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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回想起來，我第一次見到鄧稼先院長的情景，仿佛是在夢中——

鄧稼先的手很涼，有汗，濕漉漉的。

我們握手，互道辛苦，但都有點心不在焉。

當時，我們的注意力都被遠處的那片荒原吸引著。再過一會兒，那里將爆炸一顆原子彈。

那是1983年，在羅布泊的一次地下核試驗前夕，時任核試驗基地政委的胡若嘏介紹我認識了鄧稼先院長。

那里緊張的工作不允許人們有更多的交談。于是，我們相約，改天到他長期工作的位于大西南的研究院，去聽他好好講那秘密歷程中的故事。

沒想到，那是鄧稼先最后一次到羅布泊試驗場；沒想到，那時的鄧稼先已是一位身患絕癥的病人……

永遠的馬蘭花

彭繼超

許鹿希、鄧稼先與他們的子女。（1958年攝于北京）

鄧稼先去世后，

客廳一直保持著原來的模樣……

1993年，在北京花園路鄧稼先家的客廳里，我看到了一盆令人愴然心動的馬蘭花。這是參加核試驗任務的同志特意從羅布泊帶給鄧院長的。馬蘭花旁邊，是鄧稼先的照片——兩手在胸前張開，仿佛擁抱著一顆太陽。馬蘭花已經枯干，曾經濃綠的葉片蒼白得幾乎透明。它像遺像中的主人那樣，把生命和顏色獻給了陽光和時光，但它依然保持著挺立的身姿——那是永生的形象！

鄧稼先的夫人許鹿希教授細心地用白色塑料線把這枯干的馬蘭花纏繞起來，擺放在鄧稼先的遺像前。許教授告訴我：“這花，已經擺了好幾年了。”

在鄧稼先遺像旁的玻璃板下，擺放著一張領獎通知單，上面寫著：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獲獎項目：原子彈的理論突破及武器化，氫彈的理論突破及武器化；獎勵金額：1000元……

那一刻，我突然百感交集，卻又無話可說，只能躬下身來鞠躬，再鞠躬……

許教授告訴我：鄧稼先去世后，客廳一直保持著原來的模樣，這是楊振寧來訪時他們傾心交談坐著的沙發，這是鄧稼先去戈壁灘時背的水壺，這是準備停電時點的蠟燭……

許教授拿著一本書《中國原子彈的制造》，慢聲細語地講述著鄧稼先和他的戰友們的故事，那是永遠活在她心里的故事——

1958年中秋，錢三強找到鄧稼先：“小鄧，我們要放個‘大炮仗’，這是國家絕密的事情，想請你參加，你看怎么樣？”接著，他又嚴肅地說：“這可是光榮的任務啊！”鄧稼先1950年回國后在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于1954年起做數理化部的副學術秘書，而學術秘書就是時任二機部副部長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長的錢三強先生。鄧稼先對錢先生很尊敬，彼此之間也十分熟悉，他深深懂得這次談話的分量。當晚，鄧稼先失眠了。妻子許鹿希見他神情有些異常，問他發生了什么事？“沒有什么，我在調動工作。”鄧稼先平靜地說。他說：“鹿希，往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獻給未來的工作了，做好了這件事，我這一生過得就很有意義，就是為它死了也值得！”

當時30歲的許鹿希并不知道鄧稼先這句話意味著什么，但她懂得鄧稼先要去做的一定是有關國家利益的大事，他一旦選定了目標，就會義無反顧地走到底。雖然當時女兒只有4歲，兒子才兩歲，但許鹿希認為，不能因家里的瑣事讓鄧稼先分心，她寧愿自己默默地承擔一切。她對鄧稼先說：“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鄧稼先是第一批到二機部九局報到的三個人之一，九局后來也叫九所、九院、221廠。1958年8月，鄧稼先研究核武器的秘密歷程在北京城外北郊的一大片高粱地開始。那塊地方劃出來作為他們的院址，叫作三號院。鄧稼先和新畢業的大學生一起，全部投入施工行列。他們毫無怨言地挑土、平地、修路、抹灰、砌墻，修建準備存放蘇聯答應要給原子彈模型的庫房。但后來，原子彈模型沒有等到，蘇聯專家卻撤走了。

1959年6月，二機部劉杰部長向當時的九所組長以上人員交底，他對鄧稼先說：“你要有思想準備，原子彈的理論設計要自己干。”

