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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中國古代西部邊疆南北治理經(jīng)驗與教訓(xùn)（上）

點(diǎn)擊：  作者：張文木    來源：昆侖策網(wǎng)【作者授權(quán)】，原載《印度洋經(jīng)濟(jì)體研究》  發(fā)布時間:2018-09-20 09:27:31

 

 

【內(nèi)容提要】中國西部以昆侖山為中界分南北兩部分：南部為中國西南邊疆地區(qū)，主要反映了中原王朝與滇緬區(qū)域民族的融合關(guān)系；北部為西北邊疆地區(qū)，主要反央中原王朝與西北民族的融合關(guān)系，而西部邊疆地區(qū)治理本身就是一個涉及中國整體安全且具有高度實踐性的大學(xué)問。論從史出，本文試從秦漢以來兩千多年的歷史中總結(jié)其中“百世不磨”[1]即帶有規(guī)律性的經(jīng)驗與教訓(xùn)，借鑒當(dāng)下。

 

本文六萬余字，全文刊發(fā)于《印度洋經(jīng)濟(jì)體研究》（云南財經(jīng)大學(xué)印度洋研究中心主辦）2018年第4期。本公眾號獲作者授權(quán)，將分篇發(fā)出，此篇為第一部分。

中國古代西部邊疆南北治理經(jīng)驗與教訓(xùn) 

張文木

 

一、滇緬地緣形勢與中國古代西南邊疆治理：經(jīng)驗與教訓(xùn)——基于中緬邊地歷史變動為線索的考察

（一） 古來天險阻西域，人煙不與中原爭[2]——滇緬地勢及其地緣政治意義

 

緬甸位于亞洲東南部、中南半島西部，其北部和東北部同中國西藏自治區(qū)和云南省接界，東部與老撾和泰國毗鄰，仰光瀕臨伊洛瓦底江。緬甸西部與印度、孟加拉國接壤。緬甸南臨安達(dá)曼海，西南瀕孟加拉灣。緬甸從南到北長約2 090公里，東西最寬處約925公里。地勢北高南低。北、西、東為山脈環(huán)繞。北部為高山區(qū)，西部有那加丘陵和若開山脈，東部為撣邦高原。靠近中國邊境的開卡博峰海拔5 881米，為緬甸最高峰。

 

伊洛瓦底江是亞洲中南半島的大河之一，也是緬甸的第一大河。西部山地和東部高原間為伊洛瓦底江沖積平原，地勢低平。伊洛瓦底江河源有東西兩支，東源恩梅開江（Nmai Hka，中國境內(nèi)稱獨(dú)龍江），發(fā)源于中國境內(nèi)察隅縣伯舒拉山南麓，西源邁立開江發(fā)源于緬甸北部山區(qū)。獨(dú)龍江東南流經(jīng)云南貢山獨(dú)龍族怒族自治縣西境，然后折轉(zhuǎn)西南，進(jìn)入緬甸，過賈岡南流，稱恩梅開江。兩江在密支那城以北匯合后始稱伊洛瓦底江，南流后注入印度洋安達(dá)曼海。

 

伊洛瓦底江全長2 714千米，流域面積43萬平方千米。在伊洛瓦底江東面并與其北南平行的還有薩爾溫江（又名丹倫江），為緬甸最長河流。該江源于中國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稱為那曲。離開源頭后進(jìn)入云南境內(nèi)改稱怒江，入緬段稱薩爾溫江，或丹倫江。入緬后南下在毛淡棉附近，分西、南兩支入安達(dá)曼海的莫塔馬灣，并在河口處兩支流間形成比盧島。不含中國境內(nèi)，河長1 660公里，流域面積20.5萬平方公里。

 

大凡能崛起為國家者，必有方便之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緬甸之于印度，其通往中國的道路要平緩?fù)樤S多，縱貫緬甸北南的伊洛瓦底江——其交通意義相當(dāng)于貫穿中國東西的長江和貫穿中歐和東歐的多瑙河[3]——給緬甸交通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從中國云南昆明經(jīng)保山至瑞麗出境至緬甸，地勢相對平緩開闊，是中緬通商經(jīng)貿(mào)的主干通道，同樣也是中緬關(guān)系中矛盾最為復(fù)雜的區(qū)域，中緬歷史上最劇烈的的拉鋸式?jīng)_突和邊界伸縮，也多集中于這一區(qū)域。

 

順瑞麗江可達(dá)緬甸的伊洛瓦底江并由此直入印度洋，“早在公元前2世紀(jì)時，從中國的四川到印度的交通線已經(jīng)開辟”[4]。西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張騫出使大夏（大夏國都在今阿富汗巴爾赫附近）回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仗，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shù)千里，得蜀買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印度）。騫因盛言大夏大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道便近，有利無害”[5]。

 

《后漢書》說：“海西即大秦，撣國西南通大秦。”[6]大秦即古代羅馬。《新唐書》還說緬甸：“地亦與波斯、婆羅門接，距西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7]

 

中國人古時就知經(jīng)緬甸可入印度至伊朗和地中海。故此，特別是在近代以來當(dāng)西域或東海被困之后，滇緬通道就成了中國與國際聯(lián)系的重要通道；與此相應(yīng)，歷史的中緬甸邊界拉鋸式?jīng)_突，多集中在保山經(jīng)瑞麗至伊洛瓦底江這片開闊和相對平緩的區(qū)域。

 

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看到這一點(diǎn)，他在《亞洲的問題》一文中說：“獲得緬甸使印度得以將邊界向東推延，從而避開喜馬拉雅山脈，打開了向長江上游地區(qū)及中國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業(yè)影響的通道。”[8]

 

1935年2月，中央紅軍在云貴與蔣軍周旋期間，因北上渡江困難中央曾有過建立川滇黔根據(jù)地的設(shè)想[9]，其中的重要考慮就是南下通道暢通。太平洋戰(zhàn)爭中，日本人大老遠(yuǎn)過來展開對緬作戰(zhàn)，也是為了堵住這條通道。中日雙方爭奪最激烈的還是保山至瑞麗的這條主干通道。

 

明代之前，中國東海尚未出現(xiàn)危機(jī)，此前西南方向?qū)τ谥性T王朝而言，只是穩(wěn)邊安民的問題，這可從明王朝在西南設(shè)立的一系列管理機(jī)構(gòu)的命名看出，如“車?yán)镘娒裥渴顾?rdquo;“緬甸軍民宣慰使司”“老撾軍民宣慰使司”等[10]。但到明末，東海倭患蜂起，特別是清兵入關(guān)后，西南便成了各類反清力量的聚嘯之地，緬甸之于中國的地緣政治的戰(zhàn)略意義也隨之上升，漸成為中國大西南諸力量獲取外援的重要通道。

 

