為分析問題的出發點：供求平衡狀態下商品價值與價格是一致的，那么，這個時候的價值又是由什么決定的呢？這才是馬克思提出問題的起點，所以它并不太注意供求平衡的形成和價格波動的過程。西方經濟學對市場現象，特別是市場供求與價格波動的研究，比政治經濟學更加深入細致。經過近百年的理論建設，在這方面已經形成了一系列有益的成果，是搞市場經濟管理所需要的，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時候應當借鑒的，這是第一個理由。

 

還有一個理由是對外交流的需要。改革開放需要加強對外交流，不管是經濟實踐部門還是理論界都要對外交流。新古典經濟學經過近百年的發展，已經在全球多數國家占據主流地位，占領高校講壇，滲透到各國政界以及各種各樣的國際機構，幾乎成了全世界經濟學家的共同語言。中國經濟學人在改革開放大潮中要與世界交流，要與各國同行對話，要學習先進國家的經濟管理經驗，就必須掌握這種主流經濟學的理論話語。就像我們出國交流需要學英語一樣，沒有共同語言不好交流。

 

但是在高校經濟講臺上大量講授西方經濟學，讓它成為主導力量，是有負面作用的。這個負面作用可以從三個層次去講。

 

第一，從理論層面上講，因為新古典理論的硬核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直接對立，所以，我們的青年學生一旦接受了新古典主義或者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論教條，對馬克思《資本論》的理論體系就會產生天然的懷疑和拒斥。

 

第二，從現實層次上來看，新古典經濟學是理想化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其底層邏輯是證明私有制完全競爭市場的唯一有效性，對于公有制經濟的效率，進而對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持根本否定態度。一個信奉新古典經濟學的專業人才走到哪里，就會把這個理論底色帶到哪里，這背后的風險不能不察。

 

第三，從價值層面講，作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新古典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范式的硬核，是一種打著科學旗號的極端個人主義和極端自由主義，甚至其擁躉也不否認，“剝離倫理”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個缺點。但正是這種不講道德的經濟學，給極端個人主義和極端自由主義穿上了科學的馬甲：我只講科學，無論道德。這對崇尚科學的廣大知識分子的價值觀有很強的滲透力，對“四個自信”具有潛移默化的破壞性。

 

高校經濟學教學已經在20余年的時間里，培養了成千上萬的西方經濟學人才，他們已經源源不斷地涌入國民經濟各個部門，我們的同志對這個方面的負面影響的長期積累，不應該掉以輕心。

 

最近看到有一篇文章，題目是“我們需要建立自己的經濟學嗎？”文章沒有直接給出結論，但明確指出：“主流經濟學作為一種邏輯自洽的科學方法體系，目前還沒有任何經濟學體系可以取代它。”而中國經濟學，應當是“在西方經濟學成熟的方法的基礎上加入中國的倫理學”。之前我還講過另一個案例，一位頗有建樹的中青年學者在獲得“孫冶方經濟學獎”時說：“現代經濟學（即‘西方主流經濟學’——引者注）的思維模式和科學方法已經成為各個年齡段經濟學家的共同語言和主要研究手段。在不到20年的時間內完成學術語言的轉型，這是全體中國經濟學家值得自豪的成就。”

 

這些人把中國經濟學的話語權拱手讓給西方經濟學，還感到十分自豪。所以我說這是令人擔憂的。我們的高等學府年復一年地培養西方經濟學人才，他們只會用美國人提供的經濟學理論語言講述中國故事，只能用西方輸入的經濟學理論芯片去處理中國的數據，把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理解為西方經濟學與中國實際的結合，還美其名曰“與現代經濟學接軌”。這哪里還有什么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這些人不承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成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下完成的，不理解中國經濟學的創新發展只能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框架內才有正確的方向，并形成令世界矚目的成就。缺乏這樣的信念和抱負，我們用什么來建設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又能用什么來回答“強國建設，教育何為”？

 

結論是，西方經濟學在高校經濟學科處于主流地位弊大于利。雖然我們不能說現在高校經濟學的現狀糟透了，但也絕非好得很。顛倒了的主輔關系應當盡快顛倒過來。我們要在吸收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果的同時，對其理論硬核的破壞作用有充分認識，對其在中國經濟研究中的局限性有足夠了解。西方經濟學不應成為中國高校經濟學專業的主流，更不應當主導中國經濟學發展方向。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應當成為中國經濟的主流。西方經濟學可以與政治經濟學在高校經濟學教學中并存，但不應當喧賓奪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導地位不應動搖，被邊緣化的局面要盡快改變。

 