高粱地上剛剛蓋起的一座灰樓，成了中國核武器研制最早的陣地。鄧稼先和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朱光亞、程開甲、周光召、陳能寬、龍文光、疏松桂等專家先后集結在這里，秘密地進行著原子彈技術的艱難攻關。封存在倉庫中的幾十個麻袋的計算草稿，是鄧稼先率領的理論設計隊伍艱苦攻關的記錄。當年他們最先進的運算工具，就是兩架每秒300次的“烏拉爾”計算機，許多數據還要靠手搖計算機、計算尺甚至是古老的算盤來計算。

許鹿希常常覺得他的眼神空落落的，

似乎不在這個地球上

工作中的鄧稼先。

在那艱難的歲月，許鹿希很快發現，鄧稼先變了。他們1953年結婚。從1954年開始，他們住在中關村的科學院宿舍。許鹿希當時在北京醫學院上班，校門到車站之間是空曠無人的野地。到了晚上，鄧稼先大半是騎著車子到車站來接她，有時兩人也一塊漫步在寂靜無人的小馬路上。到了1954年10月，他們有了一個女兒。1956年11月，他們又有了一個兒子。兩個小寶寶的到來，使他們溫馨的小家庭更加其樂融融。鄧稼先每天下班回來，進門第一件事，便要和孩子玩耍。當女兒剛會叫一聲“爸”的時候，他總要抱起這個不滿周歲的孩子，要她再叫聲，再叫一聲。到后來，孩子們會說的話增多了，他的要求也隨之提高。他不僅要他們重復地叫“爸爸”，還要叫“好爸爸”“非常好爸爸”“十分好爸爸”……這時的鄧稼先仿佛也變成了一個孩子。

從1958年到1959年，僅僅一年時間，一向開朗活潑、被人稱作“娃娃博士”的鄧稼先，剛剛35歲，就變得沉默寡言。晚上回到家里，說話明顯減少了。許鹿希常常覺得他的眼神空落落的，似乎不在這個地球上。有時談起有趣的事，他又恢復了以往的爽朗，不禁開懷大笑，但笑聲往往突然中斷，又走神了。許鹿希很著急，可又知道幫不了他什么忙。后來才明白，鄧稼先回到家里其實并沒有休息，他上床躺著，常常是眼睜睜地望著天花板；有時候，看他眼睛閉了，但許鹿希知道他并沒有睡著。鄧稼先可以不用紙筆，就憑著腦子里背下來的內容去推算公式。常常是有些公式，年輕人在白天推算不出來，晚上鄧稼先回家躺在床上給推算出來了，接下來才是鼾聲大作的沉睡。第二天早晨，鄧稼先帶著令人興奮的消息，騎上自行車到辦公室去向年輕的同事們報告結果。每逢這樣的早晨，他總會在路邊停下來，吃一塊烤白薯或是什么別的東西。鄧稼先很喜歡去品嘗生活中這種別致的樂趣。

1960年，鄧稼先的家搬到剛剛蓋好的花園路一號院宿舍樓。這里離辦公區三號院只有一公里路。他晚上經常加班到深夜。一號院大門關了，年輕同事就把鄧稼先送回家，連人帶自行車從門口的鐵欄翻進去。日夜連軸轉使他們十分疲倦。有一次，鄧稼先講完課后問大家還有什么問題，接著自己便站在黑板前睡著了。無論怎樣辛苦勞累，他們心情都是愉快的。只有一次，鄧稼先產生了深深的自責。有天深夜回家，他看見自己5歲的女兒和3歲的兒子互相摟著，坐在房門外的樓梯上睡著了。工作一緊張，他竟然把妻子值夜班不在家、晚飯時要給孩子開門的事忘記了。他把兩個孩子抱到床上，望著熟睡的孩子，自己不知道該做什么才好。

就這樣，鄧稼先和戰友們夜以繼日，加班加點，靠著那些近乎原始的計算工具，連續進行運算，終于解開謎底、攻破難關，完成了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方案。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發出驚天動地的巨響。

在我國首次核試驗中，鄧稼先和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懷、朱光亞、程開甲、陳能寬等物理學家齊聚羅布泊。一時間，這片沉寂千載的荒原，成了中國物理學界群星閃耀的輝煌星座。