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國，東海的制海權(quán)淪入日本之手，民國政府遷至重慶。由此，緬甸通道對于中國抗戰(zhàn)的戰(zhàn)略意義陡然增升。美國地緣政治的重要學(xué)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說：

 

日本的擴(kuò)張勢力差不多完全把我們同俄國和中國的交通截斷了。從俄國和印度到中國的陸路，運(yùn)輸量有限，沒有能夠使中國得到接近必需的軍需。要想最后擊敗日本，大部分有賴于有效地改善這種情況。[11]

 

1937年，在中國東部被全面封鎖的情況下，民國政府遷至重慶后即征云南民工20萬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修成了連接昆明至瑞麗的中國境內(nèi)段公路，進(jìn)入緬甸后又繼續(xù)修建了經(jīng)過緬北的公路，兩段合稱“史迪威公路”[12]，中國由此從境外獲得大量戰(zhàn)略物資，為抗戰(zhàn)勝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除了經(jīng)伊朗進(jìn)入歐洲、經(jīng)巴基斯坦進(jìn)入印度洋的通道之外，在中國大西南，由云南經(jīng)緬甸進(jìn)入印度洋的通道也大大提升了緬甸之于中國的地緣政治意義：這在太平洋戰(zhàn)爭期間開出的滇緬交通運(yùn)輸線所發(fā)揮的重大作用中得到了充分顯示。當(dāng)時若沒有緬甸參與，中國的抗戰(zhàn)就會更加艱難。

 

2011年國家建成渝新歐國際大通道，有了這條通道，中國大西南就有了北上大西北進(jìn)入中亞的出口，如能再進(jìn)一步開發(fā)緬甸相接的傳統(tǒng)通道，這樣，中國大西南這盤棋就下活了。

 

如果將中緬邊境沿北緯25度分為北南兩段的話，中緬邊界的北段為青藏高原南部的高黎貢山所分隔。此段為橫斷山脈西部斷塊帶，印度板塊和歐亞板塊相碰撞及板塊俯沖的縫合線地帶，是著名的深大斷裂縱谷區(qū)。山高坡陡切割深，垂直高差達(dá)4000米以上，形成極為壯觀的垂直自然景觀。與中印間沿喜馬拉雅的陡峭南麓形成的大部分邊界相似，中緬北段邊界也不具有交界國間進(jìn)行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的地理條件。縱觀歷史，中緬之間出現(xiàn)大規(guī)模邊界糾紛的多集中在北緯度以南即云南保山以南與緬甸撣邦以東的地勢相對平緩的邊界地帶。元朝始，緬中邊界爭奪出現(xiàn)日益頻繁的地界拉據(jù)形勢。

 

緬甸地理形勢是南北長東西窄。西面的若開山脈（亦稱阿拉干山脈）和東面的撣邦高原的西東夾擠使緬甸的南北狹長的地形更加突出，這從地緣政治上強(qiáng)化了緬甸國防的脆弱性：中國有多個戰(zhàn)略樞紐，在緬甸，控制了曼德勒，幾乎就控制了緬甸整個國家穩(wěn)定的樞紐。這使得緬甸古代國都和戰(zhàn)場都比較集中在曼德勒一帶。

 

（二） 兩漢至唐宋期間西南邊疆治理及其經(jīng)驗

 

古代中國與緬甸的關(guān)系是中國中原王朝與緬甸古王朝的邊疆推進(jìn)和反推進(jìn)的中磨合而成的。

 

1、西南夷君長以百數(shù)，獨(dú)夜郎、滇受王印——兩漢時期西南邊疆的拓展及其治理經(jīng)驗

 

（1）漢朝廷在西南邊疆的行政設(shè)置及其原則。漢王朝是中原王朝的影響力及與此相伴的國家邊疆在西南方向的早期擴(kuò)展比較快的時期，此前與西南因“道塞不通”而聯(lián)系較少。據(jù)《史記》記載：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shù)，夜郎最大；其西靡莫[13]之屬，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shù)，邛都[14]最大。此皆魋[15]結(jié),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名為嶲[16]、昆明，皆編發(fā)，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shù)千里。自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shù)，徙、筰都[17]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shù)，冉駹[18]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shù)，白馬[19]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20]

 

漢時，巴、蜀、廣漢、漢中四郡開通了，漢廷“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21]。戰(zhàn)國時，楚威王曾派莊蹻沿長江而上，攻取巴郡和黔中郡以西的地區(qū)，兵至滇池。因秦隨后取得巴郡和黔中郡，莊蹻只有“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22]。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為了有效地控制在夜郎、滇等地設(shè)立的郡縣，秦始皇派遣將軍常頞率軍筑路，這條路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五尺道，并在這里設(shè)置了一批官員。漢時，漢廷邊界主動退至蜀地。巴、蜀百姓暗通滇界“取其筰馬、僰[23]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24]。

 

推動中原王朝力量向西南擴(kuò)張的動力是商業(yè)和朝廷對邊疆安全的需要。漢武帝建元初，番陽縣令唐蒙了解到南越人用財物想使夜郎附屬，便上書朝廷，言南越王“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25]，有西南圖霸之心，建言朝廷“以漢之強(qiáng)，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26]。“上許之，乃拜蒙為中將，將千人，食重萬余人，從巴、蜀、筰關(guān)入”[27]。唐蒙至夜郎，勸說夜郎及其周邊小邑接受漢派官員。唐蒙回報后，朝廷在此設(shè)了犍為郡并派工兵開通從僰到牂柯江的道路。司馬相如也進(jìn)言“西夷邛、筰可置郡”，朝廷“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西南夷”[28]。自此漢廷在那里設(shè)置了一個都尉，十個縣，劃歸蜀郡。

 

從漢廷治理西南邊疆的布局看，其策略是眾分其勢，不使一家坐大。具體說就是使夜郎與南越這兩個大邑之間保持力量平衡。唐蒙曾在長安詢問蜀商了解蜀與西南的商道，了解到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唐蒙乃給朝廷上書建議聯(lián)合夜郎制服南越：

 

南越王黃屋左纛[29]，地東西萬余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江，出不意，此，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強(qiáng)，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30]

 

朝廷采納了唐蒙的建議，“乃拜蒙以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余人，從巴蜀筰關(guān)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31]盡管漢廷的西南邊疆大幅南進(jìn)，但司馬遷還是看透這些邊邑“屬國”[32]的對漢廷的兩面性，補(bǔ)充說：“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33]

 

西漢武帝時因北方匈奴大舉南犯，武帝撤銷了在西南夷的官吏，只在南夷、夜郎置留了兩個縣和一個郡。漢廷控制雖退出西南，但在反匈奴的過程中，漢廷對西南的認(rèn)識反而擴(kuò)大到印度。

 

