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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非子》論證了通過“法”與“術”、刑賞分明而治，達到政理之“勢”的必要性，也彰顯了中華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蘊。

“治理”一詞在中國的歷史源遠流長。堯舜時期就有治世的思考。《商君書·修權》有“公私之交，存亡之本”，指出堯舜治理的核心價值即天下為公，正因為如此才能夠建功立業，為天下人所擁戴。但其治理并不以耕種為重心，而是強調對于自然環境的適應和改善，提出了以疏導的方法治理黃河的主張。這是在自然經濟下最早出現的具有現代意義的治理理念。公元前2025年夏啟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出現“奉天罰罪”的習慣法對社會關系的調整，直至西周時期，習慣法中皆有治安管理的內容。

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出現“治理”一詞

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出現“治理”一詞，諸子百家將其用于治國、理政、平天下抱負的抒發。儒家強調“仁政”、“德禮教化”，《孟子》有述“君施教以治理之”，將德禮教化確立為最為基本的治理方式；《荀子·君道》記載：“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進一步將明公義、達公道作為治理秩序建構的根本價值追求，形成了儒家特有的治理文化。而道家則將“無為而治”、“道法自然”作為治理的準則。《老子注·五章》指出，“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才是最好的治理狀態，反之，如果一味地追求“有恩有為”，通過人力的作為施加于萬物，那么，萬物的真實稟性就喪失了，這些物本身也就不存在了。這種由“無為”達至“無不為”之道，將清靜無為，不與民爭的崇高境界，確立為基本的治理模式。與之相區別，法家的治理更為推崇法律化的路徑，宣揚“以法治國”、“廢私立公”。《韓非子》有述“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適，境內必治，任數也。”論證了通過“法”與“術”、刑賞分明而治，達到政理之“勢”的必要性，也彰顯了中華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蘊。

漢朝將“治理”視為秩序、穩定狀態，三國時期將“治理”用于政務、政績

漢朝將“治理”視為秩序、穩定狀態（《禮記·大學》稱“修齊治平”），在專門針對公職人員的建設方面使用了“治理”一詞。《漢書》有述“師古曰‘治安，言治理且安寧也’”。治理是與安定、太平、百姓康樂相并列的秩序價值追求。由《史記》首作“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漢書》有述“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即將安寧、秩序及良好的社會狀態作為治理的核心內容。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治理”一詞主要用于對具體的政務、政績之功的描述，多見于為當時在各個領域的代表性人物所做的傳記當中。三國時期，陳壽所著紀傳體國別史《三國志》中的《魏書》第九卷和第十六卷、《蜀書》第十二卷都有關于治理的記述。《魏書》記述：“《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泰，猛字子豹，并有治理才學。”《蜀書》記述：“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干事，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為巴西太守。”南北朝時期，《南齊書》有“除步兵校尉，出為綏虜將軍、山陽太守，清修有治理，百姓懷之”的記載，《梁書》有述“時承凋弊之后，百姓兇荒，所在谷貴，米至數千，民多流散，篳撫循甚有治理。”皆通過對于政務功績的歷史記載和評判，為社會樹立盡治理之務、成治理之績的典范。

唐朝已經有法與“國家治理”關系的論述，并且出現了財政治理

《隋書》描繪了“治”與“亂”的對比狀態，“自晉氏播遷，兵戈不息，雅樂流散，年代已多，四方未一，無由辨正。賴上天鑒臨，明神降福，拯茲涂炭，安息蒼生，天下大同，歸于治理，遺文舊物，皆為國有。比命所司，總令研究，正樂雅聲，詳考已訖，宜即施用，見行者停。”“伏慧能以國讓，侯莫陳所居治理，或知牧人之道，或踐仁義之路，皆有可稱焉。”闡明了以民生、道德、領土統一、和平安定為核心的治理之道。

唐朝已經有法與“國家治理”（其時指治平狀態）關系的論述，并且出現了財政治理。《周禮疏》有“制灋（法）成治若咎繇”。也即，“汝作士，五刑有服，是咎繇制其刑灋（法），國家治理，故以咎繇擬之。”將律令視為國家治理的基本遵循；而由中國古代民刑合一體例所決定，這一時期的以法為治主要表現為刑法之治。其與現代意義上從民法、刑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出發，全面推進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整體布局相比，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此外，還有從歷史功績角度進行的政務致治的記述，《新唐書》：“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舊五代史》有“善博奕者唯先守道，治蹊田者不可奪牛。誓于此生，靡敢失節，仰憑廟勝，早殄寇讎。”推崇基本的治理規律在致治之美中的重要作用。