當年美國研制原子彈，曾集中了全世界最卓越的科學家，其中就有愛因斯坦、玻爾、費米等知名科學家。而我們最先來“放炮仗”的是一些像鄧稼先一樣的“娃娃博士”——一批很少有人知道的年輕人。

他們當時雖然沒有驚人的名聲和資歷，但他們以一種比當年大洋彼岸世界上最大的科學集團更強的信心和勇氣向前邁進，和千百萬人共同創造了我國原子彈、氫彈接連爆響的偉大奇跡。

他沖過去的時候，

受到責任感化作的強烈情感所驅使

鄧稼先塑像。

這些年來，我多次拜訪許鹿希教授。鄧稼先家的客廳，一直保持著原來的模樣——沙發、水壺、蠟燭依舊那樣擺放著。有一天，我看那束馬蘭花不見了。許教授告訴我，那花已經完全碎了，她讓攝影家侯藝兵給花拍了照片，放起來了。我再一次拜訪許教授時，特意送給她一幅盛開的馬蘭花的照片。那是核試驗基地攝影家王泗江精心拍攝的。許教授把這照片擺放在鄧稼先的遺像前。每次拜訪，許教授都給我講一些有關鄧稼先的故事，講一些有關中國原子彈、氫彈的故事。記得有一年春節，我們一進門，許教授就給我們看了一個巴掌長的計算尺，她說：“這是一位老同志剛剛送來的，鄧稼先當年讓他買的，這么長正好能裝在口袋里，想起什么問題隨時能拿出來算一算……”

許教授對我說：“鄧稼先做的事情十分保密，過去他從來不說，我也不問。后來，他病了。臨去世前，他的事情公開了。我就想，鄧稼先為這件事情把生命都獻出去了，我要知道那些年他是怎么走過來的。”

從1958年到1986年，鄧稼先在我國核武器發展的秘密歷程中默默奮斗了28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從1986年到今天，他的夫人許鹿希教授又在這一偉大歷程中默默追尋了30多年，天長地久，此情綿綿……

1972年，鄧稼先出任第九研究院副院長，1979年任院長。他離開北京，來到九院的大三線基地——四川綿陽梓潼縣。他在長卿山下一座三居室的紅色磚房里住了14年。

1984年10月16日，在紀念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二十周年時，鄧稼先給九院寫了一首詩表達心中的自豪和喜悅：“紅云沖天照九霄，千鈞核力動地搖。二十年來勇攀后，二代輕舟已過橋。”

鄧稼先多次到羅布泊參與領導核試驗。僅從1972年到1986年進行的19次核試驗中，他10次任試驗黨委委員，其中4次任試驗黨委副書記。

誰也沒想到，一次突如其來的事故成了鄧稼先身體健康的巨大轉折點。有一次，核彈從飛機上投下，降落傘沒打開，沒有爆炸，直接掉在地上摔碎了。核材料有很強的放射性，防化兵找到之后，科技人員立即帶著儀器趕到現場。人們一到跟前，防化戰士就說，快撤快撤！鄧稼先走到跟前，防護人員說前面五十米的地方就是中心點。周圍全是浮土、沙塵，鄧稼先一直向前走，拉都沒拉住，一直走到中心點。走到跟前，他彎腰把那個東西拿起來，看了一下之后又放下。就這一下，誰也說不清就這一下他的身體究竟受到多大的傷害，這是現代醫學水平無法補救的。

鄧稼先從中心點回到遠處的吉普車，見到大家說的第一句話是“平安無事”。為這一句平安無事，他獻出了自己的全部健康和生命。

幾天后，鄧稼先回到北京，住進醫院做檢查。檢查結果表明，他的尿里有很強的放射性，白細胞內染色體已經呈粉末狀，數量雖在正常范圍，但白細胞的功能不好，肝臟也受損。一位醫生說了實話：他幾乎所有的化驗指標都是不正常的。但他只對妻子說，尿不正常。

許鹿希后來知道了情況，跺著腳跟他吵：“你是搞這個的，你又不是不懂，你為什么非要到跟前把它拿起來看一看呢？”鄧稼先說：“這次產品出場試驗是我簽字的，我一定要親眼看看它成啥樣了，以后還要繼續試驗。再一個，我要看看輻射面積有多大。”

