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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習近平主席在與民營企業家座談時，再一次明確了“黨和國家對民營經濟發展的基本方針政策”，強調民營經濟“已經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將一以貫之堅持和落實”。本著列寧倡導的“理論自覺性”，試著談談對于民營企業地位，在理論層面的理解與依據。

毛澤東主席說：“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在現象上是沒有區別的，只在本質上有區別，這就是內部的區別” (《讀艾思奇批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兩種形態，具有一定的經濟現象共性，就是社會化大生產方式。在年輕的時候，馬克思恩格斯就寫出了《共產黨宣言》，宣判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死刑。他們又耗盡畢生的精力，為我們撰寫了《資本論》，詳盡、具體、科學地描述的生產和流通的具體環節與過程。革命導師試圖告訴我們，無論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物質基礎大體一致，在具體表現形式和運作機制上有很多相似之處。

本文將這種形式和機制稱為“社會化大生產方式”，在當時的很多情況下，馬克思籠統使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概念。這并不奇怪，因為當時還沒有出現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社會還處于論證和設計的階段，因而，也不可能出現“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這一概念。現在，我們可以中性地使用“社會化大生產方式”這個概念。

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針對的對象是剝削工人階級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和基本矛盾，并非社會化大生產方式本身。

對于社會化大生產的向往與追求，也是無產階級的夢想，而且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夠把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優勢發揮到極致。社會化大生產方式并非是資產階級獨自創造出來的，“所謂無產階級，就是在資本主義大工業的企業中生產物質財富的階級。”[1] 社會主義將使社會化大生產方式更加強大，“實際的社會主義則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各個方面的一種正確的認識。”[2] 無產階級才是可以打開全部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大門，并且是掌握“那個知道怎樣使用它的”[3]鑰匙的人。

馬克思主義者從不否認或者諱言資本主義的進步性，“資本主義的進步的歷史作用，可以用兩個簡短的論點來概括：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勞動的社會化。” [4] 在對于資產階級的歷史性貢獻做出認可的同時，列寧指出，“承認這種作用的進步性，與完全承認資本主義的消極面和黑暗面，與完全承認資本主義所必然具有的那些揭示這一經濟制度的歷史暫時性的深刻的全面的社會矛盾，是完全一致的。”[5]

毛主席研究認為，社會化大生產運行規律在社會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實現方式既有區別、也有共性 (參見《毛澤東年譜》1959.12.24-26）。他認為“蘇聯消滅階級太早了，不能使用資本家的能力 ”（1956.12.5），并認為“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1956.12.7）。在全國實現了農業合作化之后，毛主席依然非常重視農村經濟的商品化程度，因為這是能否在農村建立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關鍵所在。為此，他鼓勵人民公社多種經營，發展經濟作物，“不要過分強調公社自給，什么都自給，是不行的，交換一萬年也是有的 ”（1958.10.24）。

在理論層面上，認識到“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重要性，就不難理解民營企業可以并應當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緣由。

二、民營企業的廣闊天地

習主席說：“希望廣大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胸懷報國志、一心謀發展、守法善經營、先富促共富，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要堅定不移走高質量發展之路，堅守主業、做強實業，加強自主創新，轉變發展方式，不斷提高企業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努力為推動科技創新、培育新質生產力、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多作貢獻。”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社會生產目的，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迥然不同。我國的社會生產目的是為了解決我國當前的社會主要矛盾，也就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正如毛主席當年所說的，“以勞動增加社會和國家的財富”（1949.12.5），“為了供應人民和國家的需要而存在”（1953.7.9《關于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提高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讓廣大人民占有更多的生活資料。國有企業要遵從這個社會生產目的，其它各類非公有制企業，包括民營企業和外國資本的企業，都必須符合社會主義的社會生產目的，“適應了人民的需要，改善了工人的生活”（1950.5.25）。