公元前122年（西漢元狩元年），張騫出使大夏[34]歸來，得知大夏東南相距數(shù)千里、邛縣西二千里有“身毒國”即印度[35]。漢廷派有十幾批人從云南方向西尋印度，均在昆明受阻。后南越反叛，漢廷派兵鎮(zhèn)壓后又將原邛都設(shè)為越巂郡，筰都設(shè)為沈犂郡，冉駹設(shè)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其間滇王“其眾數(shù)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36]，他們聯(lián)手與漢廷作對，漢廷出兵消滅了勞浸、靡莫，滇王歸降并“請置吏入朝”[37]。自此漢廷在滇地設(shè)益州郡，“賜滇王印，復(fù)長其民”[38]。司馬遷一語道破漢廷西南治理中扶弱抑強(qiáng)、保持戰(zhàn)略平衡的經(jīng)驗，他說：

 

西南夷君長以百數(shù)，獨(dú)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39]

 

這是一條貫穿整個中國邊境治理中的重要經(jīng)驗，用清乾隆的話說就是：“邊夷固當(dāng)將就了事，以夷治夷；但不可令其騷擾內(nèi)地可也。”[40]

 

行政區(qū)域設(shè)置的第一要義不是發(fā)展經(jīng)濟(jì)，而是政治穩(wěn)定。西南行政建制的確立，是中國西南邊疆形成的物質(zhì)前題，在此前提下漸次形成了中緬關(guān)系。

 

（2）漢朝廷與西南邊疆遠(yuǎn)地的關(guān)系交往及其原則。商業(yè)及隨之興起的邊界磨合，是國家邊界形成的主要形式。公元前5世紀(jì)，瀾滄江、怒江中上游地區(qū)的傣族部落小國組建聯(lián)盟國家，這個聯(lián)盟國家[41]被同時期的漢文典籍被稱為“哀牢”[42]。

 

公元51年（東漢建武元年），其首領(lǐng)率2700戶請求歸順，得光武帝冊封后，“歲來朝貢”[43]。公元69年（東漢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nèi)屬，稱其邑王者七十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44]，東漢明帝“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lǐng)六縣，合為永昌郡”[45]，任西部都尉鄭純?yōu)橛啦亍?ldquo;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lǐng)，鹽一斛，以為常賦”[46]。公元76年(東漢建元初年)，哀牢王叛，“肅宗募越巂、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47]，官軍于次年“大破斬之，傳首洛陽”[48]。

 

漢時與哀牢直接相鄰的是撣國，其地大約在今云南西部德宏地區(qū)和緬甸曼德勒東北部撣邦地區(qū)，其南部是正在崛起的驃國。哀牢的衰落提升了撣國的地位，同時也受到南部的驃國的北擴(kuò)的擠壓。在這南北夾擊中，撣國倒向更為強(qiáng)大的中原漢王朝。

 

公元120年（東漢永寧元年），“撣國王雍由調(diào)復(fù)遣使者詣闕朝賀，獻(xiàn)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 這些雜耍魔術(shù)師自稱為“海西人”，“海西即大秦（即羅馬）也，撣國西南通大秦”[49]。第二年，安帝“封雍由調(diào)為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也”[50]。撣國由此與東漢建立了隸屬關(guān)系，其南方安全也有相當(dāng)?shù)谋Ｕ稀?/p>

 

驃國位于伊洛瓦底江中下游地區(qū)，舊新唐書對它均有記載:

 

驃國，在永昌故郡南二千余里，去上都[51]一萬四千里。其國境，東西三千里，南北三千五百里。東鄰真臘國[52]，西接?xùn)|天竺國[53]，南盡溟海，北通南詔些樂城[54]界，東北拒陽苴咩城[55]六千八百里。[56]

 

華言謂之驃，自謂突羅成，阇婆人謂之徒里掘。[57]

 

阇婆的地理位置大約位于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島或蘇門答臘島，也就是說自緬甸南方的人都稱驃國為“徒里掘”（“突羅成”的變音）。據(jù)考古發(fā)掘，驃國早期遺址在今緬甸馬圭縣東敦枝西約20公里處。公元4世紀(jì)時，驃國進(jìn)入全盛時期，到7世紀(jì)，其統(tǒng)治的疆域已相當(dāng)遼闊，逐漸擴(kuò)大并與南詔國發(fā)生沖突。

 

《新唐書》稱其地“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里。東陸真臘[58]，西接?xùn)|天竺，西南墮和羅[59]，南屬海，北南詔”[60]。《舊唐書》說驃國“古未嘗通中國”[61]；也就是說，在唐之前，驃國與中國沒有直接交往，但它通過與撣國的沖突卻有了與中國的間接交往。

 

東漢末，中原群雄并起，撣國與漢廷隸屬關(guān)系已名存實亡，原永昌郡治下的各部族紛紛自立。撣國在失去漢帝國的軍事支持的同時，也失去了漢帝國的控制，獲得獨(dú)立發(fā)展的自由。

 

公元3世紀(jì)，中原三國鼎立。此間對西南政治影響最大的事件是蜀漢政權(quán)（公元221～263年）的建立與諸葛亮的南征。公元225年，諸葛亮率軍南征，削平地方豪強(qiáng)大姓勢力，平定南中，此地正是東漢永昌郡地，蜀國在此地的治理也以寬穩(wěn)為先。明人楊慎在《滇載記》中說：“諸夷慕武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wù)農(nóng)桑，諸部于是始有姓氏。”[62]

 

此間南面的驃國也在大規(guī)模向北用兵，占領(lǐng)撣國尊莫、東帕一帶的領(lǐng)土，并繼續(xù)向北擴(kuò)張。撣國必須獨(dú)立應(yīng)對驃國的北犯，而諸葛亮南邊寬穩(wěn)為主的治理政策也有利于撣國全力向南對付驃國。為此，撣國(“勐達(dá)光”)借軍事勝利將王城從“勐卯”（瑞麗盆地）南移至“蒲甘姆”（瑞麗江與伊洛瓦底江交匯處往南70公里、今曼德勒省太公城）；此后數(shù)百年，撣族勢力不斷向南伸展，伊洛瓦底江流域很多部族被撣國兼并。為抵御驃國侵?jǐn)_，撣王率傣族軍民沿伊洛瓦底江南下，開墾田地、建立城鎮(zhèn)。

 

2、南詔以兵強(qiáng)地接，常羈制之——唐王朝西南邊疆治理及其經(jīng)驗

 

公元五世紀(jì)，中國中原王朝進(jìn)入強(qiáng)大的隋唐時代，驃國又開始不斷侵?jǐn)_撣國南疆，公元六世紀(jì)中期，國勢強(qiáng)盛的驃國人口猛增,驃國與撣國的沖突不斷升級，公元586年，驃國為尋找新的都城，傾其全國之力北征，一舉攻下?lián)蹏醭瞧迅誓罚瑩蹏帘劳呓猓瑩蹏踝澹òЮ瓮踝澹┘娂娞油鲋涟Ю喂实兀鞯仡^人紛紛自立。至公元7世紀(jì)中葉，處于驃國北面的“自言哀牢之后”的各種勢力在洱海地區(qū)建立了六個較大的民族部落，史稱“六詔”，即蒙舍詔、蒙巂詔、施浪詔、浪穹詔、登賧詔、越析詔。