有人質疑我們的觀點，說：都是研究中國問題，大家是自己人，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嗎？

 

這話只說對了一半。高校經濟學科的廣大教師共同奮斗，在科研與教育一線，用自己的學識為中國經濟的繁榮發展貢獻力量，我們當然是自己人。但是，理論方法不同，誰的武器更加精良，還是有區別的。兩種經濟學在高校教學中要分清主次，因為兩者在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上存在重大分歧。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西方經濟學在高校經濟學教學當中逐漸成為主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生存空間就被壓縮了，并且直到今天也未見明顯改觀。事實表明，在西方經濟學主導下兩種經濟學共同發展的局面是不可能形成的。

 

關于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兩種經濟學理論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一種認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是西方經濟學與中國實際和中國傳統的結合；另一種則認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實際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結合。所以，雖然研究對象是一樣的，但是所要構建的經濟學知識體系卻完全不同。最近《經濟研究》發表了一組關于“兩個結合”的文章，其中一些文章直接將“兩個結合”的主語由馬克思主義置換成了西方經濟學。這說明兩種經濟學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

 

有專家提出“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為指導，基于中國的問題和實踐，運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構建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但他所主張的“現代經濟學”卻是包含“個體主義方法論”“理性選擇”“均衡分析”這些核心內容的新古典經濟學。有趣的是，這些學者在講馬克思主義原理與現代經濟學相融合的時候，閉口不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不提馬克思在《資本論》創作中所強調的科學的抽象分析法，以及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理論等核心內容。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理解只是停留在“物質第一性”這個唯物主義的一般原理上。我個人認為這些朋友所主張建立的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與強國建設所要求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并不是一回事。

 

以誰為主導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主次問題，對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來說，它還是個生死存亡問題。新古典經濟學在其底層邏輯上不可能容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西方經濟學主導下，高校政治經濟學的生存空間只會越來越小。我們相信只有在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踐高度契合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導下，高校經濟學科才能真正實現不同理論范式的共存和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繁榮發展。中國經濟學必須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底色。

 

三、

積極務實改變現狀的建議

 

 由于教師隊伍的沉淀和教學管理的慣性，要想改變現狀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嚴峻的形勢又不允許我們急事緩行，所以我們主張采取積極務實的態度去做一些改變。

 

我先講兩點原則性意見。第一個原則，教育與國際接軌應當區分文科理科，實行分類指導，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加強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與國際接軌是改革開放大背景下的必然選擇，方向肯定是正確的，而且成績也是顯著的。問題是不同的學科在與國際接軌的時候應該分類指導，如果缺少了這種分類指導的自覺性，那就會出問題。自然科學類學科與國際接軌，其成功經驗是不是能夠全盤照搬到社會科學？我認為不能。哲學社會科學具有意識形態分歧和更加明顯的國別差異，美國的哲學社會科學教學模式不能照搬到中國，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教育也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與西方全面接軌，包括課程的引進、教材的引進、學術規范的引進，以及人才的引進和使用，都應當有一個適當的度。總的原則就是國際接軌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增強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在社會科學中的主導地位。所謂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一定要以馬克思主義為底色，以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為引領，這是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運動的性質決定的，是由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實踐中的特殊作用決定的。經濟學是如此，其他社會科學也是如此。某種意義上來說，它適用于全部新文科。

 

第二個原則，在堅持馬克思主義主導權的同時，我們一定要講百家爭鳴，一定要堅持“雙百方針”。馬克思主義主導并不是要罷黜百家，獨尊一家。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要批判地吸收不同理論范式的有益成果，在兼容并蓄中來發展，在對內和對外的兩個爭鳴中來提高自己。這里所說的對外的爭鳴就是與不同的理論范式之間的爭鳴，要讓人家講話，要讓人家發表文章、出版著作，這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是有益的，因為我們只有在爭論當中才能提高自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要發展得好，還要更多強調對內的爭鳴，我們學科內部、馬克思主義學術團體內部，要更多通過討論爭論來弄清問題，來加快我們的發展。

 

我還想簡單談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主導的高校經濟學專業的課程體系。你老是講馬克思主義主導，你到底打算構建什么樣的經濟學課程體系？首先要區分基礎課程與應用類課程，要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念方法，結合中國實踐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去創新本學科的基礎理論，要構建有馬克思主義鮮明底色的中國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在此前提下再逐步將這些基本理論滲透到應用經濟學課程的方方面面，這后面的任務可能更加艱巨。

 