《宋史》詳細描繪了治理之世所應當具有的狀態

宋代尤其重視“治道”、“資政”經驗的總結，并細化到具體事務的治理層面，提出“治天下道二”，“未治有四”等治理實施的良諫益策。《宋史》本身就是為總結治國理政的經驗而修纂的，因而，書中詳細描繪了治理之世所應當具有的狀態，大量記述了治國理政的經驗。其中，第三百五十五卷列傳第一百一十四總結了治理天下的兩種途徑，“治天下道二，寬與猛而已。寬過則緩而傷義，猛過則急而傷恩。術雖不同，其蠧政害民，一也。”提出了“未治有四：曰邊疆，曰河事，曰役法，曰內外官政”。并進一步強調了“治道”對于國家的重要意義，指出“故治道不成”，則“萬事隳廢”。

至元朝，紀傳體斷代史《元史》將《治典》內容單獨成篇；并通過改革幣制、治理黃河等一系列舉措，展開了中國古代治理實踐的有益探索。

在明朝，“治理”成為考核舉薦人才的科目

在明朝，作為考核舉薦人才的科目，“治理”被明確列于“考功圖”中，并成為治學修身的核心要義。

《明史》記述：“濟條議，以‘經明行修’為一科，‘工習文詞’為一科，‘通曉書義’為一科，‘人品俊秀’為一科，‘練達治理’為一科，‘言有條理’為一科，六科備者為上，三科以上為中，不及三科者為下。”并專門編纂了“寶訓實錄副本、逐一簡閱、分類編摩、總計四十款”，從創業艱難、勵精圖治、勤學、敬天、法祖、保民，到謹祭祀、崇孝敬、端好尚、慎起居、戒游佚，再到納諫、理財、守法、敬戒、務實、明賞罰、信詔令、慎刑獄、褒功德，詳細闡明了“修德致治之方”，“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此外，還出現了論述“治理”的專著，如徐廣的《談治錄》。

《清史稿》從治理方略出發對各國政體進行了比較

《清史稿》中，從《世祖本紀二》的“焦心勞思，以求治理”，《德宗本紀二》的“一切歸有司治理”，到《時憲志》的“無庸欽天監治理”、《地理志》的“臺省治理”、《禮志》的“胥勤治理”、《選舉志》的“亟思破格求才，以資治理”、《職官志》的“知州掌一州治理”、《食貨志》的“中國主權，華民生計，地方治理”、《刑法志》的“務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藝文志》的“朕稽古右文，聿資治理”和《邦交志》的“俄、日兩國政府歸還中國全滿洲完全專主治理之權”，再到親王、大臣的傳記，以及《循吏傳》、《藩部傳》，都有治理一詞的記載。

《清經世文》中出現了“國家治理之法”的表述，并從治理方略出發對各國國家政體進行比較，反思清末治亂狀況。《清經世文三編》分析了“泰西之立國有三：一曰君主之國，一曰民主之國，一曰君民共主之國”，對西學中有益治理的體制問題進行了論述，也深入探析了“保邦之治理”的主要特點，發現了導致清末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指出“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亦得以下逮”。

但是，在法律制度層面，這一時期仍然強調“國家治理之法與庶司奏績之謨，毋貴乎法古也”，認為“巍峨大國忽焉頹敗，非盡由治理之失法，亦實緣人才之不得”。這也反映了清末制度建設層面的矛盾性與局限性。

“治理”強調“治國理政”之道，有“治平”“治化”“治術”“治本”“治宜”之說

在中國古代，“治理”強調“治國理政”之道。《辭源》將“治”解釋為管理、梳理、懲處、校量、“政治清明安定”，與亂相對；有“治平”（治國平天下）、“治化”（治理國家、教化人民）、“治術”（韓非的致治之術）、“治本”（治國的根本措施）、“治宜”（治理所宜）之說。

其中，可供現代治理理論及實踐發展借鑒的內容包括：其一，法律是治理的基礎。《管子·七法第六》將“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眾”比喻為“左書而右息之”，也即本來用右手書寫的人反而用了左手，事實上強調了法律在治理過程中的基礎性作用。其二，安民是治理之本。班固的《漢書》記述了“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劉安《淮南子》有“為治之本，務在安民”。其三，和諧是治理的目標。《尚書·堯典》：“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古之人君能行之者，莫如帝堯。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韓維在《南陽集》中明確提出，“協和上下，以舉大治”，將和諧作為達至治理之道的重要目標。此外，也強調治理路徑的綜合性以及核心價值體系的作用。

作者：李龍，武漢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資深教授；任穎，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院講師

來源：《北京日報》