 

約于公元633年（唐貞觀七年），松贊干布遷都邏些（今西藏拉薩）建立吐蕃王朝。隨后與唐朝在河西、隴右、關(guān)中（今甘肅、青海、陜西一帶）和西域（今新疆、中亞一帶）等地區(qū)進(jìn)行長期爭奪；而南方因撣國瓦解，驃國勢力日盛。這迫使唐廷考慮扶持新的勢力在從吐蕃的后方即云南和今天的北緬一帶牽制吐蕃在西北的擴(kuò)張的同時，也能夠阻止緬地驃國的北犯。

 

公元8世紀(jì)30年代，南詔在唐朝的支持下，合六詔為一，統(tǒng)一了洱海地區(qū)，其地域據(jù)《新唐書·南詔傳》所載：“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63]在此期間，南詔曾先后接受了唐朝委任的“刺史”“臺登郡王”“云南王”“南詔王”“滇王”等封號。南詔國。《舊唐書》說：

 

南詔蠻，本烏蠻之別種也，姓蒙氏。蠻謂王為“詔”，自言哀牢之后，代居蒙舍州為渠帥，在漢永昌故郡東，姚州之西。[64]

 

南詔王姓蒙，蒙舍龍于653年建詔。“高宗時遣使者入朝，賜錦袍”[65]，其子孫、重孫均受大唐賞賜。這時，“自言哀牢之后”的南詔國受到中原王廷有意扶持，并作為平衡正在崛起的吐蕃和南方緬人的新的戰(zhàn)略力量。

 

唐朝開元十六年（公元728年），皮邏閣[66]即南詔王位。在位期間，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并吞了其他五詔，使洱海地區(qū)統(tǒng)歸南詔管轄，將王都從巍山遷至大理，由此建立了統(tǒng)一的南詔國，立都太和城（位于云南大理市南）成為唐廷在西南的橋頭堡。

 

唐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九月，唐劍南兵戰(zhàn)吐蕃于安戎城，敗。南詔首領(lǐng)皮羅閣助唐兵反轉(zhuǎn)取勝，遂求合附近五詔，唐廷許之，唐玄宗冊封皮邏閣為云南王。對此，明人楊慎在《滇載記》有生動記載：

 

皮羅閣之立，當(dāng)玄宗開元十六年[67]。受唐冊封為云南王，賜名歸義。于是南詔浸強(qiáng)大，而五詔微弱。皮羅閣因仲夏二十五日祭先之期，建松明為樓，以會五昭。宴醉后，羅閣佯下樓擊鼓，舉火焚樓，五詔遂滅。閣賂劍南節(jié)度使，求合五詔為一。朝廷許之。于是盡有云南之地。因破吐蕃，卒為邊患。[68]

 

此后，南詔坐大并大舉擴(kuò)張，“在它最盛時，大致上占有今云南及四川、貴州的一部分”[69]。同時，吐蕃勢弱，南詔也“因破吐蕃，卒為邊患”。

 

南詔強(qiáng)大后，隨即與唐王朝產(chǎn)生沖突，引起唐王朝于唐天寶十年（公元750）和十三年（公元754年）兩次出兵征伐南詔，南詔打敗唐軍，使唐喪師近二十萬。自此，南詔“北臣吐蕃”[70]，公元751年，吐蕃封南詔王閣羅鳳為“贊普鐘”（意思是兄弟之國），“號曰東帝，給以金印”[71]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fā)，唐廷力量從西域大幅回縮，南詔借機(jī)北向控制巂州（今西昌），西向控制尋傳（今瀾滄江上游以西至祁鮮山以東）地區(qū)。

 

公元790年吐蕃占據(jù)北庭、安西，自視力量足夠強(qiáng)大，以至向南調(diào)頭轉(zhuǎn)對南詔，這迫使南詔于公元794年（貞元十年），“棄蕃歸唐”[72]，與唐訂立盟約后隨即出兵吐蕃，奪取吐蕃鐵橋（今麗江縣境）等十六城，降其眾十萬。這迫使吐蕃勢力從北庭、安西大幅回撤。吐蕃東擴(kuò)的勢頭得到有效遏止。

 

另一方面，隨著驃國地盤北向擴(kuò)大，“南詔以兵強(qiáng)地接，常羈制之”[73]。南詔成為制衡驃國北方的重要屏障。為了消解唐廷對南詔的支持，驃國“聞南詔歸唐，有內(nèi)附心”[74]。八世紀(jì)末，大體在唐貞元年間（公元785～805年），驃王雍羌亦遣弟“獻(xiàn)其國樂，至成都”[75]。“禮樂征伐自天子出”[76]，獻(xiàn)國樂是驃國內(nèi)附唐朝的最實際的行動。這引起對唐領(lǐng)土有不當(dāng)覬覦的南詔國的警覺。

 

唐大和二年（公元830年）底，南詔兵“逼成都府，入梓州西郭，驅(qū)劫玉帛子女而去。上聞之，大怒。”[77]兩年后即唐大和六年（公元832年），又調(diào)頭南下，“南詔掠其民三千，徙之柘東（今云南昆明）”[78]唐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南詔軍攻驃國屬國彌臣。“此后，驃國的情況很少見于中國的記載”[79]。

 

隨后半個多世紀(jì)的時間里，南詔在西南地區(qū)成了近乎無有制約的獨(dú)立王國。唐大中十三年（859年），南紹王世隆稱帝，實行全民武裝政策：凡十五歲以上的男子全數(shù)征發(fā)從軍，田事由婦女擔(dān)任，長期進(jìn)行掠奪戰(zhàn)爭。在此后的十多的時間里，南詔軍隊兩陷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僖宗時宰相盧攜、豆盧琢對南詔之禍痛心疾首：

 

大中之末，府庫充實。自咸通以來，蠻兩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運(yùn)糧，天下疲弊，逾十五年，租賦太半不入京師，三使、內(nèi)庫由茲空竭，戰(zhàn)士死于瘴癘，百姓困為盜賊，致中原杞榛，皆蠻故也。[80]

 

司馬光評論說：

 

南詔酋龍嗣立以來，為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為之虛耗，而其中亦疲弊。[81]

 

總括唐朝西南邊疆治理，可以看出，南詔國之所以能夠從一個順從中央王朝的地方政權(quán)，最終異變?yōu)閷χ袊纬蓸O大的危害獨(dú)立王國，以至“唐之禍基于南詔”[82]，并不是由于南詔國有什么野心，而是客觀形勢使然。