許鹿希說：“鄧稼先可以避免這次致命的傷害嗎？他應該躲過這次致命的傷害嗎？和他共過事的熟人、了解他的朋友在他已經逝世許多年后，仍然對這個問題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可是，他一定會去的，這是他世界觀發展的邏輯結果。他沖過去的時候，受到責任感化作的強烈情感所驅使。他想不到別的事情，他顧不得那么多。他腦子里只想趕快知道事故的結果，他來不及考慮個人安危。這就是鄧稼先。”

謝謝，似乎他還在人間，共祝國泰民安

1985年，鄧稼先發現身患癌癥。1986年3月，他預感到生命給自己留下的日子已經不多了。在醫院，他不止一次地對許鹿希說：“我有兩件事必須做完，那一份建議書和那一本書。”他翻著堆在床頭桌上的兩尺多高的書籍和資料，想到什么問題馬上就給九院領導打電話。

從住院到逝世的363天，鄧稼先在病房工作了333天，完成了20多萬字的《群論》和《建議》。專著《群論》是由當年鄧稼先為新進九院的科技工作者輔導授課的“群論基本概念與理論”講義整理而成。他本打算寫40多萬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個月，病痛的折磨使他不得不停下筆來。寫《建議》時，他開始做化療，向血管內點滴藥水，一次治療要好幾個小時，他只能躺著或靠著，邊做治療邊看材料。坐在身旁的許鹿希不斷輕輕地給他擦拭滿頭的虛汗。他和同志們反復商討，并由鄧稼先和于敏二人在1986年4月聯合署名，寫成了一份給中央的關于我國核武器發展的極為重要的建議書。

1996年7月29日，在成功地進行了又一次地下核試驗之后，中國宣布從1996年7月30日起暫停核試驗。這一天，恰是十年前鄧稼先逝世的日子。

鄧稼先逝世三年后，又一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獎金1000元。許鹿希教授把獎金贈給了核武器研究院的青年科協，她同時在信中寫道：

 “……一個人靠脊梁才能直立，一個國家靠鐵脊梁才能挺立。研究院的工作能使中國挺立得更高更強，青年同志們會為自己的工作感到驕傲。同時，在你們身邊有和鄧稼先共事多年，有的至今仍在奮戰不息的元勛們。因此，青年同志們會感到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十分幸福……”

許鹿希，北京大學醫學部教授，是五四運動時著名學生領袖、《五四宣言》起草者許德珩的女兒。在她50歲生日時，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父親給她寫了一首詩：“汝年已半百，如日正中天；學業依時進，教習勤鉆研；兒女能向上，愛國心志堅；夫婿業超群，現代化居先；我年雖近邁，深望你們賢。”詩中對女婿鄧稼先的事業由衷贊賞。據說，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許德珩高興地問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嚴濟慈：“原子彈是哪些人搞的？”嚴濟慈回答：問你的女婿去。許德珩這才知道鄧稼先承擔了這么重要的工作。1986年，鄧稼先逝世時，許德珩已96歲。正在生病住院的老人涕淚交流，他親筆題寫了大幅白綾挽幛：稼先逝世，我極悲痛。

親人不會忘記鄧稼先，祖國不會忘記鄧稼先，人民不會忘記鄧稼先！

2004年，中國原子彈爆炸成功40周年、鄧稼先誕辰80周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鄧稼先文集》和許鹿希教授率子女等撰著的《鄧稼先圖片傳略》。2014年，中國原子彈爆炸成功50周年、鄧稼先誕辰90周年之際，許鹿希教授率子女鄧志典、鄧志平和孫子鄧昱友撰著的《許身國威壯河山——鄧稼先傳》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清華大學原創話劇《馬蘭花開》2013年成功公演，2014年又專程到核試驗基地演出。舞臺上，滿頭銀發的“鄧稼先”飽含熱淚，與他的同事、親人和摯友一一話別：

 “如果要我再來一次的話，我還愿意再做中國西部戈壁灘上那一朵小小的馬蘭花！用我全部的生命凝聚成那一瞬間的光芒，用它照亮這腳下生我養我的土地，用它照亮這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民族，用它照亮這民族用血與火所澆鑄的共和國，還有永不停息的強國夢想！”

今年7月29日，是鄧稼先逝世32周年。我把核試驗基地戰友們懷念鄧稼先的詩文轉呈年過90的許鹿希老人。老人在微信中回答：謝謝，似乎他還在人間，共祝國泰民安。

（照片由作者提供 照片制作：殷 欣）

（本文刊于《解放軍報》2018年9月11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