關于理論經濟學（包括本科的經濟學專業）課程可以設置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專業基礎課，采取“3+2+2”模式，共計25個學分左右。首先要開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系統課程，包括“政治經濟學原理”（或“《資本論》導讀”）、“當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至少要開設這三門主課才能保證學生全面了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體系化、學理化知識。然后開設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門西方經濟學課程，再加上數理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第二層次是專業必修課程，基礎課程都應該是必修課，在此前提下再加5到6門專業必修課，共計18個學分左右，包括中國經濟史、統計學、會計學、金融學、財政學和國際經濟學等。第三個層次是專業選修課和其他選修課，共計20個學分左右，包括當代經濟學流派、中國經濟思想史、歐洲近代經濟史、《資本論》選讀、調查研究與案例分析方法，以及1—2門學生自選的跨學科課程。

 

這些課程中，一部分是經濟學理論課，一部分是經濟分析的工具性課程，如數理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統計學、調查研究和案例分析方法。經濟史方面的課程也不僅是讓學生了解一般史實，而且要結合經濟學理論學習歷史，讓學生了解經濟學的歷史分析方法。經濟學流派和經濟思想史課程是經濟學理論學習不可或缺的方面，我們的學生只有在了解經濟思想發展的歷史過程以及比較不同經濟學流派的前提下，才有可能逐步掌握理論經濟學的批判思維和研究方法，而這是其參與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必須具備的能力。學習西方經濟學不僅要學新古典經濟學，還應當了解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及凱恩斯主義和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還有未能進入新古典主體框架的增長理論和發展經濟學等。核心的問題是，我們應當教會我們的學生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去觀察和研究問題，去批判地吸收其他流派的經濟學成果。我們的學生要有開闊的眼界，有完整的知識體系，這樣才能夠打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的理論功底，才能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的創新事業中有所作為。

 

當然，改變現狀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們在當前階段的具體建議是：第一，提高經濟類本科專業政治經濟學教學的系統性，使課程調整與教材建設相互促進，加快改革進度。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要盡快修改經濟學《教學質量國家標準》，明確規定經濟學本科專業基礎課至少應包括政治經濟學原理、當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建議將此納入后續的中國經濟學教材建設工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三門課程，以提高政治經濟學教學的系統性。這件事不需要等待新教材的正式出版，可以利用既有教材立即啟動，再在實踐中逐步完善；不能將中國經濟學教材建設的困難當作拖延改變的借口，而應當通過課程調整來刺激教材建設加快進度和提高質量。

 

第二，以端正理論經濟學學科培養方向為突破口，明確馬克思主義理論人才的培養目標，統一開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課程。應當在教學質量文件中明確規定，理論經濟學一級學科中所有二級學科（包括西方經濟學）要統一開設系統的中、高級政治經濟學課程。所有二級學科的碩士研究生要開設中級政治經濟學、中級當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所有理論經濟學的博士研究生也都要研修高級政治經濟學課程，包括《資本論》研讀、當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前沿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高級教程。經濟學專業研究生培養應當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人才為目標，開設的課程應當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主體。相應地，理論經濟學各專業的研究生入學考試也應當規定政治經濟學為必考科目，以保證入學后的教學進度和教學質量。在我們看來，以拔尖人才培養為目標的經濟學“101”計劃也應當按此推進。

 

第三，建議理論經濟學教學指導委員會人員構成按照需求側、任務端導向進行調整，確保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立場的專家在委員會中占多數。目前以高校單方面組織專家委員會的方法有可能強化一些專業“自我復制的人才陷阱”，許多事情依賴目前西方經濟學占優勢的、結構失衡的專家隊伍是很難做成的。

 

第四，正視高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師資凋零的現實，采取措施解決政治經濟學師資短缺和教學質量粗糙問題。一方面，要抓好教師的學習和培訓。一是引導講授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教師重讀《資本論》，自覺提升業務能力，可以提供相應的線上教學來幫助這部分老師的學習，并定期組織考核；二是提倡開辦或由教育部直接組織各種形式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師培訓班或研習班。可仿照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的經濟學“福特班”，組織一年期的博士集訓班。目前各高校政治經濟學教師水平參差不齊，要根據實際情況組織各種形式的短訓班，以結業證書對教師考核提出要求。另一方面，要在學術評價標準上做文章。對政治經濟學教師學術能力的評價標準，也應根據當前實際情況作出調整：一是提高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學術期刊的評級；二是要求馬克思主義理論專業期刊增加政治經濟學發稿比重；三是分開計算理論經濟學與應用經濟學引用頻次并分別排序等。

以上是今天報告的全部內容。感謝聆聽，謝謝！

 

作者簡介：榮兆梓，安徽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文章出處：《政治經濟學報》第29卷（2024年第1期）文章轉載自“CPEER”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