 

唐廷為扶持南詔坐大有意助其掃清限制南詔的其他勢力。同樣的道理，由于沒有其他力量制衡,南詔又比較順利地實現(xiàn)了四面擴(kuò)張,其結(jié)果遂成唐之邊患。公元897年至公元902年，南詔“在廣西和四川等地與唐交兵不已，使得唐朝感到難招架”[83]。

 

但另一方面，由于南詔連年用兵，南詔“屢覆眾，國耗虛”，唐昭宗天復(fù)二年（公元902年），南詔王舜化貞（公元897～902年在位）死，蒙氏政權(quán)為鄭氏更替，改國號“大長和”。疆域包括今云南全部以及緬甸北部那加丘陵和薩爾溫江以東、老撾北部等地。大長和國維持時間從公元902年至928年，共27年。 五代十國時期又有大天興（興源國，公元928～929年）、大義寧（公元929～937年）等短期政權(quán)。

 

公元937年，后晉通海節(jié)度使段思平聯(lián)合洱海地區(qū)貴族高方、董伽羅滅大義寧國，定都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國號“大理”。轄境今云南全境，四川西南部等地。公元960年，宋朝建立，開寶元年（公元968年），大理致書宋朝廷，要求通好。北宋初期，“宋太祖鑒唐之禍基于南詔，乃棄越巂諸郡，以大度河為界，使欲為寇則不能，為臣則不得”[84]，以至“大理益不通于中國”[85]。

 

3、從“未遑遠(yuǎn)略”到“天戈一指，盡六詔之地，皆為郡縣”——宋元時期西南邊疆治理及其經(jīng)驗

 

宋太祖開寶二年（公元969年），段思聰卒，在位十七年，子段素順立。 時北面的宋廷為全力向北防御“乃棄越巂諸郡”，南面的緬甸驃國更是衰滅，這種“出則無敵國外患”[86]的外部環(huán)境，使大理國祚（公元937年至1253年）也相對持久。但是，在唐末、南宋相對孱弱的歷史條件下，“蒙、段二姓與唐、宋相終始”的持久存在有效的阻隔了來自緬甸蒲甘王朝的侵襲，保證了西南方向在相當(dāng)長的時期內(nèi)的穩(wěn)定和安全。用元人李京的話說就是：

 

云南自古為蜑[87]獠之域。秦、漢以來，雖略通道，然不過發(fā)一將軍、遣一使者，以鎮(zhèn)遏其相殘，慰喻其祁懇而已。所任得人，則乞憐效順；任非其人，則相率以叛。羈縻茍且，以暨于唐，王室屢覆，而南詔始盛矣。天寶以后，值中原多故，力不暇及。五季擾亂，而鄭、趙、楊氏亦復(fù)攘據(jù)。宋興，介于遼、夏，未遑遠(yuǎn)略。故蒙、段二姓[88]與唐、宋相終始。天運(yùn)勃興，文軌混一，欽惟世祖皇帝天戈一指，盡六詔之地皆為郡縣。[89]

 

1253年（蒙古憲宗三年），忽必烈遠(yuǎn)征云南，“天戈一指，盡六詔之地，皆為郡縣”。大理國亡，其祚長達(dá)316年。

 

在中國西南邊疆的域外緬甸方面，與中國“五代十國”（公元907～960年）內(nèi)戰(zhàn)同期，緬甸也因驃國衰落而陷四分裂。驃國瓦碎后，緬甸中部和北方也裂變出許多分散的部落勢力，這為新的政治力量——蒲甘王朝——的崛起創(chuàng)造了條件。

 

蒲甘王朝崛起于欽敦江與伊洛瓦底江匯合處以東的廣大地區(qū)。到11世紀(jì)初，以蒲甘為中心，王朝統(tǒng)治范圍北至密鐵拉、杰沙，南到敏巫，西起蒲甘，東到皎克西。大約從南到北約300公里，東西100余公里。這一地區(qū)也正是驃人活動的中心區(qū)域。《宋史》專列《蒲甘國》，稱“蒲甘乃大國王”：

 

蒲甘國，崇寧五年，遣使入貢，詔禮秩視注輦。尚書省言：“注輦役屬三佛齊，故熙寧中敕書以大背紙，緘以匣襆，今蒲甘乃大國王，不可下視附庸小國。欲如大食、交阯諸國禮，凡制詔并書以白背金花綾紙，貯以間金鍍管籥，用錦絹夾襆緘封以往。”從之。[90]

 

宋崇寧五年是公元1106年。蒲甘王朝至宋已有相當(dāng)?shù)膭萘Α?044年阿奴律陀登上蒲甘王位，憑借其強(qiáng)大的經(jīng)濟(jì)和軍事力量，開始著手統(tǒng)一緬甸的戰(zhàn)爭。1057年，阿奴律陀率軍南下，攻陷直通城，勃固等國歸附蒲甘。由此蒲甘王朝有了出海口。隨后阿奴律陀率軍向西，出兵阿拉干北部。為了防止東北撣人抄后，阿奴律陀又與撣邦交界地如杰沙、太公、曼德勒、八莫等地建筑要塞，派重兵固守。完成對阿拉干北部的征服后，東北部的撣人各邦紛紛稱臣納貢，緬甸首次統(tǒng)一。

 

蒲甘王朝曾兵臨大理城下，不克而退。這次沖突“并沒有引起與大理的戰(zhàn)爭”[91]，但已具有了古代國家戰(zhàn)爭的雛形。

 

真是生不逢時。與大理國的命運(yùn)一樣，就在蒲甘王朝勃勃雄心，壯志未酬之際，強(qiáng)大的蒙古鐵騎從天而降。民族史學(xué)者尤中教授寫道：

 

正當(dāng)宋、金嚴(yán)重對立，整個中國陷于分裂狀態(tài)之中，而云南地區(qū)大理國的白族封建主們與被統(tǒng)治的其他民族的貴族之間也紛爭不已的時候，北方蒙古貴族的勢力崛起了。[92]

 

1253年，成吉思汗聽取郭寶玉“中原勢大，不可忽也。西南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圖金，必得志焉”[93]的建議，蒙古大軍進(jìn)入云南，次年滅大理。公元1267年，大蒙古國分云南為五大部：合剌章、鴨赤、赤科、金齒、茶罕章。1271年（至元八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1273年（元至元十年），忽必烈設(shè)云南行省。《元史·百官七》：

 

云南等處行中書省，即古南詔之地。初，世祖征取以為郡縣，嘗封建宗王鎮(zhèn)撫其軍民。至元十一年，始置行省，治中慶路[94]（今昆明），統(tǒng)有三十七路，五府。[95]

 