在遵循社會主義的社會生產目的這一前提之下，民營企業將迎來廣闊的發展空間。首先是技術創新。任何創新都是有風險的，當人們把羨慕的眼光投向deepseek、哪吒2時，很多人忘記了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有不盡其數的創業者在從事著同樣的努力。成功者只是極少數，絕大多數人都僅僅是在努力地對得起自己。就目前的環境而言，國有企業還很難從事這種高風險的創新活動。國有企業如何創新的課題當然要逐漸解決，但是，民營企業在這個領域，的確大有可為。

其次，民營企業為解決就業問題承擔著極其重要的責任。國有企業當然是眾多年輕人向往的首選崗位，但是，中國人口眾多，每年涌向就業市場的增量極大，完全依靠國有企業解決就業問題，并不是一個現實可行的選擇。民營企業用工靈活，可以滿足年輕人的自我選擇，實現他們的自我實現夢想，環節政府的社會壓力，乃至化解社會矛盾，因而，是不可或缺的。

第三，民營企業還可以在中國企業國際化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和西方的資本主義體制并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勢力，一刻都沒有須臾放棄對于中國體制的仇視。在這種環境之下，如果國有企業大規模國際化，必然會面臨極大的政治風險，甚至成為美國西方制約中國的重要抓手。我們看到了孟晚舟和TikTok在美國西方遭受的打壓，他們尚且是非國有資本，如果換成國有企業，所面臨的打壓，將成倍增加。就目前的國際環境而言，民營企業仍然是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的先鋒官，盡管他們也無法回避美國西方的打壓。

民營企業可以自主選擇企業的發展領域，但是，作為中國的民營企業，還是應當以實業為主，要自覺地防范美國金融產業的侵蝕。并不是說金融產業不重要，但是必須防止美國西方資本主義體制下形成的惡性金融操作現象，為了少數資本家的暴利，瘋狂地從事畸形金融產業，造成實體經濟的空心化，乃至被徹底廢棄。中國的民營企業必須遵守社會主義的社會生產目的，提升民眾的物質福祉，而不能一味地追求金融產業賺快錢，更不能沉迷于金融技巧，走上危害民眾利益的犯罪道路。

三、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方向

習主席說：“黨和國家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黨和國家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這一論點保持了黨和國家政策的一貫性。對待非公有制經濟，毛主席曾經提出，要“有所不同，一視同仁”（1950.5.25），“有所不同者，是國營占領導地位”（1950.5.25），“社會經濟中起決定作用的東西是國營經濟、公營經濟，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所以這些經濟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1948.9《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和結論》）。

鼓勵、支持、引導民營企業的發展，要點在于將其納入社會主義體制。在理論和實踐層面，在承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上存在共性的同時，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二者的根本區別，不容渾水摸魚。不能簡單地認為，只要在社會主義制度前提條件下，不論誰受益，也不論所有制形式是什么，凡是能夠發展生產力的要素和做法，都反映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范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會的向前發展”（《論聯合政府》），在社會主義制度中，國有企業必須控制經濟命脈。

社會實踐在發展，改革是一個不會間斷的過程，“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但是無論如何變幻，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特征這一點，是必須堅持的，“它同現存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當然在于，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先是國家的）基礎上組織生產。”[6] 在無產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實現核心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并最終通過強大的社會組織能力，極大地提高社會生產力。

正如習主席所說：“凡是黨中央定了的就要堅決執行，不能打折扣。”“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對國內外形勢的判斷上來，統一到黨中央對經濟工作的決策部署上來，在困難和挑戰中看到前途、看到光明、看到未來，保持發展定力、增強發展信心，保持愛拼會贏的精氣神。”

注釋：

[1]《新經濟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員會的任務》，《列寧選集》第4卷第578頁，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訂版。

[2] 《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72頁，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

[3] 恩格斯為《資本論第二卷》寫的1885年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03頁，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

[4][5]《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列寧選集》第1卷第234、234頁，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訂版。

[6]《恩格斯致奧托﹒馮﹒伯尼克﹒布雷斯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01頁，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未來研究會常務理事，商務律師；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