忽必烈任賽典赤·贍思丁·烏馬兒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為云南設(shè)立行省的第一任行政長官，統(tǒng)剌章、鴨赤、赤科、金齒、茶罕章等。 云南行省建立起來之后，軍政事務(wù)均由平章政事根據(jù)朝廷命令統(tǒng)一調(diào)度和管理。中央派人來作云南王，權(quán)力在行省之上；在行省之下，在一定數(shù)量的路、府、州、縣范圍內(nèi)，分設(shè)宣慰司[96]都元帥府。“這一來，在多民族而情況復(fù)雜的云南地方，元朝也象內(nèi)漢族地區(qū)一樣，建立起來了一套比較完備的行政組織機(jī)構(gòu)，使之上下層層節(jié)制，保證了元朝封建中央集權(quán)統(tǒng)治權(quán)力的貫徹執(zhí)行。”[97]

 

元初,元廷在今保山設(shè)永昌三千戶，隸大理上萬戶。公元1286年，元廷又設(shè)“大理金齒等處宣撫司”，治所在大理路（治今云南省大理市）后來遷到永昌府（今保山市），地控云南進(jìn)入緬甸主要通道，在戰(zhàn)略上有著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這使金齒地區(qū)在此元明兩代的西南治理中有著特殊的地位。為加化其軍事功能，不久“大理金齒等處宣撫司”升格為“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隸屬云南等處行中書省，管轄今云南德宏州和臨滄地區(qū)西部一帶地區(qū)及緬甸北部地區(qū)。

 

元朝的云南行省功能，隨1274年南宋降元，開始由邊疆防御轉(zhuǎn)為邊疆?dāng)U張。蒲甘王朝即將面臨滅頂之災(zāi)。《元史》卷二百一十《列傳·外夷（三）·緬》載：

 

緬國為西南夷，不知何種。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都不遠(yuǎn)者，又不知其方幾里也。其人有城郭屋廬以居，有象馬以乘，舟筏以濟(jì)。其文字進(jìn)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又次用檳榔葉，蓋騰譯而后通也。[98]

 

明代中國人對緬甸的認(rèn)識就比元代進(jìn)一步明晰。《明史》卷三百十五《列傳·云南土司（三）·緬甸》載：

 

緬甸，古朱波地。宋寧宗時，緬甸、波斯等國進(jìn)白象，緬甸通中國自此始[99]。地在云南西南，最窮遠(yuǎn)。有城郭廬舍，多樓居。元至元中，屢討之，乃入貢。[100]

 

元初，緬國蒲甘王朝（公元894~1369年）已很有聲勢。緬王聯(lián)合建昌金齒[101]諸部與元朝對立。1271年（元至元八年），忽必烈建立元朝，1273年（元至元十年），元廷遣使招緬王入朝，無果。1277年（元至元十四年），緬軍犯云南邊境，雙方發(fā)生沖突。元軍用草原合圍群狼的“合圍把稍”的戰(zhàn)術(shù)[102]徹底解決金齒地區(qū)的抵抗。據(jù)《元史·也罕的斤傳》：

 

元二十一年，（也罕的斤）與右丞相太卜、諸王相五答兒分道征緬，造舟于阿昔、阿禾兩江，得二百艘，進(jìn)攻江頭城，拔之，獲其銳卒萬人，命都元帥袁世安守之。

 

先是，既破江頭城，遣黑的兒、楊林等諭緬使降，不報，而諸叛蠻據(jù)建都太公城以拒大軍，復(fù)遣僧諭以禍福，反為所害，遂督其軍水陸并進(jìn)，擊破之，建都、金齒等十二城皆降，命都元帥合帶、萬戶不都蠻等以兵五千戍之。[103]

 

1279年（至元十九年），元滅南宋，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元兵自云南地區(qū)進(jìn)攻蒲甘國，元軍西出打到伊洛瓦底河邊，攻占太公城[104]和江頭城[105]。次年建都金齒等西南十二部向元軍投降。

 

“元朝軍隊占領(lǐng)太公城，恢復(fù)了大理國后期被緬甸蒲甘王朝控制的一片疆土，于太公城設(shè)太公路，后又于今緬甸撣邦北部的瑞麗江上下周圍地帶設(shè)蒙憐路和蒙萊路”[106]。1287年（元至元二十四年），“云南王與諸王進(jìn)征，至蒲甘，喪師七千余，緬始平，乃定歲貢方物。”[107]緬國與元朝建立朝貢關(guān)系。

 

1297年，元成宗正式“詔封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為緬王”[108]，緬國成為元朝藩屬。1301年（大德四年），緬王被其弟所殺，“蠻賊與八百媳婦國通，其勢張甚。”[109]元軍南征八百[110]，置八百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至此，元邊疆南擴(kuò)至今緬甸的南撣邦及泰國北部的清邁一帶。

 

至此，蒲甘王朝權(quán)力及其治域轉(zhuǎn)入元朝，蒲甘王朝亡。南詔、大理之后，云南地方與朝廷中央嚴(yán)重分離的局面告以結(jié)束。

 

注 釋：

[1]“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后漢書》卷一百十九《南匈奴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后漢書》（第三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7頁。

[2]［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商務(wù)印收館1937年版，第14頁。

[3]多瑙河在歐洲僅次于伏爾加河，是歐洲第二長河。它發(fā)源于德國南部，自西向東流，流經(jīng)奧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羅地亞、塞爾維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摩爾多瓦，烏克蘭，最后注入黑海。馬克思說：“只要看一眼歐洲地圖，就會在黑海西岸看到多瑙河的河口，正是這條發(fā)源于歐洲心臟的河，可以說是天然形成的一條通往亞洲的大道。正對面，在黑海東岸，自庫班河以南，高加索山脈從黑海東南伸向里海，綿延約700英里，把歐亞洲分開。”“誰掌握多瑙河口，誰就掌握了多瑙河，控制了通往亞洲的大道，同時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瑞士、德國、匈牙利、土耳其的貿(mào)易，首先是摩爾多瓦和瓦拉幾亞的貿(mào)易。如果他還掌握了高加索，黑海就成了他的囊中之物；而要關(guān)閉黑海的門戶，只要把君士坦丁堡和達(dá)達(dá)尼爾海峽拿過來就行了。占領(lǐng)了高加索山脈就可以直接控制特拉佩宗特，并通過在里海的統(tǒng)治地位直接控制波斯的北方沿海地帶。”﹝德］馬克思：《帕麥斯頓勛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8頁。

[4]賀圣達(dá)著：《緬甸史》，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頁。

[5]﹝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7頁。

[6]《后漢書》卷一百十六《列傳·西南夷·哀牢》，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后漢書》（第3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4頁。

[7]《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列傳·南蠻·驃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8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42頁。

[8]［美］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quán)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頁。

[9]1935年2月7日，中革軍委發(fā)出《軍委關(guān)于我軍改為以川滇黔邊境為發(fā)展地區(qū)的方針給各軍團(tuán)的指示》，指出：“根據(jù)目前情況，我野戰(zhàn)軍原定渡河計劃已不可能實現(xiàn)。現(xiàn)黨中央及軍委決定，我野戰(zhàn)軍應(yīng)以川、滇、黔邊境為發(fā)展地區(qū)，以戰(zhàn)斗的勝利來開展局面，并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fā)展。”1935年2月16日，黨中央與軍委發(fā)出《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與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告全體紅色指戰(zhàn)員書》，指示：“由于川滇軍閥集中全力利用長江天險在長江布防，攔阻我們，更由于黨與中革軍委不愿因為地區(qū)問題犧牲我們紅軍的有生力量，所以決計停止向川北發(fā)展，而最后決定在云貴川三省地區(qū)創(chuàng)立根據(jù)地。”引自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3、490頁。

[10]﹝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jì)要·云南七》，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5206～5238頁。

[11]［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xué)》，商務(wù)印書館1965年版，第95頁。

[12]史迪威公路是1944年中國軍隊在滇西和緬北大反攻勝利后修通的自印度東北部雷多終至中國云南昆明的公路，在槍林彈雨中為中國抗日戰(zhàn)場運(yùn)送了5萬多噸急需物資，被稱為“抗日生命線”。它從印度東北部邊境小鎮(zhèn)雷多出發(fā)至緬甸密支那后分成南北兩線，南線經(jīng)緬甸八莫、南坎至中國畹町；北線經(jīng)過緬甸甘拜地，通過中國猴橋口岸、經(jīng)騰沖至龍陵，兩線最終都與滇緬公路相接。

[13]靡莫，古代西南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名。

[14]邛都，古代西南少數(shù)民族國名。在今四川省西昌市東南。漢通西南夷，以邛都為越嶲郡。

[15]魋（tuí），古書上說的一種毛淺而赤黃、形似小熊的野獸。

[16]巂（xī），又作越嶲郡,古代中國的郡級行政區(qū)劃之一。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開邛都國而置，治所在邛都縣（今四川西昌東南），轄境相當(dāng)今天云南麗江及綏江兩縣間金沙江以東，以西的祥云大姚以北和四川木里、石棉、甘洛、雷波以南地區(qū)。西漢后期隸屬于益州刺史部。王莽時改越巂為集巂。梁置巂州。隋唐時兩度恢復(fù)越巂郡舊稱。唐末其地入南詔。

[17]筰都，中國古代西南民族，是西南夷的一支。西漢在元鼎六年（前111年），設(shè)立沈黎郡，治所在筰都縣（今四川漢源），

[18]冉、駹（讀音rǎn máng），我國古代西南邊境兩支少數(shù)民族。

[19]白馬，邑名。

[20]﹝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5頁。

[21]﹝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頁。

[22]﹝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5頁。

[23]僰（bó）人”，即濮人，是先秦時期北方中原人對西南諸民族的統(tǒng)稱。“僰”與史書記載的“濮”是一回事。中原人稱西南民族為“濮”，又稱“百濮”。

[24]﹝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5頁。

[25]﹝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頁。

[26]﹝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頁。

[27]﹝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頁。

[28]﹝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頁。

[29]纛dào ：古代用毛羽做的舞具或帝王車輿上的飾物。古時軍隊或儀仗隊的大旗。

[30]﹝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頁。

[31]﹝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頁。

[32]《漢書》：“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合四萬余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顏師古注：“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東漢﹞班固撰：《漢書》卷六《武帝紀(jì)》，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176頁。

[33]﹝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頁。

[34]大夏，中亞古國，其居民可能是印歐人種的東支——塞種人（又稱斯基泰人）的一支，即古希臘文獻(xiàn)所見Tochari。公元前140年左右，塞種人諸部自錫爾河南下，滅了希臘一巴克特里亞王國。中國史籍將主要由塞種人諸部控制的巴克特里亞地區(qū)稱為大夏。

[35]西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張騫出使大夏（大夏國都在今阿富汗巴爾赫附近）回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仗，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shù)千里，得蜀買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印度）。騫因盛言大夏大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道便近，有利無害。”﹝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7頁。

[36]﹝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8頁。

[37]﹝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8頁。

[38]﹝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8頁。

[39]﹝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8頁。

[40]《〈清實錄〉越南、緬甸、泰國、老撾史料摘抄》云南歷史研究所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1頁。

[41]秦朝稱歸附的較大少數(shù)民族和部落為屬邦，到漢代因避劉邦諱，改稱屬國。漢武帝年間設(shè)置了屬國都尉，具體管轄歸附或內(nèi)屬的民族。馬大正主編：《中國邊疆經(jīng)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2、55頁。

[42]《后漢書》卷一百十六《列傳·西南夷·哀牢》，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后漢書》（第3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3頁。

[43]《后漢書》卷一百十六《列傳·西南夷·哀牢》，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后漢書》（第3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3頁。

[44]《后漢書》卷一百十六《列傳·西南夷·哀牢》，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后漢書》（第3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3頁。

[45]《后漢書》卷一百十六《列傳·西南夷·哀牢》，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后漢書》（第3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3頁。

[46]《后漢書》卷一百十六《列傳·西南夷·哀牢》，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后漢書》（第3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3頁。

[47]《后漢書》卷一百十六《列傳·西南夷·哀牢》，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后漢書》（第3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4頁。

[48]《后漢書》卷一百十六《列傳·西南夷·哀牢》，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后漢書》（第3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4頁。

[49]《后漢書》卷一百十六《列傳·西南夷·哀牢》，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后漢書》（第3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4頁。

[50]《后漢書》卷一百十六《列傳•西南夷•哀牢》，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后漢書》（第3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4頁。

[51]上都，唐朝都城長安。

[52]真臘，今柬埔寨。

[53]東天竺，今孟加拉。

[54]些樂城，一說在今云南盈江，一說在云南瑞麗。

[55]陽苴咩城，故地在云南大理附近。

[56]《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列傳·南蠻·驃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舊唐書》（第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6頁。

[57]《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列傳·南蠻·驃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舊唐書》（第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7頁。

[58]真臘，中南半島古國，其境在今柬埔寨境內(nèi)。

[59]墮和羅，一譯墮羅缽底國，古國名，故地或以為在今泰國湄南河下游。

[60]《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列傳·南蠻·驃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8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40頁。

[61]《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列傳·南蠻·驃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舊唐書》（第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7頁。

[62]王五云主編：《大理行記及其他五種·滇載記》，商務(wù)印書館1936年版，第1頁。

[63]《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列傳·南蠻·南詔（上）》，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07頁。

[64]《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列傳·南蠻·南詔蠻》，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舊唐書》（第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1頁。

[65]《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列傳·南蠻·南詔（上）》，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09頁。

[66]皮邏閣（公元697～748年），南詔第四代王，唐朝開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即位，在位20年。

[67]此處可能筆誤，應(yīng)為開元二十六年即公元738年。參閱翦伯贊主編《中外歷史年表》（校訂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235頁。

[68]王五云主編：《大理行記及其他五種·滇載記》，商務(wù)印書館1936年版，第2頁。

[69]朱紹侯主編：《中國古代史》（中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5頁。

[70]《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列傳·南蠻·南詔蠻》，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舊唐書》（第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2頁。

[71]《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列傳·南蠻·南詔蠻》，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舊唐書》（第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2頁。

[72]《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列傳·南蠻·南詔蠻》，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舊唐書》（第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3頁。

[73]《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列傳·南蠻·驃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8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42頁。

[74]《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列傳·南蠻·驃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2頁。

[75]《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列傳·南蠻·驃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5頁。

[76]這句話出自《論語·季氏》：“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zhí)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劉俊田等譯注：《四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頁。

[77]《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列傳·南蠻·南詔蠻》，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舊唐書》（第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6頁。

[78]《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列傳·南蠻·驃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舊唐書》（第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8頁。

[79]賀圣達(dá)著：《緬甸史》，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18頁。

[80]﹝北宋﹞司馬光：《治資通鑒》卷二百五十三，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8227頁。

[81]﹝北宋﹞司馬光：《治資通鑒》卷二百五十三，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8190頁。

[82]﹝元﹞馬端臨：《文獻(xiàn)通考·四裔考》六《南詔》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586頁。

[83]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第3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4頁。

[84]﹝元﹞馬端臨：《文獻(xiàn)通考·四裔考》六《南詔》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586頁。

[85]﹝元﹞馬端臨：《文獻(xiàn)通考·四裔考》六《南詔》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586頁。

[86]《孟子·告子下》，劉俊田等譯注：《四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5頁。

[87]蜑（dàn）獠，均為中國古代南方少數(shù)民族。

[88]“蒙、段二姓”，此指蒙氏南詔國和段氏大理國。

[89]云南民族研究所編：《大理行記校注 云南志略輯校》，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頁。

[90]《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列傳·外國（五）·蒲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宋史》（第1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52頁。

[91]賀圣達(dá)著：《緬甸史》，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33頁。

[92]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學(xué)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頁。

[93]《元史》卷一百四十九《列傳·郭寶玉》，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5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762頁。

[94]

[95]《元史》卷九十一《百官七》，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元史》（第4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7頁。

[96]元設(shè)宣慰司，元代設(shè)置，掌管軍民事務(wù)。它是介于行省與郡縣之間的一種偏重于軍事的承轉(zhuǎn)機(jī)關(guān)，宣慰司長官官稱“宣慰使”。亦有宣慰司都元帥府或宣慰司并管軍民萬戶府者，多設(shè)少數(shù)民族邊遠(yuǎn)地區(qū)，參用土官。明清沿之，以為土官最高職銜。

元代朝廷在邊遠(yuǎn)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置宣撫司，為地方行政機(jī)構(gòu)，掌管軍民之事，為行省與郡縣之間承轉(zhuǎn)機(jī)構(gòu)。宣慰司長官官稱"宣慰使"，是負(fù)有承上啟下的一個地方區(qū)劃的軍政最高長官。

[97]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學(xué)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頁。

[98]《元史》卷二百一十《列傳·外夷（三）·緬》，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1頁。

[99]《明史》卷三百十四《列傳·云南土司（二）·麓川》載：“緬甸，古朱波地。宋寧宗時，緬甸、波斯等國進(jìn)白象，緬甸之名自此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10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25~6526頁。

[100]《明史》卷三百十五《列傳·云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10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9頁。

[101]金齒國，傣族先民在怒江-伊洛瓦底江流域地區(qū)建立的王國，轄地大致相當(dāng)于今云南省德宏州和臨滄地區(qū)的鎮(zhèn)康、永德一帶。13世紀(jì)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隨元軍入緬，將其所見所聞記載在《馬可·波羅游記》中，稱果占璧國為“金齒國”。《元史》：“金齒等處宣撫司，其地在大理西南，瀾滄江界其東，與緬地接其西。土蠻凡八種：曰金齒、曰白夷、曰僰、曰峨昌、曰驃、曰繲、曰渠羅、曰比蘇。按唐史茫施蠻本關(guān)南種，在永昌之南，樓居，無城郭。或漆齒，或金齒，故俗呼其金齒蠻。自漢開西南夷后，未嘗與中國通。唐南詔蒙氏興，異牟尋破群蠻盡擄其人，以實其南東北；取其地。南至青石山緬界，悉屬大理。”《元史》卷六十一《地理志（四）·云南諸路行書省》，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元史》（第二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7頁。

果占璧國，分為前果占壁（567年-762年）和后果占壁（954年-1254年）兩個階段。“果占璧國”。

[102]1259年，忽必烈入蜀，謀臣赫經(jīng)提出“合圍把稍”的戰(zhàn)術(shù)，他在《東師議》中建議：“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為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眾寡，地之險易，敵之強(qiáng)弱，必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fēng)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鶻，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于用奇。”《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列傳·郝經(jīng)》，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元史》（第五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6頁。

[103]《元史》卷一百三十三《列傳·也罕的斤》，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元史》（第五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6頁。

[104]太公城，緬甸古城，位于今緬甸實階區(qū)東北部達(dá)岡一帶，北回歸與東經(jīng)96度相交地帶。參閱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元明時期》，中國地圖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頁。

[105]江頭成，緬甸古城名。故址有幾說：（1）在今緬甸八莫；（2）在今緬甸杰沙附近；（3）在今八莫以南的恭屯（Kaung-ton）。為緬甸北部主要城市之一，當(dāng)水陸交通要沖，古時從云南入緬甸多經(jīng)此。名見《元史。外國列傳》緬國條。據(jù)《新元史·外國列傳》緬國條所述，此城同太公城、馬來城、安正國城和蒲甘緬王城并稱為“緬中五城”。大體位置于北緯25度，東經(jīng)95度之間。參閱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元明時期》，中國地圖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頁。

[106]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學(xué)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頁。

[107]《元史》卷二百一十《列傳·外夷（三）·緬》，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元史》（第二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4頁。

[108]《元史》卷二百一十《列傳·外夷（三）·緬》，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元史》（第二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4~3775頁。

[109]《元史》卷二百一十《列傳·外夷（三）·緬》，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元史》（第二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5頁。

[110]“八百”，亦稱“八百媳婦”，古代地名，在今緬甸撣邦東部，泰國邁清一帶。顧祖禹：“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古蠻夷地。世傳其土酋招妻八百，各領(lǐng)一寨，因名八百媳婦。”﹝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jì)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5011頁。參閱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元明時期》，中國地圖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頁。

 

（作者：張文木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xué)戰(zhàn)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wǎng)【作者授權(